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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转译藏地密码的万玛才旦走了,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

京南 观世相 2023-10-12

5月8日凌晨,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因患病医治无效,在西藏逝世,年仅53岁。

噩耗传来,不少人发文悼念,不管是与万玛才旦相熟的人,还是喜欢他电影的人,除了震惊之外,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遗憾,既遗憾于他在创作的旺盛期与世长辞,也遗憾于他作为连接藏地与世界的纽带,自此之后将留下巨大的缺口。

我是很早之前开始看万玛才旦的电影的,包括《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一只羊》、《气球》,后来2021年4月在南京先锋书店的一次活动上,见到了万玛才旦,他很安静,总是在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当我上前搭话告诉他我之前去青海湖骑行的经历后,他突然变得健谈起来,并告诉我,青海湖属羊,冈仁波齐属马,贡嘎属牛,“你可以在羊年再去一次青海湖”。万玛才旦是青海贵德人,谈到他的家乡,他总是有很多话可以说。

那次见面之后,便时常关注万玛才旦的朋友圈,以及他的新作。5月8日的前一天,他还在朋友圈鼓励年轻的电影人。而他在3月底杀青的电影《陌生人》,也成了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作品。

近20年来,万玛才旦拍摄的7部剧情长篇,都是关于藏地的故事,也因为他的电影,“藏地新浪潮”日渐成为一种中国电影的新方法。这一概念提法,最早源自于十多年前,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为万玛才旦导演做的一场电影作品展映。而在“藏地新浪潮”这一概念涵盖的当下最为活跃的一批藏族电影导演,从松太加到拉华加,再到德格才让,几乎都出自万玛才旦曾经的电影创作团队。

万玛才旦之所以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独特存在,虽然与他讲故事的能力和深度有关,毕竟在成为电影人之前,他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作家、翻译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跨时空、跨文化的思想者、记录者、传播者。他所跨越的,既有传统与现代,也有藏文化与汉文化,虽然这两种文化同属于更广阔意义上的东方文化,但内部的鸿沟和张力不可谓不大。而当这样的东方文化不可避免遭遇更为强势的西方文化时,又势必经历另一番冲击与反应。

长期以来,藏地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实体,就成为围观者想象和凝视的对象,经过一番想象与加工,藏地被等同于西藏,并走向了两极化——有时西藏被理想化为一块净土、圣地,是集聚人类一切智慧的宝库,一个完全奉献给佛教实践的田园牧歌式的社会;有时西藏又被妖魔化为一个充满了各种迷信、巫术的地方,一个中世纪的腐朽和罪恶的渊薮,一个令人厌恶的疯狂剥削和压迫农奴的神权政体。而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上角力的加剧,藏地更是成为一种工具,被政客们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提到外界对于藏地的想象,不得不谈到199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一书,该书作者是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西藏和佛教研究教授Donald S. Lopez Jr。这部著作不只在藏学界,而且也在整个世界宗教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Lopez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手法,对历史上和当下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误解、挪用和歪曲做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清算,特别是对当下西方神话化、精神化西藏,将西藏与香格里拉——一个西方殖民主义幻想所创造出来的乌托邦——等而视之,以至于普遍沦为“香格里拉的囚徒”这一现象做了振聋发聩的批判。

这所有的想象与凝视,万玛才旦都看在眼里,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人,万玛才旦既是局内人,也是旁观者,他通过小说和电影呈现的藏地,显然更为真实,也更为复杂与饱满。而这样的努力,又何尝不是在打破普遍存在的对藏地的神话化、精神化的傲慢与偏见?而支撑起这一切的,便是电影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又一个藏地人。

电影人王小鲁在《藏语电影与电影藏语》中这样评论道,万玛才旦打破了藏地生活的景观化,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对于青藏高原的认识,就是单反相机拍摄出来的的美好图片,但是万玛才旦呈现了藏地生活的内在肌理,尤其是《老狗》的城镇面貌,那些灰蒙蒙的社会空间,让我感觉那是当地生活者的重要视线,而不再是旅行者的单调视线。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旅游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我和来自各地的朋友一起徒步穿越了贡嘎山,在途中,脑海里有很多元素,比如最早将贡嘎带入世界视野的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就了香格里拉美丽传说的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当然还有告诉我贡嘎山属牛的万玛才旦。而在藏地行走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也让我更加能体会万玛才旦电影中的那些人,以及藏地文化在他们身体和心灵上留下的深深烙印。

我想,这种丰富性,也是万玛才旦所倡导和试图传达的。因为万玛才旦多次公开表达过跨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这样的跨越,人才能不狭隘,才能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周遭和世界。包括对于“藏族导演”这个标签和“寻根”本身的理解,万玛才旦也选择将其放在更广大的意义层面去阐释。毕竟,在所有的人为的标签和身份之外,我们都有一个更大的、更自然的统一性,也都同处于更大的共同体中。从这个层面来看,万玛才旦无疑完成了对“藏地密码”的转译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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