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懷宇 || “動物研究專題”主持人語

儘管動物研究作為一個學術新領域出現的時間不長，但影響深遠，在人文學的諸多領域如文學、歷史學、宗教學等都出現了所謂“動物轉向”，即從動物角度或重新審視過往學術議題，或提出一些新議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動物研究一開始即呈現出多學科交叉、多角度思考的複雜維度，特別是人文與科學的互補。動物的生存環境和人類不太一樣，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氣候、水溫、土壤等條件都將影響動物的生活條件和習性。因此，動物研究一向和環境研究關係緊密。即便是研究動物史，也不能不將目光投向歷史上的環境變化。歷史上的人類對動物的認識也隨着他們對環境的認識之變化而不斷變化，歷史上留下來的文獻對動物的記載和書寫複雜多變，後人也應該從多種角度進行仔細審視，釐清史實，並結合地理、水文、環境等多種因素發掘古代文獻對動物書寫的內在邏輯。本次專欄所收入的兩篇十分有趣的論文即呈現出這些特點，這些論文的作者試圖從古代文獻的書寫內容和方式出發，結合當代科學研究，將古代文獻中提及的動物放在當地的時空語境下思考這些動物出現的原因以及背後的思想、文化因素，這組論文主要涉及中國西部和西南地區的珍禽異獸。以下按照這些論文處理文獻的時間順序對其宗旨略加申說。

鄭豪考察了國史上有關孔雀的歷史文獻，試圖釐清當代學者理解和認識漢文古代文獻中所見孔雀的一些問題。通過詳細考察這些文獻，並結合當代動物學對孔雀種類和習性及其生存環境的相關知識，作者提出了南方流行綠孔雀、北方流行藍孔雀的基本判斷，認為歷史文獻中所提及的綠孔雀主要來自南方長江、珠江流域以及滇南，而西域、中亞地區的孔雀則主要是南亞輸入的藍孔雀。作者也指出維吾爾語所謂kum-tuche實與孔雀、鸚鵡無關，而是新疆地區特有的鳥類白尾地鴉。該文不僅詳細地從語言、環境等因素分析了文獻中所出現的孔雀記載，並審視了一些相關的圖像材料，也追溯了近代學者對孔雀史的認識歷程，揭示了孔雀知識史的層累過程。

馬強的論文考察了唐宋時期士人對西南地區特別是巴蜀一帶所謂“異獸”的記載，這些“異獸”實際主要是川藏地區的珍稀野生動物，比如猿猴、犛牛、藏羚羊、熊貓、蛇類、犀牛、大象等等，甚至也初步涉及了微小生物如毒蜂、蚊子等等。作者梳理了歷史和文學作品中提到這些動物的描述，對這些動物的地理分布與當地環境的關係作了細致的探討。這裡面涉及的一些動物不僅活躍在西南地區，也在附近接壤的南亞和東南亞一帶十分活躍，比如犀牛和大象，在南亞和東南亞都有很多記載。犀牛在南亞以獨角異獸著稱，在佛教文化中象徵辟支佛我行我素一心孤獨修行不受打擾的精神氣質，故而在早期佛教中出現了所謂《犀牛經》或《犀牛角經》，在于闐甚至出土了著名的健陀羅語《犀牛角經》，引起學界廣泛關注。而大象的跨國史研究則是當代學者一直較為關注的議題。這些問題的探討將來可以結合鄰近的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動物史資料進一步做跨國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