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军| 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关系及其实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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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军.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关系及其实现逻辑[J].行政论坛,2023,30(02):12-19.
作者简介
张明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摘 要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需要从政权外部变量的条件维度、内部变量的本质维度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维度予以考量。民主之路构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与外部条件，党的自我革命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与内部基础。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民主之路是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自我革命是民主之路的引领之力，双方统一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伟大实践。需要以“四自”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增进“四自”建设效能，以民主之路与自我革命互动衍生的合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之路；自我革命；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是指国家政权由兴到衰、由治到乱直至崩溃，在暴力作用下旧政权不断被新政权更迭、循环往复的周期发展现象。此种政权的更迭并非社会形态质的飞跃，而是在原有社会形态属性下政权主体的变化。针对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现象，1945 年7 月，黄炎培提出了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如果说这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那么经过近八十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另一个答案，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12。民主之路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是人类历史上破解国家政权兴衰成败的不二法宝，需要在正确厘清两个答案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目标、路径、模式、工具和手段设计与选择，才能探究出实现两个答案的方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长盛不衰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辨识维度
任何事物均有决定其发展进程的本质属性和影响本质的诸种因素。国家政权的演进历程亦是如此，政权的内在本质及其制约属性发挥的外部生态共同构成了政权兴衰成败的双重合力，决定着政权兴盛或衰败的发展走向。因此，科学地辨识决定政权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起点。
（一）条件维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部变量
国家政权所处的环境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优质的生态系统不但有助于政权的巩固，而且能够为政权的发展和强大提供丰富的合法资源；相反，劣质的环境将会在动摇政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解支撑政权存在的合法资源直至瓦解。因此，政权的生存环境不但是其延续的基础条件，而且是决定政权存续的重要变量。生存环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支撑政权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动力资源。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需要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决定了在物质基础成为常量的前提下，精神基础和动力资源则构成了影响和制约政权生存的关键变量。精神基础是指社会民众在对政权认同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依赖和寄托，期望国家政权能够提供充足的民主、自由空间和法治路径，在体现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充分实现。其中，国家政权能否给予社会民众民主参与选举、决策和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的权利以及在民主参与过程中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构成了社会民众对政权认同并产生主观依赖的主要因素。动力资源是指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社会民众积极主动地通过合法程序行使民主管理和监督国家与社会事务的进取动力。其中，民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社会民众合法利益诉求实现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制约着动力资源的开发与供给。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精神基础和动力资源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变量，那么贯穿于精神基础和动力资源之中的民主，则是两个关键变量中的核心要素，其实践绩效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及其衍生的合法性资源，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3］40。
（二）本质维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部变量
国家政权的巩固固然与所处的外部生态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但执掌政权的主体状况更具决定性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4］。执政主体是否具有其他主体难以企及的先进性，决定着国家政权能否自我调适，与时俱进地回应和满足社会民众利益诉求，获得客体的支持和拥护，是实现政权稳定和发展的本质要素。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多元维度，从执政视角研判，政党的先进性主要内含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绩效和廉政状况的优质性。“为何种阶级、群体的利益实现而执政”“是否具有化解在信息化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的能力”“执政绩效是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政党能否依据执政生态环境的变化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依然保持廉政的崇高形象”等诸种要素是获取社会民众对政党执政地位由认知向认同转换的关键因素，构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部变量。此种内部变量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取决于政党的属性和自身建设，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政党自身建设的动力源泉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西方政党执政面临竞争性压力的情势下，政党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的倒逼压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并无外部执政的竞争压力情况下，政党自身的建设主要取决于政党的性质和肩负的使命责任，其动力来源于保持性质纯洁和使命责任驱动下的自我革命。因此，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自身的强大，更体现为通过自我革命，在规避上述内部变量绩效负向发展的进程中，维系其正向绩效发展的趋势和轨迹，更好地获取社会民众对党执政地位的认同，为长期执政奠定更为深厚的支持资源，构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三）系统维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动态平衡
政权作为一种政治系统，是国家整体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5］21。那么，政治系统与其他国家子系统诸如社会系统之间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当国家政权系统特别是执政主体系统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引起政权系统之外的社会系统发生变革。同理，当社会系统发生变动时，其变动的结果将会作为一种因素输入政权系统，在刺激政权系统作出回应的同时，迫使政权系统及时调整自身的子系统结构，使政权系统适应新的环境，实现国家各个子系统之间新的动态平衡，在保持国家整体系统的稳定中，政权系统得以存续。因此，在一党领导并执政的情势下，国家政权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实质上就是执政主体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主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一外部变量发生变革时，那么构成执政主体的内部变量，也必然作出恰适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系统环境，从而构成了执政主体这一内部变量与社会环境这一外部变量，为实现动态平衡形成的互动关系，但在互动过程中外部变量与内部变量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一个政治系统通过这些互动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这就是政治系统与它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的不同之处”［5］26。基此而言，党作为唯一的执政主体，其内部要素能否通过自我革命进行创新性的科学配置，以此激发出敢于自我革命的先进性功能，进而影响和带动社会革命，不断实现自身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对国家政权存续和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第一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外部条件
国家政权不能也不会处于真空之中，优质的执政环境是政权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条件；反之，险恶的执政生态会侵蚀政权存续的合法资源甚至导致政权的解体。因此，复杂的执政环境是执政主体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执政环境的构成要素来自两个维度：一是执政主体获取政权时已经存在的原始基础；二是执政主体在执政过程中通过建构和实践，逐渐成长的新资源。因此，在一党执政并领导的情势下，对政权运行的外部条件即执政生态的探究，是执政主体实现长期执政的逻辑起点。
（一）政权运行的外部条件
任何政权的存续和有效运转均需必要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就其政权得以合法存在及其产生效能的外部条件而言，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需要有满足执政客体即社会民众主观需求的执政价值取向、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具备了此类要素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合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才能彰显执政主体所倡导的宗旨、思想和主张与社会民众需求的一致性，为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动力基础。从治理模式维度探究，需要具有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渠道和过程，才能广泛了解民情，深入掌握民意，充分汇集民智，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及合法权益得以更好实现，才能唤醒社会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为政权的顺畅运转和良好绩效的产生开发强劲的实践动力。从工具手段角度研判，需要具有透明的公共信息平台、向政权系统顺畅输入民情的路径、充分体现民意决策的反馈工具和监督公共权力规范运作的手段，才能在约束公权力的过程中，及时将社会民众的需求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政策，并使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工具手段的创新赋能，产生更加优质的绩效，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创造更具效能的技术条件。意识形态、治理模式和治理的工具手段虽然是由国家政权所创设的，但这些要素结构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外在的力量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政权特别是执政主体功能的发挥。因为任何一个主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均受制于其存在之中的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的部分内容虽然在特定时期为主体所创造，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依然会影响着主体的行为选择，制约着主体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的特殊政治格局，决定了在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中，必须深刻思考执政主体缺失外部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2］45，培育出有利于人民主权彰显的外部条件，为赢得社会民众更为深厚的认同和拥护资源奠定基础。
（二）民主参与：构成外部条件的核心要素
在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外部条件中，民主参与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功能。如果说政权的存续主要取决于社会民众的认可与服从即所谓的合法性问题，那么民主参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良方。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主权在民是民主范畴的第一个应有之义。主权在民是现代国家倡导的基本原则，人民不仅是主权的拥有者，也是主权的行使者。参与行使主权的过程既是展示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象征，更是表达主体感的重要方式。以主人的身份向社会宣示：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我们的政权。此种主体感以主人的形式予以表达的结果，是人民与国家政权特别是执政主体距离的消失，在人民与执政主体零距离甚至融合的情势下，人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及其对执政主体的支持就具有了内在的必然性。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实现是民主议题的第二个应有关键要素。民主实施的重要目的就是畅通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上，通过人民的政治参与，发掘和汇集民众的智慧，为人民合法权益实现的最大化提供方案。因此，民主参与活动也是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否代表人民利益，执政主体是否展示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行为。通过民主参与达成利益诉求及合法权利的实现，不仅释放了国家政权和执政主体对人民福祉的关照，更加增强了人民在获得感的基础上对执政主体的拥护，为政权的长期存续开发出取之不尽的支持资源。实现公平正义是民主概念内含的第三个应有核心要点。公平正义是现代国家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目标的实现依然需要民主参与的路径才能得以完成。民主的内涵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本质是对多数人意志的尊重，民主的形式主要有协商或票决。以协商或票决的参与方式体现对多数人意志尊重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对公平正义探寻的活动。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多数人的意志未必均是体现公平正义的真理，但就其内含的真理概率而言，多数人的意志所体现公平正义的概率远远大于少数人意见的几率。因此，民主参与不仅是人民合法权益实现的保障，也是展示政治制度及其实践弘扬公平正义的行为。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因实现法定多数人的意志而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同，制度的供给者国家政权及其实践的倡导者执政主体，也必然获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为政权的存续和执政主体的合法性奠定了深厚的资源。
（三）民主监督：奠定外部条件的必要因素
如果说民主参与从外部解决了社会民众利益诉求、民智汇集的传输渠道及实现的机制问题，那么监督作为民主的内涵之一，主要解决的是以外部因素激发国家政权和执政主体有效运作的动力问题，即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因此，民主监督是规范国家政权特别是执政主体权力运行外部条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重点内容之一。就其国家公共权力的属性而言，既有一般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每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均是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家公共权力的共性即任何权力都具有自我扩张的本性，“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6］。如何防止国家公共权力的过度扩张，将其规制在法定的轨道之内，是人类一直探索的重要议题。民主监督以其特有监视和督促功能，从外部条件的维度，成功地解决了国家公共权力运作的规范问题。民主监督的监视价值在于将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使一切脱离国家法治轨道和党内法规的权力活动及时受到社会特别是舆论的监视之中。依照法律规定，具有合法资质的媒体“享有对政务、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的真实报道权和公正评论权”［7］28。以舆论无形压力形成的“第四种权力”［7］28，逼迫执政主体所掌握的国家公共权力回归到既定的路径之中。使权真正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更好地发挥国家政权和执政主体代表人民利益、实现人民合法权利的功能，为执政主体长期执政赢得更加深厚的认同资源。民主监督所具有的督促意义在于对执政主体违规运用国家权力，“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8］，迫使国家公共权力依照法律法规、制度、程序规范行使，使来自人民的权力真正成为人民利益与合法权利的守护力量，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实现的最大化，为人民对执政主体长期掌控并运用国家政权开发出更为强大的支持资源。
三、第二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部基础
如果说民主之路创设了国家政权存续的外部条件，奠定了执政主体实现长期执政的外部因素，那么执政主体自身的价值取向、实践活动及其所展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则是获取社会民众认同与支持的内部基础，构成了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核心议题。较之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更具决定性意义，因为在执政外部环境优质且具稳定的情势下，执政主体能否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环境的变化，依然展示出自身的先进属性和纯洁本质，是获取社会民众持续认同和拥护的关键问题。
（一）政权认同的内在要求
政权是指掌控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及其所拥有的权力。国家主权虽然在民，但每一个国民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控并运用国家权力，往往委托某一政治组织代为行使国家权力，该政治组织即执政主体。因此，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就是对执政主体掌控和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认同与服从，此种认同与服从是诸种要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对国家政权自身的内在要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政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因此，对国家政权认同的内在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结构形式，主要体现为国家和社会制度；二是执政主体的功能及其所体现的执政绩效。国家政权的存续与社会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服从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只有国家和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回应并实现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才能获得社会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与遵循，进而增强对制度体制的信任和依赖，为政权的持续生存开发机制资源。只有执政主体展示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2］16 以及造福人民等人民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赢取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掌握和运用国家公共权力的认同与支持，为政权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挖掘权力主体的能动性资源。因此，执政主体通过自我革命，探寻新时代自身先进性涌现和纯洁性保持的模式、渠道、工具和手段，以自身的先进性创新国家和社会制度体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以自身的纯洁性体现“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9］，是回答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可回避的内部基础议题。
（二）自我革命精神：构成内部基础的主观因素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一个政党战胜艰难险阻、实现预设目标和伟大使命的法宝。政权的取得与执政地位的保持主要取决于执政主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迁，其产生的路径和手段也会发生必要的变革。在革命战争条件下，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硬性环境约束和成功的建党模式，使中国共产党在体现纯洁性的同时，发挥了巨大的先进功能，成功地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时代建设和共享成果的条件下，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硬性环境约束的消失，客观上必须及时创新党的建设模式，以新的体制机制持续开发党的先进功能和保持纯洁本质，为实现长期执政创设必要的基础条件。这种在新时代开发和增强党的先进性功能和保持纯洁性本质的创举，就是自我革命的主要内容。“党的自我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了追求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提升党的全面领导水平和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纠正和自我革新，最终达到自我提升、自我巩固和自我完善的政治行动”［10］。“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1］。只有具备自我革命精神，政党才能在主观上清醒地认识自身固有的局限以及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据此在对个体党员进行教育警示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和体制的创新重构，革除一切有碍先进性发挥和影响纯洁性的贪腐懒惰行为。使政党内部因素经过整合配置，能够回答和应对时代与环境提出的新问题，为实现长期执政供给更加丰富的思想智慧与治理策略。
（三）自我革命实践：构成内部基础的核心因素
诚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主观的精神只有转化为客观的实践才能形成强大的动力一样，自我革命精神虽然展示了新时代党勇于“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的主观决心［12］，但这种自我革命精神只有付诸行动，才能开启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13］。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自我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通过创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等具体的党建方式，使党的建设模式能够回答时代之问和现实需求，运用更为先进的数字治理等工具手段提升党建质量，探寻出一条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激发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纯洁性，释放党的活力的新路径，使党在执政过程中始终发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功能和政治忠诚、无特殊利益及清正廉洁的纯洁性。如果说政党执政的价值取向、执政能力、执政绩效和执政形象构成了政权存续和实现长期执政的内因或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部基础，那么，通过自我革命再造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实践，则是持续强固政权内部基础的重要活动。新时代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12］。
四、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关系
在一党执政和领导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关系，实质上就是国家政权存续的外部条件与执政主体自身的内部基础，即民主之路与自我革命之间的关系，两个答案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动共进的统一关系。
（一）民主之路是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
政党的自我革命动力来自两个领域：一是政党特有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所要追求的理想目标、价值使命决定了只有不断开展自我革命，才能涌现出产生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生动力，为实现既定的理想与使命奠定基础条件。二是外部环境需求对政党的影响。这种需求通过既定渠道输入政党系统，刺激政党经过改革与创新，开启先进性和纯洁性产生的动力之源，实现对外部环境需求的优质满足，为政党的长期执政创造资源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70。此种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对外部人民的利益诉求、民主需求等具有主动和受动两个维度的回应。从主动视角分析，党来自人民又领导人民，必然在其先锋队性质的主导下，主动关注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针对自身影响和制约人民当家作主的行为现象，通过自我革命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相关制度体制的改革，及时作出调适性回应，使人民民主的功能和绩效更加优质化。从受动的维度来看，政党在外无执政竞争压力的环境下，“很容易在主政惯性的影响下，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视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14］22。因此，党外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以其固有的力量，刺激和警唤党注重内部产生的懒惰现象和思想政治不纯问题，“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15］701，以自我革命实践，“防止祸起萧墙”［16］，探寻出新时代环境下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规律，在执政过程中更好地彰显人民利益代表者的形象，获取更为深厚的执政资源，从根源上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3］，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二）“自我革命”是“民主之路”的引领之力
民主既是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民主之路的选择受制于国家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这一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浸润深厚、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民主建设选择何种路径推进，对民主建设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7］39，“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15］40。党内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优化党的民主集中制落实的体制机制，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激发党内活力，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汇集党内思想，凝练党的智慧。“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53，使党内民主通过制度、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提升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更好地在国家与社会民主建设中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为国家和社会民主建设在价值取向、理论指导、实践模式和手段工具选择等方面供给更为科学的方案，带动“民主之路”建设渐进稳步地实现预定目标。通过自我革命，“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2］53-54，不断克服党内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2］53，提升党在国家机关和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国家机构和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保障和动力引领。
（三）“民主之路”与“自我革命”统一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
无论是民主之路还是自我革命，二者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民主之路建设，通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的境界。经过自我革命行动，实现在领导和执政叠加互动情势下国家政权的发展昌盛的彼岸，二者的追求和行为统一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伟大实践。在民主之路建设与自我革命行动相统一的过程中，既要有质的同向，也要有量的适度。从质的同向而言，这里的民主之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民主政治建设，营造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生态环境。自我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保障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性质的执政党内部变革，政党革故鼎新的目的是通过执政能力的提升，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长治久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2］58，维护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属性，构成了民主之路和自我革命在性质维度的同向。从量的适度分析，如同“人类社会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系统”［18］，国家政权也是由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只有当内外因素所产生的力量处于适度的平衡，政权才能处于稳定状态，因此，自我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需要与民主之路的建设和发展的程度相匹配，才能有效回应民主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各种需要和诉求，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和进步；否则，自我革命的力度与民主建设的需求在量上差距过大，或者民主发展的速度与自我革命的进程在量上距离遥远，均会产生危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制约国家政权发展的风险。客观上要求自我革命的进程与民主之路的建设过程，二者之间时刻保持量的适度平衡，自我革命随着民主之路的发展及时调整力度，民主之路随着自我革命的进展随时调适速度，才能在量的平衡中将两种行动统一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交出合格的答卷。
五、完成两个答案的行动策略
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是任何政党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则取决于执政主体的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所形成的合力推动。换言之，由政党的执政能力及其所产生的执政绩效而衍生的社会民众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同与服从是实现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要素。不同的时代、环境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不同，由此决定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从内外两个维度的深刻融合，提升执政绩效，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开发更为深厚的动力支持资源。
（一）以“四自”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
就其民主之路建设而言，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系统工程。在新时代这一系统工程的建设目标融入了新的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民主，不是一般意义的民主，而是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功能，实现人民合法权益，彰显民主绩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31。在中国这样地域辽阔、历史文化悠久、现代社会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此种民主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9］。因此，党自身的强大和领导的坚强有力，直接关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党通过自身的建设，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不断增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依然存在“四种危险”。毛泽东当年“窑洞对”的问题“恐怕还没有”破解［20］，客观上需要通过党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核心的“自我革命”来解决［21］。通过自我净化，“过滤杂质、消除毒素、革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22］122，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铸就坚强的领导主体。通过自我完善，“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22］122，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备的制度示范机制。经过自我革新，“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22］123，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纵向自我进步，提供开拓创新的强大动力。通过自我提高，“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22］123，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横向对其他类型民主的超越供给更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二）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增进“四自”建设效能
自我革命的实现既需要党自身所具有的“自我审视、反躬自省的高度清醒”［23］，也需要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支撑与配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情势下，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为自我革命的深入推进奠定优质的社会基础条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3］1-2。此种民主的优势和特色决定了，可以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拓展，进一步释放人民对利益诉求与合法权利表达的时空，以全链条的民主形态，持续不断地向党内传输民意，使人民的合理诉求转化为党推进自我净化的强大动力，为不断纯洁党的肌体、保障各级党组织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主体的扩展，进一步发挥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功能，更好地汇集民智，将人民的集体智慧转化为党自我完善的思想资源，为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建构党内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创造条件。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技术平台的新陈代谢，提升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激发人民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更为便捷地将人民改革的诉求和具体治理实践的经验映射进党内，将实践中取得的改革经验转化为党自我革新的知识源泉，为破除党内存在的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进行理论和实践等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绩效的彰显，证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路径的价值和意义，将民主发展转化为党自我提高的重要路径之一。在对“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党内民主发展，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自我惊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24］，不断提升政治境界、理论境界和实践境界，为更好地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三）以民主之路与自我革命之合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
跳出历史周期率既是人类历史上仁人志士探究的永恒话题，更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思考与探索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理论、实践和经验均证成了一个真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执政党自我革命衍生的内生活力与执政党存在并不断优化的外部民主环境条件，二者所形成的合力及其所产生的效能是推动人类历史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优答案。
1.从理论上分析。任何事物能否长期存续取决于该事物内部的活力及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优化。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是通过以“四自”为核心的自我革命，产生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先进性和在政治建设、利益配置问题上的纯洁性，使党内始终充满着朝气活力。这种内生活力引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更好地展示人民的主体创造作用，实现人民的合法权益，进而转化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与支持的强大力量。自我革命衍生的内生活力与民主之路建设中产生的人民对党支持力量，汇集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力源泉。
2.从实践上研判。伟大的社会实践能否产生辉煌的绩效主要在于实践主体的价值取向、模式及其与实践环境的契合度和改造效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针对“在执政业绩光环照耀下”出现的懒政、惰政和贪腐问题，为有效防止马克思主义政党变质变色，及时规避“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5］，开展了全面从严治党活动，通过自我革命方式，“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14］92，使党始终保持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及时将民主之路建设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更好地激发人民当家作主的功能。在以自我革命之力释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同时，引领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新实践。在两种力量的合力作用下，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廉政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主政治发展不断推进，为赢得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与拥护开辟了新资源。
3.从经验上探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党作为执政主体自身的建设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在党自身建设处于非正常的情势下，“酿成十年内乱”［17］14，使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人民对党领导和执政的认同资源。这些反面经验证明了党只有通过积极的自我革命，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错误，进而引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和人民对党执政的认同和支持。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新时代，针对党内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突出问题，及时开展了以自我革命为主要形式的全面从严治党活动，“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22］373，进一步提升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效能显著增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起草中，网上征求意见累计收到超过101.8 万条建议，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000 余条建议，“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共366 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546 条”［3］29，更好地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和利益诉求的实现，为获取人民对党的长期执政认同和拥护，开发了更为深厚的支持资源。此种正面经验有力地诠释了党的自我革命与民主之路建设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自我革命的内在活力与民主之路建设的外在力量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是推进人类历史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核心要素。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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