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敦齡：一個“小人物”對中法文化交流的貢獻 / 謝靜珍

謝靜珍，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博士

URL: https://fah.um.edu.mo/xie-jingzhen/

19世紀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出現不少重要人物，赫赫有名者如嚴復、陳季同和曾紀澤。有些小人物雖名不見經傳，卻也作出獨特貢獻。丁敦齡（法文拼寫Ting-Tun-Ling、Ting Tun Ling、Tin-Tun-Ling或Tin-Tun-Lung）屬於後者。他最初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被漢學家一紙合約簽到法國。就歷史地位而言，他是邊緣人，甚至被視為一個略微負面的角色。但是，丁是19世紀中葉《黃埔條約》簽訂後中法文化交流開端時的一位特殊人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漢語和中國文化在一個獨特時代的傳播。丁敦齡去法國前是澳門居民。意大利裔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漢學家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把他從澳門帶到巴黎。而法國作家、詩人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中文名俞第德）——法國巴納斯派創始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女兒——則在巴黎拜他為師，學習漢語，並與他合作翻譯和創作文學作品，令其得以參與到19世紀中葉的中法文化交流中。對丁敦齡這個邊緣人物的考證和研究，將展示中法文化交流史中生動、複雜與豐富的一面。

中國學界已經完成一些與丁敦齡相關的研究。劉志俠在《丁敦齡的法國歲月》一文中以奧地利19世紀作曲家馬勒的晚年作品《大地之歌》作為引子，對《白玉詩書》與《玉書》及《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以及丁敦齡在巴黎的生平，做了較全面的陳述和剖析。耿昇在《學術漢學與實用漢學之爭》中談到，丁敦齡、李宏方和李少白是東方語言學院（即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1869年至1870年期間的三名中國助教。周篤文在《尋找丁敦齡》中說明《白玉詩書》與《大地之歌》之間的關係，並闡述丁敦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特殊然而已經被忘卻的角色。錢林森指出，朱迪特·戈蒂耶翻譯了《玉笛》（即《白玉詩書》），同時代聖·德尼侯爵（Léon d'Hervey de Saint Denys，即德理文）翻譯了《唐詩（公元7世紀、8世紀和9世紀）》和《離騷》，昂博爾·于阿里（即于雅樂）撰寫了《十八世紀中國詩人袁才子的生平及創作》、《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詩》和《中國現代詩》，這些法國作家共同開拓了法國漢學的新領域，並在文學創作上對19世紀的法國大詩人馬拉美、戈蒂耶等產生了很大影響。錢林森亦全面評價了朱迪特·戈蒂耶的文學成就，認為《白玉詩書》是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影響的“起筆”。韓梅在評價朱迪特·戈蒂耶對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時指出，丁敦齡雖然僅是戈蒂耶的中文家庭教師，但他是將作家真正引領進中國文化之人。戈蒂耶通過中國詩歌了解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在她的文學創作中，中國已經成為描繪異國情調的理想空間，成為傳奇和浪漫的代名詞。《玉書》（應為《白玉詩書》）出版後，朱迪特·戈蒂耶根據雨果法文名Victor Hugo的諧音，為其取中文名“夷克裰詡拗”。題名後，戈蒂耶將書獻給在英吉利海峽根西島流亡的雨果。雨果收到書和這個古怪的中文名字後很高興，不僅對《白玉詩書》大加讚賞，而且贊譽戈蒂耶為“繆斯”。兩個作家之間的此番來往，可以說是由漢字的魅力所引發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上述研究，除了劉志俠的《丁敦齡的法國歲月》，大都以朱迪特·戈蒂耶或中法文化交流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丁敦齡為次要研究對象，或僅是提及此人。本文則通過挖掘19世紀第一手法文資料，包括報刊雜誌，以丁敦齡作為研究主題，重新審視這個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人和他的貢獻。

丁敦齡1831年5月15日出生於山西平陽府，1886年11月13日卒於巴黎，葬於聖旺公墓（Cimetière parisien de Saint-Ouen）。丁在18歲時來到澳門定居，並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是Paul-Jean-Baptiste-Marie。丁出生的那一年，加略利（中文名“范尚人”）來到澳門，隨葡萄牙漢學家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學習漢語，後離開巴黎外方傳教會，從事漢學。1844年，中法在澳門談判《黃埔條約》期間，加略利是法國公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的漢語秘書兼翻譯。因在此重大外交事件中表現出色，加略利回法國後被外交部任命為皇家翻譯。在漢學的道路上，加略利得到數位中國人的幫助。他翻譯《禮記》時，華人劉成禧曾給予幫助。在與參與《黃埔條約》談判的法國軍醫Melchior-Honoré Yvan合著的《太平天國初期紀事》（L'Insurrection en Chin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rise de Nanki）中，加略利提及一位學貫中西的澳門秀才，此人為法國人提供了很多涉及太平天國戰事的情報。《黃埔條約》談判期間，加略利的漢語翻譯和書寫得到黃恩彤、潘仕成等清朝官員的幫助。就像當時很多漢學家一樣，華人的知識支撐是他們漢學研究的基礎。

1861年，在法國外交部擔任漢語翻譯的加略利想聘請一個漢語秘書，幫助他完成1842年開始編寫的巨作《漢文總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他通過澳門的一個中間人，以每月約150法郎的薪水將丁敦齡僱為漢語秘書。於是，丁在1861年2月18日離開澳門前往巴黎，去做加略利的漢語助手。然而，加略利卻於第二年不幸因病去世，丁敦齡只好轉而為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做些文字工作，但後者在支付他那點微薄工資的時候並不爽快。不久，經法國考古學家查爾斯·西蒙·克萊蒙-甘諾（Charles Simon Clermont-Gannea）牽線，丁在1862年認識了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並成為戈蒂耶大女兒朱迪特的漢語教師，從此開始了他在巴黎文化界的獨特經歷。

加略利這位在《黃埔條約》談判中溝通中法雙方的文化中間人，因為自己的過早離世，無意中造就了一位當時巴黎人耳熟能詳的中國文化傳播人。像加略利在漢學上略處於邊緣地位一樣，丁敦齡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也處於一種邊緣的位置，有時甚至被認為不上檯面。然而，從當時法國報紙的各種報導以及俞第德取得的文學成就來看，丁敦齡這個“邊緣人”為中華文化在法國的傳播實際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丁敦齡與俞第德的結緣，無疑與其父泰奥菲尔·戈蒂耶的東方情結有關。戈蒂耶關注純粹或傳統的東方文化，反對西方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中國，這也解釋了丁敦齡後來以“純粹中國人裝扮”去見戈蒂耶的緣由。1838年，戈蒂耶發表標誌性詩歌《中國風》（Chinoiserie），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迷戀程度。詩人說自己愛戀的既不是莎士比亞筆下的朱麗葉和奧菲利婭，也不是在《神曲》中為但丁引路的贝亚特丽丝，或彼特拉克愛慕的勞拉，而是一位在魚鷹巡弋的黃河邊上在年邁的父母身邊守孝的中國姑娘。她居住在由精美的瓷器建成的塔樓中，裹着一雙小腳，長着一對丹鳳眼，長長的指甲染着美麗的胭脂紅，有着比銅燈盞還要明亮的皮膚。整首詩的中心句是“此刻我愛的那個人在中國”（法文原句：Celle que j'aime, à présent, est en Chine），詩中描述的黃河、孝道、小腳、丹鳳眼、東方姑娘則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在遇見丁敦齡之前，戈蒂耶已經研讀過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漢學著作，以及儒蓮的弟子巴贊（Antoine-Pierre-Louis Bazin）翻譯的法文版《貨郎旦》、《竇娥冤》、《合汗衫》等中國戲劇作品。他還基於鮑迪埃（Guillaume Pauthier）對中國喜劇的研究，在1846年創作了中國故事《水上樓閣》（Le Pavillon sur l’eau）。

俞第德與她父親戈蒂耶一樣，關注和鍾情與懷舊、遙遠、流浪（nostalgique, lointain, vagabond）等相關的事物。她在自傳的第二部《歲月項鏈之第二串：文學回憶錄》（Le Collier des jours: le second rang du collier, souvenirs littéraires）中，生動地描述了丁敦齡第一次到她家時的情景。加略利去世後，克萊蒙-甘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落魄的丁敦齡，馬上意識到他在巴黎發現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當時的巴黎還很難看到一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他吩咐丁敦齡重新穿上中國人的服裝，蓄起髮辮，裝扮成巴黎社交場合的風雅人物（potiche），然後把丁帶到了戈蒂耶家中。

丁給詩人一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根據俞第德的回憶，丁敦齡顯得很有修養，抱拳至額頭頻頻打躬，以向主人表示最恭敬的問候。他穿着柔軟的藍色長袍，外套一件縫有小铜纽扣的黑色锦缎半长袍。按照中國的禮儀，丁敦齡一直戴着一頂黑色緞面小帽，帽子的正中縫着一粒金絲滾邊的珍珠母贝纽扣，看上去機智精明，但起伏的心情使他的臉一會兒繃起來，一會兒舒展，也使他靈活的长有很多褶的眼睛不住地閃爍。丁的年紀不容易看出來，但應不超過三十歲。他的神情既像一位牧師，又像一個年輕的不好看的女人，也像一個老婦人。他的手瘦削，顯得很高雅，半藏在衣袖中，留着比手指還長的指甲。丁有可能參加過太平天國，因為能在他的一條胳膊上看到被竹砲炸飛肌肉後留下的傷疤。當他在飢荒的年代被清軍四處追捕時，傳教士救了他，並帶他信仰了基督教。

丁敦齡實際上長得如何？1887年出版的Histoire générale des races humaines（《人類通史》）一書中有丁的兩張照片，一張正面，另一張側面。兩張照片顯示，丁敦齡着中國服裝，戴着“瓜皮帽”，留着清朝的辮子，臉上和額頭上佈滿皺紋，看上去已有五、六十歲年紀。這是一本人類學的著作，丁敦齡的長相被作為黃種人的長相來介紹。兩張照片為丁的長相提供了可信度，照片中丁的穿戴、神情也符合俞第德在自傳中的描述，尤其是丁戴帽以遵守中國禮儀的習慣。

戈蒂耶本來想為丁湊一筆路費，資助他返回中國，但丁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好意。戈蒂耶覺得他既聰明又有學問，於是讓女兒跟着他學習漢語與中國文化。丁在巴黎被稱為“戈蒂耶家的中國人”。他住在戈蒂耶家附近的隆尚街（Rue de Longchamp），每天來戈蒂耶家吃中飯，飯後教俞第德學習漢語。

中國風

成為俞第德的家教只是丁敦齡生活的一部分，丁在巴黎的經歷應是很豐富的。按照法國東方學家羅尼（Léon de Rosny）的著作，丁敦齡在1865年已經加入法國共濟會，撰寫過一本題名為Sah-ling-tchouen-fouh-yin（Évangile historique de Jérusalem，《撒冷傳福音》）的共濟會小冊子。小冊子先講述共濟會的歷史，然後是共濟會會員的職責、權利和信仰。共濟會會員認為任何邊界或國界都是不存在的，他們不認佛、孔子、老子、耶穌和默罕默德，只信仰天主，教育世人要相愛，宣稱法國共濟會信仰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沒有名字。如果有名字的話，所用的名字只代表一個思想，一個唯一的上帝。按照法國美洲和東方民族志學會的記載，丁敦齡在1863年已經成為該會的會員，並且在當年9月21日舉行的會議上當選為學會中國事務的通訊會員，文獻上註明丁來自中國的Kouan-tchu。

受其父的影響，俞第德對中國詩歌的興趣遠遠大於漢語本身。因此，她跟着丁敦齡讀詩，並開始準備《白玉詩書》的翻譯和編輯工作。當時，法國皇家圖書館已有中國書籍收藏。他們一開始是去圖書館摘抄詩句，後來圖書館把中文書送到家裡供他們使用。1867年，法國召開世界博覽會，22歲初出茅廬的俞第德以“Judith Walter”為筆名，在阿爾方斯·勒梅爾出版社（Alphonse Lemerre）出版《白玉詩書》（Le Livre de jade）。

俞第德是第一位入選龔古爾學院的法國女性，一生創作了近五十部詩歌、散文、戲劇作品，是包括瓦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雨果、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在內的眾多同時代作家的繆斯女神。

《白玉詩書》是俞第德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法國歷史上第二部法譯中國古詩集。這本書共出了兩版，初版於1867年，收錄23位詩人的71首詩，收錄最多的是李白、杜甫和蘇東坡的詩，也把丁敦齡的三首詩包括進去了。所有的詩歸在七個主題下，分別是les amoureux（戀人），la lune（月亮），l’automne（秋日），les voyageurs（旅行者），le vin（美酒），la guerre（戰爭）和les poètes（詩人），對應的中文題名是黄金柳葉浮水、玩月談情詩詞、秋詩遊景快樂、遊花船觀娥詞、談酒作樂題詩、織錦回文給詩和詩家勝百君王。俞第德將此書致獻丁敦齡，並尊稱他為“poète chinois”（中國詩人）。

1902年，得益於中國駐法公使裕庚的積極推動，此書得以再版，當時丁敦齡已去世很久。第二版的法文書名保留原樣，但把中文書名改成了《玉書》，致獻安南的皇帝咸宜帝。丁的名字被寫成“丁墩齡”，署名丁的詩作共有四首，第一版中署名在Tse-Tié下面的En Allant à Tchi-Li變成丁敦齡的第四首詩。詩的總數增加到110首，共分成八大類，依次為les amoureux（戀人），la lune（月亮），les voyageurs（旅行者），la cour（宮廷），la guerre（戰爭），le vin（美酒），l’automne（秋日）以及les poètes（詩人）。再版不僅收錄了《詩經》中的詩歌，而且收錄了裕庚的書法和詩，以及李鴻章、勛齡、馨齡等中國官員創作的當代詩作。

《白玉詩書》在1873年被翻譯成德文，《玉書》於1903年被翻譯成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的一部大型聲樂交響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部分取材於《玉書》。2021年5月，丹麥Saga Egmont出版社發佈了《白玉詩書》的電子版。

《白玉詩書》並不是完全的翻譯活動，而是融入了俞第德的很多創作，或者說是想像異域的一種表現。後世時常有人質疑詩人俞第德和丁敦齡翻譯的準確性，也批評他們把詩人的名字都搞錯了。但是，這一切並不妨礙此書在傳播中國古典詩詞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它一直被尊為“法國文學的小經典”，直接或間接地成為19世紀下半葉及20世紀上半葉歐洲公眾接觸中國詩歌的主要途径。保羅·柯奈阿曾說，翻譯是背叛，但當才智、想像與無法分析的情感同化在一起的時候，所謂的“背叛”就比那一套貧瘠的忠實更為有益。這句話用來說明《白玉詩書》的翻譯性質是很合適的。例如，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俞第德的翻譯要比德理文的翻譯更有文采。她在“秋風”前加上“猛烈的”，把“白雲飛”譯成了“白雲在秋風前飛”，在“草木黃落”中加上了“搖晃的樹木”，而德理文的翻譯則是字詞一一對應。另一方面，對俞第德和同時代的作家而言，在中國文學作品的基礎上進行改編是正常的創作。例如，俞第德吸取了元雜劇《看錢奴》的部分內容，成功創作了《妙汗衫》。俞第德在1908年進一步改編《看錢奴》，完成《中國守財奴》，添加了很多想像的中國元素，亦獲得很大成功。

（一）為當時的知名漢學家提供幫助並對多個重要法國作家產生了影響

安必諾（Angel Pino）、洛朗·加利（Laurent Galy）和耿昇指出，丁敦齡、李宏方和李少白是東方語言學院（即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1869年至1870年期間的三名中國助教（répétiteur）。助教的工資由其服務的法國漢語教師支付（1872年以後由國家財政支付，助教也因此成為正式的職位），主要工作是測試學生，並訓練他們大聲地朗讀和對話。李少白與德理文工作一段時間後，轉工到法國國家印刷所（Imprimerie nationale），後來成為中國駐法國公使館的翻譯。在這三個導師中，丁敦齡因曾是俞第德的老師而最為有名。當時確有報紙報導，丁敦齡曾在法蘭西學院等機構開設的漢語課堂做過辦事員或輔導員一類的差事，並參與過數名漢學家的工作。1863年，羅尼為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編寫Recueil de textes japonais à l'usage des personnes qui suivent le cours de japonais professé à l’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日本文集》），丁敦齡參與其中，並是教材內容的抄寫者。羅尼在教材的《提醒》中指出，因為部分內容在書寫上過於複雜，連丁敦齡也幫不上忙，加上出書的時間緊迫，所以只好省略這些內容。

丁敦齡還幫助儒蓮編寫漢語字典《日常口頭話Ji-tch’ang-k’eou-t’eou-hoa》。該書於1863年出版，用作法國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院的漢語教材。教材中的對話取自《清文啟蒙》，排版亦參照《清文啟蒙》，從左到右，自上而下。據1864年出版的《東方書目》，《日常口頭話》共印刷了250本，由丁敦齡用石板印製而成。

丁敦齡與眾多法國作家有交往並對他們產生影響。他是潘若斯（René de Pont-Jest）的合作者，為潘若斯寫作Les Fleuves des Perles: l’araignée rouge提供了故事情節。丁在戈蒂耶家做家教的時候，結識了不少法國作家，例如福樓拜。福樓拜對中國頗感興趣，他把莫泊桑、路易·布埃耶（Louis Bouilhet）等作家介紹給丁敦齡。西奧多·德·龐維勒（Théodore de Banville）、若瑟-马里亚·德·埃雷迪亚（José-Maria de Heredia）、克勞迪烏斯·波佩林（Claudius Popelin）都寫了與中國相關的詩。這場中國風都與丁敦齡有關。

（二）丁敦齡的文化演出向西方傳播了中國詩歌和戲劇

1874年7月7日，一個署名Bixiou的作者在法國報紙《高盧人報》（Le Gaulois）上寫了一篇題名為《中國晨曲》的文章，報導丁敦齡於7月4日在巴黎羅西尼劇院上演中國戲劇。文章這樣寫道：法國外省人對中國了解很少，只能在碟子、罐和屏風上認識中國，對中國人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像。在巴黎，因為有外交使節往來，法國人對中國人的了解多一些，但多數人也僅僅知道中國人穿着古怪袍子，梳着辮子。因為從來沒有聽過中國人說話，以至於認為他們不會說話。他又介紹丁敦齡說，丁穿着黑絲外袍，戴着瓜皮帽和留着長辮子，總是笑瞇瞇的，巴黎人都認識他。丁的法語講得非常好，以至於有謠言認為丁其實是個庸俗的法國人假扮的中國人。這種侮辱性的懷疑讓丁敦齡感到十分難受，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公開、大聲地證明他的中國身份。

中國晨曲活動給了丁這樣的幾會。那天，在戈蒂耶的戲劇《丑角死後》（Pierrot Posthume）上演後，先是丁敦齡朗誦了揚子江畔的詩歌，然後一個名叫Clémence Senel的法國人朗讀這些詩歌的法文譯文，其中兩首詩是丁的作品。接着，另外兩位中國表演者阿福和阿貴各自唱了一首他們家鄉的民歌。雖然法國人欣賞不了，但他們很得體地又鼓掌又叫嚷“再來一個”。最後上演中國啞劇《胡國女將》（La Guerrière du pays de Hou），主題是有情人終成眷屬，啞劇在中國舞蹈和音樂中結束。作者認為，這部戲讓丁敦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人的腦海。丁敦齡上演的戲劇讓巴黎人看到，中國人不僅會講話，而且會唱歌、朗誦詩歌、唱情歌、演喜劇，樣樣做得和法國上流社會的人一樣好。作者說，榮耀歸於丁敦齡，戈蒂耶家的中國人，他為我們上演了一個奇妙又矛盾的節目。

（三）丁敦齡的小說創作把中國民間故事帶到了西方

丁在1875年出版小說《偷小鞋》（La Petite pantoufle）。小說原文為中文，由Charles Aubert譯成法文，配有6幅蝕刻版畫。在前言“致法國公眾”中，丁聲稱此書是在獄中所寫，講述自己是來自中國山西省的一個可憐的讀書人，14年前來到巴黎，後被戈蒂耶家收留。1872年，他失去理智，在巴黎結婚，因此被關進監獄。他說他的故鄉與巴黎的距離，就像星星離人間那麼遙遠。在身陷囹圄、極度思念家鄉的情況下，自己既不生氣也不怨恨，反而希望通過寫作此書，讓法國人了解一些中國傳統。他說，孔子教導不同教同理，以表達中國人與法國人都是善良和慷慨的。

在《偷小鞋》中，一個張姓老爺因妻子不生子嗣而憂心忡忡，他的心事被一寺廟住持看出，而這個和尚又看中了其妻蘭英的美貌，於是設計買通蘭英的丫鬟秀梅偷出蘭英的綉鞋，製造假象讓張某認為妻子與人私通，失落綉鞋。張某休妻，和尚假扮有錢人獲取蘭英父親的信任，娶走蘭英。洞房之夜，秀梅揭穿新郎的真面目。最後，和尚被法辦，張某與妻子重修舊好。這個小說與有些中國民間故事很相似，以綉鞋與婦女的貞德為主線，展現婦女如何被陷害以及昭雪的來龍去脈。

丁敦齡與詩人朱迪特·戈蒂耶在巴黎塞納河畔納伊（Neuilly）的相輔相成，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被稱為一場寶貴的文化相遇。1931年1月24日，比利時詩人和評論家安德烈·馮塔納斯（André Fontainas）在《費加羅報》（Le Figaro）撰文高度評價《白玉詩書》和丁在傳播中國詩歌中所起的作用。馮塔納斯先對法國的漢學研究做一小結，指出雷慕沙、德金（Joseph de Guignes）、克萊蒙-甘諾、高第（Henri Cordier）、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拉科普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阿勒茲（Charles-Joseph de Harlez de Deulin）等漢學家在中國語言、哲學、地理、考古、文化等領域做了精確而淵博的研究，儒蓮、巴贊、德理文、于雅樂（Camille Imbault-Huart）等對中國的戲曲和詩歌做了介紹，但都沒有全面介紹中國詩歌這一文化寶藏，沒有展示中國詩歌中不為人所知、不為人欣賞但又如此豐富的一面。俞第德和丁敦齡合作的《白玉詩書》彌補了這一空白，展示了中國詩歌的精緻、美妙、芬芳，表現出中國詩歌想像中透着輕盈和柔韌、表意不重不輕恰到好處等創作特色。他評論，《白玉詩書》覆蓋了中國詩歌的七大傳統主題，展現了每一類別的創新、精妙之處和多樣的詩意實現方法。尤其是李白和杜甫的詩歌很吸引法國讀者。他們的詩歌是以戈蒂耶為代表的巴納斯派詩人所模仿不了的，最多只能笨拙地模仿。1904年11月22日，法國報紙《小日報》（La Petite presse: journal quotidien）撰文評價，丁敦齡這個不起眼的人決定了一個大作家的文學命運。確實，丁敦齡培養了俞第德這個漢學家，因此法國人認為他是俞第德的“精神之父”，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帶給了她。

1867年《白玉詩書》的出版，對於在法國推廣漢語學習也起到了促進作用。此書出版之前，儘管有儒蓮等人的推動，但許多法國人對學習漢語持反對態度，認為漢語太難。《白玉詩書》出版之後，法國人開始感受到中國文學的魅力，從而激發了學習漢語的興趣。俞第德成功地從漢語或漢語文學中獲取靈感，藉此推動法國的文學創作，代表了法國文化人士對漢語推廣的一種非常正面的新立場，這對中法文化交流是有積極意義的。

丁敦齡亦成為法國異國流浪的文化象徵。1918年1月11日，法國作家阿貝爾·埃爾芒（Abel Hermant）在《時報》（Le Temps）撰文寫道：丁在重婚案的牢獄之災後，曾經致信法國政客萊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表示感謝，並認為丁極好地表達了一個離開故土之人對家鄉的深切思念。當時法國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凡爾登戰役時已被德國佔領了10個省，埃爾芒想通過丁的人生來表達對失去的法國領土的懷念。他說，故土是根，是一個比血緣更好地了解歷史的方法。中國人對家鄉的思念，就如同見了巴黎的塞納河，看到的卻是中國的黃河。在丁敦齡的身上集中了懷舊、遙遠流浪、他鄉等特色。這也是前文所討論的，丁敦齡代表的文化特色正好符合了戈蒂耶父女的口味，進而造就了一場奇特的文化相遇。

更寶貴的是中法文化在綿延的相遇中，優秀作家和作品不斷地出現。正如法國學者岱旺所評論：在19世紀，法國漢學首當其衝成為法國文壇與中國文化和文學之間的中介，尤其令後者對巴納斯派的詩歌創作產生直接影響。中國文化在戈蒂耶、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等文壇巨匠的庇護下，迅速並且以高貴的身份蒞臨法國文壇。後世繼續有與中國以及中國文化關聯的發現和體驗，並催生了朱迪特·戈蒂埃、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保羅·克洛岱爾（Paul Claudel）、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作家以及獨創性作品。

丁敦齡與法國作家的交往基本上是處於平等地位的。19世紀後半葉的法國報紙，對丁敦齡的評價總體是正面的，在報導丁的重婚案等事件時也持中立或客觀的態度。法國人對丁的承認是多方面的，例如，丁的書法被法國人稱讚為驚人地完美。法國報刊一直是以中國文化的象徵或傳播者的角度報導丁敦齡，包括刊登丁的詩詞。同時代的文獻，尤其是法國文獻，對丁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客觀地反映了這個文化傳播邊緣人的經歷以及貢獻。丁去世時，法國報紙說卡薩涅克（Paul Adolphe Marie Prosper Granier de Cassagnac）等法國人士都把最強烈的友情給了他，同時評論丁敦齡完全配得上這些人的友情。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與陳季同、張德彝和黃嘉略等相比，首先在身份上丁敦齡沒有優勢。陳季同是船政學子、官派留學生，張德彝是外交官，這兩位似乎可以藉着“國家的力量”推動中國文化的傳播。黃嘉略跟隨傳教士抵達巴黎，他與傳教士的“合作關係”是一直持續的。而丁敦齡到巴黎後，很快就流落街頭，基本上是單槍匹馬，更多依賴法國文人圈子中個體的幫助。其次，作為“公家人”，陳季同與張德彝在文化傳播方面更有自覺性，也更有責任。例如，陳季同試圖在其法文作品中向歐洲展示中國文化中積極的方面。丁敦齡則是在謀生的過程中，不斷展示中國文化。就像俞第德在回憶錄中所提到的，丁有時會整個下午一個人佔着大沙發，懶洋洋地在那裡休息。也就是說，他的文化傳播自覺性是不強的。第三，丁敦齡自身是一個文化代表，陳季同、張德彝和黃嘉略都無法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在法國人眼中，丁是有故事可講的，代表着遠方和異鄉，或者是神秘古老的中國文化。第四，丁敦齡最突出的貢獻是讓法國對中國文化有了一種切膚的體會和真誠的欣賞，《白玉詩書》的寫作和出版就是最好的證明。18世紀初，受利瑪竇等傳教士撰寫的文獻的影響，伏爾泰、萊布尼茲等歐洲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很大好感，但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在丁敦齡所處的時代在文化優勢方面沒有明顯的說服力。在這種情況下，丁敦齡在法國文學欣賞和吸收中國元素方面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是很可貴和獨特的。最後，中法文化通過丁在文學的層面有了一次直接的接觸。歐洲傳教士自明末清初進入中國以來，致力於學習漢語，編寫漢語詞典。很大程度上，出於傳教的需要，目的性很強。丁敦齡的特殊貢獻是在純文學的角度上，讓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發生碰撞，並結出成果。他是一個先驅者，起了不折不扣的文化橋樑的作用。丁敦齡最後從“戈蒂耶家的中國人”變成“巴黎的中國人”或“巴黎的中國文人”。在世時，他被稱為“巴黎的中國熟人”，去世時，被稱為法國文人圈的一分子。法國月刊《書籍》（Le Livre: revue mensuelle）在1886年評論道：上月，一位在巴黎的中國名人丁敦齡——巴黎文人協會會員，在他一群忠實朋友的目送下離開人世，仲馬先生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