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玫瑰红的毛背心（下）

人物简介 /profile   

朱晓林（原名黄玉桢）1921年3月8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童家乡镇；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39年在四川成都市协进高中读书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40年1月至1941年5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任党小组长；1941年6月至1941年12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12月至1943年6月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1943年7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大学财经系学习期间任党小组组长、学习组组长；1945年9月至1945年11月在中央情报部书报简讯社任编辑；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先后任热河军政干部学校教员、冀察热辽军工部总会计等职；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先后在热河省东部地区土改，任热辽中学（区干训班）班主任兼教员；1947年10月至1948年10月任冀察热辽中央社会部情报处组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7月任冀东行署公安处机要行政秘书、代情报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省公安厅、中南轻工业部、中南公安部、中南商业部、中央商业部、农业部工作，历任科长、副主任、专员、副处长等职；1961年调入外交部工作，先后任我驻外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4年5月25日离休；200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6年3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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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玫瑰红的毛背心（上）

按照中央的部署，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飞抵重庆，以黄埔军校校友的身份会见了蒋介石，全面陈述了中共对国内外形势和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和建议。但后来由于持续近一年的谈判陷入胶着状态，中央这才决定让林彪和驻渝一年多的周恩来副主席一同返回延安。

这时妈妈考大学的事也遇到了麻烦，有一天她巧遇同学李姓姐妹俩，她们都是国民党里的人，姐姐已上了大学，妹妹也是当年要考。妈妈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后，周副主席说：“这下可能考不了，还是回延安吧！”于是，妈妈、爸爸和二表姐随周副主席等另外一百多人于1943年6月28日乘坐五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从重庆绕道宝鸡，经西安，一路有惊无险，于7月16日抵达延安，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到城外相迎。

这次到延安后，妈妈在中央组织部参加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到延安大学财经系进修，后在中央情报部《书报简讯》社当编辑。此时，爸爸也来到延安枣园工作。

青年时期的徐晃夫妇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当时妈妈也算得上是延安几大美女之一，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时被誉为“林妹妹”，既会吹长箫、会弹钢琴，也爱唱歌，嗓音很好，又热爱文学。有八路军干部从重庆一直暗恋到延安，但妈妈就是看上了正直、真诚、睿智、博学又重情义的爸爸。后来，他们在枣园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当时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当证婚人，二表姐、二表姐的干妈孔原夫人则是娘家一方的代表。妈妈在延安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从一个从未吃过粗粮、从未扛过枪的学生党员成长为受过大学正规教育、飒爽英姿的八路军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此后，父亲率领中央工作大队出关到了东北，妈妈后来也去东北了，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打响的。届时，妈妈在冀察热辽中央社会部情报组任组长。10月去了冀东行署公安处机要行政秘书兼代情报科长。记得她说过，当时大炮不停地轰炸，震得地动山摇，马背摇篮里的大姐哭个不停。后来，妈妈又马不停蹄随大军一路南下，经武汉直至长沙，贯彻执行“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的方针，参与接管各大城市的工作。这时，妈妈已经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但由于工作艰苦繁忙，一直把孩子交给保姆看护。

母亲朱晓林在钢琴前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历次运动中，妈妈一直保持低姿态，在单位也是个大好人。文革中她终究还是因为出身问题遇到些麻烦，去了外交部山西离石“五七干校”菜班，从事比较轻的活计，可以坐在小板凳上间苗，或掰玉米棒子。据同宿舍的五七战友李瑞先回忆说：“你妈妈最得意的就是五个‘有出息’的孩子，有说不完的赞美话。”其实，那会儿全家七口人山南海北分布在六个地方，难怪我妈这么牵挂我们。

记得1969年底，三姐晓红先是离开工厂去张家口找部队当兵，要去珍宝岛前线保家卫国。而我受到姐姐的鼓舞，在1970年底也执意闹着要辞掉在北京国企工厂的工作，注销户口，去条件更加艰苦的外地摸爬滚打。妈妈心里一定十分清楚我们当时具备的勇于冒险、决断、顽强和热烈的性格特质完全是有迹可寻的，所以她也没太阻止我们。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妈妈合影

（作者供图）

在我离京前，妈妈特意到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件玫瑰红的毛背心。她说：“以后，里里外外都穿发的衣服，再也穿不上女孩子喜欢的漂亮衣服了，这件背心你穿在里面，既保暖，别人又看不见。”许多年后，我才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她想让我保留一些女孩子的气质，想让我在少女时代美一美自己，又不想让我搞特殊化。而我当时年纪小，一心向往穿宽大的制服，对这件玫瑰红背心根本没在意。当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这件毛背心被不知情的奶奶给拆了，打成一件新的小毛衣传给了她！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发烧总是在半夜。为了及时带我看急诊，不知道让妈妈少睡了多少觉。50年代，北京胡同里还有三轮车服务。在我们无量大人胡同6号的家附近，就住着一位三轮车师傅。只要我一发烧，妈妈就抱着我找那位师傅，送我去协和医院打退烧针。记得急诊室的护士总是夸我说，这个小姑娘真勇敢，打针从来不哭。

作者（前排中）与工友合影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经过后来很多的社会实践、锻炼和吃苦经历，我的身体似乎逐渐强壮起来。但70年代中期，我染上了烂嘴角的疾患。当年老照片里的我，嘴角总是鼓鼓的。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嘴角烂了，而且很久都不愈合，无论是吃咸的酸的，还是开口说话或者笑，嘴角会裂开，很是痛疼。

此时，我有幸回到北京短期工作。我妈看到我嘴角有溃疡，总是不愈合，就提出带我去找马海德大夫看看。当时我只知道马海德也是和白求恩一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但不知道他居然那时还在给中国人民看病。

妈妈带着我先在外交学院附近一个小餐馆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前往阜外医院。午餐时，妈妈给我们讲了她是怎样和马海德及其夫人苏菲认识的。妈妈当年在延安鲁艺和苏菲阿姨是同学，马海德医生则在医务室工作。有一次苏菲生病去医务室看病，认识了马海德，过了一段时间就和马海德谈恋爱了。

马海德和周苏菲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妈妈说他俩结婚后，苏菲就搬走了，有时她请老同学做客，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土产跟大伙分享！看来，我们对外国专家一直是非常优待的，因为众所周知，当时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各方面物资供应还是很困难的。

说着，阜外医院就到了。妈妈挂了号，就带我来到皮肤科。这是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办公室，靠墙靠窗的地方摆放了一圈半旧的三屉办公桌，有四五个医生正在给病人看病，有的病人撩起了衣服露出背部，有的卷起裤腿露出小腿。满屋子都是嗡嗡的对话声。

马大夫的办公桌正对着屋门口。一进门，我们就看见一位高鼻子凹眼睛的外国老头儿正在给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看皮肤病。他一看见妈妈就立刻说“晓林啊，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并站起来和我妈热情握手。

马海德

（图片来自网络）

看来这就是马海德大夫了。妈妈把我介绍给马大夫。马大夫用带着浓重外国口音的汉语和妈妈交谈了几句，就让我们去外面等，他接着给那个农妇看病。

我们在门外等了一会儿，马大夫就招呼我们进去。当时他给我开的什么药我都不记得了，但他和蔼可亲的容貌，外国人说汉语的怪腔怪调，对妈妈的战友情谊，特别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亲切、平等的态度，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次就诊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马大夫在皮肤科方面的精湛医术、钻研精神以及多年来的医学临床实践，我那用各种中西药总也治不好的嘴角溃疡，用了他开的药，不久就痊愈了。后来，妈妈才告诉我，马大夫实际上是性病和麻风病专家。

马海德救治伤病员

（资料照片）

我查了资料得知，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抗战胜利后，有的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中国，有的割舍不了对这块土地上的深情，自愿留在中国，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国籍，美国医生马海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23岁的马海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于同年来到中国上海，他结识了一批国际友人，如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也认识了宋庆龄。据说宋庆龄小坤包里的小手枪就是马医生送的。1936年6月，经宋庆龄介绍，他和斯诺一起来到延安。马海德决定留下后，被毛主席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通过他的夫人苏菲阿姨认识了我的妈妈。

马海德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探望麻风病人

（图片来自网络）

自1953年开始，马大夫投身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从1956年到1988年，他不离不弃地与麻风病人在一起，并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关爱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的行列中。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大夫在北京去世。临终前他吩咐，将他一部分骨灰撒在延河，另一部分带回他离开了55年的家乡。疫情前，我和两位姐姐特地去看望了已近百岁苏菲阿姨。她神采奕奕，那么优雅美丽，和我们畅谈了延安岁月，使我们深受感动。

徐小五、苏菲阿姨、徐雅雅、徐晓红。背景是马海德叔叔的油画肖像。（作者供图）

2004年，我和女儿还有她的老外同学Jessica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观，我们三人一起在马海德大夫的照片下合了影。我告诉女儿和她的同学，图片中的这位著名医生给我治好了我的“烂嘴角”。女儿和她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2001年，朱晓林与子女在外交部宿舍院内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图）

多年来，我和妈妈一直聚少离多，对她传奇般的过去、对她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心境、对她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老战友、对于她的低调谨慎和谦虚，乃至晚年为何一直坚持生活自理、一直保持着四川人十分要强的脾气，我是多么想了解啊！可是，随着妈妈的离去，现在只能留下无尽的遗憾了。

在给妈妈整理遗物的时候，我和姐姐还在柜子的深处发现了林彪于1950年给妈妈亲笔签署的委任状。经过文革造反派抄家，这些文物级的材料如何得以保存下来，也是不解之谜。关于她自己当年加入地下党时国统区的白色恐怖、解放战争时期南征北战的千辛万苦、新中国成立后在省地公安部门以及各部委工作的具体情况，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谈过，可以说是守口如瓶，对历史的恩怨也只字不提。

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而且默默无闻地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公安、农业、商业以及外交事业，对我们也倾注了全部的母爱。她为我精心挑选的那件玫瑰红的贴身毛背心已经化作一道美丽的彩虹，连接着她、我和我的女儿们。我为有这样的好妈妈而感到无比自豪，并谨以此文表达对她最深切的追思和怀念。

（注：原载于2006年4月12日《北京晚报》，出书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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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中国的外交官徐晃夫妇》

作者 | 徐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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