《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两个确立”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相互割裂。“两个确立”的本质是党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问题，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要贡献者高度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点和政治优势。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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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交通运输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交通运输的发展本质、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新时代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促进交通运输服务新发展格局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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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观作为诠释历史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评价历史、总结经验的科学方法之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坚持”来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蕴含了党对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群众间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社会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等哲学理论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党百余年时空向度上的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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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重要论述蕴含着文化底蕴与现实观照、思想根基与中国化运用、精神传承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发生机理，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条件。新时代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培育具有综合素质的人为理想要求，坚持人与社会发展的双向互动，以美好生活的实现为目标指向，以人民健康体格为主体保障，以诚实辛勤的劳动为实现途径。这些新思想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人的现代化进程，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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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构成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的基本形式，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构成数字经济创新模式之一。面向创新的推荐系统是企业与用户数据化互动创新的工具，区别于以用户为中心的推荐系统，本文聚焦探讨面向企业-用户互动创新的推荐系统，从数据、系统特征和应用评估三方面分析面向企业-用户互动创新推荐系统的需求，提出由应用场景、数据基础、推荐系统特征及系统评估四部分组成的推荐系统设计框架。该框架分析了产品创新任务对于创新场景、产品属性和应用模块对于营销场景下推荐系统设计的影响，为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推荐系统设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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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制约北京等超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前，北京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职住分离严重，形成大规模的潮汐交通；交通系统效率差距较大；公共交通分担率低，绿色交通水平亟待提高；末端交通服务水平低。造成北京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和交通系统与土地使用的严重脱节。因此，应大力度优化土地使用，基于TOD 发展模式推进北京城市与交通深度融合。宏观层面，依托轨道交通廊道构建轨道上的城市群；中观层面，以综合交通枢纽或轨道站点群为核心构建城市组团，优化都市圈和中心城区空间布局结构、功能结构及开发强度，破解城区过度拥堵和城市功能过度集中问题；微观层面，以轨道站点为核心构建5-10-15分钟生活圈，以此作为生态城市、绿色交通的城市规划设计基本单元，提出了完善TOD 生活圈生活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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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 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
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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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站城融合为内涵的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是推动铁路建设和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高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涉及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铁路主体、社会企业多主体利益。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开发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形成合作共赢局面，是在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市场化实践过程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基于多主体博弈视角，在分析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功能定位、站区选址区位特点基础上，将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分成三类：城市综合体高铁枢纽，一般开发型站区和单一交通功能为主的站区。高铁站区土地综合开发应坚持“分类管理，一站一策”开发策略，根据不同开发类型因地制宜地建立开发模式。城市综合体高铁枢纽型站区宜采用政府主导、统一规划开发模式；一般开发型站区宜采用地方政府与其他主体平等协商，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开发模式；单一交通功能型站区宜采用地方政府给予大量政策支持，吸引其他主体参与的开发模式。沿江高铁汉阳站站区的土地综合开发模式实践探索，初步验证了城市综合体高铁枢纽型站区土地综合开发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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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对我国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化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基于2001-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SBM-DEA 模型测算我国各省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然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在绿色信贷的调节作用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对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及邻地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起到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改善本地及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绿色信贷调节作用下，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均起到推动作用。为提升我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应积极推动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重要作用，重视其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工业绿色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缩小我国区域间工业绿色创新水平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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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作为第三利润源，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学术界尚未有确切结论。本文利用2005—2020 年全国30 个省市的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并根据物流发展的具体因素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步回归和异质性分析，检验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实证得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呈“U”型曲线关系，物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物流业发展规模和结构是导致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呈非线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各省市物流业发展正处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遇期，因此，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端物流产业、加大物流技术研发和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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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扩张柔性是供应链上游能否满足下游订单变化的关键因素。考虑由一个装配企业和两个供应商组成供应链的双源采购问题，基于融入随机生产和规模扩张柔性特点的Newsvendor 模型，构建装配企业和供应商的利润函数，运用Stackelberg 博弈，求解出利润最大化的装配企业订货量和供应商生产量，并分析了不同参数对供应链批量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订货量与生产不确定性负相关，装配企业倾向于将更多的订单分配给生产波动小的供应商。存在一个生产波动的阈值，令生产量与生产不确定性从负相关转化为正相关。生产量和订货量都与生产规模扩张柔性正相关，装配企业应该选择生产规模扩张柔性高的地区建立供应链。供应商在建设初始产能的时候，应该考虑超产概率与生产规模扩张柔性之间的相对大小，当前者大于后者，应该搭建一个大规模的生产线，反之选择小规模的生产线。
为进一步打开企业战略转型过程的“ 黑箱”，综合战略管理、开放式创新、创业孵化等理论，以荣事达企业战略转型案例研究为支撑，提出战略转型过程的创新创业（I-E）模型。研究认为，新创企业的创新创业孵化活动与现有企业的创新创业演化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企业战略转型过程就是创新创业过程；创新是战略转型过程中的内容，是实现新价值创造的根本；创业是战略转型过程中实现新价值创造的形式
之一，决定着战略转型过程的实现路径；创新与创业融合共生，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良性互动并形成核心纽带推动企业战略转型过程持续推进。因此，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应当把创新与创业紧密结合起来，创新业务选择应当把相对应的实现方式纳入决策框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引路人”作用；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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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我国关于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由一人担任（简称“二职合一”）的部署要求，针对“二职合一”尚未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的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等理论，以薪酬激励这一典型的经济型激励方式为切入点，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二职合一”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且主要表现在地方国企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性别和学历等背景特征能够显著调节董事长（党委书记）薪酬激励对“二职合一”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因此，应高度重视并分类推进“二职合一”国有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薪酬激励，并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薪酬确定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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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治理研究
绿色技术范式引领生态文明新形态的演进逻辑与理论意涵
作者：邬晓燕，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生态文明。
李龙鑫，男，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文明。
库恩的经典范式理论，以新范式的兴起与发展为脉络，深入解析了新旧范式更替的演进规律，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有助于理解从工业技术范式到绿色技术范式的演进逻辑、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绿色技术范式萌发，起于工业技术范式发展危机；绿色技术范式确立，要求开展一场生态文明革命；绿色技术范式发展，需要生态文明制度文化重建。工业技术范式及其引领的工业文明危机深重，呼吁有机、整体、综合的绿色技术范式及其引领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应立足技术-自然观、环境话语、科技共同体价值体系、生态文明实践探索四个层面的革新，构建和落实绿色技术范式的理论意涵，引领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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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
作者：范根平，男，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城乡融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城乡对立的根源，明确指出城乡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城乡融合可以阐述为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基础上，破除城乡隔阂，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城乡融合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所做的创新性发展，意在打造城乡发展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城乡共生共荣。就目前来说，破解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持续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努力创设城乡平等发展的条件，扫除城乡融合发展的障碍，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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