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论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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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学海》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霍伟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 马基雅维利的党争理论具有辩证的逻辑和丰富的意涵。三对关键的概念使我们可以澄清马基雅维利有关党争论述的一些表面矛盾，并深入体察他对现代政党观念之形成所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这对理想类型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利对于党争的积极评价；必然性与野心这对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握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与派系之害的可消除性或可控制性之间的关系；而贵族与平民这对概念则有助于我们思考人民在共和政治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宪制地位。
关键词 马基雅维利 党争 罗马 贵族 平民（人民）
在西方反党争思想史的浩荡潮流中，马基雅维利可谓是开出了一朵奇异的浪花。正如萨托利在他对从派系到政党的观念史梳理中所说的，马基雅维利经常被当作“在赞成的意义上看待政党的先驱而被援引”。①当然，萨托利并不同意对马基雅维利的这种判断，他认为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对派系仍然持传统的批判态度，马基雅维利对罗马贵族与平民的争执有助于维护罗马共和国自由的积极评价并没有影响其对于派系政治危害巨大的总体看法。萨托利的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不过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处理确实太过简单，因而也就没有看到马基雅维利的辩证的党争论对于我们理解从派系之争到政党政治的思想史转变所富有的启迪意义。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党争论，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对党争的积极评价与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对党争的消极评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应如何理解这种差异甚或矛盾？第二，马基雅维利是否认为党争可以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如果不能，那么在何种条件下，党争有可能带来有益的政治后果？第三，在马基雅维利的党争论中，人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种角色对于共和政治来说具有怎样的宪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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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佛罗伦萨：党争的两种类型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开篇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与斗争使罗马保持了长期的自由生活，成为一个完美的共和国。传统上，人们往往把“团结等同于稳定和美德，把冲突等同于革新和衰退”②，因此，贵族与平民的党争常被视为政治上的大恶，特别是一个共和国的痼疾。③斯金纳也指出：“13世纪末以来，佛罗伦萨政治学说的主要主题之一便是这样两种信念：一种信念认为一切内乱必须作为党争而加以取缔，另一种信念认为党争是对政治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一”。④然而马基雅维利却一反传统地指出，历史表明，罗马城邦300多年来的纷争很少导致政治上的迫害与分裂，恰恰相反，正如《李维史论》第四章的标题所言，“平民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使那个共和国自由和强大”，这种党争带来了“有利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体制”。⑤良好的法律带来了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又培育了良好的德行，因此，党争不但没有使罗马变得无序，反而成就了它的自由与强大。马基雅维利为党争所做的这种辩护令同时代人感到极难接受，如圭恰迪尼就说：“颂扬分裂犹如由于某种治疗某个病人的疾病的药功效良好而颂扬他的疾病本身”。⑥
然而，马基雅维利的这种革命性观点在《佛罗伦萨史》中却又令人惊异地消失不见，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他通篇都对佛罗伦萨的党争和内乱报以严厉批判的态度，他批评以往的佛罗伦萨史著作都避重就轻，只会大谈特谈对外战争，却对内部党争轻描淡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佛罗伦萨的衰微孱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内部党争：“没有任何其他共和国遭受的党争状况比佛罗伦萨更显而易见；因为，大部分其他在此方面值得人们注意的共和国遭受一次纷争就够了……但佛罗伦萨却接连不断地遭受党争困扰。……在佛罗伦萨，首先是贵族之间的分裂，而后，贵族与平民（popolo）之间，最后，平民与庶民（plebe）之间；常常如此，其中的一个党派刚刚占了上风，就一分为二。这些党争导致的结果是众多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迄今为止任何其他邦国的历史中都罕有出其右者。”⑦马基雅维利对党争的评价在《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中为何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由于《佛罗伦萨史》的写作时间略晚，这是否代表着马基雅维利在党争问题上开始抛弃其先前标新立异的观点，转而向反党争的传统政治思想回归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注意马基雅维利对罗马与佛罗伦萨的对比，他实际上把罗马共和国的党争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党争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共和国党争。这种分类可以被认为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在《佛罗伦萨史》第三卷的导言中，马基雅维利突出了这种对比：“在罗马一开始存在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是通过争论来解决的，而在佛罗伦萨，对立则通过许多公民的流放和死亡收场；罗马的对立总是增强其尚武精神，而佛罗伦萨的对立则彻底消灭了尚武精神；罗马的对立将那座城市公民间的平等引向一种高度的不平等，而佛罗伦萨的对立则将原有的不平等简化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平等。这些结果的不同是由于两个城市的平民抱有不同的目的导致的：因为罗马的平民希望与贵族一同享有最高的荣誉；而佛罗伦萨的平民奋起斗争，只是为了能够独揽大权，不让贵族分享权力。”⑧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罗马与佛罗伦萨的党争都是起于平民与贵族的对立，但却带来了十分不同的政治后果，其根源在于罗马平民的诉求更为合理，他们要与贵族分享权力和荣誉，而不是像佛罗伦萨公民那样企图取贵族而代之，因此，罗马贵族更容易对平民的要求做出让步，更容易与平民达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妥协，而佛罗伦萨的党争则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贵族不得不拼死相搏，绝无退让的空间，结果就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类型的共和国党争：罗马式的党争可以使不同利益通过竞争性对话，导致维护自由的新法律的制定和尚武精神的增强，佛罗伦萨式的党争则彻底暴露出党争的负面影响，胜者全得的逻辑使得政治舞台完全变成狭隘的派系利益的竞技场。不仅如此，在罗马，党争获胜的平民努力向贵族看齐，与贵族一同参与国家的管理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他们的德性，因此，罗马式党争的结果带来了整个共和国“道德日隆，繁荣富强”。而佛罗伦萨式党争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平民获胜导致原有的贵族要向平民看齐，从而丢弃了自身的“尚武精神和宽宏气质”，也让整个共和国的道德水准和实力直线下降。⑨
这种把党争区别为两种类型的解释表面上似乎解决了《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之间的不一致，但却面临着进一步的挑战。一个挑战是，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也时常对罗马的党争持负面评价。比如，在序言中，马基雅维利就有这样的句子：“在罗马，众所周知，由于废黜了国王，引起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党争，其破坏作用一直持续到现今。”⑩后来他又在一般意义上指出，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极具危害”，“是城邦中所产生的所有罪恶的根源”。［11］在对比两种类型的党争的结尾处，他又写下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当罗马公民的德行蜕化为傲慢时，他们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没有一个君主就无以为继；而佛罗伦萨则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任何一位明智的立法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重组为任何形式的政府。”［12］可见，马基雅维利认为，罗马式党争不仅一直未能免除破坏作用，而且这种破坏作用最终将发展到只有用帝制来替代共和国才能加以抑制的程度。罗马共和国贵族与平民的党争始于国王的废黜，又终于罗马皇帝的建立，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式的循环。罗马式党争尽管有诸般好处，但最终还是没能让罗马共和国的自由长存。表面看来，所谓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然而，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似乎预见到这种批评，并重申他“并不因此动摇”其关于罗马元老院与平民之间的党争促使罗马保持自由的观点。虽然关于土地法的党争最终导致罗马共和国毁灭，但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如果平民不奋起抗争大人物的野心，那么罗马自由的陷落“可能会快得多”。［13］因此，罗马式党争对于共和自由的长期保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毕竟，罗马共和国前后维持了近500年，即便是最终导致其覆灭的土地法之争也持续了300年，相当于为共和国续了300年的命。
不仅罗马式党争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即便是对于佛罗伦萨式党争，马基雅维利其实也没有一概否定。有学者发现，马基雅维利在对比两种类型的党争时，表面上一直是肯定罗马贬抑佛罗伦萨，但其实中间有两次重要的反转。［14］第一次是指出“罗马的对立将那座城市公民间的平等引向一种高度的不平等，而佛罗伦萨的对立则将原有的不平等简化为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平等”。由于平等的概念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明显具有积极含义，所以这其实暗示佛罗伦萨式党争也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个积极的结果在第二次反转中得到更为明显的揭示：“佛罗伦萨则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任何一位明智的立法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重组为任何形式的政府。”一个具有不可思议的平等的城邦应当被明智的立法者改造为何种形式的政府呢？在同一卷书的第五节，马基雅维利通过一位德高望重的公民面对执政团发表的演讲告诉了我们答案：“如今，……整个意大利和我们的城邦都以相当平等的方式得以治理，如果诸位执政能够行使管理权，不存在多少困难。我们的这个共和国最有可能，不仅维持团结，而且通过改革，建立良好的风俗习惯和民事典章，只要各位执政阁下下定决心，乐于为之。”［15］显然，佛罗伦萨式党争所带来的平等局面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到来准备好了条件，只要这时出现一个（群）明智的立法者，通过良法善治和移风易俗，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因此，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对党争的讨论，不但没有否定罗马式党争对于保持自由的重大意义，而且就是对佛罗伦萨式党争，也没有把它说成一无是处，相反，还强调了这种党争的结果有可能开启一个建立自由共和国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不过，我们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挑战。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第七卷的导言中引人注目地指出：“真实的情况是，一些纷争对共和国有害，而另外一些则有益；那些有害的纷争，往往伴随着派系（sètte）争斗，而那些有益的分歧则并不包含派系争斗。因而，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无法控制那种对立情绪，至少应该采取措施消除派系（sètte）纷争。”［16］乍一看，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是要彻底否定党争的积极作用，这又与他在《李维史论》中的观点相矛盾。不过，马基雅维利其实只是想要强调有些党争带有派系之害，有些党争则消除了派系之害。这里的关键词是派系（sètte）,［17］这些派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他们是通过私人途径获得声望和权势的，具体包括：“给予这个或那个公民好处、在官员们面前为他们辩护、以金钱资助他们、以名不副实的荣誉抬举他们以及用公共娱乐和捐赠笼络人心”。［18］由于这种名望和权势建立在一己私利的基础上，因此必然使国家深受其害。马基雅维利痛心疾首地指出，这恰恰是佛罗伦萨式党争的特点：“佛罗伦萨的对立情绪总是伴随着派系（sètte），因而始终是灾难性的：一旦敌对的派别不再存在了，从来没有一个获胜的党派是保持团结的；因为一旦敌对派别被消灭，那个占统治地位的党派就不再有所顾忌，其内部也不再有什么秩序制约它，它就开始四分五裂。”［19］要如何从根源上消除这种并非由自然脾性的不同所导致的派系呢？马基雅维利认为，必须使公民通过公共的方式获得声望，也就是说，让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而提出的建议和做出的行动获得相应的褒扬和奖赏。这个主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也曾专辟一章进行讨论，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应当向通过公共的方式寻求支持的人打开通道，而向通过私人的方式寻求支持的人封锁通道。”［20］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再一次把罗马作为鼓励公民以公共方式追求声望的榜样共和国。从《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对同一主题的相似论述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确实把罗马式党争和佛罗伦萨式党争视为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党争：罗马式党争是消除了派系（sètte）之害的党争，而佛罗伦萨式党争则是突出了派系（sètte）之害的党争。因此，从两种类型的共和国党争的角度来看，《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对党争的有关评价并不矛盾。
2
“必然性”与“野心”：党争何时有益？
马基雅维利是否认为党争可以从根本上得到克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解释党争产生的根源。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每个共和国都有两种不同的派性（due umori diversi），即民众派和权贵派。”［21］这里的派性（umori）一词，按字面含义其实对应着西方古典医学中的“体液”，时人认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脾性，是因为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不同搭配所导致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平民与贵族不同派性的根源是先天的，与每个人的出身密切相关。马基雅维利多次指出，贵族有强烈的统治欲，喜欢发号施令，而平民则没有统治欲，他们更向往不受统治的自由生活，这是两种自然的人类脾性。［22］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把党争的典型形式归结为平民与贵族之争可以算是一个基本常识，甚至是不用讨论的思想预设。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党争的根源要追溯到个人先天的脾性。例如，虽然学者发现，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23］但亚里士多德就把平民与贵族的党争根源追溯到后天的原因，包括心理作用、政治操作失误和社会变迁。［24］区分党争根源的先天原因与后天原因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如果是先天原因，则意味着党争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克服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基雅维利会说“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25］党争的普遍性存在恰恰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的不可避免性。
不过，从上一节的分析可知，虽然马基雅维利认为党争本身不可避免，但党争的派系之害却可以得到消除或至少得到控制，正是有鉴于此，马基雅维利才提出了那个一反传统的主张：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党争令罗马共和国自由和强大，而这也初步回答了本节的问题——党争在消除了派系之害后或把派系之害控制在某个限度内，就可以有益于共和国。但是，要切实把握马基雅维利的含义，我们还需要借助他在《李维史论》里提出的一对关键概念——“必然性”与“野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不再出于必然性而斗争，那么他们就会出于野心而斗争”。［26］在这里，可以认为必然性是指基于体液和血质等先天因素而形成的脾性或派性，正是因为这些先天因素导致人们必然会相互斗争，这反映了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但是野心却是指另外一种党争的动力机制，它的特点是在必然性（脾性）的动力机制不再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取而代之成为驱使人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动力。作为必然性的脾性在这时不是消失不见了，因为既然是必然性，就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脾性可能退居舞台边缘，而由野心占据中心地位。野心来自人们的不知足：“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使其能够欲求每个事物，却不能得到每个事物；如此一来，由于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是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意，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感。”［27］从马基雅维利的这段评论可以看出，野心也是某种先天的心理机制，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必然性，但是他之所以要区分必然性（脾性）与野心，目的在于强调：第一，野心必然会导致派系之害，而脾性则不一定会；第二，野心可以得到约束和制衡，从而消除或至少控制派系之害，而脾性则不可控制和改变。
正如贵族的脾性是喜爱发号施令，而平民的脾性是向往不受统治一样，当这两大阶层的自然脾性被各自不断膨胀的野心挤到角落的时候，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过分的欲求，并以残酷的敌对和血腥的战争告终。此刻，罗马平民感觉到“仅仅通过设立保民官以保护他们自身不受贵族的侵害是不够的（这个欲求是迫于必然性），而且还要在取得这个建制之后立即开始为了野心而战，并希望与贵族分享官职和财富”；同时，罗马贵族则“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千方百计不让平民削弱自己的权势和财富。［28］
罗马平民的自然脾性本来只是向往自由，但野心却驱使他们在自保无虞的时候得寸进尺，开始想要在财富和权势上与贵族平起平坐，这种野心恰恰是后来导致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土地法争端的来源。平民为了一己私利而制定的土地法既导致很多贵族将被剥夺掉既有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也导致贵族们不能从未来战争的战利品中获得更多的土地。这种完全侵害有权势者利益的偏私法律必然激起贵族的强势反弹。最终，当格拉古兄弟再次把土地法争端推向新阶段的时候，党争的派系之害无以复加地凸显出来，每个党派都不再在意公共利益和公共尺度，而是各逞私力，肆意发泄仇恨。最终，斗争双方都不得不拥戴一位强力人物来压制对方，结果是使罗马共和国的自由彻底终结，一去不返。
表面上看，马基雅维利似乎把罗马自由终结的罪责更多地归结到平民的野心上，但是他却突然笔锋一转，指出：“对平民来说，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29］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平民野心的批评在这里又被极大地软化了，带上了很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贵族大人物的野心，并强调贵族过分看重财物，因为他们能够做到与平民分享政治荣誉和职位，却不能容忍平民侵夺自己的财物，因此“如此顽固地保护”，以至于平民只能以极端方式来满足自己与贵族分享财物的野心。［30］所以，马基雅维利大概比麦迪逊更早地论述了“以野心对抗野心”对于保护自由的必要性。尽管这种野心的对抗最终只是延缓了、而不是避免了罗马自由的终结，但马基雅维利并未否定格拉古兄弟以平民野心对抗贵族野心的意图，他只是遗憾地指出他们制定一部溯及既往的法律是一种欠妥的策略，如果采取更为明智的拖延策略，说不定真能让罗马自由长存。
接下来我们就尝试从“必然性”与“野心”的视角对马基雅维利的复杂逻辑进行梳理和总结：
无论是贵族的强烈的统治欲，还是平民的不受统治的欲望，其本身不一定会导致派系之害，但由于这两种自然脾性针锋相对，使人与人的冲突和斗争不可避免，这是必然性使然。只要自然脾性仍是冲突和斗争的主要动力来源，那么贵族与平民的党争就是这两个阶层利益的一种自然的政治行动表达方式。这种自发的党争有利于共和国对每个阶层的利益保持应有的政治警觉，并通过辩论协商、更新法律和敦化公民的方式把阶级冲突容纳在健康有序的政治框架中，因此，每一次党争都使共和国在新的基础上焕发了更大的活力。［31］这就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罗马式党争的实质。在这种模式下，党争是有节制的，贵族和平民既要伸张自己的自然脾性，也会充分考虑对方的合理诉求，党争的结果是法律的改善、道德的昌明和国家的繁荣。因此，马基雅维利才会说，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党争使罗马共和国自由而强大。
党争的派系之害生发于野心取代自然脾性成为斗争的动力机制之时。这时，党争双方的欲求都超出了合理范围，也都不再充分尊重对方的要求，罗马式党争开始向佛罗伦萨式党争堕落。不过，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这种堕落会很快完成，其中间状态还蕴含了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野心取代自然脾性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因为野心的对抗导致冲突和斗争的烈度升级，有可能冲破既有政治制度和习俗的约束。但是，马基雅维利也意识到，当贵族与平民的野心对抗达到某种平衡的时候，由此滋生的派系之害是可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带有派系之害的党争仍然可以产生一定的益处，比如，如果没有平民的野心与贵族大人物野心的对抗，罗马的自由很可能更早就终结了。然而，野心的对抗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要求双方都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和高超的技巧，把派系之害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旦策略失当，派系之害失控，罗马式党争要么彻底堕入佛罗伦萨式党争的深渊，要么就要由一位专制君主来全面接管共和国的自由。而如果策略始终得当，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种介于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之间的党争，甚至也可能让志在建立帝国事业的罗马共和国长久维持其自由状态。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复杂性就在于，他对这种并未完全消除派系之害的党争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他对命运的看法：一方面，他相信命运之神是个女子，可以被行事迅猛之人所征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随着时光流转，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抛弃自己的天性，通过不断的自我改变去适应时代，所以最终还是会被命运倾覆。［32］由野心所驱动的党争，在它的派系之害还没有完全失控的时候，似乎始终保有促使一个共和国自由和强大的可能性，然而罗马共和国的最终倾覆，又使这种期望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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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与贵族：人民的宪制地位
在讨论共和国的党争问题时，马基雅维利反复对贵族与平民进行比较。值得说明的是，在马基雅维利的用法中，“平民”与“人民”这两个概念大体上可以相互替换，因此，本文也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马基雅维利总是站在人民一边说话，他认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更公正，他使人民在共和政治中承担起守卫自由的主要职责，强调人民具有政治鉴别力，每个共和国都要为人民表达其政治诉求提供渠道和方法。［33］
贵族与平民的自然脾性和野心恰好针锋相对，如果要问在共和国的党争中，这两者谁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哪一种人类脾性更为有害，马基雅维利会回答说：大多数时候党争和内乱是由贵族，也就是“已经拥有者”造成的。他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贵族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由于已经拥有了荣誉、地位和财富，因此就能够做到不贪婪和有节制，恰恰相反，他们出于患得患失的心理，其实对于那些好东西的欲求与平民，或“希望获得的人”，是完全一样的。为了强化这一论点，马基雅维利又补充了一条人性的原理：“一般认为，人不会满足于拥有他所有的东西，除非他又得到新的东西。”［34］这样，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就否定了西方反民主思想史上对贵族德性的传统认定，［35］取消了贵族相对于人民的道德优越感，至少使人民的道德德性获得了一种相对中性的性质，也就是人皆如此的人性使然。其次，马基雅维利认为，贵族在党争问题上的危害性还表现在，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也就拥有了更大的作恶能力，从而会造成更大的派系之害。以此观之，贵族的传统优势现在反而成为他们遭受抨击的把柄，人民的传统劣势反而成为免受指责的挡箭牌。最后，马基雅维利甚至不惜在某种程度上否定自己刚刚使用的人性原理（即人总是得陇望蜀），把人民对于财富和权势的欲望归咎于贵族“不端的和有野心的行为举止，在不拥有这些事物的人的心中燃起占有的欲望”，［36］并指出，人民之所以燃起占有的欲望，首先并非出于对这些好东西本身的欲望，而是出于对贵族的野心进行打击报复的目的。面对贵族在财富占有上展露出来的野心，人民就通过抢劫其财富的方式进行报复；面对贵族在荣职占有上展露出来的野心，人民就通过争夺那些被贵族“滥用”的高官显爵的方式进行报复。这样，党争的引发以及党争的派系之害就可以主要归咎于贵族的野心，而人民的野心只是一种纯粹被动的应激反应，而且在效果上也有制约贵族野心，限制派系之害的好处。
为什么在党争问题上，马基雅维利如此“偏向”人民？这是因为他认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37］也就是说，虽然平民的自然脾性与贵族的自然脾性本身都是先天给定的，是不能自由选择和任意改变的，但如果从保存共和国自由传统的目的来衡量，“自由的人民的欲求，很少对自由有害，因为这些欲求或者源于受压迫，或者源于担心就要受压迫”，［38］因此，人民的派性或目的更公正，他们更应当被赋予守卫自由的职责。自由的守卫者如何安排，对于共和国的自由保存至关重要，而且从历史上著名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古代的斯巴达和当代的威尼斯，都是把守卫自由之责交托给了贵族，而罗马则将其置于平民之手。从道理上看，双方都有于己有利的论据。马基雅维利站在罗马一边提出的理由是，“对某物的守护之责应该交给那些对侵占该物的欲望较小的人”。［39］因为人民的自然脾性是不受统治，向往自由，而贵族的自然脾性则是向往统治，压制自由，所以人民才是更好的自由守卫者，他们既然相比贵族来说更不愿意侵夺他人的自由，当然就会更好地维护它，不让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侵占它。马基雅维利所讲的这个道理让我们想起，柏拉图在论证哲学家作王的观点时，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理由，即哲学家是最不向往权力的人，因此把权力交给哲学家才最妥当，也最让人放心：“在一城邦中，当那些即将上台统治的人极不愿意统治，这一城邦必然会被管理得最好，最没有内讧的可能”。［40］
但是，马基雅维利现在必须要面对一个反驳，即斯巴达与威尼斯享有自由的时间要长过罗马，这是否说明把守卫自由之责交给贵族才更有益呢？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如果你只想建立一个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共和国，那么模仿斯巴达和威尼斯就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建立一个不断扩张的共和国，那么就必须以罗马为榜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皆有代价。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如果选择安宁，则意味着舍弃了伟大。如斯巴达和威尼斯那样保持内部团结，对于志在建立伟大帝国的共和国来说意义不大，而扩张恰恰是斯巴达和威尼斯那类政体的“毒药”。如果共和国的目标只是长治久安，那么它只需要像斯巴达和威尼斯那样进行内部建设，以保证其实力既令敌国忌惮，又不致引起邻邦猜忌，就可以享有长期安宁的政治生活。这说起来容易，然而，马基雅维利实际上认为这种平衡是不可能得到长久维持的，这既符合他关于人类事物总是变动不居的一般性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人力在命运面前总是力不能逮的慨叹。一切人类事物都不可能静止不动，“它们必然地要么上升要么下降”，［41］这种必然性使得一个共和国或者由于对扩张（上升）准备不足而毁灭，或者由于承平日久而萎靡不振（下降）。在不可阻挡的必然性或者命运面前，马基雅维利认为积极进取的罗马模式才是最佳模式，这时平民与贵族的党争必须被视为实现罗马之伟大的必要代价，而且罗马把守卫自由的职责交托给平民的做法也使罗马党争中的派系之害处于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由于坚信贵族的自然脾性更加有害，人民应当被赋予守卫自由之责，因此，马基雅维利坚定地主张：“每个城邦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据以使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抱负，尤其是那些在重大事情上想要利用人民的城邦更加如此。”［42］也就是说，人民在共和政治中的宪制地位最好要有制度化的保障，起码也要使人民对于自由的欲求能够被倾听和重视，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满足。［43］有人可能会指责人民有时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方式不合乎法度，甚至是暴烈的和危险的。对此，马基雅维利回应说，基于人民向往自由的派性，他们的诉求很少会直接危及自由；就算他们判断失误，也可以通过民众大会的方式得到纠正。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借助西塞罗的权威指出，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参加民众大会的人民是普遍无知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具备政治鉴别力，能够分辨谁是德高望重之人，谁是蛊惑人心之徒，并理解前者给他们指出的事实真相，接受合理劝告，做出妥协让步。［44］不过，马基雅维利还是明确意识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认为民众尽是些见利忘义、无知短视、奴性匪性反复无常的宵小之徒。这种先入之见当然不会被他一两句为人民的辩白就轻易打发掉了。因此，马基雅维利后来又专门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详细阐发一个极为反传统的观点，即人民不仅明智，而且坚定，是共和国保持健康、活力与自由的源泉。马基雅维利认为，传统上人们之所以会对人民的本性大加鞭笞，是因为他们批评的对象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民，而像罗马人民那样的守法公民，则“从来不卑躬屈膝甘当奴仆也从来不飞扬跋扈发号施令”，而是“令人尊敬地恪守本分”。［45］这里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尊重法律的程度。守法的人民要比君主“更加谨慎、更加坚定并且有更好的判断力”。从判断力的角度看，人民不但不是无知，而且堪称明智，马基雅维利甚至赞同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因为“一种普遍的意见具有奇迹般的预测能力，就仿佛借助某种隐蔽的能力，它能预见祸福。”［46］即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民，也比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更少犯错，而且所犯错误更容易补救，有时只需要言语劝诫就能令其重回正道。
尽管马基雅维利对人民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和作用寄予厚望，并对罗马人民在罗马共和国中的宪制地位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也指出，人民作为自由守卫者也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软肋，那就是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专制者青睐的盟友和帮凶。表面上看，这个观点似乎是自相矛盾，但这恰恰是马基雅维利思想复杂深刻的地方。马基雅维利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建立君主专制统治，那么他应该跟贵族结盟，还是跟人民结盟？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与人民结盟对专制者更有利。在《君主论》第九章，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市民君主国建立的两种途径——要么由人民建立，要么由贵族建立。作为党争的双方，人民和贵族的动机是相同的，当他们察觉单凭一己之力不能抗拒对方的时候，就从自己一方中抬高某个人的声望，使他当上君主，从而强化本方的力量，捍卫自身的利益。与被贵族扶立的新君主相比，被人民扶立的新君主会发现，依靠人民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更加容易。这是因为一来贵族人数少，好对付，人民人多势众，威胁更大；二来贵族欲壑难填，人民更好满足。因此，明智的新君主的策略应该是，千方百计拉拢人民，与其保持友好，将其置于自己的羽翼保护之下，同时对贵族恩威并施，小心防范。这样的新君主虽然终结了共和政治，但似乎并没有滑向专制统治的必然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在《李维史论》卷一第四十章的有关分析中就变得昭然若揭——一旦人民被野心所主宰，他们反而更有可能成为专制者的统治基石。在这一章，马基雅维利把罗马建立专制的原因归结为野心的作用，也就是“人民对自由的过多欲望和贵族对统治权的过多欲望”。［47］当双方的过分利益诉求不能以法律共识的方式达成妥协的时候，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一旦转而支持某个人，希望借助这个人的名声打击另一方，那么这个人就很有可能变成未来的专制者。不过，马基雅维利指出，一个聪明的专制者会选择在人民的支持下打击和消灭贵族，等贵族被消灭殆尽时，人民也就陷入不可自拔的奴役状态。为什么聪明的专制者应该与人民为友呢？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与他在《君主论》第九章的逻辑完全一致。值得强调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分析派系之害时所归咎的贵族野心，在此时却不无反讽地成为贵族抵制专制者的关键因素：总有一些贵族是会与专制者为敌的，专制者“绝不可能赢得整个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有非常大的野心而且贪得无厌，专制者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富和官职来满足他们所有人”。同样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人民的强大力量此时也沦为专制者的后盾：“如果专制者以普通大众为友而以富人为敌，他们就会更加安全，因为支持他们暴政的势力比那些以人民为敌而以贵族为友之专制者的暴政的力量更大。”［48］因此，尽管人民的自然目的更加公正，但一旦在野心的驱使下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他们却完全可能走上一条事与愿违的自我毁灭之路，求自由而得奴役。马基雅维利在这里深刻揭示了民粹主义孕育了专制的道理，并使我们对人民在共和政治中的角色地位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和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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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马基雅维利的党争理论看上去似乎有很多前后不一致，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本文力图表明，这些表面上的不一致恰恰是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复杂性的线索。由于马基雅维利给人们留下了标签式的反传统印象，因此，我们更容易记住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而相对忽略了他论述的多层次性，关键的概念分类和辩证的逻辑。本文试图从三对关键概念入手，来揭示马基雅维利党争理论的丰富内涵以及对我们理解现代政党观念形成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第一对概念是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这个理想类型化的概念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李维史论》与《佛罗伦萨史》对党争的不同表述之间的关系，并使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马基雅维利关于“罗马贵族与平民的党争促使罗马共和国自由和强大”的著名观点的含义。第二对概念是必然性与野心，这个概念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所谓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与派系之害的可消除性之间的关系，并使我们看到，要回答党争何时有益及党争何时有害的问题，必须要着眼于自然脾性和野心之间的演替以及贵族野心与平民野心之间的对抗。第三对概念是贵族与平民，这对传统范畴构成了我们考察人民在共和政治中的宪制地位的结构性背景，并引导我们思考一个政治上的悖论——尽管人民的自然目的比贵族更公正，人民比贵族更应该承担起守卫自由的权责，但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民也比贵族更容易为专制统治铺平道路。
马基雅维利到底是不是现代政党观念的先驱？对这个问题不能以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首先，毋庸置疑，马基雅维利关于党争促使罗马共和国自由而强大的观点，对根深蒂固的反党争思想传统提出了根本性挑战，有助于人们正视党争的积极政治后果，这对现代政党观念获得政治正当性一定会起到某种促进作用。其次，马基雅维利关于罗马贵族与平民的野心对抗有助于维护共和自由的观点，也有可能启发了麦迪逊，而麦迪逊又常被视为多元主义民主的一位思想先驱，因此这大概也可以算作马基雅维利影响现代政党观念的一条线索。第三，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马基雅维利明确意识到，党争既是共和国的痼疾，也是伟大共和国的活力之源，而且唯有在共和政治中，人民的利益诉求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如果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创造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那么人民与贵族之间不可避免的党争就可以被制度所规范和疏导，一方面控制甚至消除派系之害，另一方面释放其中的创造性活力，有效解决分歧，推动法律更新，提升公民德性。如果“惟有在共和秩序中，不同的人类气质之间的冲突斗争才有可能得到表达，而且必须被表达”，［49］那也就意味着日后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可以成为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而不再背负党争的传统恶名。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完全跳出西方反党争的传统思想脉络，他依然高度重视党争的派系之害，特别是佛罗伦萨式党争的可怕后果，他也看到共和国的自由始终没有摆脱党争威胁的阴影，党争依然是共和国毁灭的第一因。现代政党政治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赞同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结社（党）的方式在公共领域表达其利益诉求，这种观念也肯定不可能为马基雅维利所接受，他思考党争问题所使用的基本范畴是平民和贵族，而不是由若干具有自然权利的个人所结成的政治团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仍然是在传统的反党争思想史的语境下讨论着党争问题并提出他的标新立异的观点，他当然不可能预见，也不太可能支持现代的政党政治形态及其背后的观念基础。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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