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转发、留言、讨论。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辜朝明的《被追赶的经济体》是一部天才般的著作，在总结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中国大陆等主要经济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用这一分析范式（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100多年来各国在不同阶段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政策做出指导。该书对中国着墨不多，也不够深入，但是它的范式非常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用它来分析中国经济，很多困惑可以迎刃而解。不过，本书也有明显的问题，他对经济中的真实因素重视不够，对自然利率的变化趋势存在误解（我将专门撰文阐述），对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分析不多，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而言，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绝非剩余劳动力减少、工资上升这么简单。另外，他把结构性因素与资产负债表衰退严格分开，实际上，二者经常是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更大的框架，把辜朝明的范式作为该框架的一部分，也是该框架的一个必然结果；该框架将更加适合分析中国经济。我已经列出了提纲，不过完成需要时间。另外，辜朝明认为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于“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这一点我不太赞同。我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了“被追赶的阶段”。本文首先简单介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然后介绍辜朝明是如何将其拓展到“被追赶的经济体”范式；最后阐述，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腹背受敌”的阶段。1954年，刘易斯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经济学中的著名理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简单地说，该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之初，存在一个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众多，近乎是无限供给的，边际生产力低下。表现在图1中，劳动力供给曲线最初是水平的。工业部门的厂商可以以很低的工资水平D无限地雇佣工人。例如当劳动力需求曲线在D1时，厂商（或者说资本）获得的报酬份额可以简单认为是三角形BDG的面积，劳动力获得的报酬份额（工资总收入）是四边形EDFG的面积。显而易见，如果厂商扩大再生产，雇佣更多工人，使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D2，则它获得的报酬是三角形ADH的面积，工人获得的报酬总额是四边形DEIH的面积。随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往工业部门转移，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到了某一个点上，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此时厂商必须提高工资，才能雇佣到足够的工人。这个点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当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D3时，工资水平上涨到C，厂商获得的总报酬是三角形WCL的面积，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是四边形CEML的面积。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开始起飞，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
图1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刘易斯的这一理论后来经过费景汉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4）等人的发展，被广泛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起飞。刘易斯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辜朝明（2023）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做了拓展，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具体来说，他把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落后国家投资。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表现在图2中，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了D4，与水平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曲线”交于R点。为了方便，我建议参照“刘易斯拐点”，把图2中的P点称为“辜朝明拐点”。在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时，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经济全球化还没成为一个关注的重点。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辜朝明（2023）将全球劳动力供给纳入模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一阶段，“被追赶的经济体”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资料来源：根据辜朝明（2023，P.86）图3-1绘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辜朝明（2023）对各国在不同阶段的政策选择做了分析，给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尤其是，他分析了经济体在不同阶段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应该采取的政策。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基于本文的目的，这里不多赘述。辜朝明（2023）认为：美国在1947年之前处于第一阶段。1947-1970年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3年。1970年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日本追赶。日本在1960s中期以前处于第一阶段。1960s中期至1990s中期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30年。1990s中期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韩国、台湾省和中国大陆追赶。韩国和中国台湾省在1985年越过刘易斯拐点。1985-2005年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0年。2005年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中国大陆追赶。辜朝明对这些时间点的划分，显然是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例如南亮进（Minami，1968）论证过，日本在大约1960 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四、中国在2012年前后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辜朝明（2023，p.105）认为，中国在2012年之前处于第一阶段，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目前处在第二阶段，即“黄金时代”。关于中国在何时跨越刘易斯拐点，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论。大约在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在2005年提出“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的问题，随后学术界开展了长达十年的激烈争论。2012年，蔡昉等学者还专门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2017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2017）撰文指出：“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十年，争论了十年，我认为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2012年以来，我国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每年都在减少。”即他认为，以劳动人口数量衡量，中国是在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的。也有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转折区间（Garnaut，2014）。蔡昉（2018，2022）认为，从我国劳动力短缺现象显现的2004年，到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的2010年，应该符合这样一个转折区间的特征。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据此我们可以对图2进行修正，得到图3。在图3中，刘易斯拐点被画成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类似地，图3中将“辜朝明拐点”画成一个“辜朝明转折区间”。总而言之，中国在2012年前后进入了“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时代”。
五、中国可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但是，辜朝明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第二阶段，即“黄金时代”，对此我不能苟同。辜朝明的这本书是2022年3月撰写完毕的，当月28日上海开始封城。在那之前，中国经济尚好，随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的书中没有反映出这些变化。我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2年开始，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开始被东南亚国家甚至拉美国家追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将真实因素引入辜朝明的分析范式。简单地说，衡量经济是否跨越刘易斯拐点，是看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工业部门的工资上升情况，更专业一些，是要比较这些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衡量经济是否跨越了“辜朝明拐点”，则是要看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回报率，与其他经济体投资回报率的比较，本外国实际工资的比较（得不到数据），以及和企业“出海”情况。第一，中国的自然利率已经下降到与1970年的美国、1990s中期的日本类似的水平。自然利率下降是全球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自然利率下降意味着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点击）。美国是1970年开始被日本追赶的，当年美国的自然利率，按照纽约联储银行用HLW方法的估计值是约4.2%，但里士满联储银行的估计值是约1.5%。1990s中期日本进入“被追赶阶段”时，自然利率快速下降至2%以下（图4）。此前我论证过，2022年的严格封控给中国的真实因素造成了严重打击，压低了中国的自然利率。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计，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利率高于2%。我2023年认为，疫情封控可能已经把自然利率压低到了1.5%（点击）。这就与1970年的美国、1990s中期的日本自然利率类似了。即中国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自然利率来自孙国峰和Rees（2021）；日本数据来自Okazaki and Sudo（2018）；美国自然利率来自纽约联储银行用HLW模型的估计值，和里士满联储银行用Lubik-Matthes模型估计的中位数。我们希望比较中国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投资回报率情况，但是得不到相关数据。不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自然利率的趋势是相同的，因此可以比较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格罗宁根大学计算了全球117个经济体的TFP指数，都以2017年=1。数据较长，多数国家从1950s和1960s开始，但是最新数据只到2019年的。OECD计算出了24个经济体的TFP指数和增速，大多从1985年开始，最新数据是2022年的。但是缺少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数据集都可以从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网站（https://www.stlouisfed.org/）下载。同一个经济体这两个来源的TFP 增速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从中选取了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省、中国大陆等12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每5年的均值，列在表1中。表1 部分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每5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用格罗宁根大学发布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计算
不难看出，在2001-20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高，但是2011年之后明显下降为负值。不仅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省，也低于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甚至老挝。由于2022年之后中国自然利率快速下降，我们预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在快速下降，即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低于上述经济体。在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中国的名义利率僵化，没有及时大幅下调，导致实际利率高企，使企业更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迫使企业在海外寻找投资项目。应该说，中国企业出海由来已久。早在十几年前，政府就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并购项目，收购自然资源。2013年中央推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企业出海大大增加。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企业为了规避美国加收的高额关税，也为了降低工资成本，或者为了更接近原料产地，加快了出海进程。但彼时国内投资、消费增速和回报率也还好，出海是为了扩大业务、锦上添花，而不是为了在内外交困中寻找一线生机。2022年以来则不然。企业家普遍意识到，一是东西方走向对抗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加剧，美欧在东南亚、拉美加快培育供应链，来替代中国企业；二是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出海俨然成为很多企业为了自救、生存的必然选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目前只发布到2021年，2022年之后的数据尚未发布。未来数据发布之后，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明显上升。中国企业出海，在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建厂，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将起飞，实际上，东南亚、印度、非洲很多国家的GDP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只要有需求，它们的供应链将迅速完善起来，逐渐替代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尼、印度等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追赶者。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从2023年开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图5）。
在我国金融行业，金融机构也面临全面的资产荒，资金空转成为常态，债券基金经理不得不把大量资金配置在长期利率债和金融债上，严重压低了长端债券的收益率，这恰恰是经济在“被追赶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股票基金经理们则从2023年年中就把“出海”逻辑作为挑选股票的重要逻辑之一。第四，中国从2022年开始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驱使中国进入“被追赶阶段”。此前我论证过，从2022年以来，疫情封控导致中国明显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和居民全面缩表（但不如1990年之后的日本那么严重）。虽然2023年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开始放松，但不够及时，力度不够大，企业和居民继续缩表（点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要自发地修复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困难的，可能需要很多年。日本私人部门从1990年至2010年花了20年才修复资产负债表。换句话说，国内总需求的萎缩、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是长期的，这无疑将加快企业出海的进程。总而言之，2022年的严格封控，一方面导致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压低了中国潜在GDP增速和自然利率，导致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可能使中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辜朝明拐点”，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即便2022年没有完全跨越“辜朝明拐点”，也已经处在跨越的过程中，处在“辜朝明转折区间”里（图3）。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前有欧美日等国在科技、贸易、供应链乃至国际政治、军事方面的挤压和遏制，后有东南亚、印度、乃至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追赶，即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腹背受敌。六、美国、日本、中国在“被追赶阶段”的差异，及未来的研究计划经济体在“黄金时代”和“被追赶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另外，不同国家在同一阶段也存在不同的特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这里简单概括几个显而易见的方面。美国在1970年、日本在1990s中期进入被追赶阶段，中国在2022年进入被追赶阶段。但是这几个经济体存在非常大的不同：1、美国的黄金时代（1947-1970）恰好是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科技的主导者，并借此哺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便是在1970年之后被日本追赶的阶段，美国依然保持了卓越的创新能力，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速，使美国得以保持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全面领先地位。这一点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2、韩国、台湾省的“黄金时代”长达20年，日本更是长达30年，在这期间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也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日本中产阶级一度占全国人口的90%，因此虽然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长期在0附近，但社会异常稳定。相比之下，从2012年前后到2022年，中国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大约10年。中产阶级才开始发展，尚未得到壮大。从不同数据来源看，目前中产阶级占中国人口约20%左右。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后，居民收入增速将下降，中产阶级壮大的速度将明显放缓，叠加部分低端劳动力将失业，可能危及社会稳定。3、在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省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前，都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老龄化尚不严重。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1.26万美元，依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老龄化日渐严重。为了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一方面大力扩张财政和货币，尽量维持经济增速；另一方面必须加快创新，努力提高国内投资回报率。4、当前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市场潜在规模、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1990s日本企业出海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这一点未来将专门撰文阐述。5、经济进入“被追赶阶段”之后，非常容易出现两个现象：一是容易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投资回报率下降迫使企业、居民和政府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缩表又导致经济下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下降，强化资产负债表衰退。即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投资回报率下降互为因果，相互加强，形成负反馈。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被追赶阶段”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是2022年严格封控的结果），结构性问题和资产负债表问题交织在一起（而不像辜朝明认为的那样可以清晰地分开），这对决策者的政策抉择是极大的考验：央行是否敢于把资金空转暂时放在一边，坚持降息、扩张货币？政府是否敢于不顾短期财政赤字飙升，扩张财政，拉动经济？政府愿意拿出多少资金来投资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资金空转成为常态。随着投资回报率下降，整个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出现资产荒。金融机构基于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把大量资金配置在长债上，压低长债利率。但是央行不能试图去收紧流动性，一旦央行试图收紧流动性，就会导致利率迅速上升，债市暴跌。因此央行只能做窗口指导。例如2024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要关注投资者加杠杆、拉长久期、压低长债利率可能导致的波动。4月26日央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人民日报》发文，要求“金融行业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既看当下，又看长远，不贪图短利，不急躁冒进，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坚持稳健审慎经营。”引起了长债价格暴跌。不过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这种窗口指导导致短期长债调整之后，很快就会反弹。以上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后续我将逐一展开分析。[美]辜朝明（著），徐忠，任晴译，《被追赶的经济体》，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1月。Lewis，Arthur，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Vol. 22，No. 2，139—191．Fei, J. C. H., and G. Ranis. 1964.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New Haven, Conn., U.S.A.: Yale University Press.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蔡昉，2018:，《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蔡昉、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韩俊，《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7月。Minami，Ryoshin，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 (3) ，380—402．Garnaut，Ross，2014，“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Turning Point”，in Huang，Yiping and Cai Fang ( eds) ，Debating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88-97．孙国峰，Daniel M. Rees, 《中国的自然利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论文 No.2021/01.Yosuke Okazaki and Nao Sudo, 2018.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in Japan -- Measuring its size and identifying drivers based on a DSGE model --,"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18-E-6, Bank of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