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39构建与实践发展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亦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四个与共”作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中最具标志性的微观话语之一，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命脉在于增进共同性，反映着新时代民族工作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求，更体现着以综合历史传统、本土实践和时代内容为特征的“本己”民族话语的构建趋向。以“四个与共”这一微观话语为切入点，探究其话语生成背后的动力因素，分析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概括其主要特征，进而系统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层规律与具体理路，既能够牢牢抓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趋向，又可以弥补宏大叙事的缝隙，增添话语体系的活力，为推动构建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话语支持。

“四个与共”作为应时而生的新话语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时代格局以及未来走向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积极主动建构民族实体，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故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发展的逻辑主线下探究“四个与共”话语的生成逻辑，挖掘其背后蕴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归旨，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民族话语的研究从‘描述’‘刻画’转化为更为深入的‘分析’和‘实践’”［2］。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力量的凝聚

党的二十大报告锚定了新征程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转化为党的自觉性和先进性的结果，是必然之应然的逻辑证明，也是党的自觉性和先进性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应然之必然的生动写照。而“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70，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之在，也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提出的应有之义，更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团结各族人民，凝聚各民族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紧紧依靠各民族共同进步、推动国家力量不断发展的进程。从物质层面来看，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是促成各民族大团结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迈向“富裕”的现代化，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地缘生态以及文化意识等原因，在历史上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异，在市场经济“虹吸效应”的刺激下这种差异性则进一步凸显。过大的差距必然会造成民族地区人民心理上的不平衡，故此，如何调试各民族分配利益，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就成为现代化道路上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精神层面来看，在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寻找一个自我民族认同的凝聚核心是调和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更多需要的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纽带，这种精神纽带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共同体成员的最高心理需求，帮助并保障共同体成员找到并获得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民族共同体奠定稳固的心理认同基础，以此将各共同体成员紧紧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因此，构筑起一个各族人民普遍认可的、具有强大统摄力的精神家园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实践层面的共同性基于关系可以产出团结，意识层面的共同性基于认知可以产出认同［3］。“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各族人民历史记忆的整合和重塑，也是对各族人民精神情感的挖掘和阐释，更是各族人民基于文化自觉所进行的共有、共享文化的创造。在“与共”“求同”的方向指引下，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共同意识逐渐增强，进而在“民族—国家”逻辑中逐步深化国家认同，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良好局面，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理论自觉

理论来源于实践，话语作为理论的表达也必然产生于现实活动的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发展，既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的源头，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内在推动力。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自觉，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所遇到现实问题的回答，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出场的内在要求。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学者们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什么”问题发表了诸多理论阐释文章，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性质与属性有不同的认识，以至于长期以来讨论不断。而在实践中，不少民族工作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工作需要“做什么”、从“哪入手”、达到“什么效果”等问题的理解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解释了中华各民族在何种意义上是“与共”的，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各民族“共同”意义上的解释，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问题，促使人们达成统一认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思想指导。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是其理论自觉的外在表现。诚然，“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的生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词的产生到“四个共同”的提出；从增强“四个认同”到“五个认同”，从树立“四观”到“五观”所进行的话语转变，再到“四个与共”话语的出场，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断成熟的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不断明晰的过程。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有更加深刻的把握、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更加长远的认知的基础上，“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故此，“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充实和发展。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主体的能动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得到的理性认识和宝贵真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性自觉。当然，理论自觉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超越的发展过程，“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也会随着实践变化不断发展完善，为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

（三） 破除西方话语遮蔽的本土民族叙事方式

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走向世界，这决定了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理论体系对话时，中华民族必须有反映本民族发展历程的叙事方式，必须有符合本民族实际特点的话语体系。“四个与共”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以中国语言风格、时代话语形式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时代产物，是中华民族构建自我民族叙事的实践自觉。

中华民族的本土“民族”是一个兼具传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同体，因此在构建与其相对应的理论体系时需充分考虑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马克思民族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列宁和斯大林继而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大多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欧洲国家的民族状况而展开的，因此还需要结合中国的民族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而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民族的论述也大多是基于其本民族形成过程以及在处理具体民族问题时得出的经验总结，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语境。虽有一些西方学者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如通过族群理论来解释和界定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性，通过对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来研究我国的民族政策［4］，但这些内容是否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符合还需进一步甄别。那么，能否以中国传统的固有话语阐释多民族国家的中国社会现实呢？事实上，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古代及近代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如“诸夏”“四夷”这些表述群体的概念已不适用于现代各民族，上古时期小国林立的“天下万邦”“聚族而居”的自然分布状态也与今天呈现出的民族互嵌典型样态截然不同。新形势新特点下，中华传统的固有话语也需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概言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不能简单地承用传统的固有的民族语言，也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民族理论话语，而是要通过消化和重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在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生成过程、结合现实发展实际以及远景目标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面向“中国问题”、延续中国文明基因、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并能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力的民族话语叙事体系。

“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9“四个与共”以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话语表达了中华民族对于“民族形成”“民族意识”的独特见解，是中国共产党从“学徒状态”摆脱出来建构“理论中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学术自我”的积极尝试［5］。其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西方民族话语对中国形成的话语桎梏，充实了世界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加强了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能力，并为世界其他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个与共”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特征的进一步把握，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刻画和描述。“四个与共”以大历史观为视角出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系统考察，凝练出了能涵盖中华民族历史形成全过程的话语表达，标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以“家国情怀”为基本遵循，挖掘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情感、价值和信念，提炼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高位的、抽象层面的共同性，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以“铸牢”与“树立”这两种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进行有效形塑，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朝着更加紧密的共同体方向发展，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

（一）以大历史观为视域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大历史观视域下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时代意蕴的视角应是多元辩证的，从纵向的角度而言，应以“长镜头”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从横向的角度而言，应以“广视角”纵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挑战；在立体维度上，应以“深层次”归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特征；在长远视域上，应以“未来时”展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光明前景。“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以大历史观统筹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表达。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为获取生存空间、生存资源或迁徙、或兼并、或进行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为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实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着整体性的危机，这种整体性危机使得“中华民族”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整体成为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这一“普遍意识”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积极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共同缔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社会现实，中华各族儿女顶住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受住了经济危机的冲击，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粉碎了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内在推动力，也在一系列的斗争淬炼中愈加鲜明起来。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市场不断拓展，民族交往不断加深，当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进一步强化这一共同体意识。

“四个与共”这一话语既是对作为实然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应然状态的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期许［6］，是立足于整体社会历史、洞察时代大势，以更加前瞻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做出的丰富和拓展。故此，只有以大历史观对“四个与共”进行审视，才能深刻理解“四个与共”的话语内涵所涉。

（二）以“家国情怀”为遵循勾连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框架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根脉与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以何种形态存在、以何种形式发展的关键要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反映也内在地以共同性为根基，并以此作为凝结中华共同体这一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纽带。其中，精神、情感、价值和信念作为一种持久的、稳定的力量不仅是人们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维系共同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情感、价值和信念成为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内涵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看，以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家与国关系为基础孕育而生的家国情怀作为各民族共有历史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构建和稳固的重要根基，也是影响当前各族人民日常政治行为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四个与共”紧扣“情感”“认同”“意识”所要表达的精髓，以家国情怀为遵循勾连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同框架，具有中华民族的本土象征意义。具体而言，“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中的“休戚与共”理念本义是“共同享受欢乐与幸福，共同抵挡忧愁与祸患”，其更多地侧重于人们的情感体验，表征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根基；尊严不仅是人作为类或个体对自身是否具有令他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的情感体验，更是人对自己在现实社会中价值实现程度的理性认知，“荣辱与共”意指“光荣与耻辱”这对能唤起社会尊严的意志组合，诠释了各族人民共膺荣誉与辉煌、共抗屈辱与苦难的理性认同根基；“生死与共”指向“存续与衰亡”这对能激活深层反思的记忆组合，彰显了中华各族人民于山河破碎之际从自在走向自觉、共同挽救民族命运的艰难历史，这段历史更能激起人们的情感记忆，成为坚实的历史认同根基；“命运与共”指向的是未来维度，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立意与远大理想，为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奋斗，为此“命运与共”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认同根基。

“四个与共”话语深刻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大家庭的归属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国理念”以鲜明的时代内涵，阐明了现代家国情怀的本质内涵和实践方向，激起了人们蕴藏于心的道德意愿和践行动力。从“家国情怀”的角度而言，“四个与共”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的本土化话语表达，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

（三）以增量有机性为目标指向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行动路径

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产生共同性、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的团结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通过统合多种要素，不断集聚、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多民族统一体。“四个与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概括总结，也标识了进一步增量有机性的行动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蕴含在中华民族的有机成分和共性因子中。其中，中华民族的有机成分指的是联结、流动以及渗透在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内容，既有物质上的生产工具、行为方式、艺术作品等，也有主观上的情感、精神、理念等等。“共性因子”则是指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因素，如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文化基因等，这是中华民族多元能够缔结成一体的黏合剂，也是回答中华民族“何为一体”的根本要素［7］。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直接决定着共同体结构的致密性和团结凝聚力量的强弱。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内在有机性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愈来愈紧密，“共建”“共享”“共担”等精神情感要素更为显现，为各民族密切维系的纽带增加新的内容。不断增量的共同因素、兼容并蓄的价值取向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的不断增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破解，传统意识形态整合也存在失效的风险，民族、区域等各种差异性和地方性也日益增强。沿着什么方向整合共同体？如何实现内在有机性整体上的平衡？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总而言之，伴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而产生的共同性因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则需要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增量、增强其内在有机性以应对各种挑战。这种增量方法是多样的，既可以从空间地域、物质利益中获取，也可以在道德精神、理想信念中衍化［7］，既可以依托一定的条件自然生成，也可以通过治理者的主动建构生成。

“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叙事、集体记忆、精神情感、命运关联即全民关联性的有机概括，而“铸牢意识”和“树立理念”就是强调要在中华民族原生有机共同体的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有机形塑与焊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内在有机性。以“四个与共”话语来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有机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个与共”话语直接指涉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考察“四个与共”话语的生成逻辑和话语内涵以及话语特点，其深层意蕴就在于以见微知著的方式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趋向进行系统把握，进而试图搭建起一个内容层次分明、逻辑体系严密的话语体系，并为进一步的实践研究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一）把握话语特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形态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对“四个与共”话语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形态。在对“四个与共”话语何以出场和何以理解的分析基础上，可将“四个与共”的话语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实践性、统一性、普及性和创新性，而这四个特征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话语特征。

第一，实践性。话语是实践的表达、行动的结果。“四个与共”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变化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一特征事实上也规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与时俱进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实体，其话语构建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第二，统一性。一套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话语体系，其体系内部的话语必然是统一的。“共同性”的增进是当前民族工作的方向，因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四个与共”话语正是紧紧围绕着中华民族“共同性”而提出的，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内在要求相一致，思想相统一。第三，普及性。一套话语体系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关键在于这一话语是否能为全社会广泛接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伟大事业，各民族、各领域、各阶层的民众都需要参与到其中，故此，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民族、各领域、各阶层民众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四个与共”话语具有强大的价值普适性，其用简单易懂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话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作出阐释，更易于各族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第四，创新性。“四个与共”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中一个重要的符号、一个醒目的标识，其以连贯叙事和核心精神凝聚起中华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最大认同，充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一大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处于“完成时”的状态，而是“进行时”，仍需要不断创造出更多的话语充实这一体系。

总而言之，“四个与共”话语体现了深刻的时代内涵、鲜明的中国特色、旺盛的思想活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前提性思考的方法论依据，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要以增进“共同性”为主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必然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依据，不断对民族话语推陈出新；必然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理论研讨以及理论创造，并不断用新的话语诠释新的现实。

（二）挖掘话语要素，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内容

对于话语研究而言，不能仅对其构成内容或显著标识进行描述性、静态性地讨论，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对话语构成要素之间的纠缠互动、依存支撑进行动态分析［2］，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既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理论支撑，又有古代“自在的民族实体”，近代“自觉的民族实体”作为实践支撑，但自党的十八大开始，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显学”。故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仍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需要不断挖掘话语要素以充实其话语内容。

“四个与共”话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规范性认识与实践性指向，故此，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对其具体内涵、构成要素及价值意蕴的分析上，而是应当进一步考察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中的其他内容的关联性、具体考察其的支撑要素及其未来延展性。从“四个与共”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其他内容的关联性角度而言，“四个与共”话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这一主线的基本关系，与“五个认同”“四个共同”“四对关系”“12个必须”等话语的内在关联性，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深入考察、不断丰富的内容。从其支撑要素及未来延展性来说，“四个与共”话语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在何种意义上承继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超越西方民族等相关理论；在何种层次上分析、解决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在对这些要素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四个与共”话语的未来发展向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聚焦于“四个与共”视角下，从话语整体框架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应是一个既具有政治性意蕴、又有学理性作为支撑，同时兼具时代性和问题性，由内容到形式螺旋递进的逻辑体系和表象系统［2］。从话语内容角度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应是一个各话语要素之间可以协同合作和动态转换、话语主体之间对立统一、话语表达与实践能够有效衔接的有机整体。

（三）强化话语具象表达，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影响

“具象”是与“抽象”相对的术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就是将抽象的思想、理念转换为具体的实践，把深奥晦涩的学术概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语，将被少数人理解掌握的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四个与共”话语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就是对抽象的“共同体意识”做的“准具象化”的处理［8］，这种处理可使“共同体意识”更易为共同体成员所感知、所体认，从而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影响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具象化的过程，这是话语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理论本身具有抽象性的特点，需要进一步具象化。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未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显性意识，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话语表达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对于一个理论来讲，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其能否能够广泛传播以及持续发展的最初动力，故此，高度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具象化过程，即将这一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用具体的实践表达出来，使之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社会生活相关联，从而实现民族话语的“独立性外观”与现实生活的内在统一。只有这样，共同体成员才能更好地体认、感知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才能更有效地引领共同体成员为构建更稳固的共同体付出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需要考虑多重因素，解决多种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各族人民在不同的阶段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既有相同的历史记忆、情感体感，又有不同的民族性格、语言文化。从现实来看，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各不相同，各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等也并不一致［9］，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化过程。

“四个与共”话语以概括性表达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作出阐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化过程的重要一环。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四个与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的“准具象化”处理，因为“四个与共”话语本只不过限定了抽象表意的范围［8］，仍需要进一步具象化。在逐步具象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终形成一个面向各民族成员具体而丰富又具有一定差异的社会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

“四个与共”话语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既是对当前民族工作宏观形势的研判分析，也是对当前民族工作具体问题的谋划指导和对未来民族工作的美好期许；“四个与共”话语并非静止，而是动态的，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运动的结果，也将在对民族工作实践指引中持续发展；“四个与共”话语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成就的承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四个与共”话语表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向，故此，对“四个与共”话语的生成逻辑和话语内涵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把握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遵循的基本规律以及具体的行动方向。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仍需要提炼出更多具有标志性话语概念，努力打造出一批不仅易于中华各族人民把握、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思想、新概念、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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