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亨：我虽“以管窥天”所见极小，但自信没“无根之谈”！ | 董治安

我国著名先秦文史研究专家、文字训诂学家高亨先生，1900年农历七月四日生于吉林省双阳县一个叫山咀子的小村里。10岁始入邻村私塾就读。地处僻远，交通不便，1898年戊戌政变以及由此掀起的民主革命运动，似乎没有在这里引起多大的回响。高先生在私塾里接受的完全是沿袭古老传统的一套封建儒学教育。然而，由于勤奋好学、资质颖异，八载寒暑，他却精读了《论》《孟》《诗》《书》等重要典籍，烂熟到能背诵的程度。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春，18岁的高先生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课内负担不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课余，在一位地方名士张文澍老师的指导下，努力攻读《说文》，还系统钻研了先秦诸子主要著作及前四史等。历时五年，大大开拓了视野，粗识了治学的门径。

1923年春，为求学业上的深造，高先生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先入弘达学院，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该院国学专业首届研究生。

清华研究院，这座众多学子仰望的最高学府，荟萃了一批素享盛名的专家、教授。当时在国学专业执教的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其中王、梁二位对高先生教诲尤多，影响更大。高先生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深得导师的赞许。他在离校时还曾得到梁先生手赠一联云：“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路人。”事实证明，高先生在清华研究院为时虽不算长，却确立了他终生“遵循朴学方法，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工具，来研读先秦诸子的遗著，从而抒录个人的心得”的治学道路，对他日后的学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6年秋，高先生由清华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兼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开始了连续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多以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科教授。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绩，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

在任教东北大学最初几年间，高先生在颠沛不定、诸多干扰中，先后写出了《吕氏春秋新笺》（写成于1931年）、《荀子新笺》、《庄子新笺》（写成于1932年），完成了《金石甲骨文字通笺》初稿的大部分。《金石甲骨文字通笺》是一部从《说文》入手考释金甲刻石文字的专著，取材弘富，考释精审，是集高先生多年心血的力作。可惜的是，这部长达十四卷、百余万字的初稿，被一友人借阅，其后据称竟失落在沦陷的北平，成为高先生终身难忘的一件憾事。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越来越明目张胆地伸向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彻底暴露了日寇侵华的野心，也进一步点燃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烽火，“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响彻白山黑水。高先生于1931年底，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那是一个天气阴沉的上午，高先生不得不扔下大部分衣物、图书，仅带着一部《说文》、几册心爱的古籍以及正在奋力撰写中的《甲骨金石文字通笺》部分手稿，提着被褥卷，匆忙赶乘开往北京的火车。在乱哄哄的沈阳车站，高先生又把仅有的11块大洋，送给了同样急于进关而无钱购买车票的两位同事刘某和周某。几十年后，高先生还不禁怀着复杂的感情，回想起发生在那民族危亡年代的令人心酸的一幕。

1933年，日寇侵略的阴影笼罩着华北。3月，日寇占领热河。5月底，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平津门户洞开。是年8月，高先生离开北京，应聘为河南大学教授，先在开封，后迁至信阳南境的鸡公山。七七事变第二年，他由豫入川，在乐山担任武汉大学教授。两年后，复任三台县东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3年8月起，转任成都齐鲁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8月，再赴陕西任西北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5年8月，重返四川三台执教东北大学。一年后，又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从1931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至此已整整经过了十五个春秋。

抗战时期，高先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一直没有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说：“国丁艰难之运，人存忧患之心，唯有沉浸陈篇，以遣郁怀，而销假日。”（《老子正诂·自序》）他潜心钻研周秦诸子之作，勤奋不懈，于1936年写了《墨子新笺》后，又先后完成了专著《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包括《周易古经通说》）《墨经校诠》等。然而，这批书稿由写成到付梓、问世，无不历经曲折。其中，《老子正诂》1929年已曾印作教学讲义，历经十载增补，至1941年才交开明书店排印，又过两年始得正式见书。《周易古经今注》脱稿于1940年，由叶圣陶先生介绍交上海开明书店，后因开明停业，出版不成；1943年又交贵阳交通书局，适逢日军进犯桂黔，只匆匆印了“通说”部分。至于《墨经校诠》，虽写于1944年，却不得不置于书箧中达十余年之久，直至1956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高先生满怀希望于1945年回到光复后的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东北中正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又兼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渴望在故乡土地上为发展学术和教育事业多发挥些作用，多做些贡献。然而，人们欢庆胜利的喜悦，很快被一种对现实的疑虑、不满所代替；政坛的勾心斗角、争名逐利，也不时渗到文化教育部门。这些都使高先生感到不安。另外，高先生只身一人随东北大学回沈阳复校，罗璘先生和两个孩子仍留在四川。时光飞逝，他对于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越来越强烈。经过反复思量，高先生毅然抛弃了优厚的薪俸和令人仰慕的职位，重又奔往四川。

1948年8月到1952年3月，高先生先后于三台川北农工学院、北碚相辉学院、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授、研究员。他在四川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52年4月，他举家北上，迁回吉林，又一次出任吉林师范专科学校教授。1953年8月，经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引荐，高先生开始执教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

青岛，是美丽的海滨城市。50年代前期的山东大学，在校长——著名学者华岗的主持下，正一派欣欣向荣。文史两系尤可谓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高先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和安排，而优雅的环境，相当齐备的图书资料，以及领导的热情欢迎，友人的切磋琢磨，都使高先生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慰之情，有一种“如归”的感觉。

高先生此时已年过五十，渐入老境，然而却好似焕发了青春，工作上、学术上连连获得可观的成绩。他在承担中文系本科基础课、选修课，并完成指导两届研究生、若干进修教师工作的同时，短短几年间，陆续发表了《墨经中一个逻辑规律——“同异交得”》（1954年）、《周代大武乐考释》（1955年）、《周代地租制度考》（1956年）、《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1956年）、《诗经引论》（1958年）、《商鞅与商君书批判》（1959年）《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1959年）等学术论文；出版的专著有《诗经选注》（1956年）、《楚辞选》（1956年，与陆侃如、黄孝纾合作）以及《周易古经通说》（1958年）、《墨经校诠》（1958年）等。在此期间，他除去担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外，还从1957年6月起，受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政治上“左”的干扰，对高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仍能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他的学术研究，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势头。几年间，又发表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论文，如《上古乐曲的探索》（1961年）、《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1962年）、《孔子思想三论》（1962年）、《试论庄子的齐物》（1962年）、《孔子与周易》（1962年，与董治安合写）、《周颂考释（上、中、下）》（1962~1963年）、《试论晚周名家的逻辑》（1963年）等；出版的专著有《文字形义学概论》（1961年）、《诸子新笺》（1961年）、《周易杂论》（1962年）、《上古神话》（1963年，与董治安合写）等，另外还编成了一部约40万字的学术论文集《文史述林》（此书编成于1960年底，1980年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1963年10~1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高先生参加了会议，并于会议期间与另几位被指名的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周扬同志介绍到高先生，毛泽东同志风趣地询问高先生：“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又说读过高先生的几种论著。他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外，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六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转呈毛泽东主席。其后不久，他又将60年代初读毛主席诗词有感而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寄请毛泽东同志指正，词云：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学术文化领域亟待开拓前进的局面，使高先生受到鼓舞，感到兴奋，渴望多做些工作。他于1978年动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新见迭出的《诗经今注》（1980年）。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周易大传今注》的修订工作（出版于1979年），并且出版了《老子注译》（1980年，华钟彦校）。他写于1978年的学术论文《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对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老聃其人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写信给山东大学和中文系负责同志，希望派来助手，以期把自己的科研设想能尽快变成现实。他每于北京住所见到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总是要谈学术研究，谈教育发展，谈学校建设，情真意切，溢于言表。他甚至几次表示想迁回济南山东大学宿舍，以便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方便条件。

然而，高先生毕竟已是耄耋之年。况且，他自60年代患青光眼，至70年代后期，视力已极微弱；又因长期伏案造成双腿肌肉萎缩，直至发展到不能下床；严重的皮炎，周身痛痒，也使他经常难以正常休息；凡此等等，都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为此，他深感苦恼。高先生最后一部专著《古字通假会典》（他从1934年就着手收集资料，决意编写此书），由助手协助才完成收尾工作，而全书出版，则已是高先生去世三年之后了。他计划编写的《诗经新解》，只写成少量初稿。另外，他还想撰写一部《太玄经新注》，也仅做了些准备工作，写成十条札记，很少一点样稿。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高先生是一位严谨而勤奋的学者。他的治学，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乾嘉学者重视考据的道路，即所谓“朴学”的道路。他熟读《说文》，精研金石甲骨，进而以文字、音韵、训诂的手段，努力于几种先秦要籍句读的勘订、字义的审别、舛误的厘正，逐次写成《墨》《庄》《荀》《韩》及《吕览》等五种子书的“新笺”。后来经过修订，又经筛选删削，最终于1957年编为《诸子新笺》一书（该书出版于1961年，1980年新版又增入《商君书新笺》一种）。“新笺”带有札记性质，体例与《读书杂志》（王念孙）、《诸子平议》（俞樾）、《札迻》（孙诒让）相类；每条文字一般不长，却称得上言必有据、论必取证。高先生在“自序”中说：“我写此……虽然是‘用管窥天’，所见极小；但是自信没有‘无根之谈’。”统观《诸子新笺》全书六百三十条笺文，虽不能说条条尽为不易之论，然就其大部分内容而言，的确称得上沉精覃思、有补前人之作。这部书的许多研究成果，已被国内外有关学术著作广泛采用，并非偶然。

进入20世纪40年代，高先生研究的重点较为集中于《老子》《周易》和《墨子》（墨经部分）等几部古籍的整理研究。这种整理研究，需要统观考察、系统解说，与札记式著录心得有所不同。但人们从高先生早期几部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中，依然能够明显看出那种贯串其中的朴学精神，同样带有资料丰实、考订精确的学术特色。凡遇疑难字句，往往要引用《尔雅》《方言》《说文》《广雅》以及古籍旧注，广作参证，以求确解。高先生于古籍专书整理研究的这种学术特色，使其能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屹然自立一家；其于学术界所受重视，已有定评。

然而，高先生毕竟是现代学者，在治学上，不能不受到现代思想和方法的影响。50年代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更力图用新的观点、方法开展学术研究。这使得高先生的治学，同乾嘉学者相比，又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不少显然属于自己的重要开拓，形成了一些明显的特点。

首先，综观高先生几十年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追求，应当承认，他是一位博洽而多方面能有所贯通的学者。他早年编撰《金石甲骨文字通笺》以及30年代着手纂著的《古字通假会典》，虽然重在汇集资料，却已显示了对于金甲文字以及古字通假现象进行彻底清理和总体研究的兴趣与意向。从高先生所研治的几个重点项目看，不论是关于《老子》《周易》还是《墨子》（墨经部分）《诗经》，其研究总是带有总体性、综合性，总是不放过对于研治对象尽可能深入、透彻的了解；因而其实际成果，既有主要属于文字诠解的“正诂”“今注”“校诠”“新解”，又有关涉全书的通说，或对于有关问题的系统论述和综括分析。事实表明，高先生往往能够把字句的训释同理论的研讨紧密结合起来，把微观考索同宏观审视统一起来，在字句诠解上，能着眼于整体内容和思想脉络的融通；而对于某些历史或理论现象的说明，则又显得实证充足、坚确有力。

高先生的治学范围，从历史纵向看，似主要用力于先秦一段，汉魏以下较少涉及；但就其横向考察，则几乎遍及先秦重要典籍以及金甲文字等，兼治文、史、哲。由于涉猎甚广，使他能够从各类古籍和不同学科的彼此联系中，有所融会贯通。所以他对于问题的钻研，就常比一般人更多地占有资料，并且能够触类而长、左右逢源，发人之所未发。他于1962年编成的论文集《文史述林》，计收入此前不同时期撰写的学术论文22篇。如果大体依不同学科来区分，属于文学艺术类7篇，属于文学史类4篇，属于哲学史类6篇，属于古铜器铭文研究类2篇，不易分类、姑归之于文化学术史范围者3篇，可见其所涉方面之广。其中，《周代地租制度论》，博采《诗经》《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商君书》以及《史记》《汉书》等资料，根据地租制度的变化，肯定西周为领主封建社会，而春秋战国则是“由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过渡”及“地主封建制形成”时期，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力作。《上古乐曲的探索》历考史前时代以及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以迄夏、商等各代古乐十多种，为上古音乐史的专论。其所论内容，足可补我国古代艺术史有关研究之所缺。《孔子思想三论》《试论庄子的齐物》，则都是深有见地、有相当理论深度的哲学史论文。以上论作，从一个具体方面显示了高先生博洽而能贯通的学术特点。至于高先生一生在古籍整理和古文字考订方面注意之广、用力方面之多，有目共睹，兹不多论。

其次，高先生功力深厚，在学术研究上往往开掘深而立义精，有时能从常人视而未见之处发现和总结规律。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总让人感觉有其沉甸甸的分量，其中奥论精义颇有粲然可观者。试略举数例：

其一，关于《周易》《老子》抽象思维水平的揭示。高先生把《周易》卦爻辞分为四类，而对其中的“取象之辞”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这种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的文辞，内容简单者近于诗歌中之比兴，较复杂者近于散文中之寓言。他深刻地指出：“在古人文章中常见两种对立之表现方法，一曰以具体之事物表达抽象之道理，是谓取象，《周易》中多有之。二曰以抽象之道理概括具体之事物，是谓谈玄，《老子》中多有之。……远古质朴，抽象之概念既少，文辞之术语无多，故《周易》取象之辞多而谈玄之辞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们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显然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高先生依据可靠的资料和卓异的识力，揭出《周易》以“取象”为特征的抽象思维的初步发展，并以其同《老子》以“谈玄”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作比较，具体而精辟地分析了我国古代（西周至春秋）思维水平的明显提高，使标界判然可寻，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古代哲学的产生甚至文化的演进，无疑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

其二，关于晚周名家逻辑法则的论析。春秋战国之间，邓析、惠施、公孙龙以及其他“辩者”的学术活动，是我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闪耀奇光异彩的一页。可惜年代久远，名家著作大都亡佚，其思想仅余一鳞半爪，而且多为怪说诡辞、“苛察缴绕”之论，难明究竟。高先生根据《庄子》《荀子》《列子》《吕览》等所载辩者遗说和《公孙龙子》（残本）所记几个专题理论，钩隐抉微，爬罗疏证，创造性地总结出先秦名家的7个逻辑法则和公孙龙的5个逻辑法则，共12项。析理之精细，论断之允当，令人叹服。

“名家的逻辑法则既然绝大多数正确，为什么他们的具体判断多有错误呢？”高先生在论文结穴处，不无用意地着重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入思考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名家逻辑的主要特征是从事物的概念出发，一般常识所肯定的、传统的、近于僵死的事物概念，名家则从事物的反乎一般常识的另一面，认识到其概念的灵活性，从而掌握它，来确定新的概念，提出新的判断。”这里，他引用了列宁在读黑格尔著作时关于辩证法问题的精辟阐述：“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他进一步申论道：“名家正是在许多问题上，主观地应用了概念的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面临着事物的矛盾对立的两面，抛弃一般常识所承认的一面，只要反乎一般常识的一面，以致接近诡辩。”这也是一个堪称精微的分析。高先生立足于正确继承思想遗产的高度，在充分肯定名家诸多贡献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在理论上的“失足”之点，并上升到规律性认识，这就大有助于全面而辩证地认识名辩之学，汲取其中蕴含的极为深刻的思维经验教训；而其于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更远远超出了评价名辩之学的本身。

其他例证还有，如关于墨家“同异交得”逻辑规律的某些论述，关于墨家（墨经作者）同名家、同邹衍、同告子、同庄子等学术关系的考察，关于老子之“道”的基本含义的析论等，也都不乏真知灼见，篇幅所限，难以尽述。

复次，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凭借很高的造诣、深入的钻研，勇于提出新见解，开辟新学科，建立新体系。他在先秦诸子文辞笺释方面所作的重要探索，早已为人所共见。他十分敬重王静安先生，但在《周代大武考释》中，却以自己新的考证成果明确纠正了王先生有关“大武乐”六章次第的错误理解，表现了一种不盲从、不迁就、大胆追求和勇于探索的精神。1979年，高先生已年届八旬，卧病在床，视力微弱，仍以极大的毅力写出了那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对于老聃其人及其与“老阳子”、孔子的关系，其生平与所处环境，作出了与旧说大异其趣的新考和新释。翌年4月，高先生在《诗经今注》“前言”中，又对于《诗·周南·麟之趾》提出新说。认为，《孔丛子》所载（按见《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杨士勋疏引）七言三句古诗“唐虞之世”云云，实后人伪作，而这首《麟之趾》，“才是孔子所作《获麟歌》”，“被后代儒者编入《诗经·周南》之中”。这对于传统《诗经》学研究者来说，亦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关于老聃其人、孔子“绝笔”之说，其实都是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老问题。高先生所云，虽不必遽为定论，在学术探索上却依然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和思考。

这里，值得一提的另一部著作是高先生写成于40年代而修订、出版于60年代初的《文字形义学概论》。

这部书原是带有一定普及性和实用性的文字学教材。其中以《说文》为主要材料，以“六书”说为基本依据，似也沿袭了传统文字学讲授的通例。然而，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于文字的论述，仅以形义为限，极少涉及音韵；对文字起源及形体演变过程，只略予叙说，不作重点；讲解文字构造，主要以象形、指事两类为例；特别是它以较多篇幅具体论述了字义的转注、引申、假借，训诂以至重音、连语的条例，以及文字形音义相结合而滋转的情况。总之，它以分析部分汉字形体构成、解释字的本义为主，即着重以汉字构造和字义滋生转换为研究对象。这样，就创立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汉字形义学。

高先生对于《周易》的研究，可以说费时既久，用力亦多，先后写成四种专著和一批论文。这些论著，有对《周易》经传全部字句的训解，也有对全书基本问题的“通说”，以及对于《周易》经传的理论分析或哲学、文学评价。高先生认为，古代经学家讲《周易》，往往“依传解经”“据经释传”，而且滥谈象数，人为地把《周易》复杂化、神秘化，因而“解者益多，而读者益迷”。为此，在他研治《周易》的全部论著中，鲜明地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叫作“以朴释玄”。具体说就是：第一，坚持“以经解经，以传解传”，即把《周易》经和传分开来讲；第二，讲《易经》基本不涉及象数，讲《易传》不滥谈象数，不纠缠象数。高先生研治《周易》的这种态度和方法，一反传统《易》学成规，独辟蹊径，实际上建立了《周易》研究的一个新体系，从而抛弃了旧《易》学史上大量牵缠纠葛和无稽之谈，把现代《周易》研究置于比较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

高先生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这种情况：凡为自己在学术上提出的新说，一旦发现其有与别人偶同而别人确已发布在先者，则“尽行削去”，在援用此说时亦不另作注明。高先生始终是一位尊重事实、尊重科学而严于律己的学者，在对待学术创新的态度上，尤其是如此。

高亨先生能够获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固然有其属于个人资质方面的条件，比如很好的记忆力，敏于发现问题，长于深入思考，等等；但是，真正促使高先生在治学道路上不断前进，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那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和刻苦。

他在年青时醉心于研读《说文》，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地步。《说文》所载9300多字及其解说，一直烂熟于胸，随时可脱口而出。他自1926年执教起，仅头十年，就写出了诸子笺证之作4种，古文字通笺1种，总字数在100万字以上。其间，他曾与梁启雄先生同在东北大学，又都致力于《荀子》的研究，彼此间“旬日必相见，相见必论《荀子》，如是者三载”。稍后两人同莅北京，“亦旬日必相见，相见必论《荀子》，如是又二载”。可见其用心之专注。七七事变后，高先生转徙各地，在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图书资料短缺的情况下，仍一心治学，执著不懈，显示了极大的决心和毅力。

1957年在为《诸子新笺》所写之序中，高先生回忆40年代为《庄子·至乐》篇所述生物转化论以及《天下》篇所述名家遗说作解说时，自称“翻书特多，用思最深，有时通夜不眠，而兴致淋漓，不感困倦。今年龄已老，没有当年的精力了”。其实，直到老年，高先生尽管体力已衰，其于治学上勤奋刻苦的精神一如往昔。在60年代，年逾花甲的高先生，坚持每天早晨的4点左右起床，随即伏案工作；至9时许，或小睡片刻，或稍作活动，又继续研读或写作；午饭之后除盛夏外一般不再休息，一天伏案工作竟长达10小时以上。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高先生不时卧病在床，在夫人罗璘先生帮助下，设置了一块特制木板，悬于胸前，自己半仰在垫高的枕头上，借此读书写字；视力不济，则求助于高倍放大镜。往往是一天下来读书不过数页，一条短札竟需费时多日，而高先生却持之以恒，作而不辍。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高先生一生，在国内各大学执教长达60年。先后开设过“国学概论”“金石甲骨文字”“文字形义学”“老庄哲学”“周易研究”“诗经研究”“先秦散文”“中国文学史”以及多门专题课程，培养过多届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他那严谨的学风、弘富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赢得了广大受业者的敬重和爱戴。

在教学上，高先生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本科生大班上课，总是先写成讲稿，并在讲稿上划出重点，作好充分准备。站到讲台上声音宏亮，字字清晰，叙述清楚而重点明确，极少闲言碎语。有时候，为了解释一个少见的字义，或驳斥一种错误的理解，他会习惯性地稍作停顿，接着高声强调：“据我的考证……”铿锵有力，言之凿凿，使听讲者有一种确然可信的感觉，并且受到情绪的感染。

20世纪60年代初，他已是60多岁的高龄，还在大课堂为同学讲《诗经·大雅》。一次，时届深秋，他抱病上课竟累得大汗淋漓，几至不支。同学们建议提前下课，他却坚持在讲桌旁稍事休息，几分钟后，继续讲授，直到下课铃声响后才由助手搀扶回家。

他为研究生、进修教师上辅导课，严格定课目、定时间，从不随意敷衍、草率从事。50-60年代，他一方面从事大量科研工作，平日足不出户，惜时如金；另一方面却不惜付出可观的时间和精力指导青年后学，逐字批改作业，具体解答问题，指导论文写作。他为了使一位助手业务上更快地提高，曾经有意地几次带这位青年同志去图书馆和古旧书店，一边借书、购书，一边于目之所及、信手翻检中介绍有关古籍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并结合实物讲述文献学等方面的知识。用心之深细，非一般导师所能比。

高亨（中）与学生时代的董治安（左）

高先生一向宽以待人，尤其热爱学生，肯于向年青人提供帮助。他既是严师，又是一位可亲的长者。早在三四十年代东北大学内迁四川时，生活并不富裕的高先生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一些东北籍同学以多方面的资助，并且十分关注他们的学业。他的课，有的同学期考成绩稍差一点，他常常尽量给提到及格的分数线。他向罗璘先生解释说：“这些学生都是不愿当亡国奴，才流亡到此；若考试不及格，就会失去助学金，甚至要被迫退学，生活都会成问题。所以，应当尽量给一点照顾。”

1942年，东北大学文史研究所招生，在发了录取通知之后，少数负责人忽而仓促决定改文史研究所为历史研究所。已被通知录取的一部分攻读文学的青年面临着失学的危险。高先生了解此一情况后，立即亲自去找所长金某，指责其错误决定，要他对学生负责，以至同所长吵了起来。事情闹大以后，所长毕竟理屈，一批差一点失学的学生终于被录取了。

1961年，有一篇文章发表于《大众日报》，又被《光明日报》转载，题目是《高亨先生和他的助手》。文章用一些具体事例，报道了高先生对于青年助手从学习到生活、从治学到为人诸多方面的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实际上，高先生的这种关怀和要求，不是仅限给于一两位身边的专业助手，而是广及于不同时期从其受业的众多学生。20年代末曾受教于高先生的华钟彦教授，1982年在一篇为高先生所撰的评传中说：“他（指高先生）对学生推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多鼓励上进，开导门径，循循善诱，谆谆入耳。学生每有一善，除奖掖其成就外，又指其小有不足，务使乐于发扬成绩，避免骄矜。遇有不善，则温言告诫，指陈利害，引古喻今，务使心悦诚服，乐于向善。因此，凡受过高先生之教的，都能感到他在学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有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甚至终身不忘。”

高先生平素不苟言笑，也很少到别人家去串门聊天，说长道短，表面上甚至有点孤高而固执。其实，他是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人，是一个在人与人关系上宁肯自己多付出一些，而并不企望得到回报的人。

他孝敬老母。在老人面前，高先生不是名教授、名学者，而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儿子。老人个性刚强，而年逾花甲的儿子却能曲尽人情，百般照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高先生以个人收入供养九口之家，生活自不免有点窘促，但他和罗璘先生总是千方百计安排好老人的衣食起居。

他敬重师长。高先生常常怀着深沉的感戴之情，缅怀十八九岁时在吉林师范所受张文澍老师的启蒙教育，颂扬张老师的为人。清华研究院梁、王二师给予的启迪和教诲，更为高先生永志不忘。十年动乱时，有人批判高先生“言必称‘任公先生’‘静安先生’”，是“为亡清遗老和资产阶级政客张目”，高先生始终默然以对，不在这个问题上屈从压力。

他珍视友情。他与蒋天枢教授是老同学、老同事，情趣投合，相知极深。彼此间谈学问、谈其他，几乎到无所顾忌的程度。有人为高先生撰一小传，涉及一些评价问题，高先生自己未轻易表态，却建议先请蒋先生过目，其对蒋先生的信任可见一斑。叶圣陶先生和范文澜先生也是高先生钦敬的两位挚友。叶老曾与高先生共事于武汉大学，几十年来高先生一直尊之为兄长，每以“叶大哥”相称，而叶老则也视高先生为“小弟”。两人间的情谊老而弥笃，高先生迁居北京后曾经两次去探望过叶老；卧病在床时，犹为收到叶老手书小幅而欣喜不已。高先生病逝后，年逾九十高龄的叶老有唁文云：“久不晤面，今成永诀，南向怅望（按：高先生追悼会在济南召开），悲哉！”范老曾同高先生共执教于河南大学。当时，范老受党的指示积极宣传抗日，因而受到迫害，得到过高先生的同情。高先生非常敬重范老的人品与文品，五六十年代彼此有便函往来，并有几次见面。“文革”期间，有人信口诋毁范老，高先生十分气愤。1969年范老病逝，高先生深为叹惋，以为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此外，高先生对于亡友刘盼遂教授的怀念，与唐兰先生的学术切磋，以及同学生兼友人单演义教授的亲密关系等等，也都颇有可资采录、值得称道之处。

高先生常说，自己一生过的是“三书”（读书、教书、写书）生活。他确是以此为职志，亦以此自勉自励的。国难期间，他拒不向日伪妥协，毅然随校内迁，历尽艰苦而自甘清贫。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承担了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从不提出非分的要求。他憎恶旧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蝇营狗苟之徒，也鄙视那种私欲膨胀、损人以自得的人。他襟怀坦荡，敢于当面向别人提出批评，陈述不同意见。凡此种种，都受到了后学和周围同志的尊敬。当然，高先生不是完人。他的思想也有一个前后发展的过程。何况世事的纷纭复杂，现实政治的瞬息多变，有时也使他难于迅即理解，甚至不免短时间内陷于迷惘。然而，纵观其一生，应该说，高亨教授毕竟是属于那种淡于名利、律己甚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是一位勤奋不懈而卓有成就的学者，是一位守正不阿而待人宽厚的长者、导师。他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将长留于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