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學民 || 論清史《續文苑底稿》對順治康熙朝詩史的續寫

作者簡介：戚學民，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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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順治康熙朝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均較繁榮，名家名作迭出，成為清代詩學史的一個高峰。這個時期的詩學史格外受研究者關注，順康朝詩學史詩學創作和詩學理論的基本格局等諸多重要問題均已經得到深入研討。清順康朝詩學（也是清代詩學）非常突出的一點是清代詩人的強烈地域自覺，這一時期詩學呈現鮮明的地域特性，山東、浙江、江蘇、關中詩人奠定了清初詩學的格局，蔣寅等人的著作深刻揭示了上述方面。

清史《文苑傳》纂修時間長達百年，形成了清朝詩學史的系統記載，對順治康熙朝詩學史的記載一直是書中的重點。順康詩學史研究方面，筆者曾略論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的康乾詩學史記載。學界亦有人注意到民初的清史《文苑傳》第六次稿對詩學史的改寫。但清史《文苑傳》在歷史上有多達七個成型稿本，這些作品對順康時期詩學史的記載有複雜的生成過程，值得進一步討論。

本文關注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順康詩學史的記載。該書形成了從順治到光緒初的記載格局，對此後的各個《文苑傳》稿本影響較大，其中順康朝詩學史的書寫別具意義。《續文苑底稿》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該書新增了多位詩人傳記，改寫了此前順康詩學史的記載格局。該書的詩學史記載在清代詩人的地域分佈和清代詩學的基本路徑方面有重要增補。但對此問題，學界尚未論及。有鑑於此，本文基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國史館《續文苑底稿》檔冊，討論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順康朝詩學史論述的續寫。

清史《文苑傳》纂修從嘉慶年間啟始，經過道光朝和咸豐初三次集中纂修，到咸豐六年暫告一段落，形成了《欽定國史文苑傳》（清史《文苑傳》第一到三次稿均題名《欽定國史文苑傳》）。該書僅立正傳44人，有高度的選擇性，代表清廷高層對本朝詩文學史作了首次書寫，其詩學史記載有開創之功。其中對順康朝文士記載是重點，多達32人（雍乾時期僅錄12人），呈現了順康詩學史諸多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

1881年至1888年，清廷啟動了《儒林傳》與《文苑傳》的續纂，形成了清史《儒林傳》和《文苑傳》第四次稿。其中繆荃孫纂輯的清史《文苑傳》稿本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續文苑底稿》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之一，該書的詩文學史記載內容豐富，本人曾討論該書古文史的記載。其清代詩學史記載有豐富的內涵，其中對順康朝清代詩史的續寫意義重大。

地域意識是清代正史纂修的基本考量。《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引人注目之處，是詩學人物的地域分佈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入選人物籍貫分佈極為有限。《欽定國史文苑傳》正附傳合計74人，僅分佈在直隸、山東、安徽、江西、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湖北、福建、貴州和奉天12個省份，遠未覆蓋所有地區。與此同時，入選人物中在12個省份之間的分佈也不均衡：江蘇21人、浙江19人、安徽11人、山東6人、直隸5人、江西3人、陝西2人、山西2人、湖北2人、福建和貴州各1人，還有漢軍正黃旗1人。文苑人物明顯南多於北，東多於西。大部分人物都來自東南三省，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共佔總數的69%。獲得立正傳的北方人有限，主要分佈在山東和直隸。所謂的邊徼之地，如甘肅、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等地無一人入選。《欽定國史文苑傳》傳記人物分佈的詩學地域圖景，某些方面符合今日學術界的認知。學者指出，清初詩壇的格局，在創作方面是江浙、齊魯、燕趙領先，其他地區隨後。在詩學方面，其中心是華北和江南兩地。《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人物重心，恰是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含京師）。具體到以詩學成就為主的人，《欽定國史文苑傳》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祿、吳嘉紀、孫枝蔚、申涵光、柴紹炳、葉燮、朱彝尊、陳維崧、尤侗、龐塏、吳雯、黃虞稷、邵長蘅、趙執信、史申義、查慎行等18人。這個系統明顯以王士禎和朱彝尊兩支脈絡為重點。

《欽定國史文苑傳》詩學人物最典型的地域分佈傾斜表現在浙派詩人。在清代詩學史研究中，對所謂“浙派”的研究是一個重要課題。浙派的名義產生甚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時人如袁枚、金衍宗等都使用了浙派的名義。現代學術界很早就注意到浙派詩人，當代對清代浙江詩學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清史《文苑傳》的記載仍然值得注意。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共立44個正傳，其中浙江人竟多達11位，包括為今天學界所熟知的朱彝尊、黃虞稷、查慎行、厲鶚等重要詩人和學者。浙江詩人是《文苑傳》中最大的群體。

就詩學脈絡而言，浙江詩家多符合曹振鏞領導的纂修團隊的詩學趣味。曹正鏞及《文苑傳》纂修團隊，均是翁方綱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受到翁方綱詩學的影響。《欽定國史文苑傳》對王士禎系統的介紹最為豐富，就是顯例。浙江詩學受到重視，也有翁方綱的影子。翁方綱重學術，講詩法，尊詩教，宗宋詩。清代浙江文士都重學問，是學者詩人，尊崇詩教，推崇宋詩者多。《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的浙江學人正傳達到11位，其中標明由曹直接領導下的纂修官陳用光和潘錫恩纂輯的有5位。而翁方綱重視的一些因素，都在浙派詩人的傳記中得到呈現，這是浙江詩人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受到青睞的詩學淵源。

《續文苑底稿》對順康朝詩學史的書寫，在《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史基礎上踵事增華。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增補了多達74篇正傳，按照上海圖書館（題名繆荃孫和譚宗浚撰）清史《文苑傳》鈔本後附的《目錄》，這些人之中“詞章詩賦家”有25人：丁煒、馮班、陸圻、顏光敏、梁佩蘭、黃與堅、徐嘉炎、鄭梁、顧嗣立、袁枚、趙翼、張九鉞、錢灃、法式善、黎簡、黃景仁、張問陶、馮敏昌、陸繼輅、宋大樽、陳文述、張維屏、潘德興、譚瑩、吳觀禮。這個名單對理解《續文苑底稿》的記載極有參考價值。它所增加的順康間詩人及其詩學脈絡，對順康詩學史全域書寫極有意義。就以此“詞章詩賦家”名單而論，丁煒、馮班、陸圻、顏光敏、梁佩蘭、黃與堅、徐嘉炎、鄭梁、顧嗣立等9人屬於順康時期，他們都為《續文苑底稿》第一冊所收錄。加上原來《欽定國史文苑傳》以詩歌創作為主要成就的有18人，使得順康時期的詩壇格局更加豐滿。

這些人物的增加，絕非是詩人數量的簡單增加，更涉及對順康詩壇格局整體書寫的修改。《續文苑底稿》增立詩人正傳，讓《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順康時期的詩人增加了一半，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地域分佈的變化。《續文苑底稿》增立了廣東和福建詩人，同時為更多的江蘇、浙江、山東詩人立傳。雖然詩人收錄地域偏向東南三省的局面沒有徹底改變，但把廣東和福建的詩學人物立為正傳，增加了兩個重要詩學脈絡和板塊，增廣了清代順康詩學的領域，使得《文苑傳》的順康詩歌史面相更加豐富，更接近本真。

《續文苑底稿》增立了福建詩人丁煒，其本傳曰：

按《丁煒傳》不僅為丁氏一人立傳，連同附傳林侗、林佶、黃任和鄭方坤，記載了順康時期福建詩壇的代表人物。《續文苑底稿》由此將福建詩學板塊加入整個順康詩史和清詩史整體圖景之中。且《丁煒傳》在《續文苑底稿》全體新增人物列傳中居於第二位，是詩人的第一人。他的立傳涉及極為重要的清代詩史的開端問題。《欽定國史文苑傳》將南施（閏章）北宋（琬）定為清代詩史的開端人物，是一種富有政治意味的寫法。“南施北宋”代表了服從清朝統治的詩人，更代表了清代詩歌不同於亡國之音的明朝詩人的特色，即重歸詩教傳統。本傳所引述的幾段話，正顯出丁煒對詩歌認識的高度。他對明代形式主義詩學有切中肯綮的批評。丁煒又不願蹈襲故智，落入學近人的窠臼，而是力追漢魏三唐。這代表了清代詩學的一種新趨向。

廣東詩學板塊的增加，意味深長。梁佩蘭是嶺南詩學在清史《文苑傳》的第一人，本傳記載其詩學成就曰：

《梁佩蘭傳》記載傳主重義輕利，獎掖後進，專注詩文創作，是“嶺南七子”的代表，得到康熙詩壇領袖王士禎和朱彝尊的肯定。

廣東士人在《續文苑底稿》中共有七位立為正傳，分佈於順治到同治各朝，代表嶺南是以一個板塊方式出現。梁佩蘭是《續文苑底稿》中廣東第一人，梁氏立為正傳，附傳有程可則、方殿元、王隼、吳文煒等人，實為整個順康時期廣東詩壇的代表。梁氏入選按照如今標準並不意外，他和陳恭尹、屈大均並稱為“嶺南三大家”。清代國史《儒林傳》與《文苑傳》的纂修工作，並非空無依傍，而是有所憑藉。國史館需要行文地方，由地方府縣提供入選人員的建議和基本材料。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國史館檔案全宗中有光緒九年的《廣州府儒學造報採訪各屬儒林文苑孝友循吏履歷事實由冊》（後文簡稱《採訪冊》），即是廣州府呈報國史館的文書。這個完整檔冊共有85人，其中儒林有胡方、陳遇夫等18人，文苑有陳恭尹、梁佩蘭等56人。《採訪冊》的傳記均來自《廣州府志》等地方誌，但都進行了編輯加工，基本相當於國史館的纂輯工作，使得各個傳記呈現了新的面貌。而這些傳記又被纂修官修改成為國史的傳記。

《採訪冊》的名單顯示，廣州府呈報的學人，本來就以文苑人物居多。各地呈報的儒林文苑孝友循吏人物，國史館已經訂定標準。《採訪冊·馮敏昌傳》的一條按語，解釋了為何將傳主納入《文苑傳》：“案：魚山講學接武白沙、甘泉；又文集有《經論》一卷，似可入《儒林》，但此外無說經専書，與國史館條例‘經學成書歸儒林，詩文成書者歸文苑’（見宋芷灣《與朴石澧浦書》），頗似未合，故今入《文苑傳》焉”。阮元纂輯《儒林傳稿》時已採用這個人物分類標準，即入儒林者須在經學方面有專書，而詩文有專書者可歸文苑。

前述《採訪冊·梁佩蘭傳》在《廣州府志》的記載上改編而來，清國史館在廣州府《採訪冊》基礎上再度改易。按《採訪冊·梁佩蘭傳》在阮元主持纂修的《廣東通志》中僅有百數十字。“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童時日記數千言，順治丁酉鄉試舉第一，時年二十六，詩名已播海內，戊辰成進士，改庶常，次年假還。清潔自好，流覽名山。與諸名宿唱酬，主持風雅。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著有《六瑩堂詩》前後集文集各若干卷。”《採訪冊·梁佩蘭傳》基本採用了與國史館相同的纂輯法，截句續成文字，內容有了增加。“梁佩蘭，……屢上公車不得志，日與其同志砥礪文章學，號‘嶺南三大家’（張尚瑗《〈六瑩堂集〉序》）。金台舉社事，惟佩蘭與朱彝尊輩主壇坫，一時風雅稱盛。佩蘭每有所作，爭相鈔誦傳，筒文道路（據“哀詞”）。戊辰成進士（《府志》），是時天子方尊文學，主文柄者務蒐拔宿望。佩蘭故魁其本房，然年六十矣（張尚瑗所撰集序）……天真孝友，不事家人生產，輕金重義，屢空晏如。予告歸，築室仙湖，擁書百城，手不輟管（據“哀詞”），深於吟詠（廖焞《〈六瑩堂集〉序》），好誘掖後進，客以他事請者，引疾不聽。聞持詩文至，則披衣倒履，指畫不少倦。而天下亦樂奉以為表。蓋立名於世，垂六十年云（據“哀詞”）。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王隼《〈六瑩堂集〉序》）。情至文至（趙執信《飴山堂文集》），即其淵深超曠，可想其生平（宋犖《西陂類稿》）。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尤推重之。（《府志》）著有六瑩堂前後集十六卷。（《府志》“藝文畧”）”

該《梁佩蘭傳》在《續文苑底稿》中基本被採用，只有少量更改，其中有三句被刪掉：一是“屢上公車不得志，日與其同志砥礪文章學，號‘嶺南三大家’”；二是“佩蘭名久著”；三是“築室仙湖，擁書百城，手不輟管”。

《續文苑底稿》在《事實冊》原文基礎上增加了三句：第一句是“佩蘭為人曠遠絕羣，高搴霞舉（朱茂晭《六瑩堂集》）”，“結社蘭湖，以詩酒為樂（《粵東詩海》）”。第二句是“與番禺王邦畿、南海程可則、順德陳恭尹、番禺方殿元、暨殿元長子還、次子朝，同以詩鳴，粵中人稱為‘嶺南七子’（《廣東文獻》）”。第三句是在“其詩從漢魏入，不借徑三唐（王隼《〈六瑩堂集〉序》）”後加入“雄邁滔莾，精警卓拔（陳恭尹序）”。這個刪改的方向是掩蓋嶺南三大家不能同時進入《文苑傳》的問題。廣州府呈送的《文苑》首列陳恭尹，隨後是梁佩蘭，但沒有列同樣來自番禺的屈大均。為了不引起讀者懷疑，只能把三人並稱的語句刪掉。另外加入“粵東七子”並稱的句子，這樣可以把嶺南三家的形象淡化，同時也為程可則和方殿元成為附傳人物提供了根據。刪掉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國史《文苑傳》改換為更加雅致的“為人曠遠絕羣，高搴霞舉”，“結社蘭湖，以詩酒為樂”和“雄邁滔莾，精警卓拔”，分別描述傳主的性格、詩文活動和詩歌風格，值得注意。

上述福建和廣東詩人是新增的板塊。江蘇、山東、安徽等板塊則增補了更多人物，詩學地圖分量大增。其中江蘇增加最多，有馮班、黃與堅、吳兆騫、顧嗣立等，凸顯出江蘇詩壇在順康詩壇的重要性。馮班被立為正傳，詩學意義較大，代表了錢謙益一系詩學傳人進入正史。《馮班傳》曰：

馮班被立傳顯示出《續文苑底稿》詩學史立場的變動。因為錢謙益被列入《貳臣傳》，在清朝屬於政治不正確人物，《文苑傳》更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但錢謙益在清初詩壇的重要地位是不能抹煞的。《續文苑底稿》纂修時期與清朝全盛的乾隆朝大不相同，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平息不久，清政府雖然號稱中興，但外有中法戰爭，海疆多故，西北沙俄覬覦，清廷正謀求談判伊犁歸還。在此局勢下，文網鬆弛。重臣蘇州人潘祖蔭奏請續修《儒林傳》與《文苑傳》，常州人繆荃孫和廣州人譚瑩擔任總纂，有利於虞山詩派在《文苑傳》中獲得承認。

《黃與堅傳》則將“婁東十子”寫入《文苑傳》，進一步增加了江蘇詩學的厚度：“其詩頓挫鉤鎖，纏綿惻愴，風情骨格在韓偓、元好問之間（錢曾《忍菴詩敘》）。吳偉業選婁東十子詩，以與堅為冠。十子者，周肇、顧湄、許旭、王撰、王攄、王昊、王揆、王忭、王曜昇也。”另時代較晚的顧陳垿立正傳，傳文略及他與婁東十子詩學的關係，也增加了婁東詩學的分量：“少有文名……少與同里王時翔為姓名交，其詩名亦俱伯仲（鄭撰《詩鈔小傳》）。婁東詩人雖各成家，大約宗仰吳偉業，陳垿晚出，欲自闢町畦而能不離正軌（《國朝詩別裁》）。”由此，《欽定國史文苑傳》不載的遺民詩人吳偉業和婁東詩學被記入了正史。

《續文苑底稿》將顧嗣立立為正傳，進一步增加了順康時期江蘇詩學史的厚度。“性嗜書，尤耽吟詠，弟兄六人皆振藻揚聲，名滿京國。嗣立頡頏其間，稱白眉焉（鄭方坤《國朝詩人小傳》）……江蘇巡撫宋犖嘗取嗣立及寶應王式丹……等諸人之詩，合刻之為《江左十五子詩選》（《江左十五子詩選序》）……所為詩，始得力於遺山、虞、楊諸家，而其後漸進於雄偉變化，有昌黎、眉山之勝（《墓誌》）。”

《續文苑底稿》山東詩人增加了《顏光敏傳》，其附傳人物有李澄中、王蘋、張篤慶和曹貞吉，具體代表了“輦下十子”。“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田雯、宋犖、王又旦、丁澎、曹禾、曹貞吉、謝重暉、葉封、汪懋林，光敏其一也（《文獻徵存錄》）。”《顏光敏傳》特別載入顏氏子弟的文脈綿長。“新城王士禎嘗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施閏章《愚山集修來詩序》）。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吳江計東謂，以此鼓吹休明，即孔顏世室中之樂府琴瑟也。當時咸以為知言（《國朝詩人小傳》）……顏氏多以忠孝文學著（顏君墓誌銘）。”

顏光敏及其附傳的立傳，較《欽定國史文苑傳》更多記載了順康時期山東詩家的成就。《李澄中傳》引述了趙執信“國朝詩人，山左為盛。澄中與萊陽宋琬、新城王士禎兄弟、安邱曹貞吉、曲阜顏光敏，後先並起，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為難（趙執信《談龍錄》）”，揭示了順康時期山東詩人圖譜。宋琬和王士禎兄長王士祿在山東詩壇地位重要，早已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立傳，與其同時而聲譽相當的顏光敏等人卻沒有立傳，《續文苑底稿》彌補了這個遺憾。

《續文苑底稿》中浙江詩人沒有再立為正傳者。但立為正傳的浙江學人鄭梁被提及詩歌成就，繼續加強了浙江詩學板塊。前述浙江有多人被《欽定國史文苑傳》立傳，《續文苑底稿》增加徐嘉炎、鄭梁和鄭元慶，但均以史學著稱，並非以詩成就名家，僅鄭梁傳中略涉及其詩歌成就。“（鄭）溱於黃宗羲交最密，命梁師事宗羲。沒後，建二老閣，設位其中。嵗時祀之，藏書之富，與范氏天一閣相埒（《謝振定贈鄭君書常序》）。學有心得，詩近陳獻甫，文類歸有光，宗羲亟稱之。”鄭梁是黃宗羲學生，詩學只是其一隅，但浙江詩人本多學人。

吳之振是顧嗣立的附傳，本傳突出他的山林詩成就和《宋詩鈔》對清代宋詩學興起的貢獻，和其刊刻康熙朝八家詩選對清朝詩學的影響。“康熙初年山林詩，之振最有名（《國朝詩話》）。之振常刻《宋詩鈔》，至百數十家，多秘本（《文獻徵存錄》）。故其詩派亦近宋人（《四庫全書提要》）。又選國朝施閏章、宋琬、王士禎、士祿、陳廷敬、沈荃、程可則、曹爾堪八家詩行世（《文獻徵存錄》）。”

上述詩人增立正傳，特別是新增廣東詩人和福建詩人，糾正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無粵閩士人的偏頗。江蘇、浙江和山東詩學地圖加密，如江蘇增補了馮班，增加了吳兆騫和顧嗣立等人；山左則增加了顏光敏，這些人物使得順康詩學史的重要方面得到了客觀的展示。清史《文苑傳》的順康詩歌史與歷史本相進一步接近，這是《續文苑底稿》對清代詩學史書寫的重要貢獻。

《續文苑底稿》順康朝詩人的增補，不僅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人地域分佈安排，更是相當程度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所呈現的清詩品味。

《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歌風格，有中唐、盛唐、江西詩等，其中對王士禎一系的詩風格外推崇。王士禎本人雖然不能在《文苑傳》立傳，但其兄長和弟子多人被立正傳。這當然是對王士禎康熙朝詩界領袖地位的承認，是一種歷史真實，但對王士禎的尊崇也體現了翁方綱一系的師承淵源和詩學趣味。翁方綱提出了肌理說，是詩學宗師。翁方綱的弟子主導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修纂，但過於突出王士禎，無疑是一種詩學宗派的表現。

《欽定國史文苑傳》描寫的順康朝詩學風格，同樣凸顯了翁方綱詩學的影響，即重視詩教，重視學問，重視宋詩。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的纂修團隊，有明確的詩學淵源，他們纂輯成形的《文苑傳》記載中有明確的詩學史意識，其中就多次出現宋詩宗尚。如《汪琬傳》中寫出了古文向唐和詩向宋的轉向：

《葉燮傳》也記載了當時詩風向宋的改變：“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為宗，一切陳見俗障掃而空之，意必鉤玄獨造……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人士始而訾謷之，後乃更從其說。王士禎稱其詩古文熔鑄往昔，自成一家，卓爾孤立，不隨時世為轉移。論者咸以為知言。”按學界認為葉燮詩學史很重要的一點，是將宋詩作為討論詩歌藝術發展的重點，與當時詩壇推崇宋詩的風氣以及他本人對宋詩的興趣相關。《邵長蘅傳》也記載了傳主創作風格由唐向宋的變化：“長蘅始為詩，瀏灕頓挫，追步唐賢，晚乃變而之宋，格律在蘇黃范陸間。”

《欽定國史文苑傳》特別重視浙江詩人，在浙江詩人傳記中也記載了宗宋詩風的興起，比如《查慎行傳》：“浙人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慎行繼之。所著《敬業堂集》五十卷，合生平所歷，各為一集，多至五十三種，未免煩碎。然亦可徵。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為事也。黃宗羲比之陸游，王士禎則謂奇創之才。慎行遊緜至之思遊遜。慎行所評良允五七言古體，尤近於蘇軾，曾補注蘇詩五十二卷。其教人為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可謂通論。蓋自明人喜稱唐詩，至國朝初年，嫌其窼臼漸深，往往厭而學宋，粗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弊，固嘗於慎行屈一指云。”

厲鶚及其附傳商盤的傳中特別說到對宋人的學習和搜求：“（厲鶚）館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為《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東城雜記》、《胡船錄》諸書，皆博洽詳瞻。先世本慈谿，徙居錢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所。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劌琢研練，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兼長詩余，擅南宋諸家之勝云。時名望相等者有會稽商盤……盤自幼工詩，初效樊南，既而出入元、白、蘇、陸間，樂府、歌行尤瑰麗，縱恣跌宕自喜。”

以上所徵引的順康間詩人傳記文字，多是今天學界所熟悉的。而乾隆朝少有的以詩家身份獲得立傳的蔣士銓是江西人，江西詩的傳人，與翁方綱的社交圈和詩學圈高度重疊，呈現的也是宗宋詩風尚。以上徵引意在說明，這些文字被曹振鏞領導的纂修團隊集中編入篇幅有限的《欽定國史文苑傳》的十八位詩人傳記之中，給讀者以密集和強烈的印象：順康時期詩壇有非常濃厚的宗宋風氣，是主流。

當然，《欽定國史文苑傳》中記載的不僅是宗宋詩風，如《龐塏傳》記載傳主是中唐詩風。《吳嘉季傳》附傳《陶季傳》載傳主取法盛唐，風格類似高適和岑參：“士禎刪定其客滇南閩中諸詩，以高岑龍標比之所著《湖邊草堂集》及《舟車集》二十卷……洵能取法盛唐，倏然自適其性者。”但與多位正傳人物所呈現的宗宋風氣相比，尊唐詩的風尚似乎並不盛行。但宗宋詩風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中的分量確實非常重。甚至可以說，凸顯宗宋風氣也許是該書順康詩學史記載的用心所在。《欽定國史文苑傳》代朝廷立言，有清廷欽定名義背書，具有相當的政治權威。但該書的詩學史記載明顯受到翁方綱曹振鏞一系宗派作風影響，如國史館正總裁曹振鏞指示讓沈德潛、袁枚、趙翼的名字在《文苑傳》中少出現或者不出現。明顯的宗派作風使得《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相當程度背離了歷史本相，當然是一種缺憾。

《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學史記載明顯和《欽定國史文苑傳》不同。首先，《續文苑底稿》多處展現了明顯的宗唐風氣。如《馮班傳》記載：“（馮班）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派”。“趙執信……詩沈酣六代，出入於溫、李、小杜之間（《明詩綜》）。源出於《才調集》（《靜志居詩話》）。”在前述背景下，馮班的立傳可以理解，而他被立正傳，必然要涉及其詩學立場的書寫。學界熟知，馮班的立場是宗唐，特別是重視晚唐詩。他有開風氣的作用，其對李商隱詩歌及其後裔西昆體的重視，引發了常熟詩人對中晚唐的喜好。《續文苑底稿》指出馮班非常不滿嚴羽的詩學理論，對江西詩派批評尤烈，在事實層面是準確的。馮班對於江西詩派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批評非常嚴厲。他們最多能接受西昆體、歐、梅到范、陸一路的宋詩，對於江西詩派的宋詩不能接受。《馮班傳》也正確地指出了馮班對於溫庭筠、李商隱和杜牧詩風的學習，也注意到其詩學與《才調集》的關係。國史文辭簡潔，沒有繁複的記載。但考慮到《欽定國史文苑傳》對宋詩的推崇，對江西詩人的重視（國史館總裁曹振鏞的老師翁方綱對江西詩派極為推崇，而王士禎“神韻說”淵源於嚴羽），《續文苑底稿》即便只是簡單記載馮班“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詩派”，其中對翁方綱、曹振鏞一線詩學立場的反對態勢是極為鮮明的。

馮班的附傳《宗元鼎傳》也明確寫出了傳主從晚唐向初唐和盛唐風氣的轉換：“時學詩或尚七子，或尚鍾譚（《興化縣誌》）。元鼎詩以風調為主（王士禎《漁洋詩話》），少宗晚唐，中年仰攀初盛，風格一變（《興化縣誌》）。王士禎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文獻徵存錄》）。”

也是馮班附傳的《吳殳傳》，主要記載了他的《圍爐詩話》，“殳又云，詩之中須有人在。趙執信以為知言（《談龍錄》）。殳詩話有云：意喻之米，文炊而成飯，詩醸而為酒。又云，唐詩有比興，其詞婉而微。宋詩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又云，作詩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語皆精妙。（《聽松廬詩話》）當時學西昆體者，嘗推殳為善云。”這一組引用，可以看成吳殳有對王士禎詩學理論的批評，對宋詩的批評，對學古人作詩的批評（與翁方綱學黃庭堅恰成鮮明對照），而其詩歌創作實踐，則是西昆體一路。儘管吳殳不可能有對後世翁方綱的批評言論，但在史家的纂輯下，《吳殳傳》呈現了對唐詩的宗尚，對宋詩的批評。馮班傳記是一組江蘇人的合傳，他們呈現了宗唐詩、反宋詩的立場，構成了對《欽定國史文苑傳》所推崇的宗宋詩風的強烈反差。

第二，在其他傳記中，我們也能多處看到宗唐詩的風氣，比如邵遠平和黃儀等人，詩學並非其主要成就，但傳記中都點出他們宗唐。浙江詩人《邵遠平傳》載：“詩酷摹唐音，頗見宏瞻。其京邸集多典禮紀頌之章（《提要》），世竟行之（《文獻徵存錄》）。”《黃儀傳》：“詩學晚唐，筆意秀整。晚嵗移居邑之鶯沙著有《紉蘭集》（《江蘇詩徵》）。”

《顏光敏傳》載“近體秀逸深厚，出入錢劉”。按，顏光敏的近體詩被比擬為詩史並稱的唐代詩人錢起和劉長卿。顏光敏被認為是與宋琬、王士禎、曹貞吉等並稱的山東詩人。《續文苑底稿》此處指出顏光敏詩宗晚唐。

黃與堅也被立正傳，傳文沒有明說他及其所代表的婁東十子的詩歌宗尚。但學界都熟知，婁東十子的詩歌創作繼承了明代王世貞“詩必盛唐”的主張。

丁煒及其附傳代表福建詩學傳統被寫入《續文苑底稿》。前引他的詩學主張，展現了他對時人學詩以漢魏三唐不足法、“流入宋元以下”、“標新領異”的批評，反對仿蘇襲黃。然後他“力追唐賢”。學界普遍認為閩詩小傳統是宗盛唐，《丁煒傳》呈現的宗唐風氣無疑。有趣的是傳文引述的觀點，後世最喜歡仿蘇（軾）襲黃（庭堅）的詩壇宗師正是翁方綱，而其弟子曹振鏞領導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纂修。

至此，《續文苑底稿》在福建、江蘇、山東、浙江等省都寫出了宗唐的風氣，這本身就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凸顯的宗宋詩學風尚的平衡。更有趣的是，《續文苑底稿》多處引文呈現的詩學立場，隱然有一個論說對象，大致針對王士禎和翁方綱的詩學理論和創作好尚。

可以進一步說，《續文苑底稿》有多處涉及王士禎的刪除，似在有意抵銷或削弱王士禎在該書詩學史論述中的影響力。以權威人士來展現某位文士的重要性，是《文苑傳》等正史的常見做法。《欽定國史文苑傳》大量引用康熙詩壇領袖王士禎的評價，來彰顯某人的創作成就或其在順康詩壇的重要地位。《續文苑底稿》沿襲了這種做法，稿本中有多處引用王士禎的評語。但稿本多個傳記曾引用王士禎評價最後又刪去的情況，值得注意。

這種刪除王士禎評價的情況，以《顏光敏傳》附傳最為典型。張賓居是王士禎內兄，傳文多處引用王士禎《感舊集》與《居易錄》的記載，張賓居最後沒有被立傳，傳文全部被刪除。張賓居傳記被刪的具體原因尚不清楚，《續文苑底稿》中有多個附傳人物被刪除的情況，難以一概而論。同是顏光敏傳附傳的《張篤慶傳》稿本則專門刪去了“王士禎稱其淹貫華贍，千言可以立就（《居易錄》）”一句。

《丁煒傳》原稿有下面一段話：“尚書王士禎嘗曰：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耳。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為不絕矣。”這段話在王士禎《漁洋詩話》中原本為：“閩詩派，自林子高、高廷禮後，三百年間，前惟鄭繼之，後惟曹能始，能自見本色耳。丁雁水亦林派之錚錚者。其五言佳句頗多……皆可吟諷。”《欽定國史文苑傳》引這句話，本來是想借助王士禎的詩壇領袖地位來說明福建詩人的重要性。稿本刪除這段話，可見其詩學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意在減弱王士禎的重要性。

馮班的附傳人物《吳殳傳》中有“王士禎嘗喜其《正錢論》。《正錢論》者，為駁謙益作也（《居易錄》）”，這一句也被刪掉。同為馮班附傳的《劉體仁傳》中有“桐城方苞初以詩投汪琬，琬斥之。又投王士禎，亦不答，又投體仁，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事古文可矣。方苞自是不復為詩”。這句話也被刪掉。

上述幾處引文的刪除，其共同點都是有王士禎的字眼。相對而言，王士禎的重要性在《續文苑底稿》中下降了。

又，《續文苑底稿》的順康朝詩人記載，並非都是唐音宋調。嶺南詩人群體的加入，可以認為不僅僅是增加了一個板塊，而且在詩學風格上增加了一種趣味。梁佩蘭的從漢魏入手，在宗唐宗宋之外，增加了一個詩風創作的路徑。梁佩蘭詩創作取法漢魏，立意高古，而不是從唐詩入手。按嶺南詩風介於吳越詩風和河朔詩風之間，吳越之風尚才分，河朔重品質。曹溶為程可則所做的《海日堂集序》就發表了這樣的觀點：“明之盛時，學士大夫無不力學好古，能詩者蓋十人而九。吳越之詩矜風華而尚才分，河朔之詩蒼莽任質，銳逸自喜；五嶺之士處其間，無河朔之疆立，而亦不為江左之修靡，可謂偏方之擅勝者也。”當然，在《續文苑底稿》纂修的時代，清代詩學和詩歌創作已經有更多的宗尚，其中對於漢魏師風的追求是一股潮流，這會影響到對順康時期詩人成就的評價。無論如何，清順康時期，更多元的詩歌風尚的發現和詩史書寫，本身就是對凸顯崇宋風氣的《欽定國史文苑傳》的修正。

總之，《續文苑底稿》中的順康詩史，在詩歌創作風格方面不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的簡單賡續，而是有着明顯的變化，甚至可以說帶有一種反動意味。翁方綱、曹振鏞一系主導下的順康詩學史書寫，有相當程度重學問崇宋詩的趨向。《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史書寫，增加了重唐詩的風格和板塊，有些地方明顯有針對《欽定國史文苑傳》的詩學風尚之處，且增加了更多樣的詩歌風尚。順康朝詩史多元的面相被更多地展現出來。

本文討論了《續文苑底稿》（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對清代詩學史的書寫成就的一個方面。清史《文苑傳》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續文苑底稿》是繼《欽定國史文苑傳》之後，對清代學術史和詩文史的又一次重要書寫。在清代詩學史方面，《續文苑底稿》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拾遺補闕。它增立了多位重要詩人為正傳，在正史中把清朝詩學史記載下限延展到光緒初年。

《續文苑底稿》改變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地域格局，增加了福建和廣東的詩學小傳統，增補了江蘇、山東、浙江的詩學脈絡。這些詩學板塊的增加，背後或有複雜的政治形勢與人脈因素。清代詩學創作的小傳統在正史中得到更全面的展示。

《續文苑底稿》不僅僅改寫了詩壇地域分佈，也改寫了詩歌創作風格的改變。《續文苑底稿》中的順康詩史，並非簡單沿襲《欽定國史文苑傳》的方案，而是有相當程度的改動。翁方綱、曹振鏞一系極大影響了《欽定國史文苑傳》的順康詩學史書寫，凸顯了崇尚學問、尊崇宋詩的風尚。《續文苑底稿》明顯寫出了宗唐詩的風向，是對《欽定國史文苑傳》記載的修正。更有些地方明顯針對後者，如稿本中多處出現的對王士禎記載的刪除。

在清史《文苑傳》中，順康詩學史是逐漸增補而寫出來的。地域小傳統更加自覺，而且大張旗鼓地進入了國史。順康詩學史在清史《文苑傳》中有一個被逐層“寫出來”的過程。今天的清朝順康詩史研究成果大多是平面，而清史《文苑傳》歷次纂修展現的是一幅動態圖景，一個清代詩學史等在一百年間被“歷史建構”（historical construction）的歷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欽定國史文苑傳》到《續文苑底稿》的順康詩學史書寫，並非平面的、靜止的、平滑的樣態。相反，因國史有代朝廷立言的政治權威，所以成為不同詩學立場的競技場。師從翁方綱的曹振鏞利用控制國史館的權力，把符合其趣味的詩學理論和詩人寫入《欽定國史文苑傳》。光緒年間繆荃孫等人也利用撰述權力，針鋒相對地在《續文苑底稿》中書寫了順康詩學史的另類形象。今日看似純粹學術的清代詩史，在曾經的清廷正史《文苑傳》中，並非只是風月，更凝聚了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