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 “厚障壁”的可悲和“希望之路”的可能 ——《故乡》与鲁迅对隔膜问题的思考

《南方文坛》

2023年第5期

  黄乔生

“厚障壁”的可悲和“希望之路”的可能

——《故乡》与鲁迅对隔膜问题的思考

鲁迅小说《故乡》结尾关于“希望之路”的思考深入人心，而小说中另一个作为阶层隔阂和固化象征的“厚障壁”意象，在整篇小说乃至鲁迅一生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和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实际上，与“厚障壁”相关的表现隔膜主题的意象在鲁迅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克服“障壁”是他终生关注和思考的议题之一。《故乡》中的“希望之路”和“厚障壁”两个意象的组合，是理解《故乡》乃至鲁迅一生对隔膜问题思考的关键。

《故乡》结尾，“我”在船舱里回顾返乡遭遇，以“路”比喻“希望”，发了一番感慨：“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这段关于“希望之路”的“船舱沉思”被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誉为富有哲理，寄托了积极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也有批评者认为是与文章主调不谐和的多余之笔。如天用（朱湘）便不赞成如此将杂感文风用于小说：“我所唯一不满于这篇结构的地方便是最后的三段不该赘入。小说家是来解释人生，而不是来解释他的对于人生的解释的；作者就是怕人看不出，也可以另作一文以加注解，不可在本文中添上蛇足；更何况这三段文章中所解释的两层是读者很容易于发见的呢？至于作者关于希望的教训，尽可以拿去别处发表，不应该淆杂在这里，——虽然他拿走路来比希望的实现，我觉得比的很好。”^②那么，我们尝试将最后三段删除，以“母亲和宏儿都睡着了”收束，也可以收到“语义含蓄，意境悠远”的效果。但百年来已经形成阅读惯性，让读者总感到少了最后三段，似乎少了所谓“升华”，少了光明和希望。没有“希望之路”的意象作为收束，全篇就只剩下“厚壁障”耸峙，让读者更感压抑。

“船舱沉思”至今脍炙人口，朱湘等的批评意见却早已湮没无闻。

事实上，“希望之路”是在鲁迅文学世界中荒山上、旷野中、障壁下、铁屋内延伸生长的，众多同类喻象组成了鲁迅对以文艺消除隔膜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实践。

鲁迅对路的意象的描写和思考，早在“希望之路”之前就已出现过。1911年，鲁迅在《辛亥游录》中记叙在山上采集标本时对路的思考：“遂同循山腰横径以降，凡山之纵径，升易而降难，则其腰必生横径，人不期而用之，介然成路，不荒秽焉。”^③1918年所写的《生命的路》也多脍炙人口的语句：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④

鲁迅在对“路”的思考中，当然也会有“无路可走”或“此路不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娜拉离开家庭后只有两条路，堕落或回家，并总结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⑤。

当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陷入失望和绝望时，人们总渴望得到安慰和关爱，鲁迅也不例外，他在《一觉》中以人在沙漠中遇到草木作比：

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拼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⑥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路的意象，无论多么坎坷、隐晦，总给人希望。

相比“希望之路”，《故乡》中的“障壁”意象更可悲，也更令人震悚：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⑦

这一场景被认为是社会阶层隔阂的形象表现，在革命时代盛行的阶级论观照下更成为一种象征——贫富、尊卑差别正是革命的一个起因。

闰土原名章运水，因为生辰八字中五行缺水，家人便为其取小名“阿水”。在绍兴话里“闰”与“运”同音，所以鲁迅在小说里为他取名“闰土”。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曾在周家做工，1893年春节，鲁迅的曾祖母逝世，章福庆把儿子章运水带来做帮手。章运水比鲁迅大两岁，鲁迅称呼他“运水哥”。鲁迅从闰土那里听到很多乡间趣事。在《故乡》中，当“我”与闰土重逢时，“我”已经是周家的当家人，而且做了京官，与闰土社会地位悬殊。

  ▲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障壁”和“路”两种意象在《故乡》中构成一种延续和参照关系，前者引出后者，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反思。当“我”看到宏儿和水生很快熟络起来，一起玩耍时，联系自己与闰土关系的变化，表达期待：“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⑧可以说，“希望之路”意象是直接从“厚障壁”意象中生长出来的，这对组合，不但是《故乡》，而且是《呐喊》乃至整个鲁迅文学的核心意象之一。

闰土从圆润可爱的少年变成满脸沧桑的中年人，自然有很多原因：社会的罪恶、地方政权的腐败，还有个人命运的遭际。这些因素决定了批评者对作品主题的定性：政治腐败导致农村凋敝，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生存艰难，而阶层固化的因素更是积重难返。闰土的父亲章福庆与鲁迅的祖、父辈之间同样都有一座“厚障壁”，甚至比鲁迅与闰土之间的障壁更厚。鲁迅不难想起祖父和父亲在时，章福庆在家中做工时的情景。有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情节：因为福庆的名字与祖父名字福清谐音，为了避讳，他在周家不能被称呼本名。这种阶级文化根深蒂固，与《狂人日记》主人公所说的“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一样历史悠久。读者或会期待“我”发出《狂人日记》中主人公那样的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

从来如此，就是所谓“传统”，是悠长、坚硬乃至“神圣”的，《故乡》结尾的“船舱沉思”只指向未来，却没有回溯过去。要检视这些不合理并改变它们，需要勇气和力量。“我”希望宏儿和水生以后能相通，自然是很难实现的——四千年努力没有实现的，怎么可能在几年、几十年间实现？

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完全否定“希望之路”出现的可能性。

“厚障壁”以及相关的衍生意象，在鲁迅的著译中出现频率比“路”的意象高得多。鲁迅在不同时期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知识储备，对人世的隔膜做了持续性思考。

外来文学的启发是鲁迅思考“障壁”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东京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其中两篇安特莱夫的小说《谩》和《默》出自鲁迅译笔，揭示人们之间的隔膜。当时因为用文言译笔等因素，不大引人注意。十多年后，鲁迅在该书新版序言中申明，自己译介域外文学，出版《域外小说集》是为了打破民族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⑨

  ▲ 周作人/鲁迅：《域外小说集》，止庵主编，新星出版社，2006

1921年7月1日，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全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⑩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通过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主题，思考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人与人之间隔膜：

世界竟是这么广大，而又这么狭窄；穷人是这么相爱，而又不得相爱；暮年是这么孤寂，而又不安于孤寂。他晚年的手记说：“富是使个人加强的，是器械底和精神底满足。因此也将个人从全体分开。”富终于使少女从穷人分离了，可怜的老人便发了不成声的绝叫。爱是何等地纯洁，而又何其有搅扰咒诅之心呵！^⑪

当鲁迅创作小说时，借鉴了这些外国文学中的对隔膜问题的思考和表现方式。《药》写革命者与民众之间的不理解，鲁迅曾对孙伏园介绍过《药》所受到的安特莱夫《齿痛》（Ben Tobit）的影响。《齿痛》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正患齿痛。这位商人与老栓和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一个革命者的冤死重要得多。此外，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复仇》两篇及《颓败线的颤动》也写出圣徒与民众之间以及亲人之间的隔膜，是该主题的延续。

鲁迅认为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是出色的纯艺术品”，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⑫浑然写出。作品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体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他作为娱乐的资料的人”^⑬。这篇小说对鲁迅的创作有所启发：他不但描写上层人对下层人的冷漠和蔑视，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而且也写出下层人之间的哀乐不通，如《明天》中蓝皮阿五和老拱对单四嫂子丧子的冷漠；更进一步，写出受压迫者的愚昧和不觉悟，如阿Q的自轻自贱。

个人经历中对隔膜的体验带给鲁迅更多更大的刺激。“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青年时代的鲁迅痛切感到不能被理解的痛苦，上联的“不察”引出下联的意欲采取决绝行动，隔膜之深至于绝望。

《故乡》中关于“希望之路”的思考让鲁迅创作的着力点落在呈现隔膜及其解决之道的主题上，这一主题在《阿Q正传》中达到顶峰。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⑭这篇序文还探讨了更深层的交流工具的改进问题：“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⑮鲁迅呼吁人们冲破高墙，走出铁屋，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⑯

  ▲鲁迅：《故乡》，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1922年4月，鲁迅所写的《无题》描写了一个场景，揭示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的不能互相理解。“我”到商店购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装入衣袋后，看见伙计揸开五个指头罩住其他物品。“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但转念一想，也能理解伙计的警惕心，因为谁能断定哪位顾客是不是偷儿。于是，“我”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伙计的肩头，说自己不会偷拿东西，而伙计也赶紧掣回手，感到惭愧。这反应让“我”惭愧，但“我”随即就否定了这种惭愧，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必须有“怀疑训练”和防范意识。于是，有了接下来自我警醒：“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⑰套用鲁迅对果戈理作品写“几乎无事的悲剧”的评语，这篇速写中描述的场景是“习以为常的隔膜”，下意识的猜疑——人与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互不信任的习惯。

更值得注意的是晚上回到家里“我”的一番思考：“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⑱这意味着，只有远离人们，才能产生信任和爱意，才能生出希望。而且，鲁迅提到的离他“一丈多远”的人，正是与他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母亲和妻子——他与她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隔膜的。

在鲁迅的思考中，爱情也会受不信任和隔膜的侵蚀。《伤逝》中，鲁迅借涓生的处境表达了一个永恒困境，即当爱情的浪漫面纱被揭开后，所暴露出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能真正相通。

1926年3月30日，鲁迅在《“死地”》一文中表示“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⑲，是因为他看到了人们之间以各种名义互相残杀；1927年12月17日，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大屠杀后，在《小杂感》中描绘日常生活的民众道：“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⑳是因为在喧闹的人群中，他感到更加孤独和寂寞；1934年，鲁迅专门写了《隔膜》一文，评论清朝统治者对人民言论的禁锢，指出朝廷杀戮臣子：

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这其实也不是清朝才有的规矩，乃是从来如此。圣主明君“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

可是总有人深信“青天大老爷”，不但把统治者敬为“父母”，甚且呼为“公仆”，岂非白日做梦？

鲁迅自己经常碰到“障壁”。小时候，他是官宦人家的少爷，在四角天空的高墙内，与社会隔离；父亲病逝，他作为长子照顾家庭，不断碰壁；成年后，路途坎坷。

在人生道路上，鲁迅有时意识到自己也会被人视为“障壁”：

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消去了，……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㉑

障壁阻挡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制造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晚年的鲁迅不但与敌对阵营，便是自己阵营内部同人之间也不能理解——有些“战法”让他哭笑不得。即便是战友之间，也有不能理解的时候。他甚至对昔日自己主张的新文化的基本观念——妇女解放——也产生了怀疑，如《阿金》结尾的思考：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㉒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对人与人乃至人类认识自身普遍的隔膜感发出感慨：“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㉓

障壁是对中国顽固守旧传统文化的最富有代表性的隐喻。传统的惰性、惯性和强制性决定了“障壁”的厚度和坚硬度。几千年专制统治形成的阶层、等级观念和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是造成“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的坚实基础。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㉔

尊卑观念造成了上下的分别和阻隔，社会上普遍施行的是主奴关系：“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㉕对于纵向阻隔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悠久而且深重，以及横向即各阶层内人们之间的不能沟通和理解，鲁迅都讲得很透彻，他对造成隔膜的社会、历史、文化弊病做了尖锐的批判，在《长城》一文中还指出中国有一堵大墙壁——官名“长城”：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㉖

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㉘

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晚年，在提倡文字改革时，鲁迅集中讨论了“文字”障壁的来历及其危害：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㉙

人们之间相互不能理解，从技术层面来说是因为工具不善，具体说即文字的繁难和翻译的不准确。因此，鲁迅十分重视翻译和文字改革。

在历经各种障壁、高墙和牢笼后，鲁迅借过客之口说：“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㉚不过，过客也因此陷入既无路可走又无家可归的两难处境。对鲁迅本人而言，在现实中，故乡绍兴固然回不去，堪称第二故乡的北京也难以复返了。

翻越高墙、反抗禁锢是鲁迅的终生志业，晚年，他既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野蛮专制，也不满于左联内部的官长作风，所承受的隔膜的痛苦一点儿也不比青年时代少。

作者写作，因为主题、剪裁等需要，会有意无意地增补或省略一些情节，或者隐藏真实的意图。

《故乡》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㉛鲁迅没有写明这是杨二嫂诬陷闰土，没有明确交代这碗碟是谁、为什么埋在灶灰中，因此留下悬疑，而读者会生出可能是闰土偷埋了碗碟的念头。因为该文长期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如何向学生交代这个问题也成为一个难题。许广平写过《〈呐喊〉中的几个女性》一文，批评豆腐西施向“我”告发闰土偷拿碗碟的行为，说：“似乎闰土拿了不应该，他明拿偷塞却都合理似的。”等于认同了“闰土偷拿”的观点^㉜。但在劳动崇高和贫苦有理观念盛行的时代，为了保持闰土的淳朴品质，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给教师们的指示是：闰土诚实厚道，不会偷拿碗碟。而且，从人物情理上说，既然母亲慷慨地让闰土自己挑选所需要的东西，他更不必有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于是就有了标准答案：杨二嫂诬赖闰土。

事实上，在这一公案中，还可以见到两种隔膜：“我”（和母亲）与闰土的隔膜，尽管主人很慷慨赠予物品，其中也一定有闰土之所需，并且他也接受了一些，但作为“下人”，闰土自有其尊严，不愿多拿。虽然他有可能也还想多要一些，却不愿开口，就先埋藏起来，等过后来取——这些东西主人家是带不走的。那么，这隔膜来自面子（尊严）或交流不畅。另一种隔膜是在读者与“豆腐西施”之间：作者的描写让读者不信任她这样的人，因为她说了“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八抬大轿”那番话，还顺走棉手套并索取了狗气杀等物件。

隔膜的形成，在文化的、知识的、社会的因素外，也有个人的因素。闰土的生活艰难，固然可以归咎于社会体制不善，教育、经济、文化落后和官匪的祸害。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闰土出场前，母亲向“我”介绍其境况的一段话，显得吞吞吐吐：

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㉝

“他景况也很不如意……”中的省略号中应该是“不如意”的细节。日常的闰土是迷信的，不但要香炉烛台去供奉神道，而且相信巫医神汉、算命测字。进了新学堂的鲁迅不赞成他的朋友的这些行为。有一年鲁迅回乡探亲，还嘲笑过闰土，周作人回忆写道：“在庚子（一九○○年）正月，初七日日记下云，‘午后至江桥，闰水往陶二蜂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测的不知是什么字，但谰语有些却还记得，有混沌乾坤，阴阳搭戤等句子，末了则厉声曰：勿可着鬼那么的着！闰土乃垂头丧气而出，鲁迅便很嘲笑他，说他瘟了，学陶二峰的话来说他，使得他很窘。”^㉞

  ▲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当时，闰土为挣脱包办婚姻，生活艰难，神情恍惚。鲁迅后来写了《离婚》，固然是为伸张农村妇女的权利，但同时也侧面反映了“离婚”之难。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鲁迅也许会想起闰土的遭遇，而且他自己也受着包办婚姻之苦，所以《故乡》中的省略号是包蕴很丰富的行文安排。

鲁迅了解农民生活的苦痛，他的创作意图之一即在把农民们的痛苦表现出来。鲁迅曾说，自己生长于都市，从小受古书和老师的教导，将大众视为花鸟一样的美好。当与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对照时，他甚至还羡慕农民生活的安乐。但到农村短暂生活过后，让他认识到农民们受到的压迫和忍受的苦痛。后来鲁迅更从外国作品中看到各国的劳苦大众的共同命运，立下为他们呐喊的决心。

鲁迅嘲笑闰土迷信测字先生的胡说的时候，有一种受教育者的优越感。写作《故乡》时，这种优越感仍有所流露，但随即被结尾的“船舱沉思”消解。消解的办法，虽然不是用省略号，但也很简单，就是用“大家都很辛苦”的幕布做了遮盖。“恣睢”二字透露出人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鲁迅在表达对“希望之路”的反思时，又引出更大的问题即“信仰”：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㉟

鲁迅自己也必须在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之间做出选择，后来终于下决心像闰土一样走出无爱的婚姻。关于自己的“希望之路”的选择，他有过决绝的声明：

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㊱

选择往往比无路可走更其艰难。鲁迅和闰土在这方面走了同一条路。脱离旧式婚姻后的鲁迅，继续他的“辛苦辗转”的生活——厦门、广州、上海。

《故乡》中的“厚障壁”和“希望之路”这对意象在鲁迅整个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融合了鲁迅的个人生活、人际交往、对世事的感悟和思考，是解开鲁迅文学观的一把锁钥。

《故乡》写成两年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申述打破“铁屋”的希望，为自己的“曲笔”和“光明的尾巴”辩护。辩护时所用的“铁屋”意象正是“障壁”意象的延续和强化，且更具体、更坚硬。鲁迅用“铁屋对话”延续了“希望之路”的思考。

“厚障壁”呈现的是隔膜、差别和苦难，其背后的成因就更为复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真实与虚构的关系、纪实与传闻的关系等，更引人深思。结合历史和现实，读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鲁迅对文学素材进行虚构时的想象、隐蔽和演绎。

鲁迅与闰土自《故乡》中一别，再也没有相见或通音问。闰土此后的生活更不如意。1934年，绍兴地区大旱，庄稼收成不好。闰土为了全家糊口，将土地卖掉，靠租田耕种和外出打工为生，陷入贫困，患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1936年，他与鲁迅同年去世。鲁迅对自己的命运尚无把握，对于闰土的命运更无能为力，而且，社会的大隔膜早已将他们疏远了。

《故乡》中，鲁迅短暂的“船舱沉思”不可能对传统文化做足够的观照，也没有提出克服“厚障壁”的具体方案。鲁迅在《〈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提出将文艺作为消除隔膜的方法，但也深知这方法的效果有限：“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㊲《故乡》结尾提出的“希望之路”方案，如“我”所承认，也无非“自己手制的偶像”——因为要推进文学革命，不愿让同人们失望，于是就听了那些不主张消极的旗手的“将令”，在沉郁和悲哀中“装点些欢容”。从这一方面说，“船舱沉思”三段文字并非赘入的蛇足，而是作为对“厚障壁”的一种抵抗而不得不有的“光明的尾巴”，就像《药》中夏瑜坟上的花环一样。■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

【注释】

①⑦⑧㉛㉝㉟鲁迅：《故乡》，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10、507、510、509、504-505、510页。

②天用：《〈呐喊〉——桌话之六》，《文学周报》1924年10月27日。

③鲁迅：《辛亥游录》，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5页。

④鲁迅：《生命的路》，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86页。

⑤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66页。

⑥鲁迅：《一觉》，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29页。

⑨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8页。

⑩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3页。

⑪鲁迅：《〈穷人〉小引》，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7页。

⑫⑬鲁迅：《〈幸福〉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8、188页。

⑭⑮⑯㉓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3、83-84、84、84页。

⑰⑱鲁迅：《无题》，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06、406页。

⑲鲁迅：《“死地”》，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82页。

⑳鲁迅：《小杂感》，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55页。

㉑鲁迅：《鲁迅译著书目》，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8页。

㉒鲁迅：《阿金》，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09页。

㉔㉕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24、227页。

㉖鲁迅：《长城》，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1页。

㉗鲁迅：《“碰壁”之后》，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76页。

㉘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2页。

㉙鲁迅：《门外文谈》，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95页。

㉚鲁迅：《过客》，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96页。

㉜许广平：《〈呐喊〉中的几个女性》，《中国青年》1949年第5期。

㉞周作人：《闰土父子》，载《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69-70页。

㊱鲁迅：《北京通信》，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页。

㊲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载《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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