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缘起于20世纪上半叶，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定性与分期研究，关乎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探索与抉择。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与争鸣完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下全方位展开。1956年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在巴黎举办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大陆学者有效地向国际学界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其时适逢欧洲学者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20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述评。
作 者 | 陈怀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副教授
原 载 | 《文史哲》2017年第1期，第41-70页
原 题 | 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新书资讯
2024年1月陈怀宇先生新书《从普林斯顿到莱顿：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正式出版，介绍了从二战结束后的全球“中国热”到冷战时期的左右阵营对立，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书聚焦于1946-1956年间全球汉学界的学术史重要事件，如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1955年莱顿的“西欧青年汉学家会议”与莱比锡的“东亚学会议”、1956年巴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大辩论”，从中观察二战结束到冷战初期的国际趋势转变，以及史学如何由传统的政治研究转向后来的多元研究途径。本文文末附陈怀宇先生新书目录及后记供读者参阅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1947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1948年1月6-12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夏伦、西门华德、翟林奈、德效骞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 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夏伦、魏礼、西门华德、德效骞四位资深学者发表。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论，这些青年学者则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蒲立本、芮玛丽、谢和耐、毕汉思、龙彼得等年轻学者，都是当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刚刚开始进入研究领域的青年。与会者除了出席论文发表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1949年4月8-14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成为真正的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上次参加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傅海波代表的科隆大学。其实，当时会议邀请了一些资深学者，但都未能与会。这次会议还实验性地邀请了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方法。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1950年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增加到西欧九所大学的六十余人。1951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法国中国学展示出其雄厚力量。第五次会议于1952年由傅海波在西德组织，哥廷根博士生刘茂才、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1953年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1954年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届会议，首次邀请了美国海陶玮、苏联郭瓦烈夫和齐赫文斯基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也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1955年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这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1956年第九次会议在巴黎举行，在组织者白乐日邀请下，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中国学者参加，在会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学者未再与会。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参与会议代表来源更为广泛，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交流学术，在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吴其昱、刘茂才，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均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翦伯赞负责组织人员参加，并在会议期间领导代表团工作。第一次参加1955年莱顿会议是翦伯赞和周一良，第二次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是翦伯赞团长带领团员周一良、夏鼐、张芝联三人。1956年以后，虽然也几乎每年接到邀请，中国代表团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尽可能发了电报给会议组织者表示祝贺会议召开。1956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基本行程是先到俄国停留数日，再经布拉格转机于1956年8月29日抵达巴黎，9月18日离开巴黎，经俄国于9月23日返回中国。1956年从巴黎参加完第九次会议回来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在报刊上发表了系列会议报告，留下很多珍贵信息。翦伯赞、周一良都发文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友谊。周一良在《文汇报》发文介绍这次会议。他指出会议有近二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他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家会晤。他们都期待恢复中法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们。”他甚至认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是不久的事。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1956年巴黎会议，可谓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国在1949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一例。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些五朵金花之中，只有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引起了五十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性质和分期的持续讨论。这种讨论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也引起了回应。这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1956年巴黎会议尤其集中讨论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欧美一些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华慈、白乐日等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国际史学大讨论。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分期感兴趣，也有其思想和学术基础。早在四十年代，欧美学者即已经开始注重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紧迫。在五十年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左倾的欧美学者认为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可谓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胜利，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平民权利和利益的承诺已经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实现，土地改革的完成、公私合营运动的展开，足以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支持阶级平等的政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背景，中国大陆学界当时热衷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也同时引起了欧、美、日本一些知名学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可以视为一次“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大概也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唯一的一次世界各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社会性质和分期进行正面直接交锋。1955年由于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参与，中国史的分期这一论题引起西欧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是以在莱顿会议上便已决定下一年会议主题定为分期问题。结果这一论题在巴黎会议上最为热门，欧美学者和香港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并与中国大陆代表发生激烈交锋。欧美学者有几类观点。一类认为分期没有意义，比如傅海波认为历史分期仅是为了研究方便，历史家应多多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分析，而不必徒耗精力于空谈历史分期问题。蒲立本在会议上讨论了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指出分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一类认为社会史分期有问题，如何四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白乐日则认为分期太细近乎幼稚。史华慈引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攻击中国学者的马列主义史观。但这些说法遭法国学者谢诺的反驳，指出他只是引经据典却不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来看问题实际是教条主义。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观，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苏联学者郭瓦烈夫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这种分期论是一种典型的苏联中心主义、学术霸权主义的体现。英国学者蒲立本的看法最值得注意。他将历史分期问题放在欧洲思想史和欧洲中国学学术史的脉络中作了梳理，回顾了历史上欧洲学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国际中国史学界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的讨论。他指出伏尔泰以前的欧洲学者都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史塞进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框架，伏尔泰则是第一位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纳入其新世界史框架的学者。他也讨论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批判其日本民族主义思想。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1925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蒲立本赞成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对当时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都做了清楚的梳理和说明，包括中苏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映了蒲立本当时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用世界性眼光来关注一个单一主题的研究，并且能联系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进行恰当的评说，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本文为节选，更多精彩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全文
《从普林斯顿到莱顿：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目录及后记
第二章 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1955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第三章 社会主义学术之国际化：1955年莱比锡东亚学会议析论第二节 国际中国学之厚今薄古趋势：语言、文学与历史第四章 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第二节 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及其影响第三节 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第五章 1950年代新中国「亚洲史」的兴起：一个全球史的视角第二节 重新定位东方研究：在史学与政治之间纠葛的历史书写第一节 中国现代史学脚注传统的确立：《历史研究》与《文史哲》
本书主要利用中文和西文史料讲述1946-1956年间中国史学走上世界舞台与苏联史学和欧美史学展开对话的故事，着重分析了四次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的史学交流，揭示了中国史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乃至学术形式上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这一研究得到许多的师友和读者支持，应该铭记于此。本书之写作因缘要追溯到18年前。2002年暑假，我和当时在波恩大学进修的北大师弟党宝海结伴到荷兰、比利时游历，专门走访了莱顿大学汉学院。随后我和宝海在布鲁塞尔握别，我南下到巴黎，在张广达先生引导下参观了法兰西学院中国研究所和远东学院。虽然彼时尚未注意到1955年莱顿青年汉学家会议和1956年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但在准备行程中获得了不少有关两地汉学的信息。本书完成之际，很感念当年宝海和张先生在欧洲的照应。2017年应师弟范鑫教授邀请到哥廷根大学参加他和夏德明组织的全球史会议，并最终将论文发表在由王晴佳教授特约主编的英国《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会议论文专号上。在维也纳大学访学的黄肖昱读后将其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主编的《全球史》第二辑，形成本书第五章的雏形。2018年又很荣幸参加范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组织的会议，写出了本书第一章的基本框架。后来此文在业师荣新江教授建议下发表在北大《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8年也得到（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万俊人、侯旭东教授的协助得以查阅部分清华档案。仲伟民和桑海先生为第六章的初版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提供了许多帮助。上海师范大学熟悉欧美史学史的陈恒教授督促我将一些文章结集成书，并希望在他主持的光启文库中刊出。王奇生教授邀请我在北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以本书主要内容为基础做了一次报告。山东大学曾振宇教授亦安排我演讲一次。我想在此感谢这些学者和学术单位的鼓励和支持。2018年我在马普学会柏林科技史研究所（MPIWG）做暑期研究期间，汲喆教授邀请我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INALCO）作报告，再次有机会走访一些巴黎学术单位。而张幸博士陪同我到莱比锡大学探访图书馆、档案馆、东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一些重要故居。莱比锡大学档案馆Josefine Thiele女士协助我获得相关档案。有关1955年莱比锡东亚学会议的论文，后来以英文发表于Historical Reflections /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2022年第2期。2020年雪黎大学中国中心柯惟（Olivier
Krischer）博士邀请我为《澳洲亚洲人文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Asian Humanities）出版60周年、纪念扎伊尔德《东方主义》出版40周年专号撰文。这些文章逐渐成为本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很感谢这些学者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山东大学《文史哲》王学典、范学辉、孙齐教授提供机会发表本书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一节。对文章的编辑过程，三位都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不意2019年秋，范教授遽归道山，令人扼腕叹息。本书也是对他的一个小小纪念。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秀威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使得本书出版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