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利 | “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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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1-9页。

宇文利，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命题与实践要义。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先进知识分子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境的主张，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命题提出之际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再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践行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擢升，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独立出来，“两个结合”正式被明确提出。“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今“双向互动”上的思想进阶。要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对其哲学思想基础进行深层的探究。“两个结合”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命题，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有根本规定性，在实践发展上也有具体要求。“两个结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全面的结合，也是主动的、科学的、有效的结合。

关 键 词

结合；应用；具体化；唯物辩证法；实践；党的二十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使命和任务，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上所持守的“结合论”，是立足本来、面向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论”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所倡导的“应用”主张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时提出的“具体化”为基础的，再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艰辛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尽管这些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未缺席，但主要是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独立出来，并与前者并列在一起，“两个结合”正式被明确提出和系统阐释。“两个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第一个结合”中深刻包含着“第二个结合”，而秉持“第二个结合”方能更彻底地促成“第一个结合”。“两个结合”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锐意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自觉与豪情壮志。

一、“两个结合”的历史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具体化”

人类社会的变革要靠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规律的先进思想来引领，先进思想发挥启蒙和指引作用的前提是必须与受在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指引着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前进方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代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也震撼了整个世界。伴随着革命的顺利推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破茧而出。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力，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的风潮中迅速传向世界各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大门是由那些一直在苦苦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开启的，他们在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时最先提出的是要“采用”“应用”和“运用”它，最先关注的是“适合国情”的问题。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等类似提法和结论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意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就要注意到我们的国情和环境，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思想觉悟，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为后来进一步思考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需要采用什么样的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

（一）早期革命者对初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主张

早在“十月革命”后不久，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倡导主义的同时就遭到了胡适等人的反对。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双方就宣传主义还是解决问题进行了争论。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同年9至11月间，李大钊又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某一学说的诞生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诞生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而不能够提前诞生或延后诞生是因为“当时的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李大钊这里所提到的“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因时、因所、因事”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等问题，所强调的显然不是要固守僵化的理论教条和不变的教义，而是要结合实际环境灵活地运用理论。

继李大钊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不少赞成共产主义的先进积极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适合国情且合理应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的问题。1920年，青年毛泽东提出要为世界尽力就要关注中国的情形，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写“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提倡对中国的情况要加以调查研究。为此，毛泽东放弃留学法国的宝贵机会，深入南方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写就了《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篇章。1921年，张太雷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完成任务、实现目标，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必须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周恩来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思潮后，也强调了把共产主义原则适用中国时要注意适时变化的问题。1922年他在给觉悟社友人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指出，我们应当信仰共产主义、相信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但“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则多强调要在适合国情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应用”“采用”“运用”成为不少革命志士的共识。1926年，蔡和森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诸如此类言论尚有许多，可见当时不少思想先进、头脑清醒的革命知识分子都觉悟到不但要学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蕴含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实行起来的思想。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欢迎态度，也提出以“适合”国情、各国具体特点而“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就其所论，不管是“采用”也好，“运用”“应用”也罢，无论他们使用的是哪个具体字眼，但在根本态度上却是鲜明的、一致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用于中国，中国要采用马克思主义。

（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出及其内涵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特别是革命挫折和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中迎来了逐步掌握革命的主动权、不断节节胜利的曙光，也迎来了从思想自觉到实践自觉再到理论自觉的飞跃。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族战争中愈发意识到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愈发意识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际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抽象地、空洞地去谈马克思主义，而要学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名词，它的意蕴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思想理论命题，更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实践命题。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应用并具体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只有具体化了才能成为中国的东西，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具体化”有三层意思：一是和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具体特点包括国情特点、社会特点、实践特点，当然也包括思想文化特点，与具体特点结合后还要通过转化为一定的民族形式。二是思想力量的发挥是在与具体革命实践的联系中产生的，离开了与革命实践的联系就不会产生伟大力量。具体革命实践是客观而鲜活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即要与具体革命要求和实践过程相结合。三是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即与外部条件相适应、与外部环境相融会。

（三）中国化的命题及实现“结合”的主张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其所表达的意图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使用“具体化”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国化的实现过程给具体化了。无论具体使用哪一名词，从本身的历史过程来看，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们已经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指导思想的发展方向取得了思想上的共识。1938年10月，时任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中提到党的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他指出，在中国做党的组织工作，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要在实际的环境中运用好、实现好这些原则，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特点，在此基础上再决定要采取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员”。1939年4月，李维汉在鲁迅艺术学院全体教职学员大会上作报告提出把马列主义运用到艺术理论的研究与创作上。他指出，我们要“研究中国文艺历史，建设中国文艺理论与实际，就必不可少地要研究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它的生活，它的运动，它的当前运动规律，并把握住这个规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确实把握马列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并学会使用这个武器”，这也可以说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倡导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范例。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刘少奇集中而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

从主张应用或采用马克思主义到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演进和思想历程，也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采纳、被应用的实践历程。可以认为，处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始阶段的“应用”主张和“具体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知逻辑和行动逻辑的统一，也是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

二、“两个结合”的思想进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问题。在党的二十大上，他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两个结合”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今“双向互动”上的思想进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普遍真理”到“基本原理”的话语转换，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作用认识上得到了深化

在对“结合”这一重大命题的阐发与揭示上，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关键话语的转换，即从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较多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转变。从一般意义上看，所谓普遍真理，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的普遍适用性和广泛应用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广义真理价值的肯定。而“基本原理”则并不像普遍真理那样普遍性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价值和泛用意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包括基本规律、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义和理论观点。不难看出，两者所作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对可资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检视点和切入点也不同。尽管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恰恰体现在它的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根本性和适用性，但是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文字和所有论断都是丝毫不可变动、必须完全照抄照搬的普遍真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价值不在别处，而在于它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所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所渗透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普遍真理”到“基本原理”的话语转换，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是更加深入把握了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发挥其普遍真理价值、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基本原理的价值和意义。这一转变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所能发挥根本作用的认识上的进阶和深化。

（二）从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之“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和创新，意味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发生了时代化进阶

马克思主义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也具有鲜活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是相对统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论是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还是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其立足点都是偏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结合与联系的着眼点也都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可以发挥思想指导、理论指引的效用，合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影响和改变中国实践的前途。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历经时代变幻、中国国情历经发展变化后，单纯地强调马克思主义之“用”自然就不能很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发展活力了。基于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之时，更多地把着眼点放在了已经变化了的国情和形势之上，把对马克思主义之“用”推进到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和创新上，深入中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进而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面貌和时代价值。因此，“两个结合”是把“用”与“体”紧密融合的相结合，它不仅仅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用”，而且也强调它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此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毫无疑问，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总归是要发展和进步的，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会停留在过去所能发挥的作用上，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它今天所能发挥的效用上，而是指向于未来并引领未来。比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呈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新时代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和进步，而它的作用恰恰也包含在已经实现的创新和进步之中。

（三）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意味着新时代的“结合”要深入推进到大众化新阶段

“两个结合”不仅仅包含着如何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实际和形势的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如何对待社会的思想文化体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当下的、现实的、客观的结合，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是深层的、持久的、主体化的结合。从结合的次序和层次上看，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解析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工具和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观察中华传统文化的“显微镜”，甄别其精华与糟粕，马克思主义是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解剖刀”，在甄别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获得中华民族的鲜明形态，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众心中的认同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中扎根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再是“单向改造”的居高临下，而是“双向互动”的美美与共。两者的结合是分别代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集中智慧的结合，首当其冲地由先进分子来提倡和促进，但并不等于由先进分子来最终完成。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应超越书斋和课堂，其最佳效果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和存在体系中去。众所周知，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集合对象，是历史时代的累积和思想沉淀而成的复合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自然要实现其具体化的过程，即关注到中国实践和实际、中国环境和特点，但深层次的思想文化融合却是持久的、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由浅入深的层层递进过程，不仅包含着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结合上，而且深入中华文化传统的相结合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把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出来，并与前者并列在一起，正式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主张且进行了系统阐释，需要促进这一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内化和致知，由此汇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凝聚最强大的人民力量，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四）提出“两个结合”的主张，意味着新时代的“结合”是融思想武装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综合创新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创新历来都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视作党的一个重要思想原则。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按照这样的思想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自然就会产生新的思想理论成果。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一论断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结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擢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出来且与前者并提，注重将“凝练”的基本原理在“厚重”的传统文化中的运用与结合，“两个结合”得以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

毋庸讳言，“两个结合”不但产生实践成果，也产生思想理论成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开创、江泽民与胡锦涛继承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一不是结合的产物。但是，结合的过程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其中思想理论是不断发展的，也是在不断丰富中实现综合创新的。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与党的思想理论进步、与中国社会变革的节奏密切统一的。在统一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互动、思想与实际结合，思想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社会实践的系统性变革互促共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也为思想理论领域提供了崭新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两个结合”的哲学思想基础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数代领导核心都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命题，也都对这个重大命题作出过多次强调和论述。总起来看，他们在论述“结合”时的具体语境不同、用语也有所差别，尤其是在具体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及它与中国国情、实际、实践的关系向度有所不同，但都强调“结合”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原则。因此，要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对其哲学思想基础进行深层的分析和探究。

（一）“两个结合”是符合辩证唯物法基本原则的结合

毛泽东曾从唯物辩证法的层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概括为两大原则，即物质论与运动论。物质论是第一个基本原则，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强调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一原则揭示了世界统一的原理，按照这一原理，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对精神和意识具有决定性。中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实在，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实践都具有自身的客观性，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客观实在性是由中国的人文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结构、经济社会存在等客观条件和现实状况构成的。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中国的实际属于“物质”性存在，马克思主义属于“意识”性存在，要实现“相结合”“中国化”，“意识性”存在就要服从并服务于“物质性”的存在。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首先就应当尊重中国的具体实际，否则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水土不服”，难以彻底扎根于中国的特有土壤，更遑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运动论是第二个基本原则，它强调世界的运动性，即强调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属性，也认为运动是物质多样性的表达。这一原则揭示的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即世界总是处在运动和发展变化之中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客观实际，都是变动不居的，理论在发展，实践也在推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孕育着新的发展契机。如果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那就将其静止化和绝对化了。如果不尊重中国客观情况和实际状况，就不能够制定出符合实际、灵活可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就把中国凝滞和固化了。由此，按照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问题，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也要以中国的发展进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丰富。在这个过程中，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理论同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的教训，搬一定要有分析地搬而不能硬搬，“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

（二）“两个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实践原则

实事求是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看问题、想办法、做决策的科学准则。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只有尊重中国实际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科学地运用到中国实际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效果，也才能够形成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譬如，中国革命早期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按照“城市中心论”、采用发动大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办法来组织和发动革命，但遗憾的是早期在大城市组织的城市武装暴动都因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而遭到失利。鉴于中国农民群众人数的庞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从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学说、尊重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形成的“工农联盟”的革命道路被证明是真正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道路。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两个结合”中，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外，还要把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到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中，所谓“具体特点”“具体环境”和“具体革命实践”当然也包括国情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离开了对中国文化土壤的重视和尊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毛泽东指出应该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文化遗产，并从历史典籍中撷取“实事求是”并予以创造性的转化，用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借鉴传统文化的“小康”思想来诠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给予现代化理论以浓厚的民族特色。江泽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与胡锦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也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只不过，思想认识的发展是循序渐进、日趋进步并逐渐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以来提出并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命题，当然是在过去实践的基础之上获得的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更为明确的判断。

文化是具有迁移和传承特点的“信息库”，也是制约和影响后来者思想和行动的“基因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文化作为既定社会的意识形式，不但对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反作用，而且其遗存对于后世依然会有影响。换言之，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后世的发展中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值得继承和发扬。作为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中扎根，必然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要在适应中改造和提升中国人的思想状态与精神境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过去式”“现在时”和“未来事”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谋划，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进行客观的、准确的、符合事实的判断和把握，从而以马克思主义解析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双向互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的理论必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之一，马克思主义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就是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中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运用、使其产生指导价值，“需要的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而且“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这里所描述的是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各国时的一个普遍真理，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可以照搬不动、不加变更的条条框框，而是需要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灵活地运用到各国的实际中去，需要在实际应用中有所改变和创新。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要真正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要发展的，只有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够获得其崭新的发展机遇和鲜活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实践和实际也要主动地接纳和拥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1840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试图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尝试都遭到了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看清世界与中国的形势，同时也没有找到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奋斗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历尽了千辛万苦，历经了挫折和失败，但最终找到了正确的路径和方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的衔接和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踏踏实实地降临到了孕育悠久中华传统文化的东方古国。“两个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走入中国一批先进的革命者之中，成为他们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成为他们毕生追求、始终不渝的坚定信仰。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科学地解释了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内在的阶级关系和矛盾状况，满足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现实也通过革命者们的努力探寻和艰苦探索，得以与马克思主义衔接起来，促使中国的实际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化。在这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保持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清醒，自觉地反对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为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作出了杰出贡献。

四、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的思想要求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坚持不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促进“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思想和实践发展新境界的密码。百余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以及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致力推进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都是围绕着“结合”这样的基轴转动的。从实践的角度看，“两个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创新和实践创造之间合目的性的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构成了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思想动力。概括而言，新时代“两个结合”的思想要求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个结合”是长期的结合，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能半途而废。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国情党情错综复杂，具体实际千头万绪，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五千年氤氲化生，积淀深厚且内蕴丰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时代、洞悉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更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绝非一路坦途，而是一个经年累月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因此，坚持“两个结合”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与时俱进地契合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切实扎根于实践，怀持之以恒之心“积跬步”，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至千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撷取“两个结合”之丰盛果实。

第二，“两个结合”是动态的结合，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实现的。“两个结合”不是口头上的结合，而是行动上、实践上的结合，结合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在“两个结合”上，静止化只能制造误解，僵化也只会产生教条，只有在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才能够在中国实际和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中结出硕果。在中国革命的初期，由于革命经验的匮乏和党的部分领导人自身的错误，曾经出现过静止地、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失误，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始终要得到动态的理解和应用，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臾不可固化和教条化。“两个结合”是全面的结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贯穿性。“两个结合”提供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原则。“两个结合”的布局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全局性的。一方面，尽管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有所指、确有侧重的，但二者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两个结合”并非分段式、相对立、相割裂的结合，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自然也蕴含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为了更彻底地实现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两个结合”不是片面的、局部的结合，而是要全面无缝的结合，结合的思维和实践应当渗透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细节之中。

第三，“两个结合”是主动的结合，不是被动的、消极的结合。“两个结合”并不是一个僵化的原则，而是一个伟大的过程和一场生动的实践。在相结合的过程中，作为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客观实际的中国实践以及作为基因特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并不是强拉硬扯到一起的，而是基于互相需要和共同的目标而发生的主动结合。换言之，“两个结合”并不是天然的、自动的，也不能够自发而生、自主实现，而是要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观察和理解中，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下和过程中实现创造创新，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目的。在“两个结合”上，食而不化、墨守成规是最大的消极，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则是最大的被动。

第四，“两个结合”是科学的结合，是带有针对性、依据规律性的结合，不是盲目的结合，也不是随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真理性，之所以能够对各国共产主义活动产生广泛的指导作用，关键就在于它本身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表达。在运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的是普遍科学的价值。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要遵循科学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推进“两个结合”关键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普遍真理和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问题及其条件、环境相结合，发挥其科学规律的指导作用，提升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可及性。

第五，“两个结合”是有效的结合，是孕育实际效能并能产生有益效果的结合。“两个结合”绝非不讲实效、无的放矢的结合，而是注重实效、有的放矢的结合，能够切实带来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结合。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阶段，由于片面地、错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曾经出现过不能指导革命和建设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有过不能达到实践目标的教训。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应当力避由于各种原因出现的盲目性，力避“两个结合”流于空虚和无效，而是要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到应用，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得以大力推动。

结  语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两个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察往知来与向史而新，是对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应用”和“具体化”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今“双向互动”上的思想进阶。从“普遍真理”到“基本原理”的话语转换，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根本作用认识上得到了深化。从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之“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和创新，意味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发生了时代化进阶。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意味着新时代的“结合”要深入推进到大众化新阶段。提出“两个结合”的主张，意味着新时代的“结合”是融思想武装和理论创新于一体的综合创新。

要深入地把握“两个结合”的思想意蕴，有必要对其哲学思想基础进行深层的分析和探究。“两个结合”是符合辩证唯物法基本原则的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双向互动的结合。“两个结合”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全面的结合，也是主动的、科学的、有效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嬗变过程，不仅蕴含着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结合上，而且逐渐深入到中华文化传统的相结合上。“两个结合”把长期包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凸显出来，并与前者并列在一起，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昭示了坚定的文化自信。“两个结合”交相辉映、珠联璧合，“第一个结合”中深刻包含着“第二个结合”，而秉承“第二个结合”才能更彻底地达成“第一个结合”。“两个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起到培根铸魂的基础作用，揭橥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葆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秘钥所在。

责任编辑：包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