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俞沅现在是一位研究水运交通的学者，他的父母都是高级干部，俞沅从小生活在大院，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调皮捣蛋出了名的干部子弟，在陕北八年的插队生活中，成了村里远近闻名的木匠，这一手老乡教给他的木匠活，成了他人生中，知青那段历史的一个特殊标记。

俞沅(北京知青)：有人问我们，说你们知识青年出去以后有收获没有，有人就觉得我浪费了多少年的青春，我不感觉到，我觉得那事在人为，你到了这个环境里，你要是能够学到你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你的生活和生命，就是生命质量是高的，你的思想生活是充裕的，你看这个柜子，后来以后我和我爱人结婚那时候，对吧？这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自己打的柜子，别人还还参照我，马季到我家来的时候抄个图纸，他们家做柜子也照这么做，我那时候就学设计，这个还是自己后来认为比较得以之作，就是在造型上功能上考虑人体功能学。

另外就是现代化一点，总之这些点点滴滴，包括钢琴櫈，钢琴櫈也是做的，过去学到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在现代生活中还在用，而且我感觉到这个在用的过程中，就使自己的情感总能和过去的生活，和陕北的生活它能够联系起来。

解说：经历过一段与农民共同生活的体验，知青懂得了亲近农民，当地老乡也把知青看成了一家人，他们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了老乡身上最纯朴的情感，这是他们没有想到过的再教育。

俞沅：我们在进了农村以后，生活特别特别艰苦，就是饥肠辘辘的，那样。就在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家，给我们吃的什么？一人吃了一个鸡蛋，你看他家的孩子那么多，家里那么穷困，我们知青有多少人，人家煮了一脸盆的鸡蛋给我们吃，人家把多少个月的鸡蛋攒下来，就给我们这些知青吃，所以那次的印象就给我特别深，而且非常温暖。

陈朝红(北京知青)：我记得有一年，我母亲我父亲关着呢，动员我，说要过革命化过春节要生产，你不要在北京过，你要去延安，结果人家谁都不去，村子里头七个学生就我一个回去了，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什么，老乡们，说老实话一年，他们就这么辛辛苦苦就这么一年过年，来自个割点肉，自个有点东西。平常就请不起你，请你吃什么呀？就这么点时候，每一家都跑到我窑洞里头，要不就大人要不就娃娃，跟我说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就这么前前后后五十多户人，好像这个春节我就这么吃过来的。是想起来实在是，没有报答他们的能力和条件，但是我也想着我们村的老乡。

解说：大院里的孩子脱胎换骨，优越感丧失殆尽，他们学会了头上打“羊白肚”，也学会了惹一身虱子，歇工时光着膀子捻“革命虫”，他们懂得了做人最应该的是，在你的心里放上别人，放上老百姓，放上所有人的平等，人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在陕北话里劳动，下地干活就是“受苦”，尽管老乡们还心存疑虑，就大多数知青而言，他们却已经自觉地转换了角色。

像农民一样，知青也自称是“受苦人”，知青们也像农民一样，找到了排遣苦闷的方式，他们学会了“信天游”，在一望无际的山坡上，知青们也唱起了老乡嘴里的“酸曲儿”，扯开嗓子宣泄压抑了很久的情感。

庞沄(北京知青)：就是觉得是一种特别享受，你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干活那就是，老乡叫红的溜，就是着膀子，往那个山坡上大土地上一躺，扯着脖子喊着信天游，那真是一种享受，或者跟对面对上歌了那特享受，就像史铁生说的信天游由着你唱，你想唱拉的音拉多长拉多长，是别好的非常好的一种享受。反正那种，享受不到。

解说：大院的孩子们，在这块偏僻的黄土地上，似乎又找到了久违的自由，他们找来《外国名歌200首》，在放工之后，在村头的山坡，在知青的窑洞里，总会不时传出一阵阵让老乡们迷惑的歌声。

宋小刚(北京知青)：那时候也偷偷的听一些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我学的第一句英文就是RIDEO  OF  AUSTRILIAN。我们那有一个老高中生，说你们有那个搭上线，搭上广播线就能听那个台，华语广播唱很多30年代的老歌，《何日君再来》啊，什么《蓝色的街灯》、《红灯绿酒艳》，老乡也跟我们学，我们唱完了教老乡，老乡学歌学的可快了，可词儿特别黄，那时候觉得，黄色的歌，什么红的灯绿的酒，纸醉金迷多悠悠，那有的时候北京干部一来就得改词，就不敢唱这个了，就把红的灯，绿的酒就改了，就改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真是这样。红的灯，绿的酒，纸醉金迷多悠悠，北京干部一来，来了个政工干部马上就变了，就改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解说：陕北的信天游和知青们带去的城市歌曲，在这片黄土地上交织传唱着，每当夜幕降临，村里的放羊娃最爱去的就是知青的窑洞，因为在这里，他们会听到从未听到过的歌曲，直到今天，他们还记得从知青那里学会的歌曲旋律。

陕北老乡：我记得那会儿知青爱唱歌，就爱唱这个“回忆望见汝又飞，泪水就流成了河，亲爱的朋友你我也都一样，日盼夜又想，眼前只是一片铁门和铁窗，这就是朋友唯一的希望”，就是时间长了人的看法大概就不太合适，反正那时一搭里惯了，一搭里受苦也罢，胡球唱呢，真的话就是回忆一下，有这个印象。

陕北老乡1：到这来受苦，上山、下湾，受苦受教育，那就有一点好处，他们这会记起，这个老百姓这个苦，这个肯定他记得么。

陕北老乡2：那是个余什么，我就记下人家是说是余秋里家的儿子，在余儿沟插队，我们在一起做活劳动，完了拉说起话，也不知道他爸爸咋，那是叫解放了，那个时候还圈抓起来游行，他爸爸解放了，不打倒了，好了，我还说是，北京毛主席把你们打发下来，钢来的时候，拿着面包呀，饼干给狗吃，你看你现在咋不给狗吃了，将来以后你就能知道粮食从哪里来的，你这个娃可能在这个陕北待不久，将来以后你得回去，你当了大官以后，要记得这粮食从哪里来的，你别把粮食逮住就喂狗，逮住就糟蹋，这个东西来的不也不易。当时他说是忘本的人坏么，那后生说的那句话有道理，我还常记得那娃说的，忘本的人坏么，我还记得，说明那个人，我觉得还不错。

陕北老乡3：毛主席那时候也好，反正是那些娃娃，如果说的话呢，你说是人不如草，贫穷贫的根本就没见过，上山才知道，农民的苦处，农民的可怜，农民的艰苦，他们也当当这味道，对他们也有好处。

解说：在北京，知青们也常常说起陕北的老乡，他们那段独特的人生体验，让他们真正认识了陕北的农民，这是刻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青春记忆。

宋小刚：我们从贫下中农身上，从这些朴实的延安老百姓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以前，根本想像不到的东西，最淳朴的东西，甚至说粒粒皆辛苦是怎么来的？那不是唐诗，现实就摆在这了，粒粒皆辛苦，你不皆辛苦你就饿死，非常简单的道理，老乡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叫公粮。自己吃那些糠啊吃菜啊，吃那些陈粮，甚至去要饭。但是必须要先保证，先交公粮，公粮是什么呢？就是当年队里打的最好的粮食，就是这样，他们再饿再穷，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国家。

解说：当年邓拓的一对儿女，邓小虹和邓壮落户在黑家堡，我们找到了当年的老房东强世发，邓小虹和邓壮就住在他家的窑洞里。

记者：您这是不是有北京知青啊，以前？

陕北老乡：嗯，有。

记者：他们以前住的地方能带我去看看吗？

陕北老乡：就这里。

记者：带我去看看。

陕北老乡：知青是好的嘞，都说人家知识青年来，上山下乡，劳动来了，插队来了，咱要对他们好。

记者：当时你们知道他们都是黑帮子弟吗？

陕北老乡：知道，都知道，犯错误了，老子父辈犯错误了。

记者：你们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看法。

陕北老乡：没有，没有，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老子父辈的情况。

记者：他们在这边表现怎么样？

陕北老乡：表现是好的，没问题。小虹的话在队上当队干部以前的话。

解说：邓小虹在这个村里生活劳动了八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城市。

邓小虹(北京知青)：现在回头看啊，这么多学生没有完成学业，然后就上山下乡，而且整个的考试教育制度，中断了整整十年，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摧残。但是呢，通过这下乡呢，这段时间的经历啊，我觉得对我们后来的人生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使我们的这个精神啊，思想啊，乃至身体啊，都锤炼的比过去更坚强。

解说：在村里，邓小虹和邓壮改名叫俞红和俞峰，村民们至今还记得，这对来自北京的兄妹。

记者：你还记得俞红吗？

黑家堡村民(中年)：记得，一搭里一起劳动过。

记者：干活怎么样？

黑家堡村民：干活没问题，还当妇女队长，你想一想。

黑家堡村民(老头)：可以。

黑家堡村民(女)：她是行呢。

黑家堡村民(老头)：好威信。

记者：毛头怎么样？

黑家堡村民(老头)：可以，都可以。

记者：你记得他们啥事吗？

黑家堡村民(老头)：俞峰(邓壮化名)，弄沼气，打那个(沼气)窑。

记者：以前见过没有？

黑家堡村民(老头)：以前没有见过。

记者：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做什么用啊？

黑家堡村民(老头)：是。

记者：弄上了有什么好处？

黑家堡村民(老头)：沼气不烧柴了么，这个气就点着了。

解说：当时，北京知青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大办沼气的事轰动了延安，很多知青跑到习近平的村子学习经验，邓壮学习回来后，就带着在村里老乡连夜建起来了沼气池，老乡们对邓壮半信半疑。

邓壮(北京知青)：老乡们就那天晚上往上担的时候呢，有的水漾出来了，下一个被滑了，滑了这脚一闪，人家是木桶，顺着坡上叮里咣啷，那桶下去都摔成一堆木片了，然后一边挑着水还一边说，这个阿壮瞎日鬼什么呢？这玩意拿一堆茅粪和水和草就能点火，这才邪了门了，大家一边给我担着，一边实际上呢，也在那抱怨，但是呢，他们呢有一点，就是他们在知识青年的身上啊，实际上已经，接触和感觉到了好多的那个，觉得知识青年要做的事，一定是，可能就是科学，都有他的道理，所以尽管他嘴里抱怨着，但还在那弄，所以当最后我那的火一点着了的时候，哎呀！老乡就觉得，照他们陕北话就是，这知青就是懂得瞎日鬼，所以你看人家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成。

解说：见多识广的北京知青把都市文明和简单的科学技术带进偏僻的乡村，插队知青中的很多人，成了村里小学教师和赤脚医生，在陕北，老乡最尊敬两种人，一是医生，二是先生，医生治病救人，先生传播知识。

陈晓楠：陕北老乡理解知青思念家乡的心情，其实在他们眼里，知青始终是些外来人，他们称知青为北京娃，北京学生，通今博古的老人，甚至拿他们当古时候的落难子弟，有知青回忆说，当地老乡曾经跟他们这么讲，说你留在这儿，顶多能给农业社打两担谷子，这帮不了受苦人，将来能到上头，派上大用场，那保不准，给陕西，给全国的受苦人，做更大的事情。文化人都这么想，中国就强了，受苦人也强了。

王克明(北京知青)：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在农村走不了，走不了就不走了，在农村就扎根吧，扎根呢，然后，就说出去了要扎根，当时那个心态就挺奇怪的，自己在窑洞上，在窑洞墙上拿着黑毛笔，窑洞墙上拿大刷子，刷“无所谓”三个字，同学到我这里来串，唉，你墙上怎么写这个字，我说就是无所谓嘛，心里想，老也走不了就不走了。

解说：王克明是孙维世的表弟，当时孙维世是江青，最痛恨的文艺界人士，这样一种身世，王克明也不敢回到北京，好在陕北这个偏僻的地方，没人知道他的背景，他插队的余家沟村，村支部书记李长荣，一眼看上了这个北京娃，不久，在他的提议下，这个年轻有为的北京知青，就当上了大队书记。

李长荣(余家沟老支书)：最后走的就是他一个，他整整十年了，十年了咱培养他，当队长，当书记，当书记的事，我问“他当了当不了”，他说“当了”，他说你说咋搞就不咋搞，听你指挥，我说能了，当上挺好。

解说：让李长荣没想到的是，这个年轻人一上任，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王克明：我们那呢，想改变农业基本条件，我在那待了几年，我就觉得，最有效的还是打淤地坝，因为在山上修梯田，也没有水，下雨也少，解决不了水的问题，那么呢，在那个沟里呢，打淤地坝，庄稼就可以不受旱。

解说：余家沟的耕地都是山地，粮食产量低，耕种的方式也很落后，如果打条淤地坝，就能拦截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淤积出一块平整的耕地。但是打淤地坝是件很危险的事，村里一支队此有争论。

李长荣：我是个书记我就不想打那个坝，打坝要死人了么，这些憨子北京娃，哪里知道死人了，你给他说不明白。

解说：1974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号召，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又掀起了高潮，在王克明的动员下，又有十几个知青，来到余家沟村准备大干一场，知青们支持王克明打坝的想法，经过讨论，他们决定用科学的方式打坝。

王克明：就通过请了那个水电局的技术人员，来给设计这个坝怎么打，不是像以前那个胡乱打，打完就塌那种，认认真真地设计，打两边的坡度是多少啊，这个坝多高啊什么的，都有设计，设计完了呢，就比较有信心了。

解说：王克明是李长荣一手提拔的大队书记，最后他同意了，这帮青年学生打坝的要求，这也是他一生中，承受心理压力最大的决定。

李长荣：那时对我压力不小，就盘算我这一生的压力就那，那东西你说呼洒洒的一群娃娃危险了么，你跟王克明说，那听了，不听，没办法，只有就是打坝，打坝，那些知青比这里的社员强，强的原因有几种，那些憨着了，那又不怕土塌下来，就什么也不怕只管弄，就那号了那能行么，这个东西咱们陕北的土，下来就往死打人，他们不考虑。

解说：知青们的青春激情，感染了心存疑虑的村民，全村老少都投入到了打坝的工程中，1976年大坝竣工，10年后，一块平整的土地展现在余家沟村。

王克明：以前没有过啊，履带式的推土机开到村里来，在这个一马平川似的地上，来翻这个土地，所有的社员都站在旁边山上看，老乡就跟我说，都在那说，这是王克明做下的好事。

解说：现在这条高25米宽5米的土坝，已经淤积出100亩平整的土地，老乡们都叫它知青坝，这是一段深刻在老乡心里的记忆。

王克明：原来这个地方，怎么也得下去三十米，我记得那个坝高是二十五米，这个不是，一个深的沟从那下去。

张怀有(陕北老乡)：从那下。

王克明：这是一个很深的沟。

张怀有：这底下原来有个井子。

王克明：对，那是打坝以后才用上的井。

张怀有：前年才把这个坝弄平的。

记者：北京娃在这打坝的事，你知道吗？

张怀有：就是王克明，我们那个老书记，那时候有个栗树开。

王克明：对。

张怀有：一个我，我是看机子的，就从山上拉下红泥，护泥坝。

王克明：还有三儿，三儿也看机器。

张怀有：三儿接我的。

王克明：对。

张怀有：这个王克明就是打这个大坝，坚持到底，一天就在那水坑，你现在有关节炎吧？

王克明：有。

张怀有：一般腿疼到晚上，吃了饭都疼的不好睡觉。

记者：你觉得北京娃怎么样？

张怀有：好，没问题，又吃苦，又比较懂得社会上，这个农村这个农民受罪，他们回回，回来看一看，我们这拨上年纪的，这就是最后改革了，毛主席说这就是最好的接班人，你们下一次再培养一批接班人，社会主义那以后肯定要好，农民肯定相信。

解说：40年过去了，王克明依然对曾经插过队的地方情意深厚，他通过一位朋友争取到，一个乡村改造项目，帮助村里脱贫致富，村民们到现在还是觉得，他们的这个老大队书记有本事。

陈晓楠：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曾经轰动世界，1971年，意大利时代周刊独家连载了，斯诺1970年重访中国的系列文章，斯诺在文章当中这样写道，去年10月，我们和毛泽东谈了话，文化革命或许是毛泽东政治生涯当中最勇敢的决定，毛泽东认为青年必须经历更深刻的第二次革命，他希望恢复已经丧失了的，延安时代的精神。

换句话说毛泽东要的是他革命生涯的经历，以及必然的一切结果，让新的一代也来经历一番。斯诺所说的第二次革命，也包括知青运动，而这场运动知青们都经历过了，或许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了，这场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谁？又应该拿什么做判断的标准。

视频来源：凤凰台《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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