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庆熙大学的闵宽东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研究，成果丰硕，久已为中国的学术同行所熟悉和钦佩。《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是他新近完成的一部新著，分量厚重，值得向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推荐。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塚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矻矻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20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2010年9月，宽东教授 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王国维遗书·卷三》，《静安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页）。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页）。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

明代之前 ：

明代 ：

清代 ：

弹词与鼓词：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已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淸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祝贺宽东教授这部新著问世！

陈文新

2015年7月1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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