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现状透视：中下层家庭的视角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本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周红，博士，南京晓庄学院学前弱势儿童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内容提要

美国中下层家庭在早期教育与保育问题上面临着困境，其中的核心难题是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导致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包括近年来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和教育预算的阶级差异，早期教育与保育的高额成本和“四六”式成本分担机制，以及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供需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以质量为核心、以公平为导向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现状及其改革诉求对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启示是，进一步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幼儿入园机会均等，提升与促进学前教育质量。

关键词

美国  早期教育与保育  不平等  中下层家庭

现代工业社会存在着支配阶级（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所占有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依序由多到少。美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占美国总人口的2%，如工业革命以来的显赫家族；美国社会的下层阶级即穷人阶级，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技能缺乏、收入不稳定，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近年来，由于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加，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萎缩。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这样评价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任何一位严肃的观察者都不会质疑，美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间经历了大概史无前例的不平等激化。”在他看来，不平等已蔓延至美国社区发展、学校教育等各个层面，其主要表现是不同背景的群体无法享有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同等待遇。本文结合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现状，剖析其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

01

美国中下层家庭早期教育与保育困境典型实例

美国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主要由三大体系构成：一是联邦政府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体系，定位于贫困家庭0至5岁幼儿；二是保育服务购买体系，由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出资，向有资质的私立保育机构购买服务，以资助经济弱势家庭减轻育儿成本；所采取的形式是政府直接和早期教育与保育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或者面向特定群体儿童发放“学券”，多数州同时采取这两种形式；三是各州的公立学校体系。主要实施义务教育，现也设立幼儿园、前幼儿园（prekindergarten）等学前儿童相关项目和课后托管项目，由政府教育部门提供资金。这三个体系是分别发展起来的，在服务目标、经费来源、管理与政策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

（一）下层贫困家庭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困境

“在纽约，失去父母的单亲母亲乌玛在无人帮忙照看孩子的情况下，选择依靠开端计划中心。乌玛访问了多家开端计划中心，最后找到一家愿意接受2岁幼儿的中心。乌玛这样评价中心的服务：计划是免费的，你又能做什么？计划没那么好，你又能做什么？好比你乞求别人或者别人认为你在乞求，你就无从选择了，理应对已获得的感到开心才是。” 在美国，开端计划是联邦政府针对贫困家庭设立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体系，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地机构提供拨款，服务于贫困家庭的0至5岁幼儿。该体系包含两项计划，一项是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于1965年启动、面向贫困家庭3至5岁幼儿的“开端计划”；另一项是克林顿（Bill Cliton）总统于1995年启动、服务于贫困家庭从出生至3岁幼儿和怀孕妇女的“早期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目前，两项计划为贫困幼儿提供基于中心（center-based）或基于家庭，或是家庭儿童保育、混合形式、当地自行设计等其他形式的服务。在美国，每年有大量人口陷入贫困。从家庭结构来看，单亲母亲户主家庭贫困率最高，是美国政府反贫困的主要对象；从年龄角度看，儿童贫困率最高。实例中的乌玛一家同时具备贫困的这两个特征。这类家庭受制于经济弱势，只能依赖联邦政府的福利性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项目。在福利性早期教育与保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有机会享有已然是幸运，至于其中的服务质量，他们往往无从选择。乌玛一例揭示出美国贫困家庭的现实境况：“贫困不仅指收入地位和人力发展不足，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缺少发言权、权力和被社会排斥在外”。

（二）下层工薪家庭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困境

“加州圣地亚哥县某村居民汉娜和托马斯是3个孩子的父母，家庭年收入略超35000美元，无法为最小的孩子赛思申请育儿津贴。夫妇俩将赛思送往收费适中的家庭日托中心。家庭日托中心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赛思在这里也不开心，但夫妇俩没有其他选择，且最后也负担不起日托中心的费用。汉娜不得已找了第二份工作，将孩子送往一家学前教育中心。学前教育中心的教师比较专业，教授孩子们字母、数字和阅读技巧。赛思在这里非常开心。之后，全家搬到该县另一个社区，赛思进入新社区的一所半日制幼儿园。每天下午赛思在一家员工不足的私立中心接受托管。虽然家附近还有一家更好的课后托管中心，但夫妇俩无法支付托管费用”。实例中的汉娜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对这类家庭而言，其年收入超过美国联邦政府的贫困线标准，便不具备资质申请福利性质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其年收入同时也超过所在州规定的育儿津贴申领标准，便只能以有限的财力艰难地承担子女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支出。原美国教育部中小学教育部长助理、密西根大学教授苏珊·纽曼（Susan B.Neuman）将汉娜这样的家庭称为“工薪贫困人群”，指出“他们在经济上更易受到冲击，为养育健康的儿童需要支付螺旋式上升的保健和住房费用”。可见，面对子女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工薪贫困家庭通常是无可奈何的“夹心层”。

（三）中层家庭的早期教育与保育困境

“格鲁伯曼是纽约一名富裕的金融分析师，好不容易将2岁的双胞胎女儿送进曼哈顿92街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学前教育中心。进入这所学前教育中心比上哈佛大学还要困难。2002年，这所学前教育中心的收费标准是每年14000美元，且只接受九月第一个星期一之后前300名预约者的入园申请。心急的家长们不得不发动亲友不间断地拨打学前教育中心的电话，以便能预约成功。为了让女儿进入这所学前教育中心，格鲁伯曼求助于他所在的花旗集团总裁，总裁以花旗集团的名义给这所学前教育中心捐款100万美元。作为回报，格鲁伯曼向花旗集团总裁赠送了股票。在女儿进入这家学前教育中心后不久，格鲁伯曼被揭发与起诉。但学前教育中心坚决否认捐款是利于招收孩子入托的重要因素”。从收入来看，金融分析师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自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美金融分析师的年薪中位是100990美元，纽约市金融分析师的平均年薪达137820美元。对格鲁伯曼这样的中产阶级而言，虽然有财力承担高质量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服务成本，但面对优质早期教育与保育资源“一位难求”的现实，不得不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进行非常态的运作。

02

从中下层家庭困境实例

看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

“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对于平等的阐述中可知，平等不仅包括起点平等，也包含起点平等前提下的过程和结果平等。在早期教育与保育中，起点平等意味着所有儿童接受早期教育和保育的机会均等，过程平等意味着所有儿童享有均等的早期教育和保育资源以及适合其身心发展特点的早期教育和保育，结果平等意味着儿童获得相应的发展结果为将来奠定良好的基础。前文所述三个家庭的境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下文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起点不平等

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起点不平等，意指儿童享有不同等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机会。以开端计划体系为例，低收入幼儿进入开端计划的机会并不均等。这一体系设立的宗旨，是消除家庭背景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促进教育公平，但种种原因引发了新的不平等。新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联邦政府对开端计划体系的财政投入有限，大量符合申请标准的贫困幼儿未能获得开端计划的服务。怀特（Ann Dryden Witte）等人的研究显示，仅有不到40%的符合申请资质的儿童成功进入开端计划体系接受服务。另一项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2014年，仅有51%的满足申请条件的4岁幼儿、36%的满足申请条件的3岁幼儿、不到4%的满足条件的3岁以下幼儿，能够接受开端计划体系的服务。

再来看美国幼儿进入日托项目和学前班项目的机会。罗伯特·帕特南指出，近年来，无论是0至4岁幼儿的日托教育，还是3周岁或4周岁幼儿的学前班教育，入托入园机会的阶级差异越来越大。在他看来，家庭经济收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幼儿的入园率。“至少当我们观察职业化日托中心的入学机会配置时，就会发现阶级鸿沟所在”。“（4周岁的）孩子如果出生在经济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入学率大概是65%，而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同比数据是90%。如果统计3周岁的孩子，由于公立学前班很少为此年龄段的儿童提供入学机会，则中低收入家庭中，孩子的入学率大概是40%左右，而收入位居前20%的家庭的同比数据是80%。”从以上分析中可知，在政府早期教育与保育经费投入有限、不同阶级收入差距的影响下，美国不同经济背景幼儿的入托入园机会并不平等。

（二）早期教育与保育过程的不平等

质量是早期教育与保育过程的核心要素。师幼比、班额规模、教师资质、教师薪资、教师离职率等，通常是衡量早期教育与保育机构质量的重要指标。美国各类早期教育与保育项目，如联邦政府的开端计划、各州公立学区的前幼儿园教育项目，对于质量与质量标准的认定是不一致的。有研究指出，美国大部分幼儿正接受低质量的教育与保育服务，一些甚至有害于幼儿的长远发展。例如，美国国内一直存有对开端计划体系保教质量的担忧。这其中，师资水平成为影响开端计划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开端计划创建之初，其顶层设计的初衷是赋权于贫困者管理所在社区并改善生活，因此聘任了一些教育水平有限的社区居民作为开端计划教师，这导致开端计划师资在学历层次等方面落后于州立幼儿班的教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立学校设立幼儿园和前幼儿园教育项目，其相对较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吸引了开端计划的师资流入公立学校体系，使得开端计划饱受师资流失的困扰，由此影响到教育与保育服务质量。

不仅是开端计划，美国幼儿保育项目也面临着质量危机。苏珊·纽曼认为，高质量的保育项目必须具备八个特征：一是设计具有启发性的经验和学习活动，回应儿童的兴趣；二是提供能够帮助儿童发展语言、词汇以及概念性知识的各种资源；三是教师能够提供不同水平的指导以满足每个儿童的需要；四是拥有持续和深入学习的机会；五是巧妙安排学习步骤和管理（如各种活动、各种行为和资源），为儿童提供选择和有教师指导的学习；六是与家庭建立合作性和支持性关系；七是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师幼比，以帮助每一个儿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获得促进成长所需的关注；八是符合所有认证标准和管理规则的安全环境。对照这八项质量标准，苏珊·纽曼认为美国幼儿保育项目质量堪忧。“美国保育事业处于危机之中。只有富人阶层的幼儿接受的保育服务是连续一贯的、高质量的、可靠的，并且是负担得起的。……美国的幼儿保育目前正处于低劣的水平，每7个提供保育服务的机构中几乎只有一家达到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质量标准，几乎一半的婴幼儿及学步儿课程没有达到最低质量标准。”

（三）早期教育与保育的结果不平等

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机会不平等和过程不平等，导致的是早期教育与保育结果的不平等。从短期来看，结果不平等主要是儿童发展的差异。如有学者指出，开端计划是一项针对性的项目而非普及性的项目，许多低收入幼儿在隔离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从而导致消极的教育效果。研究者对开端计划和佐治亚州州立幼儿班的早期保育和教育效果进行比较后发现，在幼儿入学前认知和入学准备技能测试得分相同的情况下，因教育环境不同，一年后两所机构的幼儿表现出了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即接受开端计划早期保教服务的幼儿，在认知和入学准备技能测试中的得分明显低于州幼儿班的幼儿。另有研究指出，来自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与那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幼儿相比，其认知发展平均得分可能已经低了60%。从长远来看，早期教育与保育的结果不平等则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如贫困的代际传递。“虽然劣质保育和贫困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知道高质量幼儿保育对最贫困家庭儿童的积极影响会持续到成年。当我们忽视儿童的保育经历时，我们剥夺了儿童变成能自给自足的人的机会，同时丧失了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机会。”

03

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的原因剖析

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只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缩影。受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与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

（一）贫富差距加大及教育预算显著的阶级差异

学者们对美国经济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已有深刻认识。经济学家何帆认为，“贫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结果”。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从收入不平等到机会不平等，这中间的关联并不是立竿见影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上层阶级家庭与中产阶级家庭和下层阶级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明显增加。研究显示，2013年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为639400美元，中等收入家庭平均财富为9650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7倍，这是30年来两者之间最大的贫富差距；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净资产则达到了低收入家庭的近70倍。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上限为2.9万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下限为23万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93倍。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垫底的家庭由于生活拮据而缩减了对子女投资，而高收入家庭因为收入增加则在继续增加对子女的投资：1983年至2007年，美国经济收入排前10%的家庭，对单个子女的平均投资增加了75%，经济收入垫底的10%的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投资下降了22%；截至2007年，出生在经济收入排前10%的家庭，每年对单个子女的教育预算达6600美元，生活在收入垫底的10%的家庭的孩子，只有大约750美元的教育预算，两者的差距达9倍以上。基于上述，不难理解21世纪美国社会的现实：在儿童的幼儿园入学率方面，阶级差距比种族差距要高出2至3倍。

（二）高额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本和“政府四家庭六”式的成本分担机制

近年来，美国幼儿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本在不断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已成为家庭除住房之外的第二大花销。在美国，100%的家庭儿童保育（family child care）与大型的家庭儿童保育（large family care）为私立性质；90%的儿童保育中心（child care center）为私立性质，只有10%的儿童保育中心为公立性质。不同性质、不同经费来源的保教机构，收费不一。以特拉华州为例。2018年，特拉华州75%的全日制家庭儿童保育的费用是每天28美元至38.5美元，75%的全日制儿童保育中心的费用是每天36美元至60美元；而且年龄越低，费用越高。以上述标准来计算年度费用，该州全日制家庭儿童保育的年收费约为7300美元至10000美元，全日制儿童保育中心的年收费约为9400美元至15700美元。参照美国联邦政府当年的贫困线标准，仅早期教育与保育费用，即已占贫困家庭年收入的30%至50%。对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将孩子托管于各类中心的早期教育与保育费用，也已占到其年收入的30%。但在早期教育与保育的成本分担上美国家长通常需要承担费用的60%，各级政府承担其中的40%。在这一成本分担机制下，美国中下层家庭无疑面临着高额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本压力，对收入略超联邦贫困线而无法享有政府福利的工薪家庭来说尤其如此。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在持续增加，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儿童与家庭政策研究中心（The Child and Family Policy Center）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布鲁纳（Charles Brunner）对美国12个州的分析显示，联邦政府对学龄儿童的每年生均经费投入为5410美元，对学龄前儿童的生均经费投入为74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7倍多；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投入为3664美元，为学龄前儿童生均经费投入的5倍。即是，假设美国政府给每个学龄儿童教育与发展投资1美元，其中仅有13.7美分花在学龄前儿童身上；对婴儿和学步幼儿的经费投入则更少，仅占0至5岁儿童财政拨款的1%。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政府对学龄前幼儿财政经费投入有限，家庭的负担显而易见。

（三）有限的早期教育与保育资源供给总量和“供不应求”的矛盾

先看美国0至5岁幼儿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的需求总量。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2年，全美出生至未进入幼儿园的5岁儿童，60%由父母之外的机构或个人提供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2012年，34%的0至5岁儿童能够在日托中心、学前教育中心、前幼儿园项目、开端计划项目等中接受基于中心的早期教育或保育，26%的0至5岁儿童接受父母或监护人之外的亲友保育，14%由非亲友保育（包括家庭儿童保育、邻居）。在供给总量上，全美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体系仅能为不到一半的适龄儿童提供服务。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2016年，美国42%的3岁儿童、66%的4岁儿童、86%的5岁儿童，在幼儿园、学前教育中心（preschool）或托儿所（nursery school）等机构接受早期教育。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相比，美国3岁幼儿入园率仅为38%，而经合组织发达成员国中同龄幼儿的入园率达70%；美国幼儿教育的入园注册率在39个成员国中位列第32位。

在0至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上，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更是突出。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项目旨在首要支持家长的工作。随着60%的3岁以下婴幼儿的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美国家庭对社会化育儿机构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导致服务于3岁以下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与保育项目出现明显的“供不应求”的局面。统计显示，2012年全美约11%的0至1岁婴儿、17.9%的1至2岁学步幼儿、26.5%的2至3岁幼儿在中心式的机构接受早期保教。前文实例中格鲁伯曼为2岁的双胞胎女儿能够进入高质量学前教育中心而“以身试法”，即是美国婴幼儿早期教育与保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的一个缩影。

04

结论与讨论

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平等现状，有其根深蒂固的制度因素，例如联邦与地方的分权以及两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经济制度，以及种族歧视的社会因素。某种程度上，美国现行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体制也是导致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多体系组合而成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体制旨在支持不同定位的早期教育与保育项目的发展，但也可能因为其“碎片化”而不利于整合资源，导致各项目在服务上可能存在交叉和重叠甚至是真空。苏珊·纽曼指出，由联邦政府牵头的一些以经济弱势儿童、有特殊需要儿童和当地土著居民为服务对象的项目，对儿童年龄、申请资格的规定不一，进而导致一些儿童，如经济弱势儿童可能既无法获得为其提供服务的儿童保育补助金，也不符合以他们为服务对象的开端计划项目的条件。“项目的服务人群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交叉重叠”，往往使得一些目标服务对象不知如何寻求服务。

教育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由于早期教育与保育现状中存在着诸多不平等，推进以质量和公平为导向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成为改革的重要诉求。在贫富差距加大这一社会现实背景下，美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其一，将建立面向所有适龄儿童的学前教育作为21世纪社会各界努力的目标。2014年，联邦政府专门设立“学前教育发展基金项目”（Preschool Development Grant Program），由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各州、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机构建立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体系或是增容社会满意度高的早期学习项目。其二，多举措提升所有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项目的质量：如通过增加财政拨款、改善师资待遇等方式提高开端计划中心的质量，通过加强监控等方式提升0至3岁婴幼儿托育机构的保教质量等。

与美国早期教育与保育不平等相比，我国也存在学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指出，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合理配置资源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着力点

一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都存在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中的报告指出，普惠性资源短缺仍是我国学前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为73.1%；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资源不足，全国还有4000个左右的乡镇没有公办中心幼儿园。这表明，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有必要面向农村地区、偏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进一步配置学前教育资源，以缩小地区、群体、不同性质幼儿园之间资源配置的差距。为此，需要政府继续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持续推动与实施面向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等弱势地区，以及留守幼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特殊需要幼儿、贫困幼儿等弱势幼儿群体的政策倾斜。同时鼓励更多“有教育情怀”的社会力量进入学前教育资源配置领域，真正实现学前教育“公民并举，共同发展”的格局。

（二）保障入园机会均等是学前教育发展的根本点

由于缺乏专门的学前教育立法，学前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投入中占比过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等原因，我国学前教育尚存在入园机会不均等的现实困境。“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我国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入园难和入园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个别地方的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还在50%以下。” 接受学前教育并获得应有的发展，既是每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对社会发展而言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曾估算，对儿童早期教育进行投资所产生的实际回报率大约为6%至10%，超出了股票市场的长期回报。为确保所有幼儿均等享有平等的学前教育机会，国家应尽快落实学前教育立法，对入园机会均等给予法律上的保障。

（三）均衡与提升办园质量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关键点

“在增加学前教育机会的同时，要进一步追求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只有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才能真正促进儿童的发展。机会不一定就意味着发展，只有有质量的机会，才能引领发展。我们要追求有质量的教育机会”。当前，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和课程，均存在不同地域、不同等级和不同办园性质幼儿园之间的差距。例如，部分民办园的幼儿教师没有幼教资质，工资待遇低，流动性强，一些民办园的保教人员缺乏专业素养，导致“虐童”事件时有发生。再如，部分农村幼儿园或民办幼儿园尚存在较为严重的小学化倾向。因此，均衡与提升学前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的治理力度与有效举措。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刊投稿邮箱

xuehai1990@126.com，请大家认真查看自动回复，并按要求投稿。

//声明 

本刊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请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