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 · 人师 | 赵倞:当忆颠沛有灵珠——缪朗山先生学思述略

缪朗山作为“经师”的学术观点与其作为“人师”的典范实践相统一。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心向马列主义，应学生诉求，开设俄文班，利用现代文学课程及各类演讲场合，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刁难与监视，甚至短暂被捕。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期间，他成为武汉大学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一时期，精通多国语文的缪朗山奉行“人民性”和“现实性”的学术进路。1946年8月，他在《中国学术》创刊号上发表论文，题为《文学上独裁和民主之斗争：文学的史的发展之检讨》，署名缪灵珠。他认为，推进文学变革的力量不在于占据优势的“少数人文化”，而系于统治集团文学洪潮洋溢之下的一股潜流——“群众文化”，“人民集团文学是一切文学新运动的源头”。他不落宇宙生成论的窠臼，对希腊神话作社会历史的还原性解释，将奥林波斯神系比喻为写实的“官场现形记”：“我们看到那批懒洋洋不管正事，喝着蜜浆，坐享民间供奉的希腊神，就不由得想起现代的抛官腔，糊涂塞责，早晚喝咖啡牛乳，天天受贿赂的官僚们。”而在当时的局势下，他对古代著名师者苏格拉底的评述，不乏自况意味：雅典哲人既有脱离群众、沉湎于形而上、由现实遁入超现实的一面，又“从形而上的梦里醒来，睁眼看到丑恶的现实”，俨然是“第一个为人民仗义执言而牺牲的学者”。

1947年5月4日，缪朗山在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第三届文艺节五四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谈文学》的演讲。他批评文艺界脱离群众的倾向，主张以“人民性”考察文学，推崇“大众化”，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从个性解放到群众的觉醒，到理论检讨，到人民路线，这路线是对的”；作家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受旁人的威胁，不顾一切的危险，写出他在社会上看到的真实”；文艺界应秉承五四传统，“把文艺从少数人手里交到人民群众手里……作家应该突出个人小圈子，扫清个人英雄主义，为一般文化谋前途，找出路”。

缪朗山逝世后，其遗稿结集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出版。这四卷译文收纳西方文论两千多年来几十位文论大家的经典名作，其中朗吉努斯《论崇高》、但丁《俗语论》、席勒《美育书简》、尼采《悲剧的诞生》，都是首次以汉语译出全文。《俗语论》至今仍只有缪朗山的全帙译文。而他独具灼见，选取九篇卢奇安散文，作为古代现实主义文论路线的代表，至今难见其他汉语译文。他译笔清雅，句意晓畅，善用文言熟语，化解原典的佶屈聱牙，令后学读之欣然。

缪朗山崇尚立足一手材料，强调钻研原典，这种学风也体现在译文当中。因他猝然辞世，美学译稿中有不少篇什未及注明翻译所据文本，甚为遗憾。仅从已标注出处的诸篇，仍能看出他严谨徵实，能得到原文者，即从原文直译，并参考现代语言译本；若原文难寻，则从现代语言译本转译，以解学人近渴。他在选篇时，也充分借鉴同时代国外学者的成果，但并不因陈，而是根据自身的教研需求，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开宗明义的重要著作，而多年来我国学人使用最多的罗念生译本，其极为关键的前五章译文，正是在缪朗山译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而未经修订的译稿，保存在《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的第一卷中。第二章开首的半句话，缪朗山译为“既然摹拟者须摹拟实践中的人”，不仅反映出“摹拟”一词在原文中分词与动词的应和，更将另一分词prattontas译为“实践中的人”（译出注云：“‘实践中的人’或译‘行为中的人’”），极为精审。同时代学者受现代英译影响，未能充分注意“行为、行动、实践”在古希腊语中实为一词，唯有缪朗山据原文译出“实践”这一层意义，无形中为开启一场重大的思想史对话提供了契机。

1950年缪朗山利用寒假撰写《苏联新语言学》。在这本百余页的小书中，他崇尚现实性、人民性的文学理念在学理上得到了深化。为解释语言的流变与孳乳，他提出“机能转借”与“意义极化”两种原理。前者指语言依现实的流变而流变，后者指有些“语根”，其始本来只有一个中性的意义，后来渐渐发展而派生出两个意义对立的字。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武断性只是表象，受制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须从社会历史的观点予以考察。“转借”与“极化”，一纵一横，在缪朗山笔下，洗脱了学理的烦琐与哲思的玄奥，又显现出理论的敏锐与建构的勇气，更与文学思想史上重视语言底层、崇尚表征现实、彻入生活日常的暖流相融汇。

缪朗山在1961—1964年间的课程讲稿，经章安琪整理，以《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为题于1985年出版。全书论述自古希腊罗马至18世纪启蒙运动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凝结了其所学所思，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专著，也是我国西方文论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史纲》的筹备和出版，正值我国学界译介西方文论的两个重要时期。与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等同类型作品相比，《史纲》源于缪朗山的教学与翻译实践，材料详实，亲近原典，义理通彻，其古典至文艺复兴部分一段，尤为丰富；至于法、德启蒙主义时期，则执繁驭简，择其核心人物，详加缕述。

缪朗山治文论，勤于搜集材料，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史纲》绪论指出，文艺理论是根据大量材料造出的理论，材料越丰富，分析越精细和正确，则理论越接近真理。比如柏拉图部分，同时期其他论者大多依《理想国》《法律篇》探讨“摹仿说”与“理念说”，依《伊安篇》《斐德若》探讨“灵感说”与“迷狂说”。唯有他注意到《巴门尼德篇》中的“分有”观念：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告诫青年苏格拉底，哲学的最高境界不应排斥头发、污泥一类的卑鄙事物，它们亦“分有”理式。缪朗山认为，《巴门尼德篇》的这一境界与《会饮篇》循“爱的阶梯”所能达致的最高阶段实为一致，并借用道家概念，称之为“‘齐万物’的广义的美”。他思维通脱灵妙，融贯中西，又单刀直入，发掘出柏拉图并非全然唯心的一面，有力拓展了学术认知，这当然基于他对文献更为圆全细致的掌握。

《史纲》的撰写也与缪朗山的翻译实践密切相契。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三章，往往被近世学者解释为“过失说”。原文中极关键的一句话，缪朗山译为“悲剧人物陷入否运，并非因其邪德败行，而是由于‘错误’”。“由于‘错误’”四字，严格忠实于原文。他吝惜笔墨，近乎质拙，实则有其学理上的考虑。《史纲》将“错误”分为两类——明知故犯与不知而犯，并依托亚氏哲学中的“潜能”与“实现”分别解释性格与情节，暗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悲剧“错误”并不一定总是源于英雄个人，而可能来自家庭、命运、世界，而导向更为雄浑的悲剧观念。而近二三十年来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不再奉“过失说”为圭臬，正与他的直觉相符。

采取比较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例证，是《史纲》的另一显著特色。在探讨莱辛《拉奥孔》“诗画关系”的部分，短短十几页中，缪朗山先后征引十多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信手拈得的诗句，配合诗画理论的曲折绵密，本身已是上乘的比较文学文章。据学生回忆，缪朗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极富感染力，曾用自己的身体摆出过一个惟妙惟肖的拉奥孔造型。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凭着《史纲》这一段锦绣文章，我们仿佛也能看到他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