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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时代重心发生转移 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作者|  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致力史学理论及中国学术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新史学与新汉学》、《良史的命运》、《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等,并主编有《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史学引论》、《山东文献集成》等。

来源|  凤凰网·国学 2017-12-18

2017年12月1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刘梦溪先生出任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教授与陈方正、林祥雄、李零、章新胜、王石,陈越光、陈嘉映、陈平原、白谦慎、王学典、黄一农、梁治平、赵汀阳、郑永年、任剑涛、余世存等十余位学者专家、艺术家受聘为该院的高级研究员。

王学典教授在发言时表示,应对人文研究的前景抱持乐观态度,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将主要体现在人文追求与人文含量上。新时代的中心任务是以文明复兴为纲,以信仰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伦理重建、规则重建为重心,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主义。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刚才陈平原先生谈了谈他自己对人文整个现状的看法,我可能要发表一点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恰逢其时。就像刘梦溪先生八十年代末期创办《中国文化》而获得巨大成果一样,我感觉同样是恰逢其时。《中国文化》的成功,反映了刘先生对时代、对文化变迁、精神变迁、学术气候变迁的一个异常准确的判断和把握。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创办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我感觉刘先生的判断也同样会异常准确,这个研究院肯定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个人有一个判断,认为人文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或者是即将到来。这是艺术与人文研究院将来可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家知道,将近40年前,1978318号到31号,中国开了一个著名的大会: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有了一个书面讲话,题目是“科学的春天”。然后《人民日报》41号全文发表了郭先生的演讲。所以郭先生这个演讲之后,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激起了一个学科学的热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个人感觉,科学毫无疑问和技术发展有关,和现代化有关,和近代化的事业有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关。科学也实现了这一点。经过四十年的高度发展,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性任务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另外,大家都看到了,近40年的发展也导致了另一个大的结局,整个中国已经实现了温饱的转型。中国已经脱贫了,实现温饱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古人有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40年的发展,“仓廪实”、“衣食足”的任务已经完成,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但接下来要做的问题是要“知礼节”和“知荣辱”。无论是“知礼节”还是“知荣辱”,它所关乎的是价值观的重建,而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人文。所以人文研究我和陈平原先生的判断有差异,主要是奠基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学习十九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新时代”。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高低这个差异上。十九大报告发表之后,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在做解释,政治学家在做解释,社会学家在做解释,而唯有人文学者解释不够。换句话说,十九大报告当中所包含的对人文的含量我们解释不够。进入新时代,那旧时代是什么?刚才有人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旧时代是以财富为中心、以经济为中心,我感觉非常正确。而即将进入的这个新时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增加为特征的。

我有一点想法在此跟大家分享下,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重心转移的角度,也能看出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新时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是以暴力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重心。从1949年到1979年文革结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重心。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而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或者忽略了经济,或者把经济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而意识形态的追求成为最高的价值,革命成为目的。所以1979年之后,导致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仍然处在贫困时代,在经济上、在富裕程度上,我们仍然没能在经济生活上得到翻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按照我的概括,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以图富强为重心。中国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那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在图富强的过程之中,我们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弊端。这个大的弊端在我看来,就是不加约束的功利主义,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都导致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崛起和发展了,但是中国人的精神水准和文明水准在下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为了吃饱放弃了信仰,为了成功放弃了底线,为了现实放弃了未来,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新的时代(重心)的转移。我个人感觉,这个时代(重心)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偏性质。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新时代最本质的一个含义,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以文明复兴为纲,以信仰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伦理重建、规则重建为重心,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主义。

我个人感觉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儒学、强调中华文化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针对性,就是我们社会发展议程出现了重大问题,精神文明的建设、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上了日程。这是官方对于社会发展议程发生变化的一个回应。而民间的回应大家有目共睹,二十多年来,儒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一直在民间蔓延。这就生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官方和民间同时瞩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瞩目于中国的儒学?我个人感觉,儒学的本质是一种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所以儒学复兴就是要告别在一段时间之内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它要告别这种状况。所以儒家的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人文主义的复兴,它的本质上是要再造或者说塑造有品格、有精神、有操守的这种人本性,重新恢复把国民君子化、贵族化、精英化。

我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可能不太正确。就是近二百年来中国和西方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把草根、把下层民众精英化、贵族化,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走的道路恰好相反,就是把精英、士绅、读书人底层化、草根化、乃至痞子化。所以说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儒学复兴的要义,就是从本质上要把国民重新贵族化,重新君子化,重新文明化。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下一步人文的复兴、人文研究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一点我与陈(平原)先生估计有差异。

我个人之所以对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抱有信心,对它的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它和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时代发生变化、社会议程发生大调整这样一个大背景相适应。

最后预祝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在刘先生的主持下、在各位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辉煌的成绩,为中国的人文复兴贡献自己卓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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