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寶善 || 清帝辭位詔書的擬稿與改定

清帝辭位詔書，是辛亥革命時期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文書。然而，民初以來，社會上與史學界對於它的撰擬與定稿，一直眾論紛紛，莫衷一是。

近年，我們在編輯整理《袁世凱全集》時，在從袁世凱內閣及總統府檔案流出的文件中，清理出清帝辭位詔書稿本兩件，上面有袁世凱內閣人員的一系列簽注、簽批、修改文字，以及袁本人手批改定文字，反映了袁世凱內閣對於詔書文本修改、批定過程的梗概。它們是20世紀20年代末，從一個掌管袁世凱總統府檔案的重要文員手上流出的一大宗秘檔中的兩件原始文本，為澄清這一歷史疑案，提供了可靠的歷史依據。兩件文本原圖可見於《辛亥時期袁世凱秘牘靜嘉堂文庫藏檔》。①

為了便於問題的討論，謹先將兩件文本中的詔書稿與各種簽批與修改文字分別整理出來，以釐清文字，明確關係，正本清源。同時，為行文簡便，將前後兩個文本，分別稱為前稿、後稿。

前稿原文，酌加標點，如下：

本稿頁邊有兩行簽注文字，文曰：“略聲出民軍發起之功，袁為資政院所舉”。

簽注根據國內局勢，首先明確接替國家大統的政治勢力。這是詔書的核心內容，所以也是詔書稿修改的綱。不過，“袁為資政院所舉”，這是硬性的事實，而“民軍發起之功”如何“聲出”，則是隨時可作不同表述。前稿修改稿以及其後的修改稿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亦正是如此。

稿內還有長短不齊的批改文字，分別為：

1. 刪除“近日東南留寓諸大臣及出使大臣並各埠商團紛紛來電，咸稱國會選舉節目繁難，非一時能以解釋，籲請明降諭旨，俯順輿情，速定國體，弭息戰禍各等語”。

2. 改“君位”為“一姓”。

3. 改“貽民生”為“貽萬民”。

4. 將“着授袁世凱以全權，籌辦共和立憲事宜。惟是皇室關係重大，皇族支派蕃衍，即八旗兵丁亦素無恆產，生計均應妥為規畫。着袁世凱一併籌商辦理。”改為“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領土保全，滿、漢、蒙、回、藏五族仍能合為一大中國，即為至幸。”

5. 改“則心安意愜，尚何憾焉。”為“豈不懿歟。”

把這些增補、修改的文字，與刪後保留的文字連接起來，就是一篇完整的對前稿的修改稿。全文如下：

這篇新的修改稿，第一，回答“簽注”對“民軍發起之功的”的“略聲出”的表述是，“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第二，新增加一節內容：“總期人民安堵，領土保全，滿、漢、蒙、回、藏五族仍能合為一大中國”。吾民吾土，國之根基，在詔書中不可或缺。

總之，簽注和修改稿對前稿提供了具有原則意義、又兼具實際作用的修改意見，彌補了前稿的缺失之處。

後稿原文如下：

本稿的字面與前稿及其修改稿看似大不相同，但其主要內容，都是它們內在邏輯合理的延續。也可以視其為前稿的一篇修改稿。本稿採納了前稿“完全領土”之說，僅略為變通直接引用了建立五族為一大中國之文：“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華民國”。而對於前稿簽注要求對“民軍發起之功的”的“略聲出”的回應，則與前稿修改稿作了不同表述：“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

本稿呈袁世凱審批。袁世凱親筆做了批改。前後共計四處：

1. 將本稿“人民心理傾向共和”，批改為“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

2. 刪改“暨完全領土悉行付畀國民”為“公諸全國”。

3. 將“即由袁世凱以全權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手批改為“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也就是採納前稿修改稿的說法。翻來倒去，就是前稿“簽注”所說的“民軍發起之功”如何“略聲出”的表述，是袁世凱“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還是“民軍”降格為僅僅是“協商統一辦法”的參與者。其實，“袁世凱以全權”的地位和身份則是始終不變的。

4. 在“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華民國”句中“五族”下移入前文“完全領土”四字。

袁世凱的手批後稿，即成為清帝辭位詔書的定稿。

與胡漢民僅視退位詔書為應景的“遺囑”不同，袁世凱則是把它作為國家大統更替、權威而嚴肅的具有法律意義的歷史文書來看待的。袁、胡的觀念與識見不在同一個維度上。

在我國歷史上，不乏中央大統以“揖讓”的形式和平更迭的先例。但是，像袁世凱這樣，親筆改定前代的“禪位”文書者，則是前所未有的僅見。這也可謂是一幕歷史奇觀。

（一）張謇所擬清帝退位詔書稿應該即前稿

清帝的辭位詔書為張謇擬稿，而塞入了袁世凱的話，這是統一共和民國建立之後的眾說公論。但真實的歷史依據以及袁塞入了什麼話，則不得其詳。所以，1930年，張謇之子張孝若出版所著《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時，亦以不得一睹清帝退位詔書稿為憾，且不指名道姓地含蓄地隱寓對袁世凱的不滿與批評。胡漢民得悉後，寫信給譚延闓，說明此事的原委。胡漢民的信說：“清允退位，所謂內閣覆電，實出季直先生手。是時優待條件已定，弟適至滬，共謂須為稿予清廷，不使措詞失當。弟遂請季直先生執筆，不移時脫稿交來，即示少川先生，亦以為甚善，照電袁。原文確止如此。而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為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②。

胡漢民敦請張謇草擬清帝退位詔書稿，選得其人。從各方面的原因和條件來說，張謇的確是最佳人選，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給清室留足了面子。張謇是甲午科狀元，光緒皇帝的“天子門生”，在晚清預備立憲運動中，以著名的立憲派領袖的身份，同袁世凱互尊為民意領袖和政治領袖，結成政治同盟。③辛亥革命爆發，張謇又以同樣的身份，應邀加入南京臨時政府出任實業總長。總之，在南北三方均擁有豐厚的人脈和很高的聲望，人品和文章亦為世所公認。

然而，我認為新從秘藏中面世的前稿，才應該是張謇所擬清帝退位詔書稿，其理由如下：

張謇的擬稿，按胡漢民所說，是由胡漢民、唐紹儀共同閱定認可，直接電寄北京袁世凱的。這是當時南北和談的正式形式與南北電信來往的唯一正式渠道，當可無誤的到達袁世凱處。胡漢民以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的身份，運籌並親自見證交辦此事，他信中所說，應當確實。而且當時南北方的重要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亦都表明，正是這篇電達北京的張謇擬退位詔書稿，才是袁內閣進行討論修改的依據。此其一。

前稿全貌顯示，它是袁內閣合簽注、簽批、修改文字於一體的工作本，而其供作依據的文本，即是退位詔書稿原文。足見前稿這篇退位詔書文本，其來歷非同一般。此其二。

後稿的內容表明，其許多文字（包括袁世凱的手批）都是直接從前稿的簽注及修改稿引用而來。此其三。

據此三點，人們有理由相信並認定：前稿就是經胡漢民、唐紹儀共同認可的電寄袁世凱的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的抄正本。

唯一的缺憾是，現在能見到的公私檔案和記述中，查不到胡、唐寄北京袁世凱的退位詔書電報原本來印證此事。而在上海方面，張謇所擬詔書原稿也同樣下落不明。史學界把搜尋目標不約而同地集中於趙鳳昌藏札。如所周知，上海趙鳳昌宅惜陰堂是光宣之際聞人政要會聚之所，尤其為辛亥革命時期南北議和會談之所。唐紹儀即假此為辦公之地，亦為張謇草擬退位詔書之地。趙宅匯集了大量的來往文電函札，因而以趙鳳昌藏札聞名，時人眾口一詞說張謇的擬稿即收藏在內。趙鳳昌之子趙尊岳以獨擅趙鳳昌藏札收藏、披閱利用之便，亦曾著文宣示張謇之擬稿的確收藏於藏札內，且曾有親自影印刊布之事。趙尊岳說：“張手稿存惜陰堂有年，某年，《申報》國慶增刊，屬予記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趙尊岳的回憶還記述了所見張謇擬詔書稿的過程與內容：“一日，先公（趙鳳昌）語張謇曰：明詔未頒，恐京師無大手筆足了此案，君試擬為之。張初笑謝。……終於着筆，就其案頭八行橫箋，不具首尾，書數百字，文甚樸雅。先公以為可用，亟電京師。……袁（世凱）正患無策，得之大事稱許，不易一字，僅加由袁辦理一語頒布行之”。④

對於趙尊岳在《申報》影印刊布張謇之擬稿一說，經研究者排查《申報》，確定並無其事⑤，確屬誤記。近年，《趙鳳昌藏札》正式影印出版，經查，內中亦未見收錄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據影印本整理者的介紹文章可知，趙鳳昌藏札全109冊，雖幾經輾轉由私人收藏到入藏國家圖書館，但始終裝幀完好，所以，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在入藏國家圖書館前，不存在單獨散逸出去的可能，足以說明趙鳳昌藏札內並未收入張謇的擬稿。趙尊岳早年是藏札的直接經營人，但在他晚年撰寫這篇往事紀述時，至少有將近二十年已無緣一睹這部藏札了。半個世紀之後憶往，記憶失誤，事在情理之中，未可深究。而趙尊岳還說，袁世凱得到張謇所擬退位詔書稿後，“大事稱許，不易一字，僅加由袁世凱辦理一語頒行之”。此話道明，原來，趙尊岳與胡漢民說所見的張謇擬稿，不過都是袁世凱所據以修改批定的後稿而已。這在前文已經反復辯明，不贅。過往社會上的傳聞，學術界的一直期待，在趙鳳昌藏札這裡都落空了。那就留待新的史料發現來證實吧。不過，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那就是張謇的擬稿，只有應胡漢民之請的這一篇，沒有它時、它地的任何第二篇。

（二）胡漢民函謂張謇手擬的退位詔書稿，即袁世凱“竄入授彼全權一筆”之內閣覆電之說，不符史實。

胡漢民致譚延闓信說“內閣覆電，實出季直先生手”。“原文確止如此，而袁至發表時，乃竄入授彼全權一筆，既為退位之文，等於遺囑，遂不可改。”按照胡氏的話，換個說法就是，從“內閣覆電”中挖掉授袁世凱“全權”的話，就是張擬退位詔書的稿本了。這與史實不符。

首先應該弄明白胡漢民所說的“內閣覆電”的內容是什麼。胡漢民致譚延闓信說，他是看了張孝若著“季直先生傳記第八章文字”所引用的內閣覆電，“似有可補充者”而致信譚氏的。但是，張孝若書第二編第八章引用的內閣覆電，在《張季子九錄》稱之為歌電附錄於張謇本電，未注明月份。從其內容考察，當在南北方議和“議開國民會議”期間，即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前，距清帝退位之日甚遠，它自然不是張謇擬的退位詔書稿，也不是張孝若書中所說的，“內閣即日遜位的覆電，來到我父親手中了”⑥的那通內閣覆電。

胡漢民請張謇擬稿的清帝退位詔書文本電寄袁世凱後，袁內閣經過修改的定稿文本，在清皇室正式頒布前，以內閣覆電形式電知南方，以完成例行公事。這通內閣覆電，才是張孝若所說的那通“即日遜位”的內閣覆電，也是胡漢民所說的竄入授袁“全權”一語的內閣覆電。胡漢民借張孝若書第八章說的話，是移花接木借題發揮。這通內閣覆電所依據的文本為何？前文已經敘明，就是袁世凱手定的後稿。孫中山在收到袁世凱這通來電之後，當即急覆電袁世凱，明確表示反對說“清帝辭位”，“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節”，以及唐紹儀致孫中山密電轉述梁士詒等人的辯解⑦，都可確定致南方的內閣覆電，即是袁世凱修改批定的清帝辭位詔書文本。

辛亥十九年後，以張謇傳記出版的偶然因素，張謇擬稿清帝退位詔書之議重起。胡漢民親自出面作證：在這通內閣覆電中，剔除授袁全權的話，就是張謇所擬的退位詔書了。胡漢民以敦請張謇擬稿的籌劃人、張稿的第一經眼人並電袁內閣簽發人的身份，又是內閣覆電首批閱讀人的身份，這樣的雙重身份，認定這通內閣覆電就是張謇擬的清帝退位詔書稿，按常理自然是十分可信的。胡漢民在民初的政治地位，更增加了其權威性的份量。於是，胡漢民的說法，就為社會所接受了。

張謇家藏的檔案管理者，根據胡致譚信所說的認證和指引，將所收藏的這則即日遜位內閣覆電，釐定為張謇擬稿的《清帝遜位詔》，並由曹文麟根據胡信所說的話寫了一篇三百餘字的題記附存。近年出版的張謇的各種著作集，亦均以張氏著文正式收入。⑧

然而，袁世凱手定的後稿原件，從秘檔、秘藏中被發現公諸於世，則證實了胡漢民所說與史實不符。

第一，袁世凱手定後稿，就是清帝辭位詔書的定稿本，亦即電知南方的“內閣覆電”所據文本。

第二，袁世凱手定本所依據的後稿，是袁內閣幕僚根據前稿的簽注、修改意見，重起爐灶的一篇新的辭位詔書稿（當然也吸收了其他意見）。因而，即使前稿原本不是張謇擬稿的退位詔書，這篇後稿，也完全可以確定，它不是張謇所擬的原稿。

第三，縮小到授袁“全權”這一個具體範圍來說，袁手定稿及其所據的原稿顯示，都有“袁世凱以全權”之語，只是“與民軍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協商統一辦法”，還是“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區別。“袁世凱以全權”的話，並非袁的硬性“竄入”。

第四，以袁世凱手定清帝辭位詔書文本與張謇存檔整理者根據胡漢民信所說的話釐定的《清帝遜位詔書》文本相比照，除了數處極個別的文字的差異外，字句完全相同，僅只有無袁世凱“以全權”三字之別（而且人們有理由懷疑此乃整理者根據胡漢民的提示而做的技術處理）。所以，這篇《清帝遜位詔書》並不是張擬的詔書稿，實乃袁手定本的一個電報抄件。胡漢民以自己的誤斷，誤導了後世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判斷與認識。歷史就是這樣，不斷以新發現的史料去否定那些違背史實的成說或定論。

（三）餘說

清帝辭位詔書，向有出自張謇一人之手，而經袁世凱竄入一語之說，和成於眾人之手一說。出自張謇一人之手說，本文前後二稿之修改、批定文字，已經證明其說之不確，無須進一步申說。成於眾人之手一說，亦只可理解為是袁世凱內閣人員（或幕僚）集合了眾家修改意見，形成文稿，交由袁世凱批定，並非是眾人各執一詞修改而定。此亦為現在修改稿的文字所證實。

清帝辭位詔書從動議草擬至定稿頒布，前後只有十天半月的時間，而南方和北方則有一批人士分別撰文記述其撰擬與修改之事。南方的記述文字側重於張謇的擬稿與收藏。有說是胡漢民請張謇擬稿，電寄北京的，有說是趙鳳昌動員張謇擬稿，而後寄北京的。張謇擬稿的地點有說就在趙鳳昌宅惜陰堂，有說是到大生二廠辦事處。而自稱是代張謇擬稿者，就有劉垣（厚生）和諸宗元兩人之說，也有人說，僅只是詔書的最末幾句，才是劉垣手筆。在北京方面，袁世凱周圍的政要、聞人，多有預聞遜位詔書擬稿的信息。有隆裕太后命徐世昌擬遜位詔書，學部官員張元奇擬稿徐世昌潤色的報道。葉恭綽說，亦有人請他代為修改草擬的遜位詔書稿，但南方代擬稿電達北京，此稿就廢了。劉垣說，據好幾個參與清廷機密的老朋友說，電稿到京後，袁世凱、徐世昌就把稿子交給了汪袞甫（榮寶），汪讀後當即表示：“不類季直手筆，或當另有其人”。

這些南方和北方人士的記述文字，或為自己撰寫的、或為時人撰寫的文史筆記，或見諸其本人的傳記、信札，或為專篇文史記述，或見於辛亥史事回憶錄，等等，均已分別出版刊行，時跨上世紀二十至六十年代近半個世紀。作者們各就其歷經和聞見，記述了一個歷史側面。其內容繁簡不一，言人人殊。但撥開分歧，更有其值得注意的一面則是，不論持何說的人都一致共認，其一，張謇是詔書的正式擬稿者；其二，張謇的擬稿確實電達到北京袁世凱內閣，而且是袁內閣及袁本人據以修改、批定辭位詔書的文本。作為證據，就使前稿就是張謇手擬退位詔書稿之說，前進了一步，已經踩到了確認的門檻。這正是多年來關於這一問題紛爭討論的一項重要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