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生 || “港澳研究”欄目主持人語（2022年第4期）

自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的不到十個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平台相繼發布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和《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南沙方案），標誌着作為國家級規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地方層面的推進落實、在實踐層面的深化創新，對大灣區體制機制建設具有突破性影響。

作為粵港澳合作重大平台的深圳前海，具有國家戰略多重叠加和綜合承載的使命，其發展理念革新、發展實踐創新之經驗尤其值得總結。在《前海方案》頒布一周年之際，張玉閣所長以其敏銳視角，在《前海實踐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文中，對前海實踐進行哲學思考和戰略分析。張文認為，價值理性是前海實踐所蘊含的哲學屬性、廣義價值觀；工具理性是前海實踐的原則策略、方式方法、模式路徑。兩者互為表裡，各有側重。價值理性把握前海實踐的方向，決定“前海應該是什麽”；工具理性決定前海實踐的進程，解決“前海怎麽做”。之所以選擇這一視角進行思考，是因為新時代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與融合發展，需要在前人中、微觀研究基礎上進行宏觀層面的深入挖掘，以彰顯前海實踐的歷史縱深、現實寬度、戰略視野及重要價值。前海發展的實踐成就，集中體現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突出反映在深港合作以及前海合作平台的推進中。以價值理性為“體”，以工具理性為“用”，推進互補交融和良性互動，是前海實踐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模式成功實踐的縮影，可以從一個側面為兩者提供科學合理的解釋。

作者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前海實踐的初心和使命。從大歷史觀看，前海實踐是新發展階段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躍升，其重要意義不亞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殺出一條血路”。如果說當年主要解決的是內部問題，那麽這次既要解決內部問題，也要應對外部挑戰，不僅需要勇氣和膽量，也需要智慧和眼界，更需要正確的理念、堅定的信念等價值觀，以及正確、科學的方法論。因此，總結與謀劃前海發展，要跳出前海看前海，立足世界看前海，基於未來看前海。

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區域合作與創新發展。回歸以來，博彩旅游業帶動澳門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為特區政府庫房帶來充裕的收入和儲備。而其中，內地作為博彩旅游業的主要客源地、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政策支持方，是重要的外部支撐因素。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公共財政制度的演變與持續完善，從制度層面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呂開顔博士的《澳門公共財政制度演變》一文，側重內部因素視角，梳理了澳門百年財政制度的演變，尤其是回歸二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澳門公共財政制度變遷之圖景。

澳門財政制度不斷演變的過程，其實就是特區政府不斷提升治理能力的過程。從回歸初期的發奮圖强，帶領澳門走出經濟低谷，到後來逐步完善財政制度頂層設計，不同階段所推出的政策都反映了施政方針的轉變。回歸以來澳門公共財政收入充裕，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增加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給，與澳門市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同時，特區政府通過修訂財政法規和建立財政儲備制度，以響應社會對提升財政透明度的要求。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至今，澳門財政收入大幅下降，特區政府因抗疫及穩定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所產生的開支龐大，同時還需要為澳門未來進行長期投資，參與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財政管理面臨嚴峻挑戰。相信特區政府當善用儲備，合理施政，共克時艱，實現澳門經濟行穩而致遠。    （劉澤生）

http://MPIJHS.cbpt.cnki.net

journal.mpu.edu.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