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广角】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研究
【作者简介】
张晓荣，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杨辉，通讯作者，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任职于西部绿色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
摘要
农业是广大乡村地区的核心内生动力，文章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视角出发进行乡村空间规划研究。首先，以陕北黄土沟壑区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传统农业主导生产方式—“外地务工+务农”主导生产方式—近地“多业融合”主导生产方式—“现代农业+”主导生产方式4个阶段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生活空间关系演变，以及与之对应的基本匹配—失配日显—失配加剧—亟待重构的乡村“生产—生活”匹配关系演变历程；其次，解析乡村新型“职—住”空间关系、“职—住”空间要素组织和“人—地”对应关系的质变，提出了现代乡村空间系统重构的诉求；最后，从乡村聚居空间的基本“细胞”入手，提出匹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框架。
[关键词]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生产—生活”匹配；“职—住”空间；陕北黄土沟壑区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1)24-0005-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张晓荣，杨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研究[J]．规划师，2021(24)：5-12．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了产业兴旺、农业优先发展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实现从“输血”式扶持转向“造血”式培育，进一步夯实新型城镇化战略根基。目前，已有的乡村发展与空间规划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理论分析层面，研究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演变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并从城乡关系、人口迁移、乡村产业发展、村民意识改变等方面研究乡村空间重构的概念、特征、机理和框架体系；二是在规划方法和实践层面，提出不同类型的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并从设施配置、邻里交往、出行交通等角度研究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优化方法和乡村规划编制方法。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单纯从城乡规划学科出发的技术、思维惯性，缺乏从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出发对“生产—生活”匹配的思考和乡村空间规划相关应对研究。
农业是广大乡村地区的核心内生动力，在城乡关系演变下，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从业结构和从业方式的转变，加之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已成必然，从农业及其生产方式转型的视角进行乡村空间规划研究，回归对“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基本原理的思考，这种研究思路可以作为传统乡村规划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本文基于以上原理和思路，结合陕北黄土沟壑区这一以农业为主导的落后乡村地区典型代表，进行乡村基本单元构建的具体论释，并提出匹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构建框架。
1 理论基础
1.1 人类聚居学理论
人类聚居学( Human Settlement)理论由道萨迪亚斯提出，其明确了人类聚居的定义、分类、影响因素和属性，建立了人类聚居学的基本框架和聚居定理。其中，在关于人类聚居结构的定理论述中，明确了人类聚居基本“细胞”——人类聚居单元在人类聚居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个基本单元应具有正常的社会经济功能而不能再分割，所有聚居单元互相联系形成一个等级层次系统，高一级单元为若干个低一级单元提供服务。道萨迪亚斯在人类聚居学理论中关于“人类聚居基本单元”的相关论述，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和直接的理论指引。
1.2 二元经济理论
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为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研究及可预见的城乡劳动力平衡状态预判提供了理论基础。刘易斯率先提出了“二元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差异，导致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直至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达到一定拐点(俗称“刘易斯拐点”)后城乡差别消失。之后众多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是基于此的深化和修正。其中，“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进一步细分了劳动力转移的阶段；乔根森提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造成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本质原因；“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舒尔茨则从成本—效益角度出发，提出只有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收入差距大于迁移成本，农业劳动力流动(就业迁移)才可能发生；斯塔克提出预期收入、“相对贫困”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与否取决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度，以及转移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度。
2 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生活空间关系的演变
根据“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基本原理，以及陕北黄土沟壑区典型乡村在不同时期城乡要素流动、农业劳动力就业与居住空间等方面的变化，本文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地域发展划分为务农—外出兼业—就(近)地兼业—现代化4个阶段，分别对应传统农业主导—“外地务工+务农”主导—近地“多业融合”主导—“现代农业+”主导的生产方式阶段性转变(表1)，从中可以得知农业生产方式与相应乡村生活空间的关系由基本匹配逐渐走向失配。
表1 乡村地域生产阶段划分与主导生产方式特征总结
2.1 传统农业主导的生产阶段——基本匹配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1978年)前，我国整体上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于工业城市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制度、严格的户籍管理和统购统销制度下，城乡完全分离，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受到阻碍。该阶段乡村农民从业地和居住点基本局限于乡村，单纯务农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与小规模分散式乡村生活空间格局基本匹配。
由于千沟万壑的地形和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陕北黄土沟壑区的村庄和旱坡地(梯田)均根据梁峁沟坡度零散分布。该地区农林牧兼宜，历史上农民务农要跨河爬坡，故农民可接受的耕作出行时间可达半小时，远高于地形平坦的地区。基于传统农耕工具的较小耕作半径，极度零散的村庄分布格局与碎片化分布的旱坡地(梯田)生产空间基本匹配。
2.2 “外地务工+务农”主导的生产阶段——失配日显
改革开放后我国整体上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普遍推行，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务工，1990年后农民外出打工现象更为普遍，乡村进入外出兼业阶段。该阶段属城乡互动背景下的动态过渡期，以乡村劳动力向周边甚至远距离城镇不断转移为主要特征，单纯的传统务农生产方式被“外出务工+务农”取代，从业地与户口所在地开始分化，打工者的就业地和居住地“飞地式”转移至外出打工地，乡村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就业融入更大的空间范围中，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的失配现象越来越明显。
陕北黄土沟壑区的乡村大规模人口外流始于2000年前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加速释放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至陕西省内大中城市甚至省外，如榆林市在2005～2013年，乡村从业人员中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由66％下降至55％，平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净增1.3万。“外出务工+务农”为主的复合生产方式与乡村聚居空间开始失配并日趋严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常住人口的减少导致乡村聚落物质空间大量空置，聚落空废化问题凸显；另一方面，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被打破，小型机械化农业与机动车出行逐渐普及使农民可接受的农业生产半径增大，这为乡村人口集聚创造了条件，同时农业经济由单一农业生产向农业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复合的生产方式势必会带动生活方式的复合化，最终影响乡村生活空间系统。
2.3 近地“多业融合”主导的生产阶段——失配加剧
从全国的城镇化发展区域格局来看，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将由传统的极化模式向新的分散模式转变，具体表现为重点城镇化区域由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县城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层级，就地城镇化和近地城镇化将成为主要的城镇化方式。而面对当前“候鸟式”迁移带来的留守儿童(老人)、夫妻长期分居、城市“新贫民”出现等诸多城乡社会问题，长距离、高社会成本的跨区域流动将被短距离、低社会成本的就(近)地流动所替代。
陕北黄土沟壑区近年来外出劳动力集中于陕西省内务工，劳动力集中区域以西安市、榆林市和延安市为主。以往外出务工地主要为陕西省外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唐等发达地区，在省内县城务工的占比较低；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主要集中于建筑业、采矿类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服务业等体力工作岗位，就业常态不稳定、不固定，多数务工人员每年年末返乡后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出于照顾家人、城市就业风险增加、农村创业环境改善等原因，当地乡村劳动力选择就近打工并安家定居的意愿越来越强，据笔者对2013～2017年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子洲县返乡就业劳动力的调查，发现返乡就业劳动力数量呈增长趋势，且越来越年轻化和高素质专业化。其中，返乡劳动力的男性占比提升约10％～20％，30～40岁、30岁以下年龄段所占的比例提升约20％～40％，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劳动力所占比例提升约7％～14％(图1)。
图1 2013～2017年陕北返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左)及年龄构成(右)变化统计图
随着外出打工者的回流，现阶段乡村逐步进入就(近)地兼业阶段，该阶段为动态过渡期，以外出打工者由外地城镇向本地城镇的逐渐回流为主要特征。在该阶段，回流至近域区(县)从事多种产业的农民数量逐渐增加，从事的产业涉及近域城镇非农产业、农业二三产业(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和乡村旅游服务业等。外出打工者回流的趋势将推动该地区低成本的就(近)地城镇化。“多业融合”为主导的复合生产方式与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失配仍在加剧，这一方面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向周边城镇的迁移进一步要求现有村庄的集聚重构；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半径进一步扩大，城乡互动下对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质量要求逐渐提高，乡村人口和村庄集聚整合的需求更为凸显。
2.4 “现代农业+”主导生产阶段——亟待重构
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工业化进程中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伴随着劳动剩余的减少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缩小，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逐渐减少并最终达到瓶颈状态，预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时城乡发展进入相对稳定的现代化阶段。根据Northam城镇化发展S曲线和王建军、陈彦光、李晓江等学者的研究结论，2030年初，我国将进入“第三阶段”(城镇化水平为65％左右)，未来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更加强调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结合上述研究可推导出，当城乡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基本持平时，乡村即进入现代农业主导的现代化阶段。根据陕北延安、榆林两市，以及子长、安塞、横山、佳县、吴旗、米脂等县的2016年城镇化增长率和2030年城镇化率预测值(图2)，可预测陕北地区城镇化率将在2030～2035年提升至65％左右，继而进入城镇化水平较高且相对平稳的现代化阶段。在该阶段内，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大下降，但是乡村仍可借助良好的自然生态本底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以及以农业为核心衍生和剥离出的服务性功能，参与城乡大分工。届时陕北现代乡村将以“现代农业+”为主导生产方式，主要发展现代农林牧业、特色农产品电商物流和乡村旅游业，同时承接近郊城镇溢出的能源化工、建筑业、“三产”服务业、文旅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商贸物流等非农产业。农户将以保持家庭“工农”分工为前提，基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衍生产业”或“现代农业+近郊城镇非农产业”实现安居乐业，农业劳动力将以合理尺度下的短距离城乡通勤流动为主，根据保证现代农业生产绩效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与生产尺度，选择在乡村、近郊城镇定居或工作，届时乡村生活空间系统势必随之重构(图3)。
图2 陕北多县现状和规划城镇化率统计图
图3 陕北乡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阶段及主导生产方式示意图
注：R农<R农′ < R农′ ′ < R农′ ′ ′。
3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乡村生活空间系统亟待重构
以往小而散的乡村生活空间系统与传统生产工具下较小的生产半径和小农生产方式相匹配，而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职—住”空间关系、“职—住”空间要素组织、“人—地”对应关系等均发生了质变，必然会推动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重构，以形成新的稳态。
3.1 新的乡村“职—住”空间关系带来乡村聚居地的空间分布格局改变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民就业地和就业结构的质变，势必带来“职—住”空间关系的质变。现代乡村“职—住”的空间关系，不仅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地—居住地”空间关系，还包括从事就(近)地非农兼业的“城镇—居住地”空间关系。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这两类“职—住”空间关系的结构性改变，必然导致乡村聚居地空间分布格局的重构：一方面，工业化推进下农业生产机械化和机动化务农的推广，使现代农业生产半径倍增，务农职住地(“农地—居住地”)空间距离将大幅增加，这意味着乡村聚居地的腹地规模将大幅增加，乡村聚居地的数量和分布密度可以随之降低，这不仅为乡村人口空间集聚创造了条件，还顺应了城镇化背景下大部分落后村庄自然消解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城乡交通条件的改善，机动化出行(小汽车、电动车)支撑下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住地(“城镇—居住地”)空间距离也将倍增。这意味着以短距离城乡通勤流动为主的兼业农户，在同时满足两类“职—住”出行距离的前提下，可选择在城镇区和城镇近郊乡村居住。
据实地调查，陕北黄土沟壑区农民务农使用机动交通工具的比例可达到70％以上，其中电动车、摩托车、农用车分别占31％、23％和11％。同时，农业小型农机设备广泛应用，耕、种、收环节中分别约有93％、76％和54％的农民使用了农机设备，90％以上的农户认为农机设备的应用可以使可接受的耕作出行时间延长。按耕作出行时间半小时、机动交通工具时速20 km/h计算，务农的职住地实际距离最大取值为10 km(根据地形修正直线距离为6.4 km)。以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为例，以直线距离6.4 km 为半径生成若干个缓冲区，每个缓冲区相当于一个现代乡村聚居地的腹地范围，数量较少的缓冲区即可覆盖整个县域(图4)，这种结构性调整亟需现有村庄空间系统重构加以匹配，并不是迁村并点、移民搬迁等简单化调整可以实现的。
图4 米脂县现代乡村聚居地及腹地空间尺度示意图
3.2 新的乡村“职—住”空间要素组织带来乡村聚居地的功能与空间构成改变
现代化乡村应保证与城镇相对平衡的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配置水平，以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的实质性驻留。目前广大乡村村庄规模小且分布散，公共服务供给内容既不能满足乡村养老、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也无法与乡村生产生活现代化需求接轨，如未结合网购和互联网电商需求设置网络代购点、代售点，对农机储藏和维修，农产品储藏、烘干、冷藏和包装，以及农资配送、农技推广等现代农业基础服务设施缺乏考虑。在“镇—村”公共服务协同、共享配置的背景下，乡村聚居地仍应保证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功能、现代农业经济功能，以及布局相应的设施。在生活方面，除养老、医疗、教育、文体和商业设施外，还要特别关注道路、给排水、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快递代收点、网络代购点和代售点等乡村互联网服务设施的建设；在最基本的农业经济功能方面，乡村聚居地应新增现代农业生产基础服务设施，为保证生产绩效，这些生产服务设施应与生活区分离，并靠近农地布设，每个设施辐射一定规模的农地，生活区、生产服务设施点、农地之间通过乡道和机耕路便捷联系。
3.3 新的乡村“人—地”对应关系带来乡村农业劳动力规模和构成改变
农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涉及若干人口规模影响因素。其中，农产品单位纯收益决定了单位农产品人口抚养能力，农产品单位用工量决定了单位劳动力的土地支撑能力，农民预期收入基准指特定地域内每个农业人口生存生活的底线，农民兼业系数是体现农民兼业行为比重的量化指标。在农地资源固定不可变的前提下，这些生产要素综合决定着相应农业资源可支撑的乡村人口规模，以及农业资源经营所需的劳动力类型，即决定了乡村“人—地”对应关系。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农产品单位纯收益与用工量、农民预期收入基准、农民兼业系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等生产要素均发生着重要变化。其中，小型农业机械化设备的使用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单位劳动力的土地支撑能力大幅提升，农产品单位用工量大幅下降；种子改良、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会提升特色农产品单位纯收益；现代农民预期收入基准提升，单位农产品的人口抚养能力会下降，而农民兼业行为又会提升人口抚养能力；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大户+农业合作社”等经营方式要求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村经纪人、农业工人、全科农技员、农机作业手等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将会影响劳动力规模、知识和技能结构。由此，多种生产要素的质变将会生成新的乡村“人—地”对应关系，也势必会带来乡村农业劳动力规模和劳动力结构的质变。
4 匹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构建框架
综上所述，依循人类聚居学提出的“基本聚居单元”在人类聚居结构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定论，为应对上述变化趋势，本文从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的内在机制、单元的类型、功能结构和规模4个方面提出与变化趋势相适应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构建框架。
4.1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的内在机制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是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新型“职—住”空间关系、“职—住”空间要素组织和“人—地”对应关系匹配的乡村基层空间单元，它既是现代“城—镇—村”聚居空间体系中的末端单元，也是现代乡村聚居空间系统的基本构成“细胞”，是当前乡村聚落现代化转型后的相对稳定形态。它涵盖基本农业生产、居住生活与服务和生态维育功能，是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及自然生态空间密切关联的集合，现代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的内在机制包括以下四点。
(1)“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协同机制。对于乡村而言，“生态”是基本限制条件，“生产”是根本动力，“生活”是改善对象。
(2)“业—居”平衡机制。“业—居”平衡实质上是“人—地”平衡关系的落实，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与产业资源承载力平衡，以保证现代农民预期收入基准为前提，单元居住人口规模与单元内相应产业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等)的人口承载规模应保持基本平衡；二是“职—住—服”空间平衡，单元居住地与生产地(农地或城镇区)的空间距离应控制在合理生产半径内，居住地与公共设施所在地的距离应控制在公共设施服务半径内。
(3)“人—地”动态平衡机制。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始终处于要素逆差和消解集聚态势，直至城乡之间流动势能相对平衡，乡村现代化转型才得以初步实现。现代乡村“人—地”动态平衡，并不排斥现代人基于人力资源更优配置的自由城乡流动，该动态平衡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规模，即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承载量或劳动力需求量。
(4)“居—服”匹配机制。该机制主要应用于公共设施配置，在公共服务设施的“镇—村”协同配置的思路下，乡村基本聚居单元内的公共设施将采用“配置+共享”的方式，配置基本的养老、医疗、基础教育(幼儿园、初小等)、文体、商业和市政设施，与城/镇区共享完小、初中等较高等级公共设施。
4.2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主要类型
本文结合陕北黄土沟壑区的乡村发展实际，从自然地貌、区位条件、主导产业3个角度对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类型进行划分。按照自然地貌条件，可划分为黄土丘陵山区单元和河谷川道区单元；从区位条件的角度出发，主要考虑与城/镇区的距离，可划分为近郊型单元和远郊型单元；从主导产业角度，可划分为现代农林牧业主导型单元、旅游主导型单元和复合型单元，其中现代农林牧业主导型单元数量最大且分布最广。
以米脂县为例，该县中部为无定河河谷川道区，东西两侧大部分为黄土丘陵山区，下辖1个街道、8个镇。其中，乡村居住地分布于中部无定河河谷内的为河谷川道区单元，分布于东西两侧黄土丘陵山区内的为黄土丘陵山区单元(图5)。本文将城/镇区小学的有效服务半径确定为城/镇区近/远郊的距离临界值。根据实地调研，该距离临界值根据15～20 min的电动车出行距离判断，约为3.75～5 km。基于此，根据区位条件，将乡村居住地位于米脂街道、8个镇区近郊区的划分为近郊型单元，居住地位于以上城/镇区近郊区之外的为远郊型单元(图6)。根据主导产业，县域内现代农业发展条件好的区域将发展成为现代农林牧业主导型单元，如丘陵山区印斗镇对岔村所在的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以红色文化旅游为中心的乡村地域将发展成为旅游主导型单元，如杨家沟村；以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工程及农家乐为代表的现代农林牧业和旅游业潜力相当的乡村地域，将发展成为复合型单元，如以银州街办所辖的高新沟村为中心的乡村地域(图7)。
图5 米脂县地貌分区示意图
图6 米脂县现状公共设施服务区范围示意图
图7 米脂县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旅游园区布局示意图
4.3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功能结构
作为现代乡村聚居空间的基本构成“细胞”，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拥有基本独立完整的生态、生产及生活功能，以及实现相应功能的现代农林牧业生产空间、乡村旅游活动空间、居住生活空间和自然生态环境，这些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居住生活空间应分布于单元的中部，居住生活空间外围有农地分布，并设置生产服务点。同时，居住生活空间包含多个空间关系紧密的村庄，形成一定空间范围内的乡村社区，将社区内资源、人口产业和交通等综合条件较好的现状村庄确定为中心村庄，未来将增配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将中心村庄作为该社区内人口吸附的主要载体，其他村庄均分布于公共设施的有效服务半径内，未来人口规模可大致维持原状。另外，拥有独特旅游资源的单元，一般会临近旅游资源重组乡村社区，并将旅游服务设施与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合并设置(图8)。
图8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空间结构示意图
4.4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规模
本文结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特征，侧重从“生产—生活”匹配角度，梳理出若干影响聚居单元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的实际情况构建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规模预测模型，主要包括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腹地规模预测和人口规模预测。
(1)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腹地规模预测。现代农业生产半径决定了乡村基本聚居单元腹地规模，农业机械化导向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半径预测，主要选择农业生产出行时间、农机车车速、农作物农业机械化修正系数等主要变量构建预测模型，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1)
其中，Rij为现代农业生产半径；j为典型地貌类型；i为农作物(农产品)类型；ti为种养i类农产品的出行时间；xi为i类农产品的农业机械化修正系数；vj为j类地貌类型农机车行驶车速；Ji为i类农作物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预测值；J为粮食作物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预测值。
(2)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人口规模预测。根据“业—居”平衡机制，基于农产品收益与农民预期收入基准，选择现代乡村农产品单位纯收益、现代农民预期收入基准、现代农民兼业系数、国家农业补偿政策发展指数等主要变量构建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人口规模预测模型，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2)
其中，PA1为人口规模(人)；i为农林作物类型；N为农林作物播种面积(公顷)；M为现代乡村农林作物单位面积纯收益(万元/公顷)；j为畜牧农产品类型；A为现代乡村畜牧农产品产出量；B为现代乡村畜牧农产品的每核算单位纯收益(万元/每核算单位)；I为现代农民预期收入基准(万元/人)；Θ为国家农业补偿政策发展指数；β为现代农民兼业系数。
4.5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的空间布局
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空间布局的关键在于居住生活空间布局，即建议保留村庄的选择和布局。顺应城镇化和现代化趋势，只有综合条件较好的村庄可以长期保留，本文尝试通过优势村庄预选、公共设施选址、保留村庄选定3个步骤进行乡村基本聚居单元空间布局，在此过程中需综合考虑现状村庄的发展潜力、公共设施配置的经济效益和服务效率、生态与人居的安全性、用地适用性、交通可达性、与城镇的关系、村民意愿等因素。第一步，借助层次分析法针对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的集成进行综合性评价，预选出综合发展条件较好的村庄；第二步，借助GIS交通网络模型的最小化设施点数模型，以现代农业生产半径为“抗阻”，以规模化农地为“需求点”，预选优势村庄为“设施点”，计算出在一定农业生产半径下可实现农地全覆盖的最少设施点布局(计算出的设施点即每个聚居单元内需增配公共服务的中心村庄)；第三步，借助GIS交通网络模型的服务区分析模型，计算出各个设施点的有效服务范围，中心村庄和位于该范围内的其他现状村庄即为建议保留村庄，中心村庄是吸附乡村转移人口的主体。
5 结语
本文从乡村“生产—生活”匹配视角出发，研究了现代乡村新型“职—住”空间关系、“职—住”空间要素组织和“人—地”对应关系，并从乡村聚居空间的基本“细胞”入手，提出匹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框架。本研究是对必然到来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型和相应乡村生活空间重构的科学应对，可为村庄系统的集聚重构提供路径参考，但在实操层面，具体的村庄调整和乡村人口流动与各地社会文化、村民意愿、配套政策，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人才技术支撑均有密切关系，还需结合各地社会经济文化现状对村庄布局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进行具体研究和内容细化，以增加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新媒体编辑：樊乙莹
审读：王青
终审：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1年24期
《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乡村基本聚居单元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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