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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战略研究》| 党国英:面对穷人的语言尴尬

党国英 语言战略研究 2021-12-03

《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封面



面对穷人的语言尴尬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人们一张嘴,维特根斯坦就发笑。按他的说法,人们其实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欲表达的事实。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说出一件事情,尽管不那么准确,却可以达到交流目的。在一般生活中这就够了。说错话的风险发生在人们想用推理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时候。


“那里有一个人”,这个判断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里有一帮某某地方的来人,那里的文化传统有问题,所以他们很穷”,这样的说法就不靠谱,但却常常被人挂在嘴上。说这类话的人,可能还是受过比较多教育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见多识广,能看透人生奥秘。


人们对穷人事务的误解太多了。最荒诞的判断就是把穷人与懒惰、劣根性等似是而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关于穷人的概念,以及用那些概念连缀而成的判断,最接近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关于语言使用的窘境。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我们的世界里不会有那种把好吃懒做当作价值追求的人。假设有过这种人, 但他们会面对很多生存难题,他们的基因有效扩散的概率很小,所以,在生命的严酷竞争中,这种人口就被消灭了。当然,基因有变异,但淘汰机制会使变异人群限制在很小的范围。还所谓十个指头不一般高,人与人不一样;人里面确实有终生贫困潦倒的,但这都与所谓劣根性无关。


贫穷主要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中国目前所说的绝对贫困,在世界的不同气候区域就很不相同;至于相对贫困现象则比比皆是。


普通美国人比墨西哥人总体上要富裕,是因为他们二者完全不在一个生产系统中。美国人处在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系统中,能低成本地生产大量商品,实物工资水平也就上升了。墨西哥则完全相反。这是贫穷发生的一种情形。


贫穷发生的第二种情形与人群间的歧视有关。印度私营企业就不大愿意雇用低种姓人群,政府部门按法律必须雇用低种姓人口,但通常将他们安排在低收入岗位上。这种情形在新兴部门有所变化, 但总体上还很严重。被歧视的人群往往不容易摆脱贫困。


第三种情形则与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只可惜人们过去对这一点了解得很不够。最新的一项研究文献说,穷人较之富人,他们的身体疼痛指数更高,他们的睡眠不好,晚上睡觉中醒来的次数很多。此外,穷人还易于吸食麻醉类物质。这大概与他们身体状况不好有关。人们常常误认为这类穷人很懒惰。


以上3 种情况的发生还可以再追溯深层次原因。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可能由少数人垄断各种经济资源,市场公平交易受到限制,社会分工难以扩张,普通老百姓不免受穷。市场不发达,凝固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容易受到冲击,穷人的境况也不易改善。社会流动性弱,地方性不良习惯会使一部分人难以摆脱病痛。


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对穷人形成刻板印象,把他们归为特殊的类别,甚至会编出很多模式化的故事,以讹传讹,把穷人格式化、类别化。


在我的家乡陕北,也就是作家路遥的家乡,曾经对乡下农民有个统称,叫“受苦人”。农民通常自称“受苦的”。他们的确有很高的识别度,大多表现得低眉顺眼,少言寡语。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事情。那时,他们把进城之路看作天堑,以为不可逾越。这种情况对城市居民的语言也发生了影响,城里人看谁不顺眼,会指称他是“乡里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给老百姓扩大了自由空间,特别是给了农民一个进城做事的自由,结果便大不相同。“劣根性”就看不见了。如今中国城市居民多半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乡里人或他们的子孙。


现在的关于农民的语言又有了很大变化,“乡愁”这个词便是。农村被看作承载乡愁的地方。我家乡的人早已丢了“受苦人”这个词,老根子城里人对进城后富起来的农民颇有些羡慕嫉妒恨情绪。现在家乡人也会使用类别化的词语称谓他人,但多用职业和乡村地名来作某人代称。这个大变化,拜市场经济发展所赐。


在新形势下,城里的文化人又发生了另一种讲错理、用错词的问题。他们说,中国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乡村文化是华夏种群传承的护佑力量,宝贵得不得了。有人看见小农撂荒土地,年轻村里人进了城,就比较着急,说农民的镰刀、石磨和毛驴满满地承载着文化,万万丢不得。可是,农民不这样想。去年我去了华北平原一个村庄,农民平平淡淡地跟我说,他们村里几百户人家中有锄头的没有几家了。他们喜欢除草剂。他们知道靠人畜之力干农业,自己就注定是受穷人。他们要富裕,他们不认为那些锄头和石磨能有多大的文化力量,会确保他们富裕。我就建议,也可以让农民使用那些旧物件,表演给城里的文化人看,但城里人必须付费观赏。这也算一种扶贫的办法。


对于穷人的认识,我们这些读了很多书又住在城里的文化人有点自以为是。穷人之受穷,其实与老根子文化没有关系。文化是个框,难题往里装。知识人给文化下了数不清的定义,很方便收纳七零八碎知识谜题。这该称作知识人的一种“劣根性”。我阅读发现,政治学家亨廷顿、社会学家帕特南、经济学家诺斯,都犯过这种雅错。甚至连罗斯巴德这种批判力很强的知识人,也在这个坎儿面前犯踌躇。


我看穷国、穷地方和穷人都没有被拴上解不开的绳索。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若折合成几百年,穷的和富的在前行的路上就差了一顿饭的工夫,实在算不上什么。穷国、穷地方和穷人面临的真正难题是被禁锢、被歧视、被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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