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下弟子中，际斌入门较晚，而年龄较大，加上生的又有些老相，起初我常常会忘记他是我的弟子。但际斌总是执弟子礼甚恭，对那些比他小一截的师兄也谦逊有加，时间一长，我也就坦然以“师尊”自居了。《唐传奇与唐代文风》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著作，承台湾花木兰出版社雅意，即将出版，作为际斌的导师，我很乐意写几句话，藉以向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做一些推介。

际斌选《唐传奇与唐代文风》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与我的建议有关。我之所以留意这个题目，则缘于我对唐人传奇文类特征的学术判断。

关于唐人传奇的文类特征，我倾向于这样表述：唐人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才成就了唐人传奇这一独特的小说文类。换句话说，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基本的文体特征。

作为史家文体的传、记，在选材和表达上必须遵守若干规范：一，必须全心全意地面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面对意义重大的社会生活，私生活和自然山水不在史家的关注范围之内。二，实录是对历史著作的核心要求，它涉及到历史文本的取材和表述。就选材而言，他不能编造和虚构。就表述而言，他不能直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不能写那些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的言行——实际上，这种表述方面的限制也是为了约束史家，不给他提供越轨的便利。不是说没有史家越轨，而是说史家越轨是一种错误，是可以批评的。三、不能采用限知叙事，无论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还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其原因在于，所谓限知叙事，表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缺少了解，他只能扮演陌生人的角色；如果真是这样，就与史家的身份不符了。四，注重语言的简洁。历史著作以叙事为主，因为这是历史经验的载体，“文”是次要的，所以辞藻的经营一向受到史家的轻视，骈俪辞藻尤其不受待见，文简事繁是史家向往的境界。五，其人物语言，看重的是理性化，而不是个性化。生活中的历史人物，并非总是使用理性化的语言，但历史人物为史家所关注的是其理性化的语言，原因是在传达历史经验方面，理性化语言较之个性化语言具有更多的优势。

作为辞章的诗、赋、骈文，尤其是辞赋，其选材和表达明显不同于史家传记：一，在题材上，辞赋对私生活和自然景物倾注了浓厚的兴趣。《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涉及女性之美的评鉴，属于私生活题材。《九辩》、《高唐赋》、《芜城赋》描写山川风物，在自然景物的描写方面有较大规模的拓展。二，辞赋的故事是虚构的。不仅《高唐赋》、《神女赋》所写属于虚构，即使是《登徒子好色赋》，想来也绝不会实有其事。三，史家注重语言的简净朴质，辞赋则注重华美、绚烂，注重色彩声韵的讲究，具有显著的骈俪倾向。这表明，辞章与传记各有其理想的语言风格。

没有辞章化的传记并不具有传奇小说品格，或者说，只有与辞章融合的传、记才算具备了传奇小说品格。唐人传奇“有意幻设”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即以“我”的身份叙事），唐人传奇的骈俪句式与华丽辞藻（即鲁迅说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之于辞章，或者说，主要取之于辞章。所谓用辞章的方式改造传记，也就是用写作辞章的方式来写传记。可以说，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后，传、记就成为了传奇。唐人传奇的那些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传记辞章化开创了小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基于以上的判断，拙见以为，唐传奇与唐代文风之间，一定有许多具体而重要的联系尚待发覆。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也很有难度。本以为际斌绝不敢做这个题目，没想到，当我尝试着问他能不能做时，他居然毫不迟疑就答应下来了。他确实有一种“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气概，而在战术上不一定有充分的重视。这是际斌的可爱之处，却也因此让我有些担心。

际斌写作学位论文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我的忐忑不安。

际斌压根不理会我的担忧，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我在担忧，只是一个劲地埋头读书，埋头整理资料，埋头写作。他埋头苦干，居然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三十来万字，而且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并于2015年荣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按照武汉大学的惯例，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学位申请者必须就论文的创新之处作自我评估。作自我评估的际斌，还是他确定选题时的那个风格，依然表现出毫不迟疑的自信。他认为，他这篇论文在三个方面颇有特色：

    其一、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际斌表示，以前有关唐传奇、唐代文风的研究都是独立进行的，很少论文将唐传奇与唐代文风的互动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从叙事角度研究二者互动，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尚未出现。比如，以往的研究较少论述唐传奇对唐代文风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际斌则从这一角度论述了唐传奇文备众体、限知叙事对韩愈诗的启发；韩柳传记传主之地位低下与传奇传主地位低下的趋同；传奇细节描写手法向韩愈碑文、传记的渗透；传奇“作意好奇”对晚唐僧道碑传文的影响。受传奇影响，叙事古文好采异闻，而好采异闻的叙事文风又使传奇踵事增华；不合礼教的爱情传奇影响了元稹、白居易的艳情诗，元白艳情诗又影响了艳情文风、艳情传奇。

其二、经由对唐传奇与唐代文风主要是诗文文风之互动的考察，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譬如：唐传奇与体现唐代文风的唐代诗文，特别是最有可比性的叙事古文之间的互动，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初期、盛期、中期和晚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三、在研究传奇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在涉及具体文学现象和其他问题时，也做出了一些新的论断，如：最迟在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诗赋取士已对唐诗产生影响；洪州禅对贞元世风尚荡和贞元文风尚荡影响极大；柳宗元《河间传》之寓意实为讽刺顺帝；李复言以《续玄怪录》行卷既有文献可征，就不应否定以传奇行卷的事实；据《封氏闻见记·烧尾》，唐人考中进士或者升职举行“烧尾宴”，相反，化虎、化鱼则是生尾，都是士子失职、无奈心态的写照。等等。

际斌的自评，说实话，我不敢百分之百的确信。但同行专家热情洋溢的好评，证明际斌并未夸大其词。这个事实提醒我：我对际斌的估价，常常低于他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他其实配得上规格更高的表彰。

教学相长，几年间，我从际斌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而最大的收获是，际斌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好老师。

比如，我一直认为，老师指导学生，只需点到为止，多说细说，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所以，要是有学生长时间向我请教同一个问题，我会用脸上的疲倦神色提醒学生打住，而且总是能达到目的。唯有际斌，他从来不理睬我的表情，无论什么问题，只要他有兴趣，就一定要讨论到水落石出的境地。起初我有些烦他，后来不知为什么反倒觉得这样挺好。

又如，同门聚会的场合，我曾拿他的言辞与动作的不协调打趣他，他那些师兄弟都已经开心地笑起来了，际斌还是一味憨厚地望着我，好像没听清我说了什么。在际斌看来，老师怎么会打趣学生呢？他从来没想到过，也有老师拿学生寻开心的。

偶尔，际斌会带着诡秘而又狡黠的神情，凑到我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我有两瓶茅台藏在床底下，绝对不是假冒。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知道我时有酒兴，而他又是从贵州来的，茅台自然是我们之间一个天然的媒介。不过，我知道怎么保持老师的体统，那就是装着没听见，然后一脸严肃地问他：“上次给你说的论文中的问题，改过来了没有？”

有时，际斌会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说有C刊主编托他约几篇名家的稿件，发稿快，且稿酬高，并点了名要我的稿子。他说到的那家C刊，近年来声誉不好，我实在不想在那上面发稿件，可又不好扫际斌的兴，只好说：“最近手头没有稿子，以后再说吧。”过了一段时间，际斌还真的打电话来问我有了稿子没有。看来用世俗常套来应付际斌，不是一个合适的办法。

际斌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不像一个学者，内心里却对学术极为虔诚；似乎颇通人情世故，有时又单纯得令人忍俊不禁。一部出于际斌之手的学术著作，相信一定会得到读者的喜爱。

是为序。

                                  2016年10月19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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