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实证：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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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学海》2020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概念是承载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概念”着手。综览国内外概念研究之现状，可以把概念研究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实证三种范式。历史范式体现为“概念史”范式，即通过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化来理解概念后面的历史变迁规律；理论范式或者体现在对人物思想中的概念的研究上，或者体现在对特定概念所做的系统理论构建上，旨在建立起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实证范式则体现为依托文献数据库来实现对概念的研究，旨在对概念在广袤历史时空中的变化情况形成准确的理解。三种范式均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体现了概念研究中范围精度、内容深度和理论高度等三种不同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兼采三种范式之所长，避其所短。

关键词

 概念  概念史  理论  数据库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此为起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意识到，“概念”是承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但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所使用的概念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导致其在议题设定、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价值导向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化”倾向。有鉴于斯，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座大厦。要构建这样一座大厦，需要从概念着手”。对于“概念”重要性的认识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自我反思能力的提升和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学术发展十分有益。基于国内外概念研究的现状，本文就概念研究的主要范式进行提炼和展望，以期对本土化概念体系的形成有所裨益。

历史范式

“历史”范式主要体现为“概念史”范式。“概念史”研究主要来源于德国学术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该书中，黑格尔将历史分为三种类型：原初的历史、反思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概念史属于“反思的历史”，体现为艺术、法律、宗教等历史，作为向“哲学的历史”的一种过渡。概念史作为一种方法和领域的成型则是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事情。德国历史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被看作是概念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与布鲁内克(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主编的八卷本著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被看作是概念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也有部分学者把以波考克（John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看作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一脉。概念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是近几年的事情。孙江、方维规等知识分子回国任职对于推动国内概念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者创办了《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已成为目前概念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示平台。时至今日，专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尽管仍屈指可数，但却正变得引人注目。

综观当前国内外概念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历史范式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首先，以概念关注“历史”。如孙江指出的：“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从这一角度而言，概念史研究归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旨在通过“概念史”来观照宏观历史——包括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因此，在概念史研究者那里，概念本身不是目的，历史才是目的。之所以如此，这与概念史研究者所持的立场相关，那就是，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因此，可以通过解读核心概念的语义来透视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状况。其次，反过来，历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塑造历史。这意味着不能把概念当作是历史的纯粹表征，还必须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变化的动力。具体而言，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为概念的语义生成和变化提供了条件，同时，新概念、新语义又为人们认识、预见和改造这种情境提供了武器。最后，在中国概念史研究领域，还呈现出聚焦于概念翻译、关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色。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概念史研究成果基本都集中在鸦片战争，尤其是20世纪初西方政治概念被引入中国的方式上，考察新概念语义与古汉语中的对应语汇以及外来语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成为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方维规撰写的论文《“夷”、“洋”、“西”、“外”及其相关概念：晚清译词从“夷人”到“外国人”的转换》。基于概念翻译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已出现了“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等重要学术观点。

要理解概念史研究范式，还必须厘清其与观念史、词语史之间的关系。三者在实践中常常被搅和在一起，导致许多初学者误以为概念史就是观念史或者词语史。实际上，概念史与其他两者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说法，“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也就是说，观念史研究把“观念”作为常数，观念可能寄寓于一个或者几个关键概念上，概念只是研究观念的手段。但概念史研究把“概念”作为常数，其目标是概念后面的“历史”。正因为两者间的差别，部分学者认为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不能被纳入概念史研究范畴，因为其在性质上表现得更属“观念史”。同时，概念史也很容易被误解为“词语史”。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科塞雷克曾经就“概念”与“词语”进行过区分，这种区分在方维规那里变得更加明确。在后者看来，“概念附着于词语，但它不只是词语”。这是因为，词语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地得到界定，是单义的；但概念只能被阐释，是多义的。概念只有在与其他概念的关联中才能得到理解。词语通过解释者与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下的事物形成意义、经验、知识和阐释关联，便成为概念。例如，我们可以对“革命”进行单一界定，把它看作是一种推动社会快速变革的手段。但当斯考切波把它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具体关联在一起，并对它们做出解释后，“革命”便从一个单一含义的“词语”变成了多样语义的“概念”，展现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革命。

目前，国内已存在一些比较典型的概念史研究著作，比如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文化史》）、章可的《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等。其中，《文化史》一书专事分析“五四”时期“她”字的发明和被接受过程，及其反映出来的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专指女性的“她”字，而是通常用“伊”“妪”“媪”等字来指代女性。随着近代西方著作开始被翻译到中国，she字的中文对译开始成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热心于新文学而又对传统文化持强烈反思和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开始创造出与“他”字对应的“她”字，用以专指女性。结合《新青年》《小说月报》以及当时的教科书等重要文献，通过聚焦刘半农、康白情、俞平伯、郭沫若、鲁迅、陈寅恪等知识分子的主要观点，《文化史》分析了“她”字从被创造出来到与“伊”“他女”“”等字的竞争到最后胜出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作者表明，“从‘现代性’的历史内涵角度来透视该问题，‘她’字的产生和社会化认同的实现，与男女平等、女性自主的现代价值原则，以及大众至上的民主想象所参与起到的复杂多向作用，也不无关联”。

从当前来看，概念史范式似乎前途无量，但不是没有困难。在笔者看来，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显得重要：第一，概念选择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存在其独具特色的概念群落，其中存在大量概念。研究者到底选择何者作为分析对象，其中不存在明确的标准，而是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孙江提出以“四化”为标准选择中国历史上的基础概念：“标准化”，即从19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的数百种重要词语中选择一百个“互译性”词汇作为研究对象；“通俗化”，即以词语在社会层面的流行程度作为选择标准；“政治化”，即必须与政治-社会结构变化存在关联；“衍生化”，即与“下位概念”关联的标准。尽管如此，“四化”标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第二，资料信度问题。概念史研究必然涉及大量的史料，考虑到历史资料的浩瀚性，即使同一个概念，史料占有的差异可能导致分析结论也大相径庭。第三，解释效度问题。“解释”是概念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由此形成强烈的主观性和价值偏向。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和同样的分析材料，由于解释者价值偏好的差异，可能导致概念语义分析结果差异迥然。由此导致的问题是：通过解读“概念”所得出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真实的历史？最后，概念史范式是以局部来透视整体，讲究的是细腻的语义分析，通常只能聚焦于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很难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

理论范式

从纯粹“理论”角度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早已大量存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解读某个或几个思想家的著作、言论来形成对概念的理解。举例来说，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或者对卢梭的“人民主权”概念的讨论；二是不以思想家为依托，而是围绕特定概念进行全面的理论解析和建构，从而形成有关该概念的体系化内容。例如，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对东方主义的兴起、范围、知识结构和当前状况等内容进行全方位论述，成为理解东方主义概念的经典之作。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概念研究似乎主要指“概念史”研究，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很少被纳入该范畴。其实，在笔者看来，它同样属于概念研究的范式之一，只不过与概念史研究范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已。

相对而言，理论范式的概念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第一，以达到“理论认识”作为目的。不论是人物思想中的概念研究还是对于概念的纯理论建构，都呈现出高度“理论化”的特征，深化对人物思想的理解或者对概念形成深刻的理论认识，是本范式下概念研究的基本目的。例如，在《人类认识论》一书中，石里克对“概念”概念进行了系统探讨，总结出几点规律性认识：概念是我们发明出来用以代替实际对象的“假想物”；概念使人类在认识领域建立起脱离现实的“符号世界”；概念是通往“知识”的基础和工具。第二，显著的“建构性”。对于思想史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依据思想家的相关著述，而对于概念的纯理论解释所依据的则是整个这一领域的相关资料。不论何种情况，解释者都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基本上是站在自身知识立场上对概念所做的建构。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同一个概念，通常可以发现迥异、甚至对立的解释。最终接受何种解释，主要取决于读者自身。例如，同样是“权力”概念，丹尼斯·朗把它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加尔布雷斯把它定义为“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但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权力并不必然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它只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权力非但不是自由和解放的障碍，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第三，以理论来观照现实。对于概念的理论探讨并不是完全与现实无关，恰恰相反，它仍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实际。例如，前文有关“权力”概念的不同定义，既反映了分析者不同的知识立场，也反映出他们聚焦于不同的社会现象，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但与概念史范式比较，理论范式对于经验资料的要求明显更低，甚至主要表现为先建立概念的理论框架，再通过它来分析现实。

要理解概念研究的理论范式，还要注意厘清它与思想史和一般理论研究之间的差别，因为它们之间常常容易混淆。首先，与思想史研究的差别。在理论范式下，依据特定思想家的著作来探讨某一概念的成果已不在少数，它主要考察的是思想家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方式、内涵、结构及其后面的历史等，“概念”是分析的中心。一般思想史研究则主要以“思想家”为中心，考察其生平、思想历程、特定理论主张等。当然，两者的差异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泾渭分明，概念的理论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同时，思想史研究也依赖于概念，两者的差别仅在于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其次，与一般理论研究的差别。概念的理论研究实质上是一般理论研究的特殊类型，一般理论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比如，我们或许可以把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梯利的《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以及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等看作是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性探讨，而把波齐的《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看作是对“民族国家”的概念性讨论，因为后者探讨的主要是民族国家的含义、本质、发展方式、未来趋势等，而不是对特定历史时空范围内的国家建构或国家形态进行探讨。

这里兹举一例，表明理论范式下的概念研究所体现出来的主要特色。1991年，英国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史密斯出版《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专门探讨“民族认同”的概念含义。对于该书的定位，作者在开篇即已指明：“民族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本书的目标是对这一现象的性质、起因和后果提供一种简洁明了的介绍。” 在书中，史密斯首先将民族认同与性别认同、阶级认同、领土认同等其他认同进行比较，从而突出民族认同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再对“民族”和“民族认同”两个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在随后的几章里，作者分别转入对民族认同的族裔基础、民族的兴起、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的形成路径以及民族认同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走向等问题的探讨。通过这些步骤，作者围绕“民族认同”概念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较之于其他从特定角度探讨民族认同的专论性著作（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认同》一书侧重于对“民族认同”的概念内涵进行“总体介绍”，与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认同经验的结合并不紧密，也不是以提出某种创新性观点作为目标。此类著作尽管未必有多少知识上的创新，但依然非常必要，因为它系统梳理了知识，从而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观照当下，从“理论”范式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尽管已存在了较长时间，且已形成大量成果，但这一范式依然面临了一些问题。首先，这一范式在概念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即在当前的概念研究领域，仍很少有人把它当作是一种明确的研究范式。这或许是源自研究视野的限制，认为概念研究就是“概念史”研究，因为这一范式明确地把“概念”置于研究的核心，而有关概念的“理论”研究成果则往往混杂在众多一般性理论成果中，人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其次，概念的“被接受”问题。历史范式研究的是已经存在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概念，因此，不存在是否为人们所接受的问题。同时，由于概念史研究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要尽可能隐藏起来，从而“史料”似乎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显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理论范式不同，它不具有翔实的史料基础，而主要是凭借研究者的价值、知识和论证来赢得读者。即使是同一个概念，也可能形成迥异的概念理论。一种概念理论能否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至关重要。同时，理论范式不仅研究已经存在和被接受的概念，而且提出和建构新概念。比如，在研究20世纪中国政治的过程中，鉴于西方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等概念不能真正反映中国政治现实的情况，邹谠提出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新建立的概念能否被学术界甚至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毕竟，在历史上曾经提出过无数概念，能真正留存下来的却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实证范式

较之于历史和理论范式，“实证范式”是一种较新的范式。它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大量历史文献的数字化使概念研究有可能以“数据化”和“模型化”的方式进行。本文把这种研究范式概括为“实证范式”。当前，以数据库方式进行概念研究的情况在我国尽管仍凤毛麟角，但也出现过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就一直利用“数据库”来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概念的兴起和演变，并于2009年出版《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该书尽管定位于“观念史”研究，但正如副标题所揭示的，其所研究的是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因此在概念研究领域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可以预期，随着更多文献数据库的建立，这一范式将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

综观实证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首先，以“数据库”作为资料支撑。近年来，随着大量纸质文献的数字化，出现了大量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比如“四库全书数据库”“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方志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为概念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料支持，使研究者们无须再费时费力地查阅纸质文献，而是只要简单地在数据库上输入所要查询的关键词，就能迅速掌握目标概念在设定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从而大大缩短了资料查阅的时间。通过统计目标概念在特定时期内的频率变化，其演变情况便尽收眼底。如金观涛、刘青峰所指出的，“原则上讲，研究者可以通过建立包括过去所有文献的专业数据库，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把表达某一观念所用过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核心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观念的起源和演变”。其次，以语义诠释为辅。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上下文中的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为减少研究误差，实证范式通常还会对概念进行相应的语义解释。即在数据库中提炼出表达不同含义的语句，再依次对它们进行解释和比较，从而形成对目标概念的完整理解。如果把目标概念看作是关键词，同样引用金观涛、刘青峰的话来说，“在很多时候判断某一关键词在某一句话中的意义时，必须去看上下文，但根据句子来判断某一关键词的意义，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最后，以“概念”和“例句”为中心。历史范式主要以相关的历史资料作为研究中心，理论范式则主要围绕思想家或者理论逻辑展开。不论何种情况，它们都要求阅读大量文献并做出解释。但实证范式则主要围绕“概念”和“例句”而展开，即先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关概念，再以它们为中心联系上下文做出理解，文献阅读量从而大大减少。由于考察的语境被大大缩小，概念的语义变得相对简单和有限，在金观涛、刘青峰看来，以数据库方式展开的概念研究甚至可以进行回归验证。

这里，同样举一个相关例子以加强对这一范式的理解。金观涛、刘青峰对自身设定的研究问题是“以追求认识历史的真实作为目的”。在他们看来，仅凭个人之力能搜集的文献终归是有限的，且文献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造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结果，但实证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秉持历史事件或事件群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与观念形成互动结构的研究立场，两位作者希望以观念史研究来解剖1830-1930年间的百年中国史。在他们看来，从数据库的角度衡量，这一百年的历史文献完全是可以穷尽的。为此，经过长时间努力，他们建立起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总计积累了超过1亿字的历史文献。基于该数据库，作者分别分析了“权利”“个人”“社会”“平等”“独立”“共和”“民主”等数十个概念在中国的兴起和变化状况。其研究过程大概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先找出涉及某一观念（或事件）的关键词，它可以是一个或一组。然后进入数据库找出含有该词的所有句子，并按年代顺序做出统计，发现其分布规律。二是提炼出典型例句进行语义分析。根据关键词的不同意义类型及其在不同年代使用时的变化情况，统计该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时序变化情况，为关键词的历史演化寻找语言学证据。三是以经过分析的例句作为素材，寻找观念推动事件发生的证据，实现对历史的解释。

实证范式尽管抱负宏大，希望以数据库达到对概念和历史的准确理解，但仍然存在某些重要问题。首先，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我们在理论上的确有可能建立起涵盖“全部”历史文献的数据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哪些文献可以入库，哪些则不行，仍然以建库者所设定的标准作为依据。也就是说，不存在真正客观全面的数据库。其次，在概念统计方面。在数据库范式下，研究者的第一步工作是从数据库中统计出目标概念沿时间线索形成的分布规律。但我们知道，中文概念是高度多义的，同一个概念通常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仅在字形上统计出概念的使用频率，得出的结果未必可信。比如，“社会”一词在古今文献中都使用较多。但“社会”在古汉语中主要表示“社日祭神的集会”（《旧唐书·玄宗上》）之意，与表示“以个人为基础所形成的共同体”的现代“社会”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再次，在概念解释方面。在统计出概念的时序分布之后，研究者的下一步工作是从中挑选出典型“例句”加以解释，考察概念的语义变化情况。但由于研究者通常只分析概念在句子中的含义而不观照全文，在对全文的写作背景和主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仅挑出其中个别句子来进行解释，很难说得上全面和深刻。最后，在研究趣味方面。在实证范式下，研究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频次统计，再分析大量例句而无须阅读全文，导致研究工作变得十分枯燥，完全不拥有历史或理论范式下的研究乐趣。作为数据库范式的代表性人物，金观涛、刘青峰也承认，“由于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去分析成千上万个例句，如同科学实验室分析大量数据一样，研究者在这一环节的工作甚为枯燥和艰辛，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础性数据处理工作”。

概念研究的展望

历史、理论和实证，代表了当前概念研究的三大范式。三者都集中于概念研究，但侧重点各不相同。三者各有长短，历史和实证范式聚焦于历史上已经存在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概念，只是研究的路径存在差异而已。历史路径可以使我们对相对较短时间段内的概念演化和历史变迁规律做出有深度的解释；实证路径则使我们可以以庞大的数据库为基础，以广袤的视野来处理相对较长时间段内的概念变化，从而对概念或概念群形成较准确的理解。理论范式相对较为灵活，它既可以研究既有概念，也可以建构新的概念；它尽管很少进入历史深处，但却可以形成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如果新社会的来临通常都以一组新概念的出现作为标志，那么，我们便有理由重视通过理论范式所建构出来的新概念可能呼唤出来的政治能量。但如前文所表明的，三种范式也各有所短。比如，历史和理论范式的文献处理能力相对有限，带有较强的研究者个人色彩等；实证范式尽管可以驰骋于浩瀚的文献数据库中，但却难以对概念做出较有深度和温度的解释。三种范式各自的优缺点可见表1。

上述情况意味着，当我们意识到“概念”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并准备从“概念”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厦时，就必须对这些研究范式的优长与不足保持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当如何扬长避短，对概念研究形成更加清醒的认识？接下来，本文将对“既存性概念”和“建构性概念”两种类型进行分别论述。前者主要指历史上已经存在且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概念，后者则主要指新建构的标识性概念。

从既存性概念的角度来看，上述三种范式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它们反映了概念研究的三种要求：深度、高度和精度。具体地说，概念研究既需要有历史范式的深度，也需要有理论范式的高度，还需要有实证范式的精度。三者完全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着手概念研究时，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蠡测好概念的时空边界，找准概念的“鞍型期”，以及概念在“鞍型期”内的变化情况，从而形成明确的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再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关史料进行有深度的研究，对概念形成深入的认识。但研究不能就此止步，还需要对概念变迁的历史经验做出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把其上升到一般理论层次。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研究。简言之，对于既存概念的研究而言，边界的蠡测、史料的分析和理论的总结，是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时下，概念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有蓬勃发展之势，但不同学者之间的研究旨趣往往大不相同：或聚焦于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感兴趣于还原历史真相，对历史变迁后面的理论提升则兴味索然；或感兴趣于理论的升华，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则不求甚解。但如果能以上述三个步骤作为准则，可以想象，概念研究的质量将大为提高。

从“建构性概念”的角度来看，建构性概念是提出者基于特定目的或价值预设而建构出来的概念，它遵循的是从抽象到经验的路径。也就是说，建构性概念可能根本不存在于历史和当下时空中，但一旦被建构出来，却可能带来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某个角度表明了建构性概念所隐含的力量。海伍德也指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 这表明，建构性概念对于我们形成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反观历史，例如，为摧毁中世纪神权统治，确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政治，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提出了“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分权制衡”等一系列政治概念。这些概念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未必具有相应的历史事实，而只是思想家们出于现代政治建构的需要所提出的假设。但一旦被建构出来，它们不仅迅速改造了社会个体的思维模式，而且还呼唤出磅礴的政治能量，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反思中国学术传统的问题时，徐勇教授指出：“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进入20世纪，社会科学得以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但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著书虽多，‘立说’却少。如从中国著作的名称即可以看出，大量的是‘中国的……’，主要是陈述一种事实，而缺乏诸如‘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性概括，难以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将人的思维模式化，大大弱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相反，建构概念则是西方的学术优势，也是西方学术能够取得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原因。”

由于建构性概念很少存在于以往的文献中，因此概念研究的历史或者实证范式很难有用武之地，而只能依赖于理论的范式。综览人类理智的星空，尤其是西方思想星空，思想家们曾经建构的概念有如恒河沙数，但真正留存和能够产生影响者却显得寥寥。这说明，并非任何建构性概念都能生存下来且能产生影响。概念的建构者可能不遗余力，理论体系可能也非常全面，但最终都难免被淘汰的命运。概念建构很难有明确的准则，但以下几点或许重要：第一，远大的理论抱负。如徐勇教授所言，学术研究不能仅停留于揭示客观事实上，还必须具有远大的理论抱负，必须将事实提炼成一般概念，使之成为一种思维范式，能够在这一领域形成学术话语权。“理论自觉”是概念建构的出发点。第二，社会学的想象力。建构性概念主要不是基于历史和事实，而是基于理念和价值，其功能在于引领社会发展。建构性概念的这一特质要求建构者必须对未来社会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表现为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三种形式。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进行概念建构的内在驱动力。第三，理论的彻底性。建构性概念能否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还取决于理论的彻底性。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理论的彻底性”，是保证建构性概念能够被接受的关键。

本文梳理了概念研究的三大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概念研究的基本准则进行了提炼。当前，概念研究不仅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领域，而且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起点。在这种背景下，理解概念研究的现状、提炼概念研究的准则、增强概念研究的自觉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希望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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