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邯郸南响堂山两处“大空王佛”摩崖

魏晋南北朝的北齐时期有一位神秘的书法家，他的名字和他的书法作品，湮没在历史的烟尘和山野草莽之间，历经一千四百五十年的岁月磨砺依然灿灿生辉。他的书法惊世骇俗，撑起中国碑学书法的半壁江山。但遗憾的是，历代书法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们却难以确定这些皇皇巨作的书丹者，直到1999年才被确定下来。他就是僧安道一，一位开天辟地创造了独特书法艺术的神秘高僧，一个不怕开罪佛祖而把自己列入“王佛”的大沙门，一个带有强烈艺术自觉和个人书法符号的书法家，一个在悬崖绝壁之上书写拔地通天的巨幅榜书的大字鼻祖。

书法符号是书法家走向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增强了书法家的辨识度。“大空王佛”是僧安道一成为佛教书法家的标志作品，也是他特有的书法符号。通过僧安道一这个独有的书法符号，可以解开山东邹城四山、东平湖畔洪顶山地区和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三处摩崖刻经群落的书丹者之谜。这把钥匙，也将会打开山东泰山经石峪、河北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群、兖州金口坝佛经残石的书丹者之谜。

洪顶山摩崖刻经

洪顶山摩崖刻经（局部）

关注僧安道一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查遍相关史料如《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没有查到“僧安道一”或者“安道一”这个人。一切研究都要根据他留下的摩崖刻经证据进行推论。这样一个在书法史上说来足够伟大的人物，居然在传世的各种史料中名不见经传，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和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探究的空间。

僧安道一的踪迹难道真的像《石颂》中所描述的那样，“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吗？

“僧安道一”这个名字，在1999年之前被学界普遍称为“安道一”，僧安道一名字的确定，是根据洪顶山及四山摩崖等多处僧安道一名字的落款，才被最终确定达成共识的。

1999年年初，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伟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总提供的资料，对山东北齐摩崖刻经书丹人“安道一”的问题进行研究，起初是想研究“安道一”的籍贯问题。但在研读有关资料之后，张伟然发现了另一个似乎更重要的问题：以往学界将“安道一”理解为其人为僧，姓“安”名“道一”，张伟然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合适，而应该是名为“僧安”、字“道一”。于是，张伟然就此撰写了一篇《关于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书丹人“僧安道一”的两个问题》，刊载于《文物》1999年第9期。该文发表后，张伟然关于“僧安道一”名字的解读，得到赖非、张总等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肯定。“僧安道一”的名字，由此确定下来。

山东平阴司里山摩崖造像景观

山东平阴司里山大齐皇建二年摩崖造像题记

而关于僧安道一的籍贯问题，虽然各位专家所持的观点很多，但基本都是基于僧安道一在铁山《石颂》中自署“东岭僧”，和在洪顶山留下的“广大乡某某里”两个证据，猜测他可能是平阴、东平县一带人氏，或者是邹城一带人。在此之前，有的专家认为僧安道一为西域地区的胡人，也有人认为他是当时首都邺城一带的人，还有人推测他是当地因失意归隐山林的太守羊钟。但所有说法至今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所以僧安道一的籍贯至今没有定论。但学界基本认定僧安道一的籍贯主要有两个地点：一是山东东平湖边的洪顶山一带，二是山东邹城一带。

而僧安在洪顶山时期的年龄问题，也有赖非、张伟然等几位专家做出猜测。赖非以洪顶山北崖壁“大空王佛”四个字的书写难度，以及僧安在法洪心中的威望考虑，估计此时僧安正当壮年，大约四十岁左右。经过20年在各地写经，最后在北周大象二年悄无声息隐去时，大约六十岁上下。张伟然则认为，洪顶山北崖壁题记以及风门口的《安公之碑》，僧安露骨表扬自己的文字，应属于年少轻狂之举，有可能创作于二十多岁。

山东东平旧县乡洪顶山佛名摩崖

笔者认为，洪顶山的摩崖刻经群落是僧安出山之前的试笔之作，这一时期他应该不会超过三十岁，大约二十岁出头的样子，而且内心极其强大，这其中很可能还有年龄的因素。之所以如此推论，理由有三个：

一是从当时人们的普遍寿命上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分裂和短命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灾害连年，民不聊生，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社会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成为魏晋南北朝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中国的短命王朝大部分都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其余时间，各代王朝寿命普遍超过一百年，而魏晋南北朝的朝代更迭 32 40522 32 13308 0 0 7333 0 0:00:05 0:00:01 0:00:04 7332翻书还快。从上层社会来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有65个帝王的自然寿命确切可知，平均寿命为46岁。

二是从体力上看，洪顶山时期的僧安应该很年轻。再说，摩崖书写和雕刻是个体力活儿，仅仅洪顶山北崖壁的“大空王佛”通高近十米，而且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几乎垂直的山崖上。无论写字还是刻字，按照目前田野调查所看到的地形，在如此悬崖边上搭架子写字不太可能。最可能的书写和雕刻方式，就是从山顶的树桩上拴根绳子在腰上，垂下来进行书写和雕刻。高达近十米的四个大字，无论书写还是雕刻，都是个很重的体力活，而且工期要足够长。况且，在“大空王佛”右上角往外凸出的山崖绝壁之上，还有一处位置更高更险绝一些的“大山岩佛”的佛名，虽然字形略小，要是雕刻完毕，也起码需要拴着绳子在上面雕刻一两个月的工期。

三是书法上的相对稚嫩。东平湖畔洪顶山一带的摩崖刻经，从书法的角度看还有些稚嫩天真，结体气势虽然足够完备，但技法上还是以隶书为主，并没有从隶书到楷书的明显转变，只是到了南北响堂山之后，僧安才将隶楷书发挥得淋漓尽致。

山东东平旧县乡洪顶山佛名摩崖

从现存明确的纪年来看，僧安在洪顶山地区刻经时间最早在河清元年，这是僧安刻经的发轫之地无疑；此后他在南北响堂山留下的“大空王佛”标记，是第二场佛教书法盛宴；第三场则是东归之后在泰山地区的泰山经石峪和邹城的四山地区，留下了大规模摩崖刻经，从561年东平湖畔的司里山刻经到580年的葛山刻经，前后距离20年。而在洪顶山时期，僧安道一的摩崖刻经实践，基本以佛名、题记为主，而且这些佛经都是极短的零散文字，书法特点也以气势宏阔、天真烂漫的隶书为主。

日本学者桐谷征一认为：“洪顶山、尖山或许还可以加上泰山等处的大字，在文字结构，笔画的整体表现方面，都突破了中国原有的书法传统。”敢于突破传统的，往往是因为年轻气盛，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也不为过。另一位日本学者北岛信一则认为僧安道一创造了一种新的造型文字：“僧安和摩崖刻经集团在摩崖刻经中将佛教典故造型融入榜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表达风格，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特殊造型的文字。”

山东东平旧县乡洪顶山佛名摩崖

因为任何典籍中找不到僧安本人的只言片语，不能妄加揣测。所以，关于僧安的研究，还是要从他留在摩崖上的文字信息来考证和揣测。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我们可以探究一下僧安留下的文字。看看僧安是个什么性格的人，这也是探究书法家特点和僧安的特有书法符号的一个思路。从僧安留下的《安公之碑》《僧安道一铭赞》和《石颂》的文字看，僧安不但内心强大无比，且行事豪阔旷达，书法气势磅礴。

我们今天看到僧安留在摩崖上的文字，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一人所为。那么，这个系统工程的团队，一般包括撰文者、书丹者、刊刻者、主事者（即统筹出资者）这四种身份。实际上，这四者可以合一，也可以是其中之二，还可能是三种不同身份。

例如洪顶山的风门口的《安公之碑》文铭，全高120厘米、宽60厘米，碑状形式：上额题“安公之碑”四字篆体，文铭8行，每行12字，字径5.4厘米见方。内容如下：

大沙门僧安不安所安安所不\能安大道一不一所一所不\能一不安所安不安于安所\不安能安于安不一所一不一\其一一所不一能一其词曰\安故能一一故能安安一一安\岩上雕刊\释迦双林后千六百廿年。

第二处是在洪顶山北崖壁西端，还有一处《僧安道一铭赞》。文字如下：

僧安道一\大沙门僧安又名道一广大乡□\□里人也□□三世若积石之\千峰□体□硕□崆峒之万岭\嶕峣道德器度风流乃为词曰\重迭□□□月磨义石石隽铭\山山□□□□林□一千□□□□。

第三处是邹城铁山上的《石颂》。《石颂》的原文是这样的：

皇周大象元年，瑕丘东南大岗山……有大沙门安法师者，道鉴不二，德悟一原，匪直仪相，咸韬书工，尤最乃清，神豪于四显这中，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九百三十字……清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蹯雾，似凤腾霄。圣人幽轨，神□秘法，从兹督佛、树标永劫。

这三处摩崖雕刻的不是经文和佛名，而是对僧安的赞誉，而且是不加掩饰的高度评价！《安公之碑》称赞僧安道一是“大沙门僧安”，而且“不安所安、安所不能安”。《僧安道一铭赞》更是称赞僧安“嶕峣道德、器度风流”。这种极致的赞美语言，不是赤裸裸的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又是什么？

很多专家更熟悉铁山《石颂》，《石颂》记述了僧安刻经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经主家世、刻经年代，并特别赞美了僧安书法艺术的精妙。《石颂》所赞颂的僧安，不但道德高尚、德行深厚，而且具有很高的威仪，书艺高超，乃至“精跨羲诞，妙越英繇”。“羲”指的是东晋王羲之、“诞”指三国曹魏的韦诞、“英”指东汉张伯英、“繇”指三国曹魏的锺繇，都是风华绝代的大书法家。《石颂》在颂辞中说僧安超过了这四大家，这种对僧安书法“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赞美，也让人想起古人称赞王羲之的话：“龙跃天门，虎卧凤阁”。

僧安道一为自己所造佛名“安王佛”摩崖

僧安道一为自己所造佛名“安王佛”摩崖拓片

那么，作为书法符号的“大空王佛”，到底是个什么佛呢？

笔者比较赞同赖非和张强所持的观点，也就是“大空王佛”是僧安道一自己创造的佛名，并以此自谓。张强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表述，结合汉字的语言结构，从命名的对象、时空方位、等级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与《安公之碑》中称赞僧安道一是修为甚高的大沙门一样。从一个大沙门个体也可以成佛的态度出发，沿着这个思路，可以对僧安道一的佛教思想观念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

通俗一点说，僧安道一的观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佛即是我、我即是佛”。只是，僧安把自己当作“大空王佛”，那可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了。

张强与汉学家魏离雅合著的《大空王佛——僧安道一刻经与北朝视觉文化》中，建构了关于僧安道一研究的体系性框架，对于古典艺术经验、当代艺术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收纳。他们对于“大空王佛”的后续研究，笔者在认可他们关于僧安道一书刊的特有佛名“大空王佛”的含义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僧安道一通过佛名的刊刻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书法艺术符号及佛教思想。

毫无疑问的是，“大空王佛”是僧安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佛名。

收录佛名的典籍主要有《出三藏记集》和元魏菩提流支所翻译的《佛说佛名经》，这里面列举的佛名11093尊，包括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所有佛名。但这里面，唯独没有僧安的这个“大空王佛”。

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经幢佛名

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刻经（局部）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解读“大空王佛”呢？如果把这四个字拆开来分析，张强做了如下解读：

“大”可通天，

“空”则成性，

“王”如日月，

“佛”则弗人亦人。

笔者从文字断句来分析，可以有如下断句：

断句一：大空王佛

现存所有佛名中无此佛名。推论为僧安自己造的佛名，也就是僧安特有的个人标识符号，进而转化为书法符号。同时，在洪顶山北崖壁“大空王佛”右上角，还有僧安自己造的大山岩佛、高山佛等佛名。也就是说，僧安造了不止一个佛名。

佛的形象和名字是信仰者的自我感应，因而用造佛和题写佛名来表达对佛的崇拜，其中“大山岩佛”“高山佛”表示对山的崇拜，以山为佛，“安王佛”“安乐佛”表示对“安”的崇拜，而“大空王佛”四字表明以“大空为王”，尊之为“佛”，以表达僧安对“集若性空”的崇拜。因僧安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与灭佛事件并行，佛教徒当时多受当权者迫害，僧安大书特书“大空王佛”四字，是不是有粪土人王、蔑视权贵之意呢？

断句二：大\空王佛

空王佛这个佛名是存在的。“空王”为佛之总名，过去世千佛之一，而今为一佛之名也。《法华经·授学无学人记品》曰：“诸善男子，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难常乐多闻，我常勤精进。”

断句三：大空\王佛

关于“大空”之说，佛教谓大乘彻底之空，既不执有，亦不执空，这是相对小乘之“偏空”而言。《入楞伽经·集一切佛法品二》：“何者第一义圣智大空？谓自身内证圣智法空，离诸邪见熏习之过。”唐李邕《海州大云寺禅院碑》认为：“分之则别位二事，合之则同列大空。”

关于“王佛”之说，我们所知很多，如药师佛，又叫作药师王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大医王佛，为东方净琉璃世界之教主。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世自在王佛又称为饶王佛、世间自在佛。而且世自在王佛是阿弥陀佛的老师。据《佛说无量寿经》所载，一世住一佛，以燃灯佛为界，往前追溯，经过五十三佛到世自在王佛时代，有位国王听世自在王佛说法，心怀愉悦，发无上菩提心，遂舍国王之王位出家修道，法号曰法藏。《达摩血脉论》指出，大自在王佛又叫解脱。因此一个真正解脱的人，必定已证明到他的自性，等同于大自在王佛的法性。

断句四：大空王\佛

“空王”两字均指佛，是对佛的尊称。佛说世界一切皆空，故称“空王”。

空王是佛，佛也是佛。

山东东平旧县乡洪顶山“大空王佛”摩崖

山东东平旧县乡洪顶山“大空王佛”摩崖拓片

站在东平湖畔的洪顶山上，僧安的目光往西北穿过黄河，远处就是首都邺城。这时候邺城的主人正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下诏，僧稠禅师奉命赴邺都弘法传教。僧稠到邺城那天，高洋率文武百官、举朝廷最大的仪仗队，出宫到城郊欢迎。不仅如此，高洋还亲自搀扶着僧稠进入皇宫。僧稠向高洋讲授佛教禅理后，高洋听得人心欢腾，不但立即吃起素斋来，还下令废除公家渔猎制度，又禁天下屠宰生灵，命令国民斋戒修持功德，把北齐变成了一个佛的天下。身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对佛教顶礼膜拜的时代，僧安怎么可能甘心处江湖之远？况且，站在邺城京畿南北响堂山上的唐邕已经发出召唤，召唤僧安从洪顶山起步，迈开了他用书法传播佛教思想的脚步。

从时间上看，以大空王佛为标志的僧安作品遗迹，主要在北齐河清元年也就是公元561年，到北周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之间，正处中国历史的北齐到北周的二十年间。

从空间分布看，大空王佛分布有三个集中区域。第一处是僧安最早的刻经地点东平湖畔洪顶山及周边区域，第二处是邺城近畿的南北响堂山，第三处是山东邹城四山地区的尖山、冈山。

而今天通过田野调查已经核实的14处大空王佛刊刻分布情况，如表。

大空王佛刊刻分布情况

（文中图表是复制张强所制作的《大空王佛刊刻分布情况》，参照赖非提供的资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进行了细微调整）

河北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题记

僧安在第一阶段洪顶山时期对于大空王佛的刊刻，从形制上说，位于洪顶山北崖壁的最大一处的大空王佛为立体刊刻，这是目前所见北朝刻经最大的一处。而在洪顶山南崖壁上，通高1.5米到2.09米高的大空王佛，采取的是双钩刊刻，这种刻字方法相对简单容易。在洪范池镇的二鼓山、天池山、书院山、云峰山等地，基本采取双钩刊刻。而个别阴刻之处，也都是相对好刻的平坦场地，才采取相对费工的阴刻。

第二阶段是在南北响堂山，在北响堂山双佛洞右上方的乱石草莽之间，今天已经被保护区的围墙隔离在外面，这处“大空王佛”采取了线刻和阴刻结合的方法。在南响堂山的两处，也都在保护区的外面一处低洼的低矮崖壁上，采取的也是线刻和阴刻结合的方法。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邹城的尖山和冈山，冈山鸡嘴石上的阴刻“大空王佛”犹在，而在尖山上的“大空王佛”，因为20世纪70年代当地炸山采石损毁，只剩下拓片而无刻石实物，但根据拓片来看，应为立体刊刻。

河北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唐代朱书题记）

根据以上刊刻特点，从字体和雕刻的粗糙程度看，所有“大空王佛”的刊刻都比较粗粝，不像专业雕刻工匠那么细腻，会不会是僧安亲手所为呢？这值得从雕刻学的角度深入探讨。除了洪顶山之外，僧安在南北响堂山和尖山、冈山书写“大空王佛”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个恰当的比喻是，我们的国境线上有界碑，表明这是某国的疆界领土。还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老虎排尿圈便是老虎的领地，这种“途迹”现象，到今天在犬类动物身上依然存在。人性中会不会也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潜意识呢？在书法家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与僧安道一同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书法家郑道昭，更加鲜明地在山东青州玲珑山南面的岩壁上，刻下了“主之六山”的刻石，内容如下：

此郑公主之六山，玄寺青州嶔。荧阳郑道昭。为文也，以道笃。

2015年3月24日，张强首次在青州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这块刻石。他认为，这段23个字的篇章文字，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这是郑道昭作为山的主人的第六座山；上有郑道昭命名的仙坛，称之为玄寺，它在青州的这个小而奇特的山上；荧阳郑道昭撰写的文字；都是出于对于道的忠实与深厚修养。

郑道昭用魏碑书法在六个齐地的山峦烙下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希望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复活于自然的造化之中呢？僧安用“大空王佛”的标志符号，留在山东、河北的山巅之上，他传递佛法精深的同时，是不是抓铁留痕的历史印记呢？当然，只有亲手抚摸那些粗粝的摩崖石刻，才会真切感觉到僧安摩崖刻经的恢宏豪阔气象。除了考察“大空王佛”作为僧安书法符号的意义之外，还要考量与一般书法不同的金石要素。从田野调查的角度看，僧安作品的现场感，更让人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更能产生庄严的立体效果。从体势到气势，僧安书法之所以非同凡响，在于现场冲击力，这是与其他书法审美经验的不同之处。

河北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局部）

僧安的书写风格是隶中带楷、楷中带隶，这是中国北朝文字进化从隶到楷的重要特征。在僧安生活年代的北齐之前，东晋王羲之早在南朝就进行了从隶书到行书到楷书的快速过渡，创造出比较完备的楷书。王羲之生活在303年到361年之间，而僧安进行隶楷书演变的时间，在561到580年之间。在书体演变上，从北朝同时期出土的书法和存世的摩崖刻经来看，显然比南朝的书体演变速度差了很多节拍，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课题。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在僧安道一写下“大空王佛”之后20年，还出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僧人书法家，就是以王羲之后人著称的智永和尚。智永留下的千字文墨迹，却恰恰与僧安在结构和韵味上极其相似。用两人的拓片和墨迹进行比对，在结构上的相似度都非常高，这个比对研究将另行阐述。

与洪顶山僧安书法相关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洪顶山北崖壁刻经字体风格接近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但比经石峪字体结构紧密，字体有大有小，凝重雄浑中多几分飘逸；而洪顶山南崖壁刻经字体较北崖壁小一些，汉隶风韵较浓，朴厚劲媚，方整中多变化，极似《张迁碑》。而《张迁碑》的原址，就位于洪顶山北面，直到明代被发现之后，《张迁碑》才转移到山东泰安的岱庙之中安放。铁山《石颂》中有语，“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沿着僧安道一的背影，我们田野调查的脚步将继续跟随，直到找到破解僧安书法密码的那把钥匙。

河北涉县中皇山摩崖刻经（局部）

河北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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