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理论、问题与实践︱段吉方
摘要：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介入，展现了一种包含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美学乌托邦的理论取向。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仅仅意味着美学转向政治思想，它强调审美与艺术是文化改造和政治主体形塑的重要力量，既突出审美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当代美学和艺术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工具理性的影响，美学和艺术存在着成为单向度思维工具的危机，因此需要从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中吸取“下行通道”的思想资源，其目的是将那种学理和思辨层面的美学真正转化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理论的建构策略。
关键词：当代美学；政治转向；审美乌托邦；现代性
作者简介：段吉方，男，华南师范大学审美文化与批判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项目号：15ZDB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左翼理论家朗西埃、巴迪欧以及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等人的理论影响下，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的理论声音不断凸现，与以往的美学理论转向相比，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的跨学科实践更为明显，审美感性研究与政治批判的思想张力内涵更为丰富。目前，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正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它引起的当代美学问题域的变革以及当代美学理论与思想策略的调整和转换，也引起了美学研究的大范围的思想燃爆，审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多种理论思想交融在美学研究中形成了一种立体观测的理论思想效应，并在审美与政治关联的问题聚焦中呈现出思想批判的散点化表现。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美学思想的延展性与流动性较为活跃，这个政治转向是如何转的？美学转向中的“政治”的概念该如何界定？美学的政治转向对当代美学与艺术实践有哪些启发？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理论辨析，本文从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的理论背景、问题与艺术批评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的思想源流及其理论格局，同时试图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问题做出阐发。
法国当代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 ）
一、美学的政治转向与当代美学的问题域
当代美学自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以来，就不断处于各种理论转向的问题纷争之中，“语言学转向” “文化转向”“后现代转向” “审美转向”等理论转折的声音不断涌现。当代美学每一次的理论转向都是美学问题域的重要变化，同时，也是美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重要变革。当然，各种理论转向在理论内涵、理论边界及其阐释分析的过程中不免有理论上的混乱及其复杂之处。与以往当代美学的理论转向问题相比，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像“语言学转向”那样强调语言、形式、结构、文学性等对于新的文本美学理论创构的作用，也不像“后现代转向”那样，在美学研究中的性别、霸权、阶级、后殖民等思想皱褶中更新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他性政治研究、阶级研究等新的理论问题。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是作为一种美学理论思潮出现并产生影响的，这种美学思潮融合了审美理论、政治思想、文化批判及其理论思辨的多重话语，立足于政治、哲学、审美、日常生活等各种复杂思想活动交会的环节，试图在当代审美经验的冲突中重新建立美学知识论的联系，表现出了明显以理论思辨和美学启蒙向社会政治生活语境掘进的特征。
在理论与思想的层面上，对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起到明显的理论推动作用的是法国左翼理论家朗西埃、巴迪欧以及斯洛文尼亚理论家齐泽克等人的理论，其中尤以朗西埃的理论具有代表性。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把美学的政治转向看作一种基于平等观念的艺术和美学体制的变化，朗西埃在他的著作《美学的政治：可感性的分配》《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歧义：政治和哲学》等著作中，提出一种“感性的再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观念，所谓“感性的再分配”就是强调审美感性在当代社会文化与政治建构中的力量，重视审美感性与政治的审美性之间的思想关联，分析审美感性因素在当代社会决定以及参与政治文化创构的机制，提出：“等级的抽象而任意的象征形式总是具体呈现为可感知的既定事实。在此，社会的目标是可以被预见的， 其根据就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一种关于存在、说话和看的方式。”在朗西埃看来，美学就是可感可见的形式，在社会等级的抽象与政治活动中，这种可见可感的美学具有主体的重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是提出一种美学理论，或者说主要不是在新的美学理论建构层面展现美学理论的建设性主张，而是代表了一种美学理论思潮，涉及的是对美学元话语的重新认知以及对当代美学问题域中的政治与美学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正因为如此，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体现了当代美学问题域的变化，是在政治的美学性质分析和美学的政治阐释中而发生的理论变革。这种理论变革不是“当代”即通常意味着离我们的学术思想较近的晚近时期才有的，而具有明显的理论语境及思想凸显的理论情势。2014年，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编著出版了理论著作《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The AestheticTurn in Political Thought），在这部著作中，十位美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当代美学中审美与政治问题的思想勾连，在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克思以及现代美学视野中，从跨学科、跨文化以及跨美学的角度深入探究了当代美学话语方式的变革以及在理论思辨与理论思想的更新发展方面所展现出的理论范式的变革转折趋势，并广泛涉及了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社会发展所导致的文化领域的变化及其审美研究方向调整。在这部著作的介绍性序言里，康普瑞德斯提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染纠缠在一块，人们已可以谈论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回溯一下，从卢梭到席勒到耶拿浪漫蒂克的欧洲浪漫主义的著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的讨论框架中的审美转向。因此我们正在谈论的可能是一种回归而不是转向，或者说是一种直到更有利条件出现时而出现的一种被延误阻挡的转向。”“转向”意味着某种理论的转折，应该具有某种稳定甚至明确的理论突变的意涵，既从一种理论范式、观念转向其他有区别性的理论范式与观念的转变；“回归”顾名思义，指的是在美学理论中本身包含某种思想意蕴，只不过出于语境、文化或者其他理论观念的推动，美学理论研究的意蕴发生了变化，但经过某种话语转换之后，再度回到原理的理论意蕴上，不是简单的话语重复，而是理论发展发生逆转与新的话语洗礼后的再度阐释。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既是转向也是回归，或者说，简单的转换和所谓的转向其实难以概括这种美学理论新的话语更新与变化的方式，而是在转向（Turn）与回归（Return）的理论张力中展现了复杂的美学思想态势。
像康普瑞德斯提出的那样，当代美学的政治阐释传统自18世纪后期在卢梭、席勒到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已经存在，这个传统也是当代美学的现代性发展传统，是现代审美话语诞生以来美学话语不断深入社会语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在审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凸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审美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在理论层面上的表征就是美学话语在融合现代性审美话语过程中所展现出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变化的结果。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关于民主、政治、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的政治反思，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现代性最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这种组织模式中，社会个体对于自身的迷惘以及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获取面临着危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因此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本身的特征。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现代性之隐忧》则直接地提出，现代性具有政治根源，现代性的出现在政治层面是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极度发展的结果。工具理性主义与严重的个人主义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民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他们宁愿留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和广泛地分配这些手段”。现代性社会的工具主义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即温和的专制主义打开大门，在温和的专制主义下，公民变得更加消极，对公共领域疏离，对政治生活失去控制，所以泰勒指出，在现代性社会发展中，“我们正在危险地失去的东西就是对我们命运的政治控制，就是某种我们作为公民能够共同运用的东西，这就是托可维尔所说的‘政治自由’”。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在当代美学的视野内重新提出审美与政治的话题，特别强调以审美感性问题的重新书写介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国家与政治问题，其中所展现的当代美学的问题性与现代性研究所强调社会健康、人性健全、文化进步、理性完满的总体性构想具有明显的理论和思想上的同构性，这也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所具有的另一种宏大叙事的美学特征。
二、“政治的美学”还是“美学的政治”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究竟表现一种什么样的美学主张，是倡导一种“政治美学”还是美学研究转向政治思想？在当代美学研究中，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美学还是从美学的角度思考政治，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同时也是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研究需要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在当代美学中，很多学者确实是在“政治美学”的角度阐释这种理论转向，当代西方学者也有明确提出“政治美学”的著作，如美国学者克里斯宾·萨塔维尔（Crispin Sartwell）的《政治美学》确实提到了一种“政治美学”的概念，提出美学方面的感性经验，如美感、形式、思想等问题研究都为了一种政治宣传的目的，所以必须严肃对待美学的政治。但总体来看，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并没有完全明确地倡导一种“政治美学”，而从美学的角度思考政治叙事与政治隐喻，提出将美学的感性内涵研究应用于当代文化的政治阐释，特别是从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某些“审美间隙”（aesthetic gap）中展现审美的象征性的政治来源及其机制。“政治美学”（ Political Aesthetics）一词有多种意涵，一种是通常理解的“政治的美学”，倾向于从美学的角度对政治体制、政治方案和政治秩序等问题做出阐释，其理论的起点是审美感性的经验分析，最终的理论出口是政治性的价值分析或意识形态研究；另一种则是“美学的政治”研究，提倡从不同的价值层面看待审美与政治问题，它在话语方式和表现形式上规避了政治的批判、认同与同情的经验分析，在权力结构、情感结构与价值结构上以隐喻和转喻的方式将审美感性与政治话语置换成想象和体验的关系，甚至是超越价值论的思辨关系，在这种关联模式中，审美感性与政治实践保持了理性研究与感性分析的自洽性。
当代美学对这两种阐释方式都不算陌生，在“政治的美学”还是“美学的政治”问题上，在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出现之前，学界有不同的理论主张。由于当代美学研究独特的思想语境，审美与政治的关联问题向来是一个理论焦点，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奠基人卢卡契、葛兰西直至当代的理论代表詹姆逊、哈贝马斯、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着从文化和美学研究体现政治与文化内涵之间的思想转换的方法论特征，在他们的理论中，政治的研究已由制度实体层面拓展至文化、美学与精神领域，从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转向以文化审美变革为实践方式的文化理念。特里·伊格尔顿就曾提出，美学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美学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美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破解这种政治性，阐释审美话语在当代权利话语中的复杂的隐蔽机制，他所批判的“幻觉性的审美主义”，既是为了回到马克思所说的较少异化的感性领域，同时也是为了超越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美学理论，恰恰也是一种美学的政治回归。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政治”与“美学”的概念呈现复杂的意义迁移状态，它们作为有特指内涵的理论符码，贯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研究的思想交叉路径，体现为一种跨越学科疆界的美学研究的理论逻辑。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美学与政治研究既有推动又有超越，朗西埃等在一种隐喻的层面上强调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朗西埃提出了一种“文本化成肉身”的美学思想，让文本赋予自身以躯体，以此来躲避被抛入世界的文字的命运。在这个层面上，朗西埃认为，文学、美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美学理论那样是并行不悖的，他的美学的政治研究并非采取的是直接的正面的研究，而是强调文学、哲学、美学与政治的关联是“运行在正好相反的方向上”，他强调的所谓的“诗的政治”就是理性被赋予“感性的材料”，“而这材料既是对理性的体验，也是对理性的证实”。朗西埃在对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的分析中指出，“理性的这一感性生产过程所激发的热情，是一种美学—政治原则”。这种“美学—政治原则”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美学”，而是一种“反政治”，审美与政治的关联体现在诗歌创作的转喻和隐喻中，特别是在“文本道成肉身”的转换中，诗歌的理性因素转化成了政治的感性书写。这与那种“政治美学”特别是“政治的美学”是不同的。无论我们对“政治美学”做出何种意义上的阐释，在“政治美学”的概念及其美学原则分析中，“政治的”因素总是不可或缺，这种“政治”可以采用传统的政治概念，如权力话语、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情感认同、政治秩序、政治价值等，无论是批判、认同、同情，其着眼点都难以脱离政治情感以及政治秩序的建构，这种“政治美学”在方法是从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或者说是从审美感性的方式入手把握政治观念与实践，但最终难免为政治做注脚与宣传，这和伊格尔顿所说的审美意识形态即所有的权力话语均有感性色彩是有区别的，因为“政治美学”的情感结构与价值研究最终难以衡量，其一元论与独断论的结构范式难以规避，最终难免让“政治美学”还是落入“政治的美学”的思想窠臼，这恰恰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研究所警惕的。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强调是不是一种“为政治”的美学，它具有不同的话语结构与美学逻辑，是一种美学政治学的研究理路，这种美学政治学的研究思路强调对以往的审美与政治的关联采取辩证阐释的方法，它提出的 “美学的政治”，目的不是“以这个术语去理解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而是去理解在感知的政治分配中一个特定领域——美学领域——得以形构的意义和重要性”。“尽力去展示政治的存在与美学的存在是如何强有力地交叉关联的”，这恰恰是美学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
三、美学的先锋性：政治转向中的美学及其美学共同体的建构
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等人引领的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既是当代美学研究问题域的拓展，同时也是对美学研究中一直引人注目的审美和政治实践关系问题的深化。由于他们独特的思想展开方式，审美与政治的关联问题具有了不同的理论色彩和思想意蕴，同时也伴随着理解的复杂性和思想的歧义性。在朗西埃等人的理论研究中，当代美学的政治阐释问题具有明显的当代西方左翼文化复兴的色彩，但这个复兴不是重复左翼文化研究的老问题，而是一种哲学美学思想的重新阐发，涉及的仍然是审美与政治关系研究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在当代美学视野内，审美与政治的研究究竟是一种知识论话语，还是一种关于话语转型的知识或美学经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不完全是一种知识论话语，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是转向一种美学理论，而是融合了美学理论与政治话语的中间地带的思想阐释，因而更加具有美学思想的讨论价值。朗西埃的“感性的再分配”、艺术的美学机制分析，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以及作为事件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以及齐泽克从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的“‘后生命’的生命政治”观念，都是在审美与政治、文化与伦理、实践与感性的“审美间隙”中进行的理论探究，这一点不同于康德的反思判断、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以及阿多诺的美学社会学、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等以往的审美政治分析，这种基于“审美间隙”的理论探究“并不是一个新的转向，不是刚刚和一下子就发生的；就是这种转向，同时也是一种回归和颠倒。在转向审美时，政治思想不仅被审美所扭转，它也扭转了美学，这样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以不同方式思考美学的可能性，认识到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它的界限”
在对当代美学与政治问题的阐释中，无论是朗西埃、巴迪欧还是齐泽克，他们从不轻视对艺术作品的研究，在美学政治学研究中融合了对艺术作品的充分探究，如朗西埃对曼德尔斯塔姆、巴尔扎克、普鲁斯特作品的分析，巴迪欧对荷尔德林、马拉美、兰波的文本分析，齐泽克对布莱希特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朗西埃所说的“文本的肉身化”，理性意识的感性形塑及其政治隐喻的分析充分地融入美学政治学的话语之中，正因为此，为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也带来了艺术实践层面的充分思考，蕴含了对美学话语的先锋性的重新引领与塑造。“美学的先锋性”或艺术的先锋性本来就是一个具有政治蕴含的概念，除了当代美学问题域的变化，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在他的《先锋派理论》中提出，“先锋”一词本身就有政治蕴含，先锋“起源于浪漫乌托邦主义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最早是作为一个军事学的概念出现的，在艺术批评中，“先锋”是一个隐喻， 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强化了它的思想内涵，其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遵从主义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与艺术形式化极端主张、艺术理念的反叛主张、艺术实践的极端形式相吻合，从而成为艺术批评实践中的重要概念。艺术的先锋性趋向及其与当代美学研究的关系正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朗西埃等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将美学的先锋性融入文学批评的政治阐释之中，着眼的是其作品中的先锋性政治蕴含，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文学与艺术批评的实践，美学政治学的阐释由于具有了艺术实践的先锋性，所以更加具有美学研究的思想力度。
最后，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还对当代美学中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设问题提出思考。所谓“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区别于以往的审美介入理论，它强调以审美感性经验的研究和政治阐释的分析进一步参与社会和感知经验的历史形构，并对当代文化中的审美政治问题尤其是对权力话语主体的重新建构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当代美学话语介入现实的能力和品格。“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既有现实的维度，也存在理想和自由的维度，现实的维度涉及传统美学理论中美学与政治关系的两个重要的理论观念，既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所触及的美学和文化研究的政治取向，但很显然，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并不是实现“审美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朗西埃提出，在传统的美学视野内，通过感性的分享机制是通向乃至导致当代审美平等以及“感性的共同体”的重要建构手段与方式。但随着政治岐感的发生，“那种所谓‘共同’的感觉特性早已是一个歧论纷争的舞台”。所以，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化在当代美学“感觉共同体”的建设中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此，朗西埃不同意阿伦特提出的将政治等同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论断，认为：“它意味着的只是将政治等同于其生活方式巳然注定为政治的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本原’的循环， 即在起始的权力及权力行使的配置或赋权之中就已对权力的行使所作出的预设。”而强调对政治以及政治中的歧义进行重新阐释，在“政治共同体”是思想框架中重新归纳和梳理审美感性的分享机制，即“把政治共同体形构为一个根据不同群体和个人特定的能力来分配其场所与职能的集合体”，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政治和任何权力的行使其实并无根基可言，“这也意味着， 没有所谓的政治生活，只有一个政治的舞台”。政治行动的边界模糊了，那些原本被视为社会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事物可以表现为政治的，而政治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消失之后，作为岐感与平等的政治之中才有可能具有“政治共同体”的生长空间，这恰恰是“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产生的重要条件。在这个层面上，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无疑强调一种基于平等和感性的再分享的政治和美学机制，它与以往的美学相比，更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介入，也更加具有审美乌托邦的色彩，只不过，这种审美乌托邦已经不完全是马尔库塞等人所言的艺术的乌托邦，而是一种美学的乌托邦，美学的乌托邦区别于艺术的乌托邦就在于对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审美与政治关系的深层表达，认为审美与艺术是文化改造和政治主体形塑的重要力量，既突出审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更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这种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不同于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共通感”，它在美学政治学的理论路径上强调美学的政治在当代社会是作为一种文化治理手段在起作用的，突出的是文化和审美在政治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并积极思考当代社会文化、艺术、美学介入社会治理的能力和品格，这种能力和品格毫无疑问有利于当代美学建设，也是当代美学的新问题，同时也是当代美学未来发展值得重视的方向。在当代实语境中，很显然，我们离这种“感觉的共同体”或“审美的共同体”的建设之路还很遥远，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因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语境，美学研究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转向，美学乌托邦的研究还处于一种学理争鸣的层面，还需要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的融合，但正因为如此，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问题应该引起当代美学研究的关注。由于审美与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些问题的理论方式蕴涵着多种理论可能，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研究因此有可能获得极大的理论创新空间，当代美学的发展无疑需要介入这种理论空间，从现实的层面而言，当代美学迫切需要强化美学理论的“下行通道”的畅通，所谓“下行通道”，就是如何将那种学理和思辨层面的美学真正转化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理论的建构策略。在当下，美学和艺术研究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工具理性的影响，处于现代性审美发展的瓶颈阶段，美学和艺术存在着成为单向度思维工具的危机，在这个层面上，美学的政治转向和美学乌托邦的研究既是一个学理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当代美学如何从学理认识与思维辨析的层面真正走向一种美学政治实践，这是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