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中国物质空间的二重性首先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内空间建构的自然要素的差异生成的。

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中国传统的建筑者在“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理念的驱使下，总是在民居的营建中，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利用地形、地貌的特征，将自己居住的建筑与建筑周围的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中国古人总是依水而居，让最灵气的水与最坚硬的建筑相互辉映、相互融入，最坚硬的建筑空间因最灵气的水的环绕而充满灵性，最灵气的水因最坚硬的建筑的加入而显得充实、丰美。依水而居，人们可以像杨泽在《渔父·1977》中所写的那样，面对水，看“马在河畔饮水，壮士在树下抚剑”，感悟水之坚定、执著，使自己心潮澎湃，豪气顿生。人们也可以像孟樊在《西湖泛舟》中所写的那样，面对水，在岸畔听水与建筑的低语：“一则轻巧的/如梦令绽放在/满地曲院风荷里/任烟波摇兀”，感悟其灵秀、其意韵，使自己气定神闲，心胸开阔。

植物也是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的一个重要自然要素。一方面，植物像动物一样，具有新陈代谢、生殖繁衍等基本的生命功能；另一方面，银杏、侧柏、国槐等木本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寿命远远超过一般的动物。一方面，他们极为注重植物的美化功能，总是把整个建筑置入花红柳绿的植物空间当中。另一方面，他们也极为注重植物的生命功能，总是利用植物的动态性特点，适当配置于建筑周围，使静态固定凝滞的建筑变得充满活力与变化。对于这样的空间，孟樊在《在丽江古城的屋顶上》中有十分传神的展现。诗中写道：“在丽江古城的屋顶上，/我看到高原姑苏展轴，/白墙黛瓦涂上红花绿树，/硬把万丈柔情一笔带开。……//在丽江古城的屋顶上，/我听见纳西古乐潺潺，/带着鲜花怒放的色泽，/流过户户垂杨的微醺里。”在这里，正是因为有了“户户垂杨的微醺”，丽江古城的建筑空间才呈现出一种格外生动活泼而具有季节变化的感染力和动态的均衡图景。

传统建筑与水、植物的这种彼此辉映、互相补充的和谐关系在现代社会却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现代的建筑空间的平面形状往往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需要。经济利益集聚带来的高效益促使现代人对所有空间进行抽象，湖泊、大河、江海和花草树木等自然因素一概成为社会生产力的运作材料，一概都被急功近利的现代人视为消费的对象，并将其异化为机械复制时代可用来不断生产、交换、消费的商品。正像渡也在《王维的石油化学工业》中所写的那样：“在中国，在20世纪的现代/水，这个原型已不能/不能再拥有创造的神秘的象征意义/在文学作品里，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水要立刻离家出走/让石油来继承这个职位吧”。这种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只注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粗放型建设模式，使现代建筑空间的环境质量遭受了空前的重创。

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中国物质空间的二重性其次是由传统与现代的户外街道空间建构的差异生成的。

传统的街道空间与现代的街道空间的差异，首先就表现在它们与私人空间的联系之上。对于传统的建筑者而言，人们的居住空间与街道空间并不是绝对隔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传统居住空间向一墙之隔的街道空间的延伸促成了人们亲密交往的半私密空间的形成。檐下空间、门前空间、院落空间等空间，既属于人们居住的半私密空间，又是人们居住的私密空间与作为户外公共空间的街道的过渡空间，是街道交往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像零雨在《过谢家村》中所写的那样，它们可以极大地促进人们的户内与户外的交往活动：“或许他会探头进来/如忍不住的檐前雨滴/与我的双眼相遇”

然而，对于居住在现代建筑中的中国人而言，自己的居住空间与街道空间就再也不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而是相互隔离的。且不说那种从户内私密空间到户外公共空间只是一门之隔的现代居住空间已经基本上无迹可觅，就是有着檐下空间、门前空间、院落空间的现代居住空间也十分稀少。现代建筑开向街道的户门就大都是像孟樊在《香港弥敦道上》中所写的那样，大都是酒店、宾馆、购物大厦、教堂等建筑的门：“回教礼拜堂/海防道/尖沙咀站出口一/华源大厦/尖沙咀站出口二/凯悦酒店/北京道/瑞兴大厦/九龙酒店/中间道”。当现代人穿过一层层封闭的户门、电梯门、单元门后进入到这样的街道时，他们是无法在这一空间中找到归宿感的。

传统的街道空间与现代的街道空间的差异，其次表现在居住空间与其它建筑等周边空间的联系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的街道空间的形制、体量、造型，与其说是由单体建筑与街道空间的外部形态等因索所决定的，不如说是由这些因素与其它建筑、街道空间的外部形态等要素间的平衡制约关系所决定的。传统建筑者在建构居住空间的同时，总是会对其与其它建筑等周边空间给予同等的重视。由此，形成传统的街道空间的不同的传统建筑的空间形态和立面处理都具有明显的和而不同的特性，建筑之间就像孟樊在《九寨归来不看水》中所写的那样通过串联、并联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使不同的建筑的空间形态和立面处理都取得了很好的协调与统一，进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九面蓝水晶是海仙子下凡来筑藏式莕寨/寨寨相连是我层层相叠的意象难以复归/归去来兮一阙自其中遄飞不请自心中来/来回萦绕的是长海的万顷碧波无法说不”

与此相比，现代建筑师在建构居住空间的过程中，往往从经济利益出发，以资本增值为目的，资本至上的逻辑决定了居住空间与其它建筑等周边空间的关系。在这种资本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建构原则的驱使下，现代人在建筑的空间装饰的工艺和技术上追求快捷，较少考虑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居住空间的影响，忽略了居住空间与其它建筑等周边空间的联系，使得其它建筑等周边空间更多地成为了居住空间之外的“剩余空间”。由此，居住空间与其它建筑在远离了最初的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变成了形式上呆板、雷同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这种远离了自然的现代居住空间就像孟樊在《夜上海》中所写的那样，由于极为强调自由化，往往不再像传统居住空间那样重视其与周围的建筑及其人工要素的协调：“夜是上海交响乐团拔尖的那一声响亮/夜是车水马龙拱出的立交桥经纬纵横/夜是黄浦江两岸吞云吐雾的高楼大厦/夜是巍峨的东方明珠迳与天狼星比高/夜是十里洋场千姿百态的霓虹灯招展”

传统的街道空间与现代的街道空间的差异，再次表现在它们的主要功能之上。传统的街道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创造适合居住、便于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的空间，为人们提供一个具有较强的安全感、归属感、舒适感的道路交通系统和步行环境系统。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机动车辆的急剧增加，一直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传统街道空间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现代街道的规划、设计者总把交通运输的功能性需求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上，过分强化街道的交通运输的功能，大肆压缩了人们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展开的空间需求，导致街道本有的交往功能、娱乐功能和意义不断地遭到转换、颠覆。

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诗歌中，诗人们揭示出了中国物质空间丰富、多元的特性。这种丰富、多元的中国物质空间的形成，是不同元素之间相互关联与互动的结果，远非以往台湾的非理性现代主义诗歌或理性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思维范式所能概括的。

首先，是不同功能的元素生成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的中国物质空间的多元性。这里的多元功能指涉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在共时态的空间中不同物质空间功能的并存，二是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同一物质空间主要功能的变异性和多样化。从共时态的方位看，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既展现了中国建筑的使用功能，也展现了它的认知和审美功能；既展现了中国街道的交通功能，也展现了它的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功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刻地察觉到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同一物质空间主要功能的的变异性。

其次，是不同价值的元素生成了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诗歌中的中国物质空间的多元性。所谓多元价值，是指物质空间具有的多种价值意义。在台湾新世代本土诗人的诗歌中，诗人们既注重中国物质空间的物质价值，也极为注重中国物质空间的精神价值；既注重中国物质空间的个性价值，又极为注重中国物质空间中的个性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平衡与结合。

由此，诗人们借助对中国物质空间的功能、价值二元性的展现，表达了他们对台湾前行代诗人的非理性的物质空间观念和前期乡土诗人过于理性的物质空间观念的突破，表现了他们的中国物质空间观念的深刻性与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