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精華 || 新文化運動轉向與民國政府應對“俄蘇文學熱”

林精华教授与傅高义教授在哈佛

一、北京政府：法律查禁的失敗

在對十月革命真相並不清楚，對何以發生這種革命的國家之文學基本上缺乏研究之情勢下，一些人熱情洋溢地經由日文、英文和德文等譯介俄蘇文學，在很短時間內（1919～1925）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近代俄國小說集》5集（“東方文庫”）、《俄國戲劇集》10集（“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另有《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新中國雜誌社）、《普希金小說集》（亞東書局）、《托爾斯泰小說集》（泰東書局）、《契訶夫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等相繼問世，以及《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學生雜誌》等老雜誌，《新青年》、《新潮》、《國民》、《少年中國》、《建設》等新刊物，發表大量俄蘇文學譯作。如此翻譯力度、傳播廣度、接受程度，俄蘇文學在中國迅速超過英、法、德、日、美等國文學。造成如此情景，並非俄蘇文學表達了對中國的認同，相反，中國形象在俄人之作中，除托爾斯泰某些論述之外，多為負面，如哲學家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中國與歐洲》（1890）立足於歐化的帝俄中心論，論述信仰儒教的中國會如何危及基督教的歐洲；象徵主義文學家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入了基督教的中國佬》（1927）也不相信中國。尤其是，這種否定性論及中國之國度裡的文學，和蘇維埃制度一樣，若無專業能力難以理解。

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制度，按別爾嘉耶夫這位有俄羅斯情懷的烏克蘭裔思想家之《俄羅斯共產主義的起源和傳播》（1933）所論，是和東正教及斯拉夫村社傳統相關聯，不具普世性價值的純俄羅斯政治文化行為，其文學不單不具有向世界傳播的審美魅力，一開始就危機四伏（大批重要作家或流亡，或被審查制度限制，而新入文壇的作家，文字能力和文學修養皆不足，把文學寫作當作意識形態演繹，並且文壇還充滿着沒有最左只有更左的話語紛爭），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當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後來的文學史家筆下，“1918～1930年代文學”之地位持續下降，在當代俄國學者的論述中更是降到低點，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莫澤爾（Charles Moser）主編的《劍橋俄羅斯文學史》（1989年初版）則從語言、敘述方式和立意等角度多番論述其不足。

百餘年來被中國所熱讀的普希金，其成名作《皇村的回憶》被俄國人稱道，乃因少年得志的詩人用帝俄官方宏大修辭抒發帝國青年的志向；其代表作《致誹謗俄羅斯的人》（1831）訴諸的是對帝俄的使命感（著名詩句“別再說了：那始終是斯拉夫人內部的爭論，/一場你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是命運所決定的古老家族紛爭……你們根本不懂家族世仇；/克里姆林宮和布拉格對你們無話可說……”，用詩意修辭掩飾歷史真相，即18世紀末波蘭被帝俄、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但分散於各國的波蘭人復國志業從未停止過，1830年11月末俄屬波蘭王國的波蘭裔軍官率先起義，旋即得到散布帝俄多地的波蘭人地下組織之呼應，但起義被俄軍所鎮壓，尼古拉一世由此取消協定規定的波蘭王國之自治地位，華沙被降級為一個駐軍單位，此地的大學被關閉。對此，歐洲強烈譴責之，而普希金寫這首詩回應，按官方話語，把信仰天主教的波蘭和信仰正教的帝俄之地緣政治衝突，說成是斯拉夫兄弟內部紛爭。這種強烈的帝國情懷，在長篇敘事詩《波爾塔瓦》（1829）中同樣存在：把追求烏克蘭民族獨立的烏克蘭英雄馬澤帕（Иван Мазепа /Jan Mazepa），定位為俄羅斯祖國的叛國者、俄羅斯正教會的叛教者等，把這位烏克蘭獨立運動的精神象徵，塑造成純真愛情的騙子手，由此就順理成章地屏蔽了烏克蘭的國家歸屬、教會隸屬、語言差別和身份認同等方面的主體性，把它敘述成是俄羅斯一部分。這種詩篇，和果戈理、舍甫琴科等諸多表達烏克蘭訴求之作，不可並置。至於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作品的深刻性，多基於東方正教徒對帝俄諸多敏感問題的複雜敘述，如高加索、烏克蘭、波蘭等成為他們筆下的帝國邊陲。

對這種俄羅斯中心論的內部殖民戰略，絕大多數的作家習慣性地心神往之，如百餘年來被中國推崇備至的別林斯基，其成名作《文學的幻想》（1834）就聲稱，相信政府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大筆投入、細緻監管、獎勵，“我們很快就有俄羅斯國民的教育；我們會迅速證明，我們用不着非我族類的思想監護。屆時我們會輕鬆就能做到這點：聲望赫赫的部長們、在皇帝辛勞處理民權事務領域的臣僚們，出現在擠滿着愛智青年的俄羅斯教育中央殿堂裡，向他們宣布君主的神聖意志，指出通往教育之路在於正教、君權神授（самодержание）和國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之精神”。這種把文學批評直接訴諸於“官方國民性理論”，並懷疑通過圖書市場途徑而繁榮起來的文學在國民教育中之作用的主張，絕非他一時興起，而是其基本理念。翌年發表的《俄羅斯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說》，同樣表達對當局支持教育和推動文學發達之偉業的期待。這類被書報刊審查制度所馴化出的帝俄認同，讓非俄羅斯裔作家常處於更危險境地，飽受俄羅斯作家難以體認的惶恐，但這類情形，直到十月革命之後，大批非俄羅斯族裔的作家流亡或移民到蘇俄之外，才被些許地揭示出來，到俄聯邦時代知識界才部分地正視這類事實。

更嚴重的是，五四時期孕育出的“俄蘇文學熱”，持久不衰，多是那些熱血青年按布爾什維克話語，對俄蘇文學的一廂情願理解而已：在五四運動前三個月，布爾什維克就創設共產國際，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以圖在世界多國或地區建立支部，開啟大外宣方式，介紹蘇俄共產主義革命的正當性，推廣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經驗。在這樣的大戰略中，布爾什維克在“五四”之後的中國見出希望：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會東方司長沃茲涅先斯基（Вознесéнский）《東方革命之烈火》（《消息報》1919年9月14日）宣稱，五四運動為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與此同時，蘇俄強力監管文學藝術發展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如1922年驅逐160位最為傑出的人文學科教授，強化共產主義文藝學建設，導致蘇俄文學不斷分裂為境外的和境內的、非法的和合法的、被查禁的和受到鼓勵的。遠離蘇俄真相的俄蘇文學熱，改變了此前多方位譯介世界文學之格局，也加速促成新文化運動追求啟蒙主義的趨向，被創造社、太陽社和左聯等簡單化敘述中國問題所替代。這些意味着， “俄蘇文學熱”多是缺乏研究俄蘇文化的激進青年所為。

疑惑就來了：自《璦琿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以降，中國屢遭俄國陷害，到1920年代後期中俄邊境接壤超過四千公里，若加上中蒙邊境線則超過九千公里（當時國人知道，蘇俄接續帝俄戰略，繼續嚴重滲透外蒙：以肅清外蒙有反布爾什維克軍的白衛軍為名，1921年蘇俄出兵蒙古，卻在此建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簽署《俄蒙修好條約》），中國怎麼就少有通俄文的俄羅斯文學專才，懂包括俄國的文學、正教、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等在內的俄蘇問題之通才呢？

從莫斯科公國而擴張成跨歐亞的俄羅斯帝國，哪怕經歷過雅克薩戰役（1685～1689）並簽訂《尼布楚條約》，大清帝國對這個已然成為實實在在威脅的北方鄰居卻素無深入研究，雖然1708年理藩院設立俄羅斯館，培養滿—俄文翻譯人才，因招生制度設計（以招收八旗子弟為主體）、教學條件不足（俄語師資是俄國商人，1730年之後改為俄羅斯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神父，而這個傳教團本負有外交使命，任俄語教師另有利益考慮，不會真心讓學生掌握俄語），完全沒能力培育出真正的俄羅斯問題專家，甚至連培養稱職的翻譯人才也難。按俄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Егор Ковалевский）《中國之旅》（1853），到1805年，學生對俄語多一竅不通、俄語考試錯誤百出；1845年俄外交部給該館贈送圖書，卻無人能識。俄國人借助此館卻一直謀私良多。不否認，1690年大清帝國和帝俄邊境立有界碑（碑文用漢、滿、蒙、俄及拉丁文），其後偶爾有士大夫或官員重視東北、西北的地理、防務，如楊賓《柳邊紀略》（1707），圖理琛《異域錄》（1717）、方式濟《龍沙紀略》（1717）、高官傅恆參與責編的《皇輿西域圖志》、何秋濤的《北徼彙編》（咸豐帝賜名《朔方備乘》）、林則徐所譯的《俄羅斯國紀要》（《俄國疆界風俗記》）、張鵬翮的《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俞正燮的《俄羅斯佐領考》和《俄羅斯事輯》、張穆的《俄羅斯事補輯》等等，但多是概述性的，未觸及帝俄的根本性問題。如此情勢導致，清廷不知俄國通過歐化之途，成為世上最大的疆域連片殖民帝國並極富國際政治經驗，致使鴉片戰爭兩年後，未經戰事，就迫使中國簽署《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協議過程居然由俄國神父任翻譯）。而彼時帝俄狀況極為糟糕：剛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敗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不久（1855）及引發國內矛盾（被迫進行1861年改革），歐洲持續支持土耳其反對俄國。因官僚體制和士大夫言說之間缺乏有效通道，中國局勢變得更為凶險：繆祐孫利用出使俄國兩年（1887～1889）的機會及時著述《俄遊彙編》，雖提供豐富知識，卻未助力朝廷更理性對待帝俄；任翰林院編修和陝西道監察御史的朱一新，其《無邪堂答問》（1892）提出國之最大禍患莫如俄，力主要擇譯那三百餘種涉及俄國的政教、風俗、輿地、兵法、器物、種植等書籍，但最終無果。曾參與維新變法的湯睿譯《俄土戰記》（1897），梁啟超作序（《時務報》1898年2月11日）稱，“欲得志於東方者數百年”，以警示清政府勿“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晚清駐英公使館翻譯陳貽範譯英國人的《俄人蠶食太平洋迤北邊地考》（《時務報》1897年9月），借英人之口說俄常在中國危局時，“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清議報》刊行譯自日文的《俄國侵略中國志略》（1900），借日人之口說俄正加緊對中國侵略，譯此書“以供我國人之省覽”。諸如此類，未能阻止《中俄密約》之簽訂和中東鐵路之南伸。

體制內外的文人言路堵塞，導致清廷缺乏嚴肅認識世界和俄國之可能性，這也是教育制度設計的結果之一。和洋人打交道盡失顏面，1862年清廷被迫創辦同文館，內設有俄文班（俄羅斯文館並入其中），1887年在迪化設新疆俄文館：俄文課仍聘請俄國人教授，學生只限於八旗子弟，以圖給官府培養漢滿俄語翻譯人才。這種教育模式不可能造就通俄問題的戰略人才，導致未經戰爭就從中國獲得大片土地，甚至在俄早已盯住東北的情況下，慈禧仍要與俄合作。1902年同文館並入京師大學堂後，俄文也僅限於語言教學；北京大學廢門設系，俄文系在培養通專才的質量上，不比琿春俄文書院、黑龍江俄文學堂、吉林外語學堂、奉天方言學堂、漢口華俄商業學堂等更有效。

進入民國後，中國在培養有關研究俄羅斯問題和文學的人才方面，亦乏善可陳。1899年清政府創辦東省鐵路俄文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組其為外交部俄文專修館，以培養外交翻譯人才，1922年易名為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928年並入北平大學俄文法政學院（1931年易名為北平大學商學院）。1917～1919年就學於此的瞿秋白、耿濟之乃其優秀畢業生，但只按蘇俄話語譯介俄國文學，缺乏認識蘇俄問題的中國意識，足見該校無力培養研究俄蘇問題通才。曾入海參崴帝俄東方語專科學校的張西曼，1920年代譯列寧《俄國共產黨綱》，出版彰顯蘇俄偉大性的《新俄羅斯》和《蘇俄民法》、《蘇俄憲法》等，積極推動孫文聯俄容共，與楊明齋一樣，皆為旅俄華人的俄共黨員，後者1920年夏在上海主持成立“華俄通訊社”和“外國語學社”。該校不以培育懂俄國問題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為宗旨（這所補習學校存續時間短，學員為各共產主義小組選派的代表，而作為屈折語的俄語，短期學習不可能掌握）。俄文教員和社長楊明齋16歲輟學務農，後去海參崴務工，被召喚入布爾什維克，1920年3月作為共產國際工作組成員兼翻譯回國，成為中國馬列主義理論家。而張聞天、王明、蔣經國等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接受共產國際教育，卻觀察不到共產國際促成中國的“俄蘇文學熱”之真相。

正因二百年來中國始終未建立能培養全方位通俄羅斯問題的國際戰略人才之機制，民國初年不少文化精英，雖不懂俄語且欠缺專門知識，卻對引發蘇俄內戰的十月革命發表熱情洋溢的禮頌文字，如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創刊號1919年1月）聲稱，“現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在這期創刊號上，傅斯年刊文《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更聲稱，俄國將來會兼併世界的，不是領土，也非國權，而是在思想上。尤其是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讚歎“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言治》1918年7月）籲請“吾人對俄羅斯今日之事變，唯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實際上，“俄蘇文學熱”持續興盛，在相當程度上更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實施其戰略的一部分。1919年3月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決議聲稱，工人解放不是一個地區或民族的問題，而是國際問題，須協調全球無產階級，民族利益須服從國際革命利益，即蘇俄利益；基於維護蘇維埃政權的安全，對十月革命後立即撤走駐俄外交機構官方代表的中國政府，蘇俄一方面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發布兩次“對華宣言”，促使北京政府與其談判（首先是解決進入中國的白俄不再反蘇），另一方面通過共產國際接觸在野的政治力量並予以切實支持。

正因後一戰略，1922年8月27日孫文致函越飛說，只要支持他重建中央政府，就同意蘇俄紅軍暫時駐紮外蒙等要求，三天後越飛致函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說“孫（文）已上鉤”；翌年1月下旬越飛和孫文在上海會晤，答應給後者“三百萬金盧布”，此後發表“聯合宣言”，多滿足蘇俄要求，雖然孫文“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據1993年俄聯邦披露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蘇聯資助中國的經費，給國民黨的要比共產黨還多；1920年10月俄共派駐中國代表給阿穆爾州委報告說，上海是社會主義者活動中心，有300多種報刊雜誌，皆帶有社會主義性，“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南方容易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不受追究，卻得到鼓勵”，陳炯明和閻錫山皆熱心於出版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報刊。由此出現上述《新青年》獲共產國際特別青睞的事件。更有甚者，共產國際直接安排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國共合作，也推動了蔣介石領導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成員包括蔣介石、沈定一、張太雷、王登雲）赴俄考察（1923年9月5日抵莫斯科、11月29日返國）。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形成了決議案（11月28日），按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重新詮釋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是要同時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本國資產階級壓迫，民權主義不是“天賦人權”，而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鬥爭的權力。蔣介石攜帶這決議案返國，國民黨一大宣言（1924年1月）按蘇俄話語修改：“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反之則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但蔣介石此行得出如是結論：俄國革命成功在於工農接受革命之煽動，蘇俄國家建設特點則是工人皆受軍隊教育，要強分階級、講求鬥爭、對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對敵人的策略更多，紅軍組織嚴密，蘇維埃制度乃專制和恐怖組織，與中國三民主義政治制度根本不能相容。

其實，蘇俄政權之建立遠比這複雜：1861年改革成果累積到19～20世紀之交，破壞傳統的莊園經濟制度，弱化東正教信仰，引發對資本主義進程不滿、非俄羅斯族群對帝國的疏離感增大等，二月革命是這種改革的“成果”，但十月革命及其建立否定私有制和去西方化的蘇維埃政府，則撕裂已歐化兩個世紀的社會、中斷正常的歷史進程，引發內戰，也導致全球緊張。為此蘇俄政權急需安全環境，鑒於孫文熱心於聯俄容共，便在十月革命八週年之日（1925），蘇聯在莫斯科黃金地段建立中山大學（1928年易名為孫逸仙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30年夏解散。共產國際書記拉狄克和共產國際遠東部副部長米夫先後任校長），隨即（11月24日）國立廣東大學致函國民政府，要給赴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置裝費（人均150大洋，共2700大洋），此舉“尤足表現本校熱心革命之精神”。

北京政府對布爾什維克政權一開始就提防：1918年2月24日駐俄公使劉鏡人受命撤回主要成員，一個月後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就達成合作對抗紅色浪潮的增長，並很快簽署秘密的軍事互助、合作協定（但中國知識分子擔心日本滲透而抗議）；恢復中斷多時的庚子賠款，支持原臨時政府派駐北京的使館人員；拒絕和兩次發布《對華宣言》的蘇俄政府談判（直到1920年9月20日才不承認臨時政府）。

尤其是，北京政府對蘇俄滲透抱持高度警覺，效仿歐美對新聞出版業的管理辦法，通過法律手段阻止之：1919年9月17日，內務部發布訓令，對入境的蘇俄“過激黨”印刷物，“亟應加意偵防，嚴密查禁”；通過共產國際（1920年共產國際二大吸納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的核心思想，落後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轉而成為革命者），蘇俄思想在中國日益壯觀，1920年2月初內務部要求“查禁嚴防”登載蘇俄思想和文藝的刊物；1919年9月國務院公函內務部，據日本駐巴黎少將報告書，“查出過激黨列寧一派注目中國，欲使投入漩渦，曾以支那語之印刷物配布中國及中亞等情。俄國過激黨以印刷物流布中國，意圖煽惑情事，亟應加意偵防，嚴密查禁”，並附報告書原件。其中寫道：“過激派之列寧一派，以蔑視人道正義而逞虐待暴行，為文明及自由之公敵，而為文明國民之所敵視……西歐諸國大加警戒，過激派不易達其目的，乃注目於中東及遠東，就中尤着眼諸國，欲使投入漩渦，其畫策進行，不難審而知也。列寧刊行的那些支那語出版物之要旨：俄國勞農政府破棄帝俄時代與日本和中國所締結之秘密條約……勞農政府欲與支那人民唯一之同盟者。”旋即，內務部訓令京師警察廳和各省督軍、省長要嚴查之。翌年2月初國務院公函內務部，查處列寧黨在中國傳播的書目，包括《俄國過激派施行之攻略》、《列寧之解剖》等82種漢語讀物；繼而，內務部警政司發布《防範新思潮傳播辦法》（1920），聲稱“值此歐戰告終，物力缺乏，世界潮流，日趨險惡，俄之過激黨，幾遍全球，雖因窮迫所致，但政治未盡改良所激而成。我國毗連俄疆，關係尤切。數年來，內訌未息，交亂相尋，國家之元氣大傷，人民之生機日困，危機四伏，至為堪憂，若不先事預防，誠恐一旦受其播及，則危害國家社會，何堪設想”。1921年4月18日東省特別區警察總管理處抓捕蘇俄《前進報》主編，6月5日關閉該報館（此後易名出版，皆被查封），因其犯有“宣傳過激主義”之罪；1925年11月，針對東北地區的蘇俄報刊特別活躍，頒布《暫行限制俄報辦法》，關閉所有俄文報社，限制創辦新的俄文報。北京政府雖始終處於内憂外患中，但即便在末期仍嚴防蘇俄的滲透，如1928年3月13日外交部致函内務部，“頃據俄報登載蘇聯政府現製各種宣傳影片，定於本年春間在中國等處演映等語”，如哈爾濱《霞報》轉載莫斯科《真理報》，蘇聯赤化將以影片為宣傳手段，為求更好之功效，準備製造以廢除現有社會之組織為目的影片，免費或低廉放映於印度、中國、埃及等（內務部旋即轉致從直隸到新疆或察哈爾等地的省長、都統，嚴加查辦）。

但這些行為不敵蘇俄政府兩次發布的《對華宣言》激發在野政治力量和知識精英對蘇俄的熱忱。在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瓦解之際，布爾什維克以暴力手段建立蘇維埃政權，並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之名，迫使剛從帝俄解體後獲得獨立的烏克蘭、白俄羅斯、高加索諸多民族等，加入蘇俄，阻止這些民族的自決運動。此舉招致世界多國政府共同抵抗。為了緩解蘇維埃政權東西方夾擊之危局，不僅在貝加爾湖和遠東之間開辟緩衝帶，成立所謂遠東共和國（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1920年4月6日～1922年11月15日），而且為使北京政府退出抵抗蘇俄的陣營，1918年7月4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發表報告稱，蘇俄政府將廢除帝俄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在蒙古的治外法權，撤回設在領事館裡的軍隊，歸還中國的賠款等。翌年7月末，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加納罕發布致南北政府的《對華宣言》，9月發布提出更具體建議的第二份《對華宣言》。這些實乃蘇俄繼承帝俄外交遺產的經典手法。蘇俄政權組建過程就極重視“東方”，知悉中國的狀況，明白“宣言”會激發中國各派精英的幻想，的確出現蔣介石《蘇俄在中國》所說的情形：“這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偉大宣言，真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蘇俄是首先自動撤廢的，故其對中國的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獲之豐富，亦是史無前例的”。文公直《中俄問題之全部研究》（1929）追述“宣言”之反響：“十月革命前，中國與俄交涉，無往而不失敗。及歐俄內亂，西伯利亞紛擾，各國起而干涉。我國於東路主權，始稍稍收回”，“唯有俄國願東亞病夫健康恢復，挺然屹立。強大集中足以抵抗外來勢力之中國，對於蘇俄將為最誠信之友邦！蓋中國對俄絕無侵略之目的，一若目前俄國毫無侵略中國民主權與利益之旨趣”，各地“承認蘇俄親善之必能，中國政府與各界皆熱望早日建設對俄關係”，受外交總長顧維鈞之命，王正廷任中俄交涉督辦，促成1924年5月末中俄恢復邦交，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當時沒人明白這僅是蘇俄策略而已，且是其全球戰略一部分，完全不打算落實。1918年8月末，蘇俄政府宣布廢除18世紀末帝俄與普魯士和奧地利三次瓜分波蘭的一切條約，承認波蘭享有“獨立和統一的絕對權利”。波蘭趁奧匈和德國趨於崩解之際，於是年10月末在奧佔區的克拉科夫成立“波蘭清算委員會”、11月初社會民主黨人在盧布林成立波蘭共和國臨時政府，很快在華沙組成聯合政府：從1795年波蘭被瓜分滅亡以來，歷經123年，得以重建祖國，1919年末協約國最高委員會巴黎和會通過決議，同意重建波蘭國家。蘇俄政府拒絕波蘭要恢復1772年之前俄波邊界線之正當要求，並引發慘烈的蘇波戰爭，把戰火燃及華沙，導致1921年3月18日國土面積大為收縮的波蘭，被迫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里加條約》），波蘭須承認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從中獨立出來。波蘭獨立是以巨大犧牲才換來的，同樣，1809年被迫併入帝俄的芬蘭，其獨立獲准後，很快被共產國際滲透，所幸蘇波戰爭給芬蘭保持獨立提供了機遇，1920年10月蘇芬簽署《塔爾圖和約》，但二戰前蘇德瓜分波蘭之際，發動對芬蘭戰爭，迫使其簽署讓出11%領土、30%國民資產的《莫斯科和平協定》。這些意味着，未經血腥戰爭，就希望蘇俄踐行其宣言，無疑癡人說夢。更何況內戰期間，蘇俄為減弱東方的威脅，成立實際上所謂遠東共和國，而兩次宣言所及的要歸還給中國的領土，就屬於該國。一旦內戰結束，遠東共和國並入蘇俄，就勿需擔心來自東方之威脅。由此，王正廷受命落實《協定》時，加拉罕不願開議，拖到1925年8月末開會仍無誠意（他得知王正廷在滬，便臨時要求中方開會落實協定，以為王來不及趕到會場，再嫁禍於中方；王正廷急速抵達會場，蘇方弄巧成拙，但會議仍不解決“宣言”所及的核心問題）。

而蘇聯之所以敢這樣冒險，乃因深諳中國局勢。1919年3月15日共產國際遠東代表維連斯基致函列寧說，中國“沒有普遍承認的中央政府”，北方是張作霖奉天派、中原和華北是曹錕和吳佩孚的直隸派、華南則屬於孫逸仙和陳炯明勢力範圍，還有安福派，美國希望中國內戰，日本為反對美國而實行相反的對華政策，建議蘇俄和孫逸仙結盟。第一份《對華宣言》遲到八個月才到北京（1920年3月），以及北京政府拒絕與蘇俄談判，引起知識界對政府的懷疑，很快就有30多重要團體和蘇俄政府聯繫，如中華民國學聯總會致函蘇俄政府說，無限感謝這樣的宣言，“我們自當盡我們所能，在國內一致主張，與貴國正式恢復邦交；並敢以熱烈的情緒，希望今後中俄兩國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義方面，以美滿的友誼勠力於芟除國際的壓迫， 以及國家的種族的階級的差別，俾造成真正平等、自由、博愛的新局面”；同樣，國民黨機關刊《星期評論》發表社論說，“對俄問題，絕不僅是對一國的問題，而是對世界的問題。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侵略主義與和平主義、國家主義和世界主義之種種衝突，究竟怎樣解決，都和各國對俄國的態度有關”。1922年越飛抵達北京時，中央政府冷淡待之，但新潮社、社會主義研究會等熱情款待。針對《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訂未果，陳獨秀《中俄會議之成敗》（《向導》週報第58期，1924年3月）稱，“蒙古人民免得馬上要受中國軍閥的統治及中國兵的奸淫焚掠；在中國兵未去之前，他們可以多得時間充分準備抗鬥自衛的武力”；外交部迫於國內壓力，倉促簽署《中蘇懸案協定》，陳獨秀在《評中俄協定》（《向導》第59期）中稱，“對於這次中俄協定，也有一點不滿意，就是蘇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主權，輕輕地將外蒙獨立的國民政府否認了。或蘇俄也有一種苦心，以為蒙古獨立的力量還不充分，與其放任了為帝國主義的列強所取，不如歸之中國，中國的侵略力量究竟不及列強”；尤其是，在《向導》第68期（1924），陳獨秀發表極富有感召力的文章《中俄協定簽字後之蒙古問題》，更強烈地反對把外蒙歸還中國。這些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措辭，抵消了北京政府為維護國家主權所做的努力。

如此一來我們也就明白了，北京政府在對蘇俄外交上受制於《對華宣言》所營造的社會輿論，在制止共產國際滲透的法律行為上受困於文化精英的一廂情願，導致俄蘇文學熱在1919年底之後迅速形成並蔓延，孕育出《小說月報·俄國文學研究》（1921）。它內含中國最早關於俄國美學研究的文獻：郭紹虞《俄國美論及文藝》，沈澤民根據克魯泡特金的演講《俄國文學：理想與現實》而編譯出《俄國文學批評》，又據此成文《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論——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等等。這些文字顯示出中國對俄國文學的認知基本上受囿於蘇俄話語。即便實地考察蘇俄的瞿秋白，其《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也是遵從蘇維埃意識形態，完全認同性地聲稱，“俄國文學的偉大產生於這文學評論的偉大，——引導着人類文化進程和人生目的”。這樣的俄蘇文學熱，完全未觸及19～20世紀之交俄國知識分子如何深入闡釋俄羅斯文化的內在危機。1905年革命促使俄國文化精英在《路標集》（1909）中表達對俄羅斯文化的絕望（如著名法學家基斯嘉科夫斯基在《路標集》中稱，連普列漢諾夫這樣的人也無視法律，“標誌着他們具有歪曲法律意識的傾向，甚至他們中的某些天才領袖都準備為暫時利益，拒絕須遵守的法制原則”），十月革命後這批文化精英所著的《來自深淵》、高爾基所發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等，無不憂慮這場革命帶來的文化災難，1922年之後思想多元化的文化思潮盡失，別爾嘉耶夫等傑出知識分子流離失所於世界各地，在海外探討俄蘇問題變得步履維艱。可見，《小説月報》專號上這類關於俄蘇文學批評的文字，為在中國日趨興盛的遠離俄國真相的俄蘇文學熱提供了理論依據。

中國迅速出現俄蘇文學熱，是共產國際在全球推廣布爾什維克話語的一部分。蘇俄有針對性地建立推廣組織：1923年在德國率先創建“新俄友人會”（Society of Friends of New Russia），翌年這類協會在英國創建，隨後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瑞士、丹麥、日本、瑞典、芬蘭、波蘭、美國、中國、阿富汗等，甚至在屬於中華民國的外蒙，也紛紛建立了類似協會。它們作為蘇俄外宣機構，積極向所在國介紹蘇俄革命。1925年伊始，蘇聯文化對外關係協會創辦的《新聞週報》，用英、法、德等語刊行，向五大洲展開紅色大外宣。但共產國際只有在中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獲得巨大成功，“俄蘇文學熱”屬於其中之一，在日本和英國殖民地印度獲得部分成功，在其他地方多失敗。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出現反資本主義浪潮，與蘇俄以血腥暴力所建立的反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兩回事：議會政治已在歐美形成，左翼政黨能在議會合法表達共產主義訴求，暴力革命完全不被認可；隨着蘇俄內戰持續，超過二百萬難民從南俄經土耳其，流寓到剛獨立的芬蘭、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等，再由此流亡到歐洲，或經遠東共和國流亡到中國，再隨局勢變化去美國。這些迫使歐美切實觀察、把握蘇俄革命進程。

許多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在現場記錄十月革命或內戰。1917年8月，美國社會主義者里德（John Reed）夫婦從紐約出發去歐洲，經芬蘭入俄，巧遇十月革命，目睹事件過程，先後出版《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紅色俄國：布爾什維克工人社會主義聯邦的勝利》（1919）、《蘇維埃國家的結構》（1919）等，記錄左翼人士所親眼目睹的蘇俄革命及布爾什維克政權真相。英國著名作家蘭瑟姆（Arthur Ransome）為《每日新聞》報道戰事，1917年前往俄國，采訪過列寧等，期間結識了托洛茨基的秘書謝列賓納（Е. Шелепинa），並為此離婚而娶她為妻。他回國後發表《1919年在俄國的六個星期》（1919），介紹所目睹的蘇俄狀況：“吾清楚，材料本身會被愚蠢的紅白兩陣營所誤用。此非吾之錯矣。吾有意嚴格限定。吾試圖用親身見聞所論，訴說莫斯科發生什麼和產生何思潮、描述這派或那派所犯下的本該勿需犯下罪行之真相，說出這些無德的無賴製造了我們文明史上最大的動亂，目前無人能控制。吾非發表二手材料的報告。本書非宣傳也。捍衛共產主義觀點的宣傳，需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經濟學知識，吾不能假裝知之。在革命期間，吾常強烈感受到此類悲劇，俄人以並非英人所認可之方式，在一個國家進行一場無節制的巨大實驗。任何一個非共產主義者的外國人，能目睹正在發生的一切，已屬萬幸。即便是在耗費自己生命而研究它的機會中，吾一直痛苦不堪，但仍不能把它們置於那些受過良好教育、保證做得更好的英國人身上。在第一次作為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所獲難得機會中，寫自己在俄國看到，對共產主義者而言，此非吾等英國人所認為的戰争。”以這等視角敘述，使得該作在歐美風行一時。1914、1920年科幻小說家豪威爾斯（H. Wells）兩次訪俄，期間在《星期日快報》上發表系列文章，合集成《陰影下的俄國》（1921），把帝俄解體生動描述成現代社會最深刻變革，描寫布爾什維克革命家而寫出蘇俄革命的部分合理性，並觸及列寧等共產主義領導人的務實風貌。德國文學理論家本雅明（W. Benjamin）因愛上拉脫維亞女演員拉西斯（Asja Lācis），從她那裡獲知蘇俄革命情況，由此在《單向街》（1928）中提出通向共產主義之路是否象徵着人類歷史前進方向之重大問題。1926年他來蘇聯考察，解決猶豫不決的德共黨籍問題，但《本雅明日記》記錄極權主義對蘇聯人的閉鎖（不知道巴黎是否有地鐵），“俄國對世界其他地方很無知，就如十盧布的票子，在俄國很值錢，在國外不被承認是硬通貨”。這些現場記錄文字使歐美人最大限度地接近蘇俄革命的複雜真相。

歷經一個世紀發展，歐洲斯拉夫學隨着俄國的壯大，轉而關注現實的俄羅斯問題，也正視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制度。哥本哈根大學斯拉夫學教授卡爾格倫（A. Karlgren）以瑞典文出版《布爾什維克的俄國》（1925年，翌年被譯成英文），敘述所親身經歷的十月革命期間的俄國。1917～1919年，法國右翼政治家安東內利（Étienne Antonelli）參與了法國對蘇俄的干預活動，1919年任里昂大學法律系教授，刊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La Russie bolchéviste），該作翌年在紐約出版英文版（Bolshevik Russia），介紹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理論、私有制和公有制、工業生產制度、政權體系、外交關係等，追述布爾什維克學說和實踐的歷史、組織原則，論述布爾什維克與俄羅斯民族主義之關係問題、共產主義學說背後的民族主義訴求，以及布爾什維克治下的階級構成、個人主義、社會公平正義、婚姻、宗教、財產等情形；在此基礎上推出《布爾什維克俄國：一種哲學探究》（1920），探討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俄國發生的理論依據。愛爾蘭女王學院高材生奧哈拉（V. O’Hara），長期任職於彼得堡英俄委員會，1918年因擔心紅色政權而回國，翌年受英國政府指派到波羅的海三國處理政務，期間依據斯拉夫學知識，著述《愛沙尼亞：過去和現在》（1922）、《拉脫維亞森林》（1922），和友人合作出版《俄國》（1925），介紹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及其和俄國的複雜關係，以及俄國的自然條件和歷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及其後的政權、工人階級、工農業民族化、外交政策等，認為俄國屬於歐洲國家，其歷史深受過去影響，每次革命都破壞了權力架構，蘇共國際主義很快就走向進攻性的帝國主義（aggressive imperialism），認為新經濟政策在蘇俄是臨時性的，哪怕蘇俄承認私有財產、要重建和歐美關係。多倫多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梅弗（James Mavor），同情來自帝俄的分裂派正教徒，安置七千名神靈守護派（Духоборы）信徒入籍加拿大，和寓居倫敦的激進思想家克魯泡特金私交甚篤，著述《俄國經濟史》（1914，1925），介紹資本主義改革對俄國經濟發展的複雜影響；《俄國革命》（1928）描述十月革命發生的情形。華盛頓大學外交學院創建者沃爾什（Edmund A. Walsh），1922年曾作為牧師赴蘇俄傳教，據親身經歷，寫下《俄羅斯帝國的陷落：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後故事和布爾什維克的出現》（1928）。這些人所著的具有現場感的文字，大量引述俄國當事人的證據，為歐美認識蘇俄革命提供了事實真相或思想啟示。

尤其是，自1880年代法國開始大量翻譯俄國文學始，歐洲斯拉夫學家便關注文學在俄國的境遇。波蘭裔俄籍學者瓦里舍夫斯基（K. Waliszewski）長期寓居巴黎，從事俄羅斯歷史研究，在巴黎和紐約刊行法文版和英文版《俄羅斯文學》（1900），把卡拉姆津視為從西化向俄羅斯化轉型的作家，普希金被視為推動俄羅斯認同的作家，並着重論述從萊蒙托夫到契訶夫等如何敘述俄羅斯問題；美國早期斯拉夫學者和翻譯家哈普古德（Isabel Hapgood），其《俄羅斯文學概觀》（1902）生動敘述文學在俄國複雜性；1881年始任柏林大學教授的波蘭裔俄僑布呂克納（A. Brückner），其《俄國文學史》（1905）以斯拉夫學的專業能力，對俄羅斯文學進行不同於俄國人的解釋；寓居柏林的俄僑作家艾廖斯別爾格（A. Eliasberg），立足於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紮實研究的基礎，以及此前所刊行的《俄國藝術：論俄羅斯性格》（1915）所顯示出的宏大視野，著述《插圖本俄國文學史》（1923），關注19～20世紀之交頹廢派（die Dekadenten）文學即俄羅斯現代主義如何受尼采等德國思想以及索洛維約夫的宗教哲學之影響，梅列日科夫斯基等象徵主義者、高爾基等現實主義者之創作如何不同於歐洲文學，還論及革命後大批作家流亡……這些連同德國斯拉夫學家亞瑟（L. Arthur）《俄羅斯文學史》（1924）、倫敦大學俄僑學者米爾斯基（D. Mirsky）《當代俄羅斯文學史》（1925）和《俄羅斯文學史》（1926）等，建構了不同於布爾什維克政權所編造的俄國文學景觀，使歐洲受眾不會按蘇俄紅色話語認識俄羅斯文學。

上述各類人群的敘述無論多麼矛盾，至少多角度提供了觀察蘇俄革命、內戰和文學之可能性，而中國則缺乏之，雖有20萬白俄流亡到哈爾濱、上海和天津等地，但他們形成了隔絕於中國的俄僑圈子（白俄刊行俄文版《公報》、《戰鬥思想》、《俄羅斯文字》、《前進》、《時報》、《曙光》、《一天新聞》、《生活新聞》、《光》、《論壇》、《上海生活》、《上海曙光》、《俄羅斯先鋒》等近50種，開設只面向俄僑子弟的大學、中小學，創辦只使用俄文的出版社、教堂等），不融入中國社會，使中國失去通過僑民知曉蘇俄革命之真相的通道。由此，只能偶爾從歐美人那裡得知關於蘇俄的信息：1919年瞿宣穎翻譯美國人杜蒂的《赴俄都記》，即用美國人的視角，介紹革命中的彼得堡，“至末一日，有多數軍人上車，佔據走廊殆遍，但亦無何等暴行。間有被刦之處，燼餘狼藉，……下車時，人甚寂寥。廣場被雪，蕭然在望”；1921年羅素和杜威在中國巡迴演講，前者多次讚賞性提及蘇俄革命，主張世界各國應協助俄國維持其共產制度，“每一個文明國家應試驗這種卓越的新主義”，俄式共產主義不會盛行於西歐，也非為世界謀和平的理想制度，但中國可裁剪俄式共產主義而善加運用，後者雖也非社會主義者，但建議中國應把重要資源國有化，公路、礦產、森林、水道等不應開放為私有，傳統資本主義無助於促進社會福祉。相較於歐美的多角度描述，中國那些關於俄蘇文學和蘇俄革命的文字及其所導致的左翼對蘇俄問題之認知的質量之低，就可想而知，而實際上，“在現在中國革命的進行中，對俄國革命的真實瞭解確是非常需要，中國人現在對俄國革命所知的確實太少了”。

正因如此，中國有了共產國際在歐洲未能催生的俄蘇文學熱，並隨着蘇維埃政權的穩定、共產國際在中國影響的加劇，布爾什維克所認定的那些經典潮水般進入中國，蘇俄文學批評話語也一並進入：蔣光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和《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郭沫若《革命與文學》、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等宛如漢語版的蘇俄文學評論，充斥着如“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意德沃羅基”（意識形態）、“階級鬥爭”、“普羅精神”等讓時人不知所云的蘇俄概念。在如此氛圍中，連魯迅也被感染，主持翻譯《蘇俄文藝論戰》（1925），並要追蹤蘇維埃文學。這樣的俄蘇文學熱持續盛行，強化五四文學中的激進方向，以至於1928年初創造社和太陽社以革命文學之名，宣布五四作家已落伍，阿Q時代已死去，鼓吹第四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文學，鄭伯奇稱，“我們批評的不是魯迅個人，也非語絲派幾個人，乃是魯迅與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一種傾向”。

可見，一戰之後全球出現反資本主義浪潮，歐美有人傾心於蘇俄革命及其文學，但沒演變成有社會執行力的思潮，而“五四”之後中國大批有為的青年傾慕蘇俄而孕育出俄蘇文學熱，由此改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方向，以至於朱自清1929年為清華大學開設課程《中國新文學研究》就設有“‘外國的影響’與現在的分野”專題，論述“俄國與日本的影響——理論”，包括《新青年》、五四各社團、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如何推動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並先後深受俄國和日本之影響。

這種國際性反差，一方面因北京政府只把蘇俄文學及其在中國影響歸之於共產國際滲透，另一方面因現代歐美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私有制傳統發達的中國，經濟發展加速，也激化了中國社會矛盾，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各國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失望，此時蘇俄紅色政權出現，正吻合全球反資本主義潮流，因而中國許多青年和歐美左翼人士一樣，也對蘇俄投入熱情。查禁俄蘇文學而未果，卻未促成知識界切實正視俄蘇文學熱何以持續走高這一社會性現象，更錯失嚴肅研究蘇俄革命及其和私有制之關係這一重大問題。私有制客觀上帶來許多問題，以至於柏拉圖在《共和國》（通譯《理想國》）中希望以共產制代之，但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社會出問題不僅是由於私有制，更因人性本身，即使廢除私有制，也不能解決人性問題。私有制既促成現代資本主義，也加劇社會關係的緊張，馬克思主義由此而生。十月革命及其所建立的政權，雖被布爾什維克冠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聲稱建立消滅私有制社會，本質上是斯拉夫—俄羅斯村社傳統之升級版。北京政府順應共和制，創設新聞出版自由制度，用法規阻止蘇俄話語滲透，卻不諳共產國際這一新生的國際事物，使蘇俄影響力在中國越來越大（連廣州政府和北伐戰爭皆為共產國際安排）。

二、南京政府：意識形態阻止的困境

意味深長的是，在南京政府時期（1928～1937）俄蘇文學熱更興盛，蘇俄批評話語也由此甚囂塵上，如未名社刊行的11種書中，8種是蘇俄文論，包括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1922～1923年間所寫的蘇俄文學現狀評論、1907～1914年所發表的文學評論之集結，1923年刊行。1928年2月韋素園和李霽野譯該作），俄蘇文論之重要性也被凸顯，即魯迅《南腔北調集·〈豎琴〉前記》（1932）所稱的，“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墮入神秘，淪於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當時許多人反對俄國的“為人生的文學”，“但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魯迅如此理解的俄國文學，在南京政府時期，有更多的左翼知識分子熱衷於翻譯、閱讀、傳播和接受，但他們不諳此文學乃布爾什維克經書報刊審查制度所欽定的，更不觸及文學背後的俄羅斯問題，其實是踐行蘇俄意識形態。這正是布爾什維克實施對中國的話語戰略所期待的。本來共產國際就看準了巴黎和會後中國反歐美的機遇，便在政治活動之外，資助《新青年》等雜誌，推動俄蘇文學熱，而蔣介石對蘇俄紅色話語不屑一顧，蘇俄卻借共產國際介入中國事務，1928年加大支持左翼文化力度，持續推動蘇俄文學理論熱。

匪夷所思的是，同樣受益於共產國際才壯大起來的國民黨，1927年4月18日宣告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則始於清除共產國際扶持的共產黨之血雨腥風中，到翌年被正式承認為中央政府，以及其此後的歷史，和蘇俄關係糾纏不清。權力遠大於北京政府任何一屆總統的蔣介石，其個人憎惡蘇俄的制度和話語表達，便把北京政府試圖通過制度性阻止共產國際滲透的法律行為，演變為直接查禁蘇俄滲透的意識形態行動：“四一二”事件後，美國公開支持國民黨抵抗蘇俄滲透的戰略，《紐約時報》當即發表關於中國問題的特輯，討論中國如何可能不被蘇聯所左右，並成為亞洲最大的反蘇和反共國家，進而在《新對華計劃》（1927年3月30日）中支持蔣介石、要求蘇聯停止干涉中國，翌年7月24日發布第二次對華宣言，承認南京國民政府及其關稅自主權，簽署《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此舉促成法國等13個大國隨後與南京政府訂立新的關稅條約。在如此情勢下，蔣介石那次蘇俄之行所催生的反蘇俄思想，轉換為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按他本人所說， “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但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如此之論，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與國民黨崇尚儒家的道德標準（按蔣介石的演講《新生活運動發凡》，新生活運動就是要融禮義廉恥之類傳統道德與國家主義、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於一體，對國民進行生活方式之改造）、保守文化政策（如恢復尊孔）相一致。

由此，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強化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審查：1929年1月末頒布《宣傳品審查條例》，第五條規定“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的”即為反動作品，後在《宣傳品審查標準》（1932年11月24日）中重申該條款；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決定創造三民主義文學，取締違反三民主義的一切文藝作品（包括鼓吹階級鬥爭之作），是年國民黨中央制定《反革命宣傳品規範》，把批評國民黨政策、宣傳共產主義及鼓動階級鬥爭的文字列為“反革命宣傳品”；翌年12月通過《出版法》（1935年5月又修訂），使查禁蘇俄作品的意識形態考量，變成法律的制度性行為；1932年11月中央執委會增訂《宣傳品審查標準》，再次添列宣傳共產主義及鼓動階級鬥爭之作；1934年6月國民黨中央設立上海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並公布《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翌年5月國民黨中執委成立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規定廣播內容播出前需審核；1936年3月國民黨中央成立中央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制定《國民黨中央文化事業計劃綱要》，重新檢閱所有報刊，取締損國、有傷風化等作品；繼而實施《確定文化建設原則與推進方針以復興民族案》（1936年元旦），其乙項第十款規定“擴充民族文藝運動，消滅普羅文藝”。相應地，加強對電影審查：1932年10月國府發布查映蘇聯影片令，教育部旋即要求教育機關對這類影片“概予禁演”，浙江省主席魯滌平發文《電影藝術與共產黨》（1933年4月），充分論述蘇聯共產黨如何重視電影進行大外宣。這些意識形態政策，是得到切實落實的：1921年7月郭沫若等創建的創造社，1929年2月被封殺；1929年國民黨中宣部公告禁書中包括共產黨刊物184種（佔查禁刊物54%）；是年7月11日，國民黨中執委向國民政府送達《查禁刊物表》、《共產黨刊物化名表》，包括《紅旗》、《列寧青年》、《布爾什維克》等；國民政府電影審查委員會成立近三年（1931.6～1934.2）之際發布報告說，1929年中俄復交之前對蘇俄影片一律禁演，此後僅核準《人生大道》、《金山》等五部；1935年3～9月江海關稅務司先後查扣了從莫斯科寄來的《列寧主義問題》、《列寧文集》、《斯大林文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低潮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等；1929～1936年中宣部取締社會科學書刊就包括《列寧主義概論》、《十月革命小史》、《蘇俄的經濟組織》、《蘇俄之現勢》、《蘇聯紅軍史》、《蘇俄農村生活》等400多種。這種查扣每年進行，營造出相應的氛圍：國民黨“復興社”掌控的《汗血月刊》第2卷第1、4期（1932）推出“文化剿匪專號”，把普羅文藝視為“完全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舶來品的又一種形式”，“赤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是要“消滅民族意識、迷醉青年心理”，要求禁止赤色文化刊物、關閉左翼書店，逮捕這類反動作家、電影人；繼而，推動上海《前途》第2卷第8期（1934）、山西《文化與社會》在1935年元旦（第1卷第8期）分別刊出“文化統制專號”，踐行否定赤色文化的官方意識形態。

這種以國家力量，通過意識形態手段去壓制共產主義及其文學在中國傳播，外加共產國際自身的問題（1923～1927年共產國際任性地干預包括中國事務在內的許多主權國家內政，導致它聲望一落千丈，又甩鍋中共，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先後被撤、批判；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之後，共產國際干預中共內部事務更甚，直到1931年4月後，南京政府破獲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組織，才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減弱），以及1926年中蘇雙方就重新劃界、訂立新約的談判無果，1929年7月張學良在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感染下，強行收回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引發兩國斷交、軍事衝突，這些卻未改變一些人繼續向往蘇俄的趨勢。如此一來，南京政府理應重視蔡元培所說的，“俄國是共產主義的實驗者，他所根據的是馬克思學說，馬克思是德國人，其著作在英國發表，但英德等國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國乃首先實行，且行之十餘年，倍受歐美各國反對，而尚未失敗，這決非偶然的事”，“我們想認識現在的俄國，不可不讀俄國史” 。

然而，這些行為卻未喚起國人嚴肅對待蘇俄問題，相反，促成俄蘇話語之盛行，更勝於北京政府時期。兩度以優異成績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的李達，受日本左翼對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熱誠所感染，放棄所學專業並回國，在忙於受布爾什維克資助而建黨的事務中，著述讚賞蘇俄革命的《勞農俄國研究》（1922），此後的文字，如《社會學大綱》（1935年作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講義印行，1937年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多是對蘇俄唯物辯證法的演繹。和蘇俄接觸最多的早期中共黨員瞿秋白，按其《多餘的話》（1935）所說，在李大釗和張崧年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時期，“我也因讀了俄文的倍倍爾《婦女與社會》某幾段，對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有機會派駐莫斯科（1920年8月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赴俄採訪），想借機看看新國家，好好研究俄國文學，在最初幾個月研究俄文、俄國史和文學史，“為應付《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蹟。我當時對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瞭解，並沒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在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時擔任翻譯和助教，“因職務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文藝書反而看得少了”，在人生觀形成期，“我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其實，他從未獨立嚴肅研究蘇俄革命及其歷史根據，而是被蘇俄紅色話語所同化。從小隨父母定居高加索並畢業於彼得堡大學的劉澤榮，深得列寧信任，曾任共產國際中國執委，知曉中東鐵路問題（1920年回國，在哈爾濱滯留十年），但他比瞿秋白更堅定信仰蘇俄，看不到布爾什維克對高加索地區的滲透和兼併，堅信“俄國之企求具有積極之性質，且更具有一種原素——俄國力求鞏固的及正式的通商關係”。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些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傾心於蘇俄的情形，未因南京政府時期內政危機重重，在處理中蘇關係上多有掣肘（如收回中東鐵路主權引發中蘇斷交；“九一八”國難後，因需尋求共同抗日力量而被迫與蘇聯復交），有所緩解，相反，在1932年12月中華民國駐國聯代表顏惠慶和蘇聯外長里特維諾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在日內瓦簽署中蘇復交文件前後，變得更嚴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1936～1938年任駐蘇大使的蔣廷黻，其四萬字長文《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1932年12月），以及根據蘇聯《紅色檔案》而選輯的《帝俄與蒙古》和《甲午戰爭之俄國外交》（1934），力陳蘇俄的不可靠。尤其是，《中國與蘇俄》雜誌連續發文，如方山子《中俄復交感言》（1933）聲稱，復交有顧此失彼之勢，為應付日本，復交蘇俄，未做深切打算，結果會是“前門打虎後門進狼”；門中《一個華僑關於蘇聯經濟建設的通訊》認為，蘇聯經濟成就是基於“一黨獨裁和軍事化工作方式”，包括強制勞動法、徵募勞動、低工資、飲食質量惡劣、公共衛生和居住皆糟糕（創刊號）；鑒於“九一八”國難後在社會呼聲中與俄復交之局勢，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史地系教授陳高傭《中俄復交與中國民族志復興》（1933）聲稱，主張要清楚：1）蘇俄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制度，引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對蘇宣傳上的不可靠；2）表面奉行馬克思主義，實為經濟發展遵循的民族資本主義，“五年計劃之成功，乃蘇俄民族資本主義之成功；3）無產階級專政下充滿着各種矛盾；4）奉行國際主義，希望世界大戰爆發，以便一舉結束帝國主義生命；5）扶助弱小民族是有條件的，即必須服從蘇俄”；6） “要救中國，絕不是僅憑中俄復交一事可以有濟，質言之，要中華民族之解放與復興，絕非只求諸外力可以有為的”，對俄國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去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方法，主張應當努力效法（1933年第2期）。大量諸如此類的論述，並未促使南京政府對蘇俄文化的認識清晰起來。1935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蘇文化協會，翌年5月《中國與蘇俄》易名為《中蘇文化》，作為機關刊物（經費主要由蘇聯對外文化委員會提供，每月7,000元，不足部分卻由中國立法院補貼）。孫科在此刊文《中蘇兩國對世界和平所負的責任》稱，“蘇聯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不但愛好和平，並且有維護世界和平的志願”，中國雖因帝國主義列強的破壞，對世界和平貢獻力不大，但愛好和平，兩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實有共同努力之必要”，相信蘇俄對日本侵略會尤加注意（第3卷第10期，1939年4月）；毛澤東在同期發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盛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後的整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中國人民對這個協定表示歡迎，很正確”。但《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4月就簽署並有附帶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當即引起國民政府嚴重抗議，但它仍維持近四年（至今俄國仍認為，該條約使蘇日維持了和平關係，“遺憾的是，斯大林屈從同盟的壓力，批准了提前違背該條約，使蘇聯捲入對日戰爭”）。

南京政府對蘇外交引發社會認知的分裂，而那些意識形態查禁蘇俄話語之舉，則招致俄蘇文學熱的升溫。在中蘇復交的尷尬之際，魯迅卻稱，“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但“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辛酸，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張聞天《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1932）把當局查禁俄蘇文學之舉視為“國民黨的反動文化政策”，《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1933）則公開倡導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導致這種困局的，直觀上是南京政府從意識形態上壓制俄蘇文學及其影響之反彈的結果，與蔣介石對蘇俄的態度不無關係，他自稱親自訪俄後，便認識到俄共政權一旦強固，其帝俄時代的政治野心會復活，對於中國的國民革命之後患，將不堪設想；並致信廖仲愷說，布爾什維克殊無誠意可言，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共為其正統，對中國之政策在於使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部分，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與英、法、美、日等國只圖利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相比則更甚；1929年4月末，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本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稱，廣大青年沒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誤以為此舉也適用於中國、可以解除中國人的痛苦、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等。他的個人主張衍生出意識形態政策，殊不知，在當時從反向使“俄蘇文學熱”持續升溫。

《中國與蘇俄》雜誌發刊詞（1933年元旦）云：“最近數十年來，中國青年感於本身處境之不滿，遂於舶來主義之新奇，不問是非，兼收並蓄，撿拾一二，廣為宣傳。思想所趨，日行龐雜。原其初心，未嘗不以救國拯民為忠，究其結果，則國未救而民先病。流弊之深，有若是者，斯蓋體格不強，精神渙散，意志薄弱，缺乏主張，有以致之，偏激失中，罔足為訓。雖然盲從不可，因噎廢食尤不可。世每有抨擊共產主義，因而痛惡蘇俄，一切情形慨置不問者。此則迂腐之見，至謬極誤——在此世界經濟恐慌，國際戰雲彌漫，滿洲局勢愈現緊張之時，蘇俄舉足輕重，地位不容忽視。我國為切身利益計，尤應對其徹底瞭解，刻不容緩。反觀我知識界之於蘇俄，或肆意謾罵，視為洪水猛獸，或附和誇大，視為塵世天堂，毀譽參半，真相莫名。衡以客觀態度，研究精神，兩者俱非，殊為遺憾！平心論之，俄人堅韌剛毅，宏大深沉，國性民風，頗堪取法，其五年計劃大成，國家民族之復興皆基於此。即無馬克思主義之操縱人心，而奮發有為，亦非沒落之氣象，反之主義縱臻完善，而民氣消沉，奉行不力，則效果取得，恐亦甚微”，為此創《中國與蘇俄》，同仁作者，“或留俄有年，或富有研究蘇俄興趣，對蘇俄一切政治經濟之設施，社會文化之進展，及其目前實況，將來趨向”。但此後和過往一樣，體制內外人士多概要性討論中俄關係，如陳登元《中俄關係述略》（1926）、陳復光《中俄外交秘史之一幕》（1931）、孫幾伊《中俄交涉論》（1931）、張雲伏《中蘇問題》（1937）等，只歷數俄國在中俄關係中如何訛詐、侵佔我領土之論，除強化國統區讀者對蘇俄的惡感之外，這樣的論述實際上無助於國人切實認識蘇俄問題、中蘇關係。更為嚴重的是，南京政府也未促成體制內外的文化精英嚴肅研究蘇俄文學。

五四前後曾留學歐美多國的陳寅恪、胡適、吳宓、梅光迪、林語堂等，五四高潮期間從歐洲遊歷歸來的梁啟超，以及後來留學歐美的聞一多、梁實秋、朱自清、梁宗岱、李健吾、錢鍾書等，甚至從馬克思恩格斯故鄉留學歸來的宗白華、朱光潛、季羨林等等，各佔據了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的重要職位，作為建構現代中國的最重要人文學科群體，卻從未認真研究過俄蘇文學。這種情勢遠非他們不懂俄語，更是基於其身份認同——信仰歐美學術話語，無視俄蘇文學及其所傳達的理念。梁實秋曾在科羅拉多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並獲文學碩士學位，1927年回國先後任東南大學等名校的教授，著文《文學與革命》（1928）、《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1929）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1929），輕蔑論述魯迅譯介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之作，稱文學意識形態遠不及於文學質量重要。這種情勢影響到西南聯大不開設蘇俄文學課，抗戰後蘇俄滲透更嚴重，仍無人嚴肅研究俄蘇文學。

相反，伴隨蘇維埃社會進程，歐美仍有一些知識分子一如既往地嚴肅觀察蘇俄進程：奥地利的俄國文化史學家米勒（René Fülöp-Miller）《俄國秘密警察》（1930），論述俄國以警治國的恐怖情形，在歐美廣為傳播。該作說的是實情：普列漢諾夫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聲稱，“以我個人之見，甚至對普選權原則都應當從我已指出的民主基本原則的觀點來看待。這樣的情況在假定上可能發生，即我們社會民主工黨人表示反對普選權。意大利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曾剝奪有貴族身份者的政治權利。革命無產階級可以限制上層階級的政治權利，正如上層階級曾限制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一樣。關於這種措施的適合性，只能從‘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這一規則來判斷。在關於議會制度問題上，我們也應當持這一觀點。如果在革命熱情高漲時，人民選出一個很好的議會——某種‘難尋的議會’，那麼我們就應當力圖使它成為長期議會；倘若選舉不成功，我們就應努力解散它，不是經過兩年，而是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只需經過兩週”。曾在瑞士結識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935年6～7月受高爾基之邀訪蘇，得斯大林接見，但歸國後沉默不語，去世後所公布的《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1935年6～7月》披露了蘇聯的黑暗；1936年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應邀訪蘇，目睹蘇聯真相後，當即在法國發布《訪蘇歸來》，直接抨擊蘇聯的政治。曾預言蘇聯和納粹德國會結盟的作家沃爾夫（Henry C. Wolfe）之《蘇維埃帝國的未來》（1940），曾是孟什維克、先後移民歐美的俄僑學者達林（David J. Dallin）之《真正的蘇維埃俄國》（1944）等，嚴肅討論蘇俄共產主義和紅色帝國戰略等重大問題。

進而，國民黨看不到那些有抱負的文學青年熱衷於俄蘇文學之歷史基礎。1870年代盛極一時的俄國民粹主義文學，隨着經濟高速增長、帝俄治理國家水平的提升、現代化成果落實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成效等，19～20世紀之交被象徵主義所替代，期間未來主義對社會進步和科技飛躍之信心，令人鼓舞。這種沒有審美力的民粹主義文學，卻作為虛無黨小說在晚清和民初暢銷一時。對粗糙的蘇俄文學如何中斷了18世紀以來文學積極面對歐洲審美傳統、人為地去西方化並在敘述上強調階級衝突，以及那些有為的中國青年何以熱衷於這等蘇俄文學，這原本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連瞿秋白這樣對共產國際和蘇俄體制有體驗的傑出知識分子，也不曾注意。按《多餘的話》，囿於中國局勢和自身條件，“馬克思主義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即便如此，他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卻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五四”後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等很少人寫過幾篇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社會或歷史之作，而對馬克思主義只一知半解的瞿秋白，卻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形勢及其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並贏得聲望。而此乃普遍現象，如隨着創造社被查禁，1930年3月2日，40來名作家在上海成立左聯（李立三籌劃在大城市創建文化陣線，吸引魯迅等同路人作家），此後戲劇、電影、美術和教育、新聞等左翼組織相繼建立，組成“左翼文化總同盟”。如此聲勢，就如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所說，中國人從俄羅斯文學中看到希望、共鳴。其實，蘇俄共產主義在別爾嘉耶夫《俄羅斯共產主義之起源於傳播》（1937）看來，是俄羅斯東正教影響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轉換，和馬克思主義關聯不大。

南京政府未下功夫消解蘇俄文學之功力，左聯卻趁勢利用這種政策失誤，持續推動俄蘇文學熱，並把蘇俄文學批評當作馬列文論運用。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文學的理論綱領》和左聯執委會起草的長篇報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要求作家須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描寫，用工人農民聽得懂的語言文字去敘述。左聯這種強調思想正確、組織嚴密之論，和蘇俄的“拉普”無異，進而使蘇俄紅色話語在中國煥發生機，左翼文人鮮有思考蘇俄文學批評的國際政治學意圖，而直接運用之。如阿英、李初梨和朱鏡我等自命馬克思主義者，熱心於把蘇俄意識形態演繹成普羅文藝，以至於魯迅《三閒集·路》（1928年4月）諷刺說，“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並未派遣……於是只好在大屋子裡尋，在客店裡尋，在洋人家裡尋，在書鋪子裡尋，在咖啡館裡尋……文藝家的眼光要超時代，所以到否雖不可知，也須先行擁篲清道，或者傴僂奉迎。於是做人便難起來，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是年，茅盾的長文《從牯嶺到東京》更聲言，過去六七年間的文學，僅為受過教育的青年提供閱讀材料，“革命文學”的讀者面更為狹窄，大眾不可能理解它，也不願意接觸，“與其保護無產階級，不如去擴大既作為讀者，又作為題材的小資產階級的範圍”，所以現在為“新文藝”即“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群眾，在這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腳跟。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尤其是，連魯迅也接受這種激進思想，認為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創作革命文學，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難中聯合起來，這種文學屬於革命的勞苦大眾即無產階級的文學。瞿秋白則以筆名“宋陽”、“史鐵爾”發表《大眾文藝問題》、《普羅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1932），號召新“文學革命”，它由無產階級領導，針對的是殘留的文言、五四式白話、傳統民間小說中的舊白話。

南京政府把俄蘇文學熱視為蘇俄意識形態的滲透，放棄“四一二”之前國民黨的主張，不再正視推動這一文化現象的共產黨人乃另一群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精英，並非僅僅是意識形態對手，他們可能同樣是具有家國情懷的同道。有些早期中共黨員和孫文、蔣中正、杜聿明等國民黨人士一樣，也滿懷理想追求、有強烈中國意識。陳獨秀第二次東渡日本專習軍事，曾因1903年帝俄違約不從東北撤兵，便在東京參加了黃興等組織拒俄義勇隊，並對日政府勒令解散義勇隊大憤。他在共產黨總書記職位上和共產國際的人接觸多了，認識到蘇維埃政權的帝國主義性，便不斷放棄布爾什維克主張，反對斯大林，不願意再與蘇俄合作，發表《我的根本意見》等，公開聲言，根據“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估布爾什維克理論，在抗戰初期又發表《資本主義在中國》等，用唯物史觀論述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命題。對蘇俄瞭解最多的瞿秋白，《多餘的話》更顯示出對蘇俄共產主義的迷惘，“到1930年，我雖在國際上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鍛煉，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奮鬥，為站着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太恭維了”。

其實，羅素、杜威等人已明言蘇俄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很複雜，米勒《布爾什維主義的心靈和面孔：對蘇維埃俄國的文化生活考察》（1926）更明確道，“迄今為止，一直把布爾什維主義近乎當作純粹的政治問題，是誤導和膚淺判斷。改變此等判斷，乃作者目的所在。俄國現在所發生的，對我們時代接受或拒絕那些近乎完全依賴戰術考量的政治家們地位，意義太大、極為重要。布爾什維主義問題遠超出狹隘的政治範疇。對其接受或反對，乃是對整個歐洲文化的反對或接受”。他由此認真考察布爾什維克的哲學、音樂、戲劇、詩歌等重要問題。此說為我們理解受困於蘇俄的國民黨提供了啟發。

受共產國際支持的孫文，本來就不信任俄國，如其《支那現勢地圖》跋（1898）云，“中國輿圖，以俄人所測繪者最為精審。蓋俄人……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1914年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的演講稱，“俄國則對於我國，不肯承認，而對於庫倫（外蒙）獨立，獨不惜首先承認。不但自己承認，並介紹於各國。因為俄國對於我國，絕無利害相關，不過持一種侵略主義。今日親俄，壞了蒙古，再要親俄，內地十八省恐怕都不穩了”；《中國存亡問題》則列舉俄國侵佔中國領土和佔據外蒙、新疆、北滿等最罪行，“俄國人之待遇中國人，又較德人為酷”；甚至在聯俄容共時刻，他發表演講《民族主義》（1924）稱，“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現在俄國疆土佔歐洲一半，佔亞洲也到一半，領土跨佔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洲亞洲而來”，尤其是從中國侵佔很多；1924年11月在上海對日本記者說，“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國情彼此向來不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同樣，蔣介石本人也曾傾向於蘇俄，訪蘇之後，才發生思想逆轉。既然國民黨主要領導人自身經歷了這樣變化，卻對紅色話語、俄蘇文學熱採用意識形態手段查禁之，對已拒絕蘇俄共產主義的陳獨秀等或捕或殺，製造出左聯五烈士等白色恐怖案件。用意識形態處理俄蘇文學熱，反而促成熱血青年更向往蘇俄共產主義，使蘇俄文學在中國發生了難以想象的社會影響力，堵塞了那些左翼青年自我反思或嚴肅研究蘇俄文學之路，也導致南京政府對蘇外交和處理俄蘇文學熱問題的左支右絀，使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起自我檢討意識形態的機制，以至於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仍不直面持續壯大的俄蘇文學熱，甚至國民黨敗退台灣後仍只是堅持反蘇反共意識形態，而不嚴肅研究蘇俄紅色話語及其肌理。

可見，南京政府承續五四運動改變新文化運動之後果，在對待蘇俄外交政策上的困局更甚，而那些贊同紅色蘇俄的激進人士不顧蘇俄侵擾中國之事實和威脅中國安全之勢，那些反對蘇俄紅色制度的自由派人士也不嚴肅研究俄蘇問題真相，蔣介石對蘇俄的認知成為國民黨意識形態，以此查禁蘇俄話語滲透，卻造成俄蘇文學熱持續升高，甚至直接踐行蘇俄文學批評之風蔚為壯觀，使原本可以貢獻於國家認同之建構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意外加劇國家撕裂和社會衝突。如此情勢未因抗戰而終止，戰爭結束後只是短暫廢除消極限制文藝作品之法規，但很快又嚴厲起來。

總之，“‘五四事件’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獨一無二的地位，毋寧說是因為遊行示威所引起的這些後果，而不單是因為遊行示威本身”。如引發五四運動的原因之一山東問題，其實不久後就解決了（1921年11月1日～1922年2月4日，中日直接談判，日本把膠州租借地歸還中國，從山東撤軍，青島海關並入中國海關，膠濟鐵路及所有財產移交中國），但許多滿腔愛國熱忱而國際見識不足的熱血青年，在尚未理清俄蘇文學及其與蘇維埃政權之關係的情形下，就大量譯介俄蘇文學作品、踐行蘇俄文學批評。

這樣的“俄蘇文學熱”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共產國際所參與推動的結果，哪怕民國政府在外交上強行應對蘇俄，先後運用多種手段查禁蘇俄話語，但俄蘇文學熱卻愈禁則愈旺，“五四”後蘇俄列寧主義替代了1903年以來中國社會自發譯介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一戰傷及歐洲各參戰國，導致殖民體系開始崩解、民族國家認同成為潮流，此勢對從帝制轉型共和制的中華民國而言，本是恰逢其時；布爾什維克政權以反資本主義和反西方之名，通過共產國際在全球推動去民族國家化的紅色意識形態，並把蘇俄文學納入紅色話語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對多國左翼產生影響，但只在中國產生俄蘇文學熱，並造成越是熱情譯介和踐行俄蘇文學，就越一廂情願地演繹蘇俄話語的困境，進而否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初期文學，使解決中國問題變得更艱辛曲折。如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8）上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呼籲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廢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調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五四傳統及其在1930年代延續進行了否定性的批評。

可見，民國政府只查禁蘇俄話語，卻未曾喚起重要知識分子嚴肅研究俄蘇文學，反而促使其影響壯大，不斷消解着新文化運動時期已然成勢的歐美文學譯介潮流。哪怕羅素和杜威等歐美學人巡迴演講成為北京政府時期重大文化事件，譯介英美和歐洲大陸文學的勢頭持續，現代的小說、戲劇、詩歌之創作日益增多，南京政府時期仍延續此勢，但就整個文壇而言，這些最終不敵蘇俄文學影響力。這樣一來，中共獨自承擔了探討蘇俄及其文學真相的任務，且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彎路。中蘇論戰期間中國是用斯大林的蘇聯話語反對赫魯曉夫的蘇聯話語，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嘗試去蘇聯化的改革，向蘇聯所反對的西方開放，並在1982年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責任編輯  劉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