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3】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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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发展规划
【编者按】
2019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专门发布指导意见，都市圈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调控单元，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尽管我国都市圈发展已取得一定经验，但仍面临着协调发展的领域有限、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不足、协调机制和执行保障机制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发展规划”为主题，在深入剖析相关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都市圈治理的逻辑和方向，并详细介绍美国西雅图大都市区，以及我国深圳、济南、福州和武汉等都市圈协调发展规划的方法与策略，以供读者参考。
【规划师论坛3】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吴挺可，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王智勇，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亚平，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周敏在《规划师》2020年第4期撰文，都市圈是实现大城市功能疏解与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文章基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特征及聚散规律，分析武汉城市圈三个圈层间人口、经济与城镇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揭示其发展阶段及未来关注重点。研究表明，武汉城市圈正从向心集聚阶段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过渡，尽管极化效应依然突出，但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已经凸显，圈层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圈层聚散规律视角下武汉城市圈的引导策略：核心圈层要吸聚外部资源、疏解非核心功能；紧密圈层强调跨界功能协同、交通一体化疏导与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外围圈层要培育次级增长极、集聚发展特色化功能。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都市圈；圈层结构；集聚与扩散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4-0021-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吴挺可，王智勇，黄亚平，等．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J]．规划师，2020(4)：21-28．
一
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与聚散规律
（一）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
圈层扩散是大城市地域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从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的“杜能环”到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形态，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有很深的思想渊源。而都市圈这一地域概念的雏形是1951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的“三地带”学说。“三地带”学说将大城市的地域空间分为三个圈层—以实体建成区为主体的中心地带、以郊区为主体的周边地域和以城市势力圈为主体的外围广阔腹地。小林博更进一步将都市圈的地域概念界定为如下的三个层次：一是以各种功能联系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影响圈；二是具有密切人流、物流联系的日常生活圈；三是中小城市连续扩大的城市化地区。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都市圈”的概念，其圈层结构特征得到了普遍认同。也有学者基于此基本内涵，开展实证研究揭示了都市圈的圈层地域构造特征。结合国内外的权威观点及实证研究，本文将大城市地域空间划分为核心圈层、紧密圈层和外围圈层这三个由内而外的圈层：
(1) 核心圈层：核心功能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都市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主要地域。其范围以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通常以核心建成区为主，半径为20～30km。
(2) 紧密圈层：与核心圈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接地域，是同城化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其地域范围受1 小时通勤法则的限制，是居民一日活动往返形成的日常生活圈或通勤圈。基于不同的交通方式，半径为60～80km。
(3) 外围圈层：与内部具有功能关联的协同圈层。其半径为120～150km。
（二）大城市地域的圈层聚散规律
城市区域空间的演进始终伴随着集聚与扩散的过程。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中心及外围城市人口的聚散规律来揭示都市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Klassen 等人将都市圈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及整体人口的动态变化分成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这样的周期过程，都市圈的发展阶段遵循此路径循环推进；富田和晓等人将大都市圈分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和外圈层，通过分析各圈层占大都市圈总人口比例的增减来确定其发展阶段。国内也有学者从集聚与扩散的维度来探索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如杨勇等人根据首位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相互作用关系，将都市圈的发展演化过程分为结核阶段、整体集聚阶段、次中心形成阶段和均衡阶段；邢宗海根据社会经济要素在三个圈层之间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情况，将都市圈的演化分为“中心城市绝对集中”“中心城市相对集中”“圈域集聚”“圈域耦合”四种空间状态。基于既有观点，本文从大城市地域圈层聚散规律的维度，将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图1)。
(1) 向心集聚阶段。
核心圈层不断吸收周边的资源，其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外围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这个阶段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外围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扩大。
(2) 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阶段。
核心圈层与紧密圈层共同吸收各类生产生活要素，由外部向区域内集聚。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与周边地域发展差距缩小。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能级均不断提升，都市圈整体实力上升。
(3) 远域轴向扩散阶段。
核心圈层的辐射能力显著增强，其效应在更大的范围内轴向扩散。紧密圈层受到较强辐射成为主要增长地区。外围圈层与核心圈层的联系增强。外围圈层某些发展基础较好且具有交通、区位等优势的城市崭露头角，逐渐形成次中心。
(4) 多圈域耦合作用阶段。
核心圈层在更大的尺度内集聚外部资源，高效服务与引领区域腹地的发展。次中心的扩散效应进一步增强，与其周边形成“核心—边缘”的梯度差异。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相互作用密切，生产资源高效有序流动，形成圈域耦合、交错作用的局面。
二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划分与现状特征
（一）武汉城市圈的圈层划分
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和周边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八个地级市，以及洪湖、京山、广水和监利四个观察员城市。
将武汉都市发展区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都市发展区是2010年版武汉城市总体规划在武汉市域范围内确立的需要适当提高开发强度、实现城镇空间聚集发展的区域，范围包括武汉主城区及外围郊区的部分街镇，面积约为0.33万平方千米。
紧密圈层的范围参考2017年新版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的武汉大都市区范围。武汉大都市区范围的划定综合考虑了武汉的一小时等时交通圈，以及与武汉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地区，接近本文所设定的紧密圈层范围，包括武汉都市发展区外、武汉市域内的地区及鄂州市、黄石市区、大冶市、黄州区、团风县、孝南区、汉川市、咸安区、嘉鱼县、仙桃市、洪湖市，总面积约为1.90 万平方千米。
将武汉“1+8”城市圈范围内的其他县市单元作为武汉城市圈的外围圈层，包括阳新县、应城市、安陆市、云梦县、大悟县、孝昌县、麻城市、武穴市、红安县、罗田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英山县、赤壁市、通山县、崇阳县、通城县、天门市、潜江市、监利县、京山县和广水市，总面积约为4.65 万平方千米(图2)。
（二）武汉城市圈的现状特征
1.人口分布：核心高度集中，周边低密度松散
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呈现核心和外围圈层高、紧密圈层低的“哑铃状”分布。人口密度由内而外断层递减，核心圈层的人口密度是紧密圈层与外围圈层的近十倍。对比东京大都市圈的人口分布结构(表1)，武汉城市圈紧密圈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均较低。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呈现核心高度集中、周边低密度松散的分布状态。紧密圈层的人口还有很大的集聚空间。
2.经济水平：向外圈层递减，整体产出效率低下
武汉城市圈的经济规模以核心圈层占比最高，而紧密圈层占比最低，地均产值由内向外逐级递减。与东京都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三个圈层的经济规模及地均产值偏低(表2)，核心圈层的地均产值不及东京大都市圈的1/20，紧密圈层与外围圈层的地均产值也远远小于东京大都市圈。武汉城市圈的经济产出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产业功能：武汉一极突出，分工体系尚未形成
都市圈的核心与周边城市应强调功能互补与专业协作。以东京大都市圈为例，核心圈层集中了行政、金融、信息和科教文化等中枢职能，紧密圈层主要承担了核心圈层外溢的部分核心功能，包括居住、行政、先进制造和科教研发等，外围圈层则集中了专业物流、休闲旅游等特色化功能，整体形成了职能分散、有机联系的功能体系。而武汉城市圈一极突出，中心城市武汉的钢铁及深加工、汽车及零部件、石油化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食品烟草等产业在区域中均占据绝对优势，周边城市的产业由于缺乏突出的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职能，呈现出低水平均衡发展的状态。另外，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与外围地区缺乏分工协作，城市职能定位各自为政，存在明显的同构现象。周边城市的产业均集中在食品加工、机械、建材工业、医药化工和纺织服装等几个板块，缺乏具有特色、优势突出的城市职能。
4.城镇空间：核心向外连绵蔓延，外围散点状均衡分布
核心圈层内城镇空间较为饱和，向外贴边蔓延的现象十分显著。武汉市主城区与其郊区跨界处存在着大规模的城镇建设用地开发。紧密圈层的孝南区、汉川市及鄂东沿江的梁子湖区延伸至鄂城区、黄州区、黄石市区和大冶市等地，与武汉市域呈现连绵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外围圈层的城镇总体上呈现散点状均衡分布的状态(图3)。
三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的特征与发展阶段
（一）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特征
1.人口向心集中趋势延续，圈层间增长差异缩小
2000～2010年， 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呈现显著的人口增长态势，而紧密圈层及外围圈层的人口均呈现负增长，外围圈层人口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个时期核心圈层的就业岗位、配套设施等对周边地区的人口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紧密圈层、外围圈层的人口显著流失。2010～2017年，三个圈层的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增速由内而外递减。核心圈层的人口增量与增速依然显著大于外部的两个圈层。武汉城市圈的人口向心集中趋势延续，但已从绝对集中转变为相对集中(表3)。
以县市为统计单元考察人口增减率。2000～2010年， 人口增速大于5%的地区集中在核心圈层及紧密圈层，包括武汉主城区及西南部的东西湖区、蔡甸区、江夏区、汉南区，另外还有鄂城区和黄石市区。人口增长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2010～2017年，研究范围内的大部分统计单元的人口呈现增长。相较于2000～2010年，武汉主城区人口增速减缓，从26.46%放缓到9.52%。增速大于5%的地区扩散到武汉市的六个郊区，以及黄石市区、黄州区、华容区、通城县和蕲春县。其中，东西湖区、江夏区、汉南区和蔡甸区增速超过了15%。尽管武汉城市圈的人口整体上仍呈现向心集中的趋势，但伴随着外围地区尤其是武汉郊区人口增量的提升，圈层间的差异已大大缩小(图4)。
2.核心圈层功能疏解乏力，外围地区经济发展受抑
分析不同时间点三个圈层的三次产业占比，武汉城市圈各圈层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核心圈层内的三产比重缓慢上升。2017年核心圈层的三次产业结构为3.3∶43.9∶52.8，三产占据略微优势。而紧密圈层与外围圈层则处于二产缓慢上升并处于优势地位的时期(图5)。进一步考察核心圈层内武汉主城区的产业结构，2010～2017年，二产占比显著下降，从37.9% 下降至27.8%，而相应的三产比重从62.0% 上升至72.2%。由此可见，伴随着“退二进三”政策影响下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城区的二产已有向近郊区扩散的趋势，但并未突破核心圈层的空间范围。
在两个时间段内，武汉城市圈核心圈层的经济增量及地均增量均占有绝对优势。2000～2010年，增速由内而外圈层递减，核心圈层的经济增速远远大于外面的两个圈层。2010～2017年，三个圈层的年增速基本持平( 表4)。武汉城市圈经济增长以核心圈层最为突出，但增速有放缓的趋势，外围地区的发展受到抑制。
3.城镇空间集聚格局强化，近域圈层蔓延态势凸显
2000～2010年，核心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居于首位；2010～2017年，紧密圈层的增量超过了核心圈层，而外围圈层城镇空间的增长与核心圈层基本持平。但从城镇空间增量占圈层面积的比例来看，核心圈层占比一直遥遥领先，两个时间段分别高达9.1% 和14.0%。三个圈层城镇空间的年增速在第二个时间段较之前均有所上升，呈现由内而外圈层递增的趋势(表5)。
以武汉城市圈的空间重心为中心，每隔20km由内而外划分圈层，分析两个时间段内各个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情况。从第一个时间段到第二个时间段，0～20km 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量与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而外围六个圈层均有所上升。以20～40km圈层的城镇空间增长最为显著，2010～2017年增量达381.63km²， 是0～20km圈层的两倍之余，增长占比也与0～20km圈层差距缩小( 图6)。
由此可见，尽管核心圈层的城镇空间仍处于内部填充的集聚发展状态，但伴随着空间利用的饱和度不断提升，城镇空间增长的热点区域呈现出向紧密圈层扩散的趋势，以20～40km的近域圈层尤为突出，外围的圈层也有增长，但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二）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发展阶段及未来关注重点
1.发展阶段
上述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正从向心集聚的阶段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的阶段过渡。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的极化效应依然突出，但也引领着城市圈整体不断集聚外部的资源。核心圈层的扩散效应初显，人口、产业、城镇空间增长呈现从核心向外围扩散的趋势。尤其是武汉市域范围内的近郊区，是集聚与扩散效应最为活跃的区域。在核心圈层的扩散作用下，圈层间的空间差异正在缩小，“核心—边缘”结构也趋于弱化。
2.未来关注重点
基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聚散规律，未来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应重点关注：
(1)引导核心圈层人口、功能的疏散。
随着中心城市的壮大，核心圈层的人口、产业和城镇空间利用逐渐趋于饱和。政府层面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周边地区主动承接核心圈层的功能外溢，如2014年的武汉次区域空间规划在主城区外围规划了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和大临港四个工业板块，以促进工业企业的外迁及在郊区的集聚发展。周边城市也表现出与武汉的对接意愿，如孝感编制孝感临空经济区规划主动对接武汉空港。但目前看来，这些举措的效果并不显著，核心圈层仍高度集中了城市圈的人口与功能。
(2)提升外围地区空间载体的集聚能力。
在市场机制与政府决策的共同推动下，武汉城市圈范围内建设了大量的新城(图7)。然而这些新城大多关注的是物质空间的规划建设，是一种以土地城镇化为导向的空间集聚模式。由于较少考虑市场与社会的真实需求，与主城距离较远、联动性较差的新城对人口及产业的集聚功能甚微。此外，武汉城市圈范围内有7 家国家级开发区及二十余家省级开发区(图8)，由于政府资金短缺、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承接武汉溢出的低端产业；同时由于产城融合度较低，现阶段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相当有限。未来应重点关注外围地区新城、开发区与所依托主城的良性互动，增强外围空间载体对核心圈层人口、产业的集聚能力。
四
武汉城市圈圈层聚散引导策略
（一）核心圈层：外部资源吸聚、非核心功能疏解
(1) 外部资源吸聚。
全球化给城市和区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应当承担起内陆开发的重责，作为专业职能节点积极融入扁平化的全球城市体系。城市圈的核心圈层在区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核心圈层的能级决定了武汉城市圈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地位。核心圈层应发挥“两个扇面”的中枢职能，在更大的尺度内吸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推动核心功能提质发展，同时引领腹地发展，实现区域整体能级的跃迁。
(2) 非核心功能疏解。
非核心功能占据空间资源，阻碍城市功能升级。通过政府搭建平台，积极疏解核心圈层的非核心功能，为核心功能的注入提供空间载体。武汉城市圈的核心圈层应强化科教创新、先进制造、枢纽物流和金融贸易等核心功能的发展，推动低端制造业、传统商贸业和基础物流业等非核心功能向外围地区的疏解，实现人口、产业、经济活动在圈域层面更为合理的布局。
（二）紧密圈层：跨界功能协同、交通一体化疏导、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
(1) 跨界功能协同。
紧密圈层强调与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协同，主要承接核心圈层溢出的核心功能。划定跨界协作区，实现周边城市与武汉在功能上的对接：武黄临港协作区加强新洲区与团风县的对接，发展临港物流、加工制造产业；武咸生态协作区强调江夏区与咸宁梓山湖新城的对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武孝临空协作区以武汉空港新城及孝感临空经济区为基础，发展临空产业；武孝汉川协作区加强东西湖区与汉川市的对接，发展先进制造、现代物流产业；武洪新滩协作区加强汉南区与洪湖新滩工业园的对接，发展汽车制造、医药化工等产业(图9)。
(2) 交通一体化疏导。
紧密圈层内强化同城化、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延长主城区的轨道交通网络，在40km的圈层范围内，形成轨道交通、市郊铁路支撑的通达系统。在80km的圈层范围内形成以城际铁路为主要支撑的通达系统，合理设置站点，构建1～1.5小时通勤圈(图10)。结合交通廊道节点，培育增长极核，引导核心圈层溢出的城市功能在此集聚发展。
(3) 专业性综合新城吸纳。
紧密圈层的新城应当成为承载功能和人口增长的重要载体。离主城区较近的新城打破单一的产业新城发展路径，转向专业性综合新城；构建与主城区的紧密联系，承载科技创新等新兴功能，成为主城不可分割的近域功能性节点。应合理安排离主城区较远的新城产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配比，实现职住平衡，尽量减少长距离的通勤交通。同时，提升新城的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构建反磁力中心，集聚产业人口。
（三）外围圈层：次级增长极培育、特色化功能集聚
(1) 次级增长极培育。
武汉城市圈核心城市的首位度过高，而中间大城市出现断层，中小城市呈现扁平化发展。伴随着中心城市辐射效应的进一步向外扩散，应积极培育黄石、孝感、咸宁和仙桃等发展基础好、区位优势突出的城市作为城市圈的次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内新的增长极，并在外围圈层逐渐形成自身圈域内的区域腹地，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
(2) 特色化功能集聚。
引导非核心的一般功能在外围地区集聚。外围圈层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系建立在协作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区的基础，形成休闲旅游、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特色化的功能分工，打造特色化的产业集群( 图11)。都市圈城市逐渐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的模式，进而形成功能联系紧密的一体化地域。
五
结语
武汉城市圈正处于从向心集聚向整体集聚与近域扩散过渡的时期，中心城市武汉也从“强核”逐步走向“外溢”。未来应重点关注中心城市扩散效应的发挥，辐射带动更多的成员城市成长，乃至促进区域次中心的形成，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武汉一直以来将“1+8”城市圈作为区域协同的空间单元。在国务院提出构建现代化都市圈的背景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1 小时”通勤圈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及城市群内部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以武汉为中心80km半径的紧密圈层是跨市域功能整合及空间协同发展的主要地域层次，也是近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功能协作等需要考虑的重点。
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集聚与扩散效应的有序演进，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双向互动、良性合作的结果。然而，我国很多省会城市首位度过高，呈现出过度集聚、极化趋势明显的状态，周边城市也较长时间处于中心城市发展的“阴影区”。从大城市地域的圈层结构出发，遵循市场机制作用下集聚与扩散的客观规律，引导人口、产业、经济等各类要素在圈域内有机的疏散与适度的集聚，不失为解决这种发展困境的一种合适路径。
来源：2020年04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0年04期
《武汉城市圈的圈层聚散特征与引导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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