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对社会绝无功利要求，终身追求唯有学问！ | 童教英

先严童书业，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1908年5月26日生于安徽芜湖。原籍浙江鄞县。清末，曾祖任安徽道员，举家迁居芜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严于1937年9月离开北京，在逃难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返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兼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并由顾颉刚自成都委任其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先严又离开上海到宜兴、安庆、常州一带，辗转于各地中学任教谋生。1945年返回上海，至1949年8月，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又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9年8月，先严应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青岛市人民代表、山东省九三学社科学研究委员、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协委员。1968年1月8日谢世，终年60岁。安息在杭州玉皇山南麓之南山公墓，墓前每年早春怒放的桃花，远处玉带般的钱塘江若隐若现蜿蜒于烟岚掩映、苍翠欲滴的群山中，慰藉着他自幼酷爱山水的遗骨。

先严一生体弱多病，常为求职谋生而辗转奔波，加以战争的动荡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若于常人很难在学问上有所成就。但他却仍以极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若干学术领域中奋力进取，业绩累累地走完他60年的生命历程。

1935年夏，先严到北京协助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自1935年夏至1937年8月，他代顾颉刚编写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春秋史用的讲义，编纂了《尚书通检》，与顾颉刚合写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等。自撰《丹朱与驩兜》《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三皇考序》《夏史考》，编著《春秋考信录》，并编辑《古史辨》第七册。在安定的环境中，以顾颉刚所创的学术观点考辨古史和古籍，成就是巨大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又发展着古史辨派观点。他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说：

1956年，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先生（中），摄于青岛

1937年9月至1947年8月，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先严的古史和古籍辨伪的研究较前萎缩。1946年为古史辨问题与李季展开过论战，1947年写过若干春秋史论文。此外还有两件工作值得一提：一是与吕思勉合作重编《古史辨》第七册；二是将为顾颉刚授课而编的春秋史讲义改写为专著，于1941年交付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春秋史》是一部将经过严密考订的史料原文改成白话融入叙述中的论述中国春秋时期历史的断代史专著。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的《先秦史》篇中，李学勤介绍春秋史研究状况时写道：“就专著而言，迄今还没有代替建国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春秋史》1949年后出过修订本，1976年后又曾再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严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随着教学任务的变更，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不断开拓，而古史和古籍辨伪方面的研究则陷于停顿。但是，他却把追索、考订古史、古籍真相的方法用于其他研究领域资料的搜集、考订工作，使他的任何研究都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成就。

他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真诚地尽力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各学术领域的研究，真诚地想将自己的研究适应社会的思潮。但是，他的求实、严谨的学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的矛盾日渐加剧，这激起他强烈的思想斗争，也使他的研究难以跟上越来越“左”倾的“理论”。彷徨痛苦中，他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首先于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到1965年动笔写《春秋左传考证》，1966年5月完成，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这时离他逝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顾颉刚介绍，童家将书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后转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春秋左传研究》之名出版。李学勤在《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先秦史》中介绍先秦典籍《左传》的整理工作时写道：“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则对书中史事、传说、制度、地理等作了详细考订。”

先严晚年的考证研究，在方法上较以前有所改变，他主张考证的证据不在全面而在精，抓住关键的史料以札记的形式将自己的发现记录下来。不论是《美术史札记》，还是《春秋左传考证》，每条发现都只赘几条典型材料，这便是他后期考证的典型方式。这就使得这两部书以不大的篇幅包含了极多的内容。他在完成《春秋左传考证》后曾对我说：“这部书每一条都可以扩充成一篇文章，你以后有机会继续研究春秋史时，它可供你使用一辈子。”

先严自1937年以后，虽没有专注于古史、古籍的考证辨伪，但是考证辨伪的方法却贯穿于他学术生命的全过程。他的遗文中有一篇1967年4月5日写就的短文《考证学的科学规律》，文中认为：“考证学是史学中的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它有一定的用处，通过它可以弄清楚历史上的许多事实，作为研究历史的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并没有放弃古代地理的研究，在复旦大学、光华大学讲授历史地理课程，并于1941年编著《中国疆域沿革略》交开明书店，还陆续撰写古代地理方面的考证论文若干篇，又于1948年运用古代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唐兰先生就石鼓文的年代问题进行了一场论战。

到1949年，他的古代地理研究画上了一个句号，除《春秋左传研究》中尚有一些古代地理的考证外，不见有什么重大的古代地理研究论著出现。他的古代地理考证成果的精华收入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

他从1922年，即15岁时开始学中国画，此后不断观摹画帖、阅读画书。几经改换先生后，1926年拜当时极负盛名的画家王季欢为师。王季欢不仅善画，而且画学知识极为渊博，画学见解极为精辟独到，其他学问造诣亦深。先严虽仅在1926-1927年、1934-1935年与王季欢相伴，但他的画、尤其是他的画史研究却深受王季欢的影响。《云蓝先生画譍》一书完全反映了童书业画学的师承和发展。此书以记一条王季欢论画语录，写一段先严评论的形式写就。这种形式使先严与王季欢画学观点的同异昭然若揭。先严于1926-1927年还以函授形式从胡佩衡先生学画，他的山水画技法很大程度上取法胡佩衡。他与胡佩衡的联系一直延续到胡佩衡逝世。据他自编年谱记载，他1929年曾仿胡佩衡《山水入门》等书，著《学画初步》，可见他在画学上的投入较史学为早。不过，他发表第一篇画学论著《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却是1936年的事了。此文用充分的史料，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明末以来占画坛主导地位的“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是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等人的杜撰，绝不符合山水画发展的本来面目。此文一出即在画界掀起不小的波澜。著名画学大师俞剑华、启功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此观点。他在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就此奠定。1937年他写成《中古绘画史》，后改名为《唐宋绘画丛谈》，于1958年请刘敦愿代为复校后出版。自1936年后，断断续续写过不少绘画史方面的论著。1950年以后先严绘画史研究曾略作停顿，至1961年写《中国美术史札记》，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绘画史研究被重新注入学术的生命力。

《枞阳春早》 童书业先生画作

与绘画史相比，瓷器史研究的开始要迟得多。先严1946年任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近水楼台地开始研究古器物，当年即著文若干篇，第二年开始研究瓷器史。幸运的是1953年他接受了讲授《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的教学任务，瓷器作为中国重要的手工业被继续研究。因此直到1960年，瓷器史的论著作为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研究的副产品，源源不断地写出。1957年还在史学通的协助下修订了部分1949年以前发表的瓷器史论著，编著成《中国瓷器史论丛》，于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61年重开绘画史研究之时，对他而言，美术史研究的两大部分——瓷器史和绘画史，就并驾齐驱地向前推进了。

先严已发表、未发表的美术史论著非常丰富。我用数年之功，从1936年以来数量繁多的报刊上，尽可能地将他的论文搜集起来，与家中收藏的他的美术史遗稿合在一起，编校了70万字的《童书业美术论集》，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保存了他的几乎全部的美术史论著。

先严曾不无自负地说：研究绘画、瓷器的画家、赏鉴家，虽在绘画技法、古画、古瓷的鉴赏方面造诣颇高，却可惜不懂历史，不能以发展的观点探讨绘画史和瓷器史。对于有关的许多问题，往往不能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不能前后比较，贯通研究，因此挖掘不深，甚至出现错误。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虽有发展的观点，但对绘画技法、古画、古瓷赏鉴不甚了然，同样也大受限制。而他则既是历史学家，又是绘画行家，兼涉博物考古，自然在绘画史、瓷器史的研究上占尽优势。

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研究绘画史和瓷器史，确实是先严美术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他成就卓著的根本原因。首先，他以古史、古籍辨伪的方法去考证绘画史、瓷器史史料，弄清了不少被古董商的作伪、赏鉴家的崇古幻想搅得扑朔迷离的绘画史、瓷器史的真相。然后，他将考证确切的史料放入历史发展的长河，动态地、宏观地考察绘画、瓷器发展的规律。于是就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就。例如：他通过各代绘画著作的排比，发现在明末董其昌等之前并无山水画有犹如禅宗之南北宗一样的山水画南北宗的记载。他逐个将董其昌等列举的历代南宗和北宗山水画大家的绘画风格与古籍中的记载一一对照，发现明末以前画史著作中的记载与董其昌等的说法并不一致，于是断言山水画南北宗说是董其昌等的杜撰。他的研究并没就此止步，还贯通画史，进一步发现，中国历代的山水画家虽无南北宗之分，却有南北派之别。这南北派画风的不同是由于南北自然景观不同、画家对景创造的笔墨技巧不同、产生的意境也不同而造成的。而且，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文化重心也随之转移，于是山水画的画风也由以北方派为主向以江南派为主嬗变。他通过1936年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到1937年的《中古绘画史》，再到1961年的《南画研究》一系列的论著，澄清了山水画南北宗说杜撰的始末，造就了他的山水画南北派嬗递说的观点。他的早逝使他未能写出一部全新的绘画史，实在令人遗憾。不过，即便如此，他的美术史的研究成就仍然备受美学界、画界、瓷器史研究者的肯定和推崇。

美术史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于先严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美术史札记》，这部学术价值极高的考证札记成为他美术史研究的终点。他在《中国美术史札记》的序言中写道：“这部《中国美术史札记》，是我三十年研究中国绘画史和中国瓷器史的总结。一般的说法，一概不列，只记录些自己研究见解。”可见这部《札记》是他美术史研究的结晶之作。

他在自编年谱中写道：“1947年……读侯外庐先生论中国古代社会著作，略受影响。王宜昌来访，谈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这是他注目于历史理论的开端。自1948年起，他开始读马列主义的书。1949年在山东大学开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50年开讲《马列主义名著选》。自此至谢世止，马列主义始终是他研读、讲授的科目，唯物史观成为他1949年以后学术各领域研究的指导性的历史观。

1951年他在《文史哲》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在中国学术界重开了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在与日知的争辩中，他完善了他的“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根据东方国家，尤其是印度社会中保存的原始社会残余研究的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石激起千重浪，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在中国学术界就此一发而不可收。在漫长的讨论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参与讨论的学科和学者也不断扩大。他在讨论中却从理论争论转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东方各国社会性质的具体分析，希望在史论结合中得出正确结论。

1951年之前，他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观点为：中国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但氏族制残余严重。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界的影响之一，是更多地以苏联学说为楷模。是年，他在苏联斯特鲁威·阿甫基耶夫学派“古代东方社会”学说的影响下，改变对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主张夏殷至春秋为原始奴隶制社会，战国秦汉为发展奴隶制社会，魏晋至唐中期为封建社会早期，唐中期至明中期为封建社会中期，明中期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的后期。他在《文史哲》上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时，他也开始了对古代东方各国的研究，在《文史哲》发表《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一文，并于1954年著《古代东方史纲要》一书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他在自编年谱中毫不隐晦地承认，他研究古代东方史之初是“模仿苏联斯特鲁威·阿甫基耶夫学派‘古代东方社会’学说”的。

但是，他对中国经史的深刻了解加上1952年之后对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逐渐深入的研究及对马列主义原著的研究，终究使他不能长久盲目地接受别人的学术观点。到1956年，他不仅又恢复了西周封建论，认为西周春秋为宗法封建社会，而且对古代东方各国的社会分期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两河流域苏美尔时代为奴隶制社会，从巴比伦时代起转入封建制社会。最后，于1957年在《文史哲》上与苏联科学院院士乌·安·约瑟夫维奇公开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

他认为古代东方各国在原始社会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非古典的奴隶社会，便很快进入早期的封建社会。在氏族制残余浓重的封建制中，仍并存着不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而且这奴隶制还在向前发展，随着氏族制残余的削弱，它还呈现古典奴隶制，也就是希腊、罗马式奴隶制的某些特点。而氏族制影响的减弱，同时也使封建制逐渐成熟，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斗争结局是奴隶制的逐渐消亡。古代东方各国，如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就是古代东方各国进入早期封建制以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从现象上看，奴隶制还呈发展势头的原因所在。

他的社会分期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基本的所有制决定的。而且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双方中，劳动者的身份更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他一系列探讨中国古史分期的文章都偏重于探讨西周春秋时庶人的身份，而对巴比伦社会性质的探讨则着重于巴比伦的租佃关系和隶属农民的身份。鉴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众说纷纭，他曾努力想寻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然后大家运用中国浩瀚的古籍来进行讨论。所以，他的中国古史分期研究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试论中国古史分期的标准》，可惜未曾发表。1957年之后，他有关社会性质的论著不多，而且偏重于一些具体事件，如《论“国人暴动”》之类。

他在历史理论领域探讨的成就，十分重要的是他的方法论。他生前根本没听到“比较史学”这一名词，也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时，一些西方学者在荷兰海牙成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比较研究学会”，并且自1958年起出版《社会学和历史学比较研究》季刊。但他研究古代东方社会分期时却始终运用着比较史学的方法。他在对古代东方各国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古代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尤其是中国和巴比伦封建社会的开端作了一系列横向的空间系列上的比较，力图探索和阐明东方型的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产生条件、发展道路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的特色。50年代他能进行如此规模的比较研究，在中国“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上可谓是卓有成效的披荆斩棘者。正是这种独创性受到当时和后来的中外学者的敬重。

他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推论，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确立了自成体系的观点，并与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西周春秋时代虽有了自由工商业者，但当时社会经济的水平还比较低，从整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直到战国时代才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真正分离，实现了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在论及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除了需要具备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及市场的扩大等条件外，匠户制度逐步解体，产生日益增多的自由劳动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匠户制的破坏始于明代中叶以后，完成于清康熙年间，这与通常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基本一致；但他却认为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出现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他的先秦思想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在短短六年时间里就突飞猛进地取得一项又一项的成果，这决非偶然。他自幼熟读古代经籍，从治学之始就在古史、古籍的辨伪中仰俯自得，对先秦史料的真伪了然于胸，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使他对先秦的社会性质有深刻的认识，古代手工业商业史的研究又使他对先秦社会经济了如指掌。如此博大精深的根茎，怎能不结出思想史研究的丰硕之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史研究最容易受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治学虽力主揭示历史客体的真实性，他本性也拙于与人周旋，貌似逸世独立，但他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点他在世时已有所觉察并深感苦恼。

他自幼敏感，敏感到近乎神经质的程度。七岁时失去钟爱他的祖父，对他的精神是个不小的打击。作为嫡长子在大家庭中不可避免地受各种矛盾的冲击，除了读书一无所能的他，拙于应付大家庭的复杂环境。1923年，即16岁时就被迫进入其父开设的会计师事务所去学他根本不喜欢、与他气质也极不相投的会计工作。1928年即被迫离家独立谋生。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在颠沛流离中他还承担着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尤其1945年之后物价飞涨，虽然顾颉刚将我母亲和我姐妹三人安置在苏州祖籍居住，但生活的沉重压力仍使他的精神濒临崩溃。1946年经人介绍，认识上海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粟宗华，交谈之下，大为钦佩。于是自己也去研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到1948年，他不仅在这方面发表了论文，而且写成《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到青岛，曾给山东大学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讲“护士心理学”，吸引了不少医学院学生听课，课堂由小教室换大教室，大教室换小礼堂，成为当时青岛医学界轰动一时的新闻。

1949年以后，他又接受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派的观点，继续研究精神病学，尤其是强迫观念症。他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并没停留在理论上，还通过笔谈、走访，给远远近近慕名而来的人治疗强迫观念症，深得病人的信任，也有一定的疗效。1967年岁末，他到济南一女工家中为其治病，天气突变，回家即患感冒，后转为肺气肿，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于1968年1月8日溘然长逝。

除了以上七个方面以外，他还涉足美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也写过一些论文，但这些都是他学术生命中小小的火花。

先严的学术成果是如此的丰硕，而伴随他学术生命进程始终的教学生涯也是硕果累累的。仅1949年之后的19年中，他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就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名著选》《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五四运动史》《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思想史》《史学名著选》《先秦经济史》《世界古代史》《古代东方史》《美学》等课程和《先秦文献》《中国古史分期》两个专题讲座。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知识之渊博、思路之清晰所倾倒。学生们公认，若把童先生讲课内容有言必录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见解独到、推理严密的好文章。

先严自幼体弱多病，终其一生，从未见他强壮过；尤其逝世前几年，他的肺结核病复发，左肺已烂成一个巨形孔洞。看着他为着一个个课题，连续伏案写作，甚至通宵达旦，然后洗个脸，喝杯牛奶又精神抖擞地去上课，不论什么人都难以想象，如此病弱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样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先严逝世已二十余年，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许多他的奇闻轶事。他不修边幅，与他做学问的灵敏绝然相反，在生活上他笨拙到一切要人料理的程度；他绝顶聪明头脑却无论如何弄不懂人情世故，直至离开人间，对社会、对人的了解仍如赤子一般；他的学生们津津乐道的是：童先生上课从不带讲稿，也从不戴手表，但每堂课从从容容地讲到“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时，下课铃总是同时响起，以致若童先生讲了结束语而铃声没响，学生们都坚信是校工失职；而学术界传得最多、讲得最神奇的恐怕是他的超人的记忆力和不寻常的理解、分析、推理能力，这些超绝的能力使他在任何学术领域无往而不利。不容否认，他确实有相当的天才，但天才与成就是不能画等号的。他的成就更多地来自他的认真和勤奋。只有家人才知道，不论上过多少遍的熟课，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他总要面对闹钟，掐着时间，将讲课内容吟唱一遍。从未见他上过无准备的课。至于他的记忆力也确实超群，许多先秦典籍，包括极为拗口的《尚书》，他都能背诵如流，而且任人随意翻出一页，任意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所以他自写文章也好，口述文章由家人笔录也好，从不在写作前摘录史料，也从不在写作中翻查古籍，引言随口而出。近人著作他看过一遍也能列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甚至点明这些作品的精彩部分和缺陷。山东大学传为美谈的是他曾不作一字记录，将听过的华岗校长的报告完整地传达给历史系同仁。但是，这超人的记忆力除了天分以外，还应归之于自幼的训练和思想的专注。与他相知的人都知道，他在记书上的超人的记忆力，到了记人、记路之事上就完全失灵了，而且远较一般人为差。他自幼爱看京戏，尤好武打戏。到青岛后，有时晚上也会出去看戏。青岛的路依山势而修，蜿蜓曲折而无定向。他到青岛数年仍辨不清道路。一次晚间看戏出来就走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去问路。派出所民警面对这位不修边幅、其貌不扬的瘦弱者，不相信他是山东大学的教授，打电话到山东大学值班室，学校立即派车到派出所将他接回家。诸如此类小事在山东传为奇谈，而且越传越奇，以至传成“童书业在路上转来转去，被派出所捉去”云云。可见，他的记忆力仅在学问上是超群的。所以，他做学问从不制卡片，他的头脑就是极好的“卡片柜”，他可以在头脑中对各书记载的某人、某事进行比较、分析，从矛盾处找出问题，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便形成一篇独具见解的文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做学问从不依赖这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任何论著完成后，他立即会翻书复核所引的史料，只有史料复核无误，他才认为这部论著可以算作真正完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家人打开他生前亲手整理的遗稿箱，在一张遗嘱下面是一包包手稿。在未出版的遗著上，他一份份清清楚楚地注明：“此稿已全部复核过原文，可出版。”“此稿未曾复核原文，若要出版，必须复核原文。”这充分表明，他精博的学问、多产的著作来自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先严一生唯学问，并不意味着他排除了生活中的七情六欲，形同面壁枯禅。他爱看京戏，爱游山玩水，尤其喜欢桃花，为此还闹过误会。他极喜欢青岛的风景。一次，他想登高远眺，就去攀登山东大学校园内的山头。山东大学的员工家属都知道校园内有的山头上设有海军航空兵的导航站，是禁止攀登的，而他却不知此事，正好攀登了设站的山头，被海军挡驾，扫兴而归。他也有朋友之义、亲亲之情。1950年之后，家庭人口减少，工资、稿费却相当丰厚，历史系的同仁不论谁有了困难，只要向他开口，通融也好，借贷也好，他从未拒绝过，其慷慨程度从他身后家中无甚积蓄可以看出。至于学问方面，他更是亳无保留，哪怕是伤害过他的人，只要提出问题与他讨论，他仍会热情相待。他的亲亲之情更是感人至深。“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在那非理性的疯狂岁月，与命名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同处一处所遭受的磨难，是不难想象的。他为了使女儿“过关”，竟对我说：“他们对我的批判都没击中我的要害，甚至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我。我的要害我自己最清楚。我起草一份批判稿，你抄了贴出去，他们就会放过你了。”这种天真的自投罗网的建议当然只会被拒绝，但这个建议所含的亲亲之情却令人永志难忘。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甘愿放弃研究生考试、放弃父亲早已为我规划好的春秋史课题，不求闻达，将教学之余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父亲遗著整理的原因。

不过，不论是朋友之义也好，亲亲之情也好，在先严来说，都纯然是天性的自然流露。他从不刻意去追求别人的好感、家人的亲热，对社会也绝无功利的要求。他就是那样自自然然地生活着。他终身刻意追求的唯有学问，他在许多学术领域中贯注了他的全部生命力。在他的主观上，力求通过严谨地考辨史料，周密地进行推理论证，以求揭示历史客体的本来面目。他的研究是硕果累累的。但是，任何历史学家，不管他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研究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中国史学研究的长河中，他可算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一位学问精博、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他用他的毕生心血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