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论坛2】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本期主题：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发展规划
【编者按】
2019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专门发布指导意见，都市圈正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调控单元，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突破口。尽管我国都市圈发展已取得一定经验，但仍面临着协调发展的领域有限、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不足、协调机制和执行保障机制缺乏等问题。因此，本期“规划师论坛”栏目以“区域协调发展与都市圈发展规划”为主题，在深入剖析相关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都市圈治理的逻辑和方向，并详细介绍美国西雅图大都市区，以及我国深圳、济南、福州和武汉等都市圈协调发展规划的方法与策略，以供读者参考。
【规划师论坛2】
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作者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刘希宇，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高浩歌，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扈茗在《规划师》2020年第4期撰文，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都市圈在我国全尺度空间组合链条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但目前我国都市圈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近40%的都市圈尚处于培育阶段，而针对培育型都市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还较为匮乏。文章以处于培育阶段的都市圈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文献综述概括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探求培育型都市圈面临的发展阶段性问题和特有问题。其次，对培育型都市圈的规划编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以空间为基础，以体制机制为主导，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构建适度超前的同城化发展格局”的编制原则，以及“三个阶段、三大板块、五个方面”的编制方法，进而从“制定规划目标”“优化全域空间结构”“构建专项空间协同支撑网络”“统筹跨界空间一体化发展”“建立政策引导支撑体系”五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最后，以福州都市圈进行实践，以期为我国培育型都市圈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都市圈；规划编制；空间；体制机制；福州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4-0013-08
[ 中图分类号 ]TU984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刘希宇，高浩歌，扈茗．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为例[J]．规划师，2020(4)：13-20．
一
都市圈空间演变的特征与规律
（一）都市圈空间演变的时间阶段
国内外学者在都市圈相关研究中一般将其空间演变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引起空间演化”的理论中，将城市群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斯科特从区域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关系出发，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分为单中心、多中心、网络化三个阶段；程大林等人基于区域空间联系方式与程度的变化，将都市圈的发展阶段分为低水平均衡发展、低水平极化、高水平均衡发展和高水平极化四个空间演化阶段；陈小卉从都市圈规划编制的角度，将我国都市圈分为雏形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提出三个阶段的重点目标分别是培育、发展和协调。从上述相关研究可以发现，都市圈的空间演变一般经历要素向中心集聚、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新中心生长和形成区域网络等阶段，各发展阶段与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直接相关。
（二）都市圈功能结构的圈层化特征
都市圈的功能布局具有显著的圈层化特征。王超深等人从就业中心角度出发，以东京、首尔、大巴黎三大都市区为例，分析得出大都市区中心体系一般包括极核中心、都市区副中心和郊区中心；吴唯佳等人通过研究伦敦、东京和纽约三个特大城市案例，发现特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在功能上呈现中心城区聚集教育、科研、商务等多元化高等级功能，以及制造业向郊区外迁的特征。
（三）培育型都市圈的特征
从都市圈发展的时间阶段和功能结构来看，培育型都市圈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口、经济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并需要通过经济、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这一阶段，都市圈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培育都市圈，依靠政府力量帮助欠发达地区克服市场劣势。本文将对培育型都市圈面临的阶段性问题和特有问题进行分析，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提出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方法。
二
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
本文基于对都市圈一般规律的总结及培育型都市圈空间特征的分析，将培育型都市圈的发展问题进行分类小结。首先，由于发展阶段的限制，培育型都市圈表现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都市圈协同动力不足，空间协调矛盾突显”“跨界地区协作不畅，体制机制障碍浮现”等问题。其次，我国现阶段培育型都市圈大多还存在生态基底限制空间拓展、跨界地区难以连绵成片等特有问题。阶段性问题的解决应遵循都市圈一般发展规律有序破解，特有问题则需探索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弱，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培育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自身仍处于强化发展的阶段，不断吸引人口、经济和建设等各类要素集聚，“一极独大”的发展特征明显，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外围城市培育不足，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
但中心城市想要依靠自身完成升级提质阻碍重重：一是随着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挑战，出现拓展空间不足、低效外延扩展等问题，迫切需要拉大城市发展框架，在区域尺度优化空间结构，引导非核心功能的疏解，获得腾挪空间，以发展高端服务职能、战略新兴产业。二是相比于成熟都市圈的高度城镇化，培育型都市圈的整体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基于“公共资源隐性补贴”的土地竞租框架，单中心的城镇化模式容易加重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失衡，加剧大城市病，需要通过区域层面公共资源的再配置来预防人口过度聚集。例如，1965年左右的东京吸引了各地人口向其集聚，随着人口的饱和，带来了住房、医疗、教育和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二）都市圈协同动力不足，空间协调矛盾突显
培育型都市圈内不同行政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核心诉求往往差异较大，导致出现产业、交通、生态和公共服务四类设施的空间协调矛盾，同城化水平较低。以交通为例，发展薄弱地区希望加强与先发地区的交通衔接，接受产业转移，分享优质的公共服务和技术资源，而中心城市尚以自身发展为核心诉求，向外疏解动力不足，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联系诉求相对较低，往往存在规划同步、建设不同步的问题。以福州都市圈为例，莆田至福州机场的城际轨道线，莆田方面推进迅速，已开始建设，但福州方面尚未列入年度重点项目。
（三）跨界地区协作不畅，体制机制障碍浮现
培育型都市圈在区域体制机制协同方面较弱。一方面存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尤其是涉及民生服务的公交一卡通、看病就医一卡通、通信漫游和廉租房准入等方面，尚存在差别化政策。另一方面是缺乏区域协同机制，具体包括协同管理架构、奖惩机制、资本投入与利益分配机制等，使得推进规划实施的过程尚存在跨行政区的横向协调壁垒。
（四）生态基底对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有较强的限制和约束
培育型都市圈的生态本底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如西宁、银川等中西部培育型都市圈，面临土地沙化、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滑坡、泥石流等环境问题，福州、昆明和重庆等都市圈地势起伏较大，适宜城镇发展的空间有限。
三
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技术路线与方法
（一）编制技术路线
笔者认为，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应以空间为基础，以体制机制为主导，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构建适度超前的同城化发展格局，以实现都市圈整体的高质量提升。首先，编制前期应对都市圈范围进行科学界定，可依据都市圈既有协作基础进行商榷与调整。其次，加强对发展现状的分析，判断优势与问题，为制定规划战略提供依据。规划编制主体内容应围绕科学制定规划目标、提出规划战略和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三个板块开展。最后，综合发展现状与规划要求，梳理有潜力带动区域发展的、近期有能力推进的重大项目列表，推动规划有序实施(图1)。
在规划战略板块，可从全域空间结构优化、专项空间协同支撑和跨界空间统筹示范三个空间层次推进。由于都市圈尺度的空间存在基于行政边界的事权差异，本文提出在全域空间结构优化板块应淡化行政边界影响，将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塑造，而在专项空间协同支撑与跨界空间示范引领中则需对应事权的关注空间，推动规划实施。
（二）编制方法
1.正视发展阶段，科学制定培育型都市圈规划目标
都市圈是城市群的核心，培育型都市圈的最终目标亦是形成城市群，但立足发展实际，在2035年左右的阶段目标应是培育形成都市圈。这个过程要求中心城市继续提升自身发展能级，同时提升开放性，联合都市圈内各大城市共建区域同城化发展格局，为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2.遵循发展规律，制定优化全域空间结构战略
培育型都市圈城市之间尚未实现发展需求和潜力的有效对接，导致分工协作推进缓慢、空间尚未实现互联互通、城乡发展二元结构仍较突出。本文提出通过功能协同、结构优化及城乡统筹三个方面的策略推动培育型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为形成高质量的都市圈打下基础。
(1) 功能协同。加强重点功能在区域尺度的网络化布局，使整个都市圈综合功能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培育型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因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对各类功能都产生聚集效应，导致非核心功能难以向外疏解，资源分配低效，核心功能发展不足。
在规划过程中，首先应加强对中心城市核心功能的识别与提升，明确空间载体，推动中心城市功能与业态的有机更新。例如，《大伦敦规划(2016)》中对中央活动区(CAZ) 在金融、总部经济、科研创新、文化创意等核心功能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行动与政策指南，并将核心功能以主导功能区的形式落位于空间(图2)。其次，依据圈层发展规律，加强中心城市核心功能与周边地区的功能协同。例如，武汉城市圈分三个圈层引导功能协同，核心层强化金融、商务和创新等核心功能集聚，第二圈层协同发展金融后台、商务花园和创新基地等功能，第三圈层重点加强文化休闲和特定制造产业的发展。最后，需要关注与周边城市职能特征、资源条件相符的特色功能培育。例如，东京的智能制造功能疏解至65km之外的熊谷深谷地区，在60～120km的范围内布局多个专业流通中心，在60～150km的范围内形成了以国立公园群为核心的特色旅游产业体系。
(2)结构优化。以生态保护为先，以“核心+走廊”为基础架构，形成空间资源集约化发展的高效组织形式。东京、上海等国内外成熟都市圈拥有“圈层+轴带”的空间结构特征，开发建设强度较高，且绵连成片。培育型都市圈多受到生态本底条件的限制，建设用地往往沿交通干线呈线性拓展，在物理环境上较难建设圈层式交通网和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城市建设连绵区(图3)。
首先，中心城市应结合用地条件，注重副城和特色组团的打造，拉大城市空间，释放发展动能。例如，《南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对江北新区委以重任，要求充分发挥江北新区引领带动作用，实现与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等都市圈的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同时，加强对周边城市的多核培育，鼓励多中心发展。其次，依托城际、高铁等快速轨道交通，以轴带串珠的空间模式促进城市之间的便捷互动。以广州都市圈为例，2010年广佛地铁和广珠城际先后开通后，广佛城市核心地区的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40分钟，推动了以“人”为代表的要素频繁流动。最后，合理划定优先发展区，加强政策导引，促进空间高效有序拓展。例如，《大伦敦规划(2016))》中划定机遇区与强化区，并在附录中确定了每个分区的就业岗位目标和至少要增加的住房数量。
(3) 城乡统筹。加强城乡动能双向衔接、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城乡统筹乃应有之意，同时培育型都市圈中具有乡村特征的地区广袤，生态文化资源往往较为富集，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适宜载体。
首先，受城市居民更高品质生活需求的驱动，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更有机会承接从中心城市及各级城市释放出来的、乡村更容易满足的经济发展职能，应注重如绿色生产、农产品流通、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特色功能的植入与发展(图4)。例如，北京、南京先后提出建设1 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又如，浙江省首个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就坐落在杭州都市圈内的长兴顾渚村。其次，注重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机会平等，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差别化待遇，放开城乡要素和资源双向流动的各类制度限制与人为障碍。
3.注重协同导向，构建专项空间支撑网络
专项空间网络构建是对全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支撑，需要就交通设施、产业园区、科技创新要素、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特定领域，提出都市圈范围一张网的战略规划方案，以指导各城市在区域协同发展视野下，有针对性地投放资源，提升民生保障能力，预留发展空间。
以交通设施为例，专项空间规划应构建交通一体化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区域空间结构为基础，搭建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体的都市圈一体化交通网络，要注重建设标准的协同，加强有效的换乘连接；另一方面加强机场、港口等区域性资源稀缺型枢纽的共建共享，通过各城市中心城区与枢纽的快速交通连接，提升枢纽的服务半径。
需要注意的是，专项空间的规划的实施，首先需要关注行政单元的不同部门事权，应加强协调的政策制度保障，如南京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的“决策+协调+执行”三级运作机制，搭建联席会议等对话平台等。其次，在都市圈尺度推进交通建设、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应注重建立高效公平的融资平台，如设立区域协同发展专项基金，共同缴纳、共同管理。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都市圈的建设与运营。
4.聚焦核心矛盾，统筹跨界空间一体发展
都市圈内跨界空间依据沿行政边界建设用地的规模与功能，可分为“连片发展”“要素联动”“生态跨界”三种类型(表1)。因中心城市发展阶段与生态本底条件的限制，培育型都市圈内跨界空间少有连绵成片，往往以“要素联动”“生态跨界”两种类型为主。针对“要素联动”型跨界空间，应重点加强驱动要素相关资源的整合互动，如政策联动、产业联动等。“生态跨界”型跨界空间则应加强生态环境的共保共治、景观旅游廊道的对接及绿色产业的协同等。
跨界地区还具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先行先试的战略地位。跨界地区应以一体化发展为目标，聚焦土地管理、要素流动和利益分配等方面，探索因地制宜的一体化制度安排，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例如，长三角地区划定横跨沪苏浙三省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作为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引领。
5.加强政策引导，共建协同治理体制机制
区别于2000年开展的以经济增长为主导逻辑的都市圈规划，新一轮都市圈发展规划需响应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和规划体系重构的新要求，转向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逻辑，因此不仅要探索技术内容，更需要建立合理的政策引导与管治机制。
具体而言，培育型都市圈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需要就政府政务工作与市场活动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针对政府政务工作，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合作机制，如建立都市圈议事与决策组织，建立政务服务联通互认机制、法治协作和联动监督机制、应急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等。针对市场活动，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与利益增效机制。其中，利益分配机制具体包括组建发展投资基金，建立税收分享和征管协调机制、园区共建共享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利益增效机制具体包括整合特色合作平台，建立人才、资金和土地等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等。
（三）小结
结合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与国内外经验，提出三个阶段、三大板块、五个方面的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三个阶段”即规划背景研究、规划内容编制和重大项目梳理。其中，第二阶段的规划内容编制是本文论述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板块”(即规划内容中的凝聚规划共识、制定规划战略、保障规划实施)和“五个方面”(即“制定规划目标”“优化全域空间结构”“构建专项空间协同支撑网络”“统筹跨界空间一体化发展”“建立政策引导支撑体系”)。在编制培育型都市圈规划时，可以此为纲，但同时也应注重都市圈的个性特征，增补个性板块，解决个性问题。
四
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实践
根据对培育型都市圈的重点问题分析与规划思路判断，本文以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为例进行实践探索。在“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城镇化和福州新区等国家战略实施、福建省闽东北区域协同发展的推动下，福州都市圈逐渐开始发展形成，但目前尚处于培育阶段。
（一）福州都市圈规划背景
综合通勤时间、通勤联系和人口密度，规划界定福州都市圈范围(图5，图6)，具体包括福州、莆田两市全域，宁德市蕉城区、福安市、霞浦县和古田县，南平市延平区，以及平潭综合实验区。2018年福州都市圈常住总人口为1294万，GDP总量为11800亿元，陆域面积为25080km²。
福州都市圈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福州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远高于周边城市，功能服务集聚，辐射带动不足(图7)。二是以交通、产业和公共服务等为代表的专项空间发展各自为政，协同不足，城市之间联系强度较低。三是跨界地区有合作需求，但难以落实。例如，滨海新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其政策叠加效应将释放大量动能，实现双赢，但缺乏利益分配等机制支撑，合作推进遇阻。四是多山靠海的生态环境对建设用地供应造成了极大的门槛制约，难以形成传统都市圈的圈层拓展格局(图8)。
（二）福州都市圈规划编制内容
1.分阶段制定福州都市圈规划目标
基于发展现状，规划为福州都市圈制定了两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到2025年，实现福州中心城市竞争力、都市圈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实现同城化发展的明显推进。到2035年，实现都市圈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建成产业分工高效率、城乡发展高品质、生态环境高质量、开放创新高层次、同城发展高水平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
基于核心问题与发展目标，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从全域空间结构优化、专项空间协同支撑和跨界空间统筹示范三个方面制定了规划战略。
2.全域空间方面，共筑以福州为核心引领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在功能协同方面，首先加强福州主城区的教育科研、高端服务业等功能的进一步聚集，加强福州新区空港门户、高新技术产业功能的培育升级，以“一主一副双中心”，带动都市圈整体发展提升(图9)。其次，充分发挥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与平潭开放政策高地形成功能协同(图10)。最后，立足职能优势，推动综合服务、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文化旅游五类重点功能在区域尺度统筹布局(图11)。
在结构优化方面，首先进一步优化中心体系，加强对周边城市的培育，鼓励多核发展。其次，加强构建网络化空间格局，具体包括强化沿海沿江的“T”型发展走廊，重点布局综合服务、区域商贸、总部经济和高端科技研发等职能；赋能山海对话轴带、沿山发展轴带，加强港区疏港通道与区域交通走廊的联系，拓展内陆腹地，加强福州市与周边城市的功能协同；预控生态廊道，提升都市圈生态环境品质。最后，构建以湾区为载体的特色空间体系，聚焦差异化竞争优势，科学推进建设港口引领的环三都澳临港经济湾区、城区引领的闽江口综合服务湾区和产业引领的湄洲湾先进制造业湾区(图12，图13)。
在城乡统筹方面，应用“两山”理论，以“工农文旅”赋能乡村，提升山区发展内生动能，推进“海帮山”向“山海协同发展”迈进；全面推进古田、永泰与仙游等山区县城提档升级，完善公共服务，推动生态资源产品化、产业化；加强绿色产业、文化、旅游和创新等要素在山海对话轴带、沿山发展轴带的轴向聚集。
3.专项空间方面，推动交通、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同城化发展
福州都市圈规划从交通、产业、生态、公共服务、对外开放和文化等方面的空间视角切入，分别提出各要素的一张网规划。以交通板块为例，首先明确“T”型区域大通道的共建共享、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共建共享，集各城市之力拓展都市圈的腹地范围。其次完善内部铁路、公路的一张网规划，并在规划同步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使用同步”的引导要求(图14)。最后加强多元公共交通工具间的便捷换乘，鼓励打破行政边界障碍，畅通跨行政区通勤、空港接驳，鼓励市场提供通勤服务。
4.跨界空间方面，释放要素联动动能，形成体制机制创新示范
福州都市圈跨界空间因山海要素限制，尚未表现出“连片发展”类型，主要表现为“要素联动”型。依据发展动力，可具体细化为以“政策联动”主导的滨海新城—平潭环福清湾跨界地区、以“旅游联动”主导的平潭—福清环福清湾跨界地区、以“汽车产业联动”主导的宁德—罗源环三都澳湾跨界地区、以“港口产业联动”主导的涵江—福清环兴化湾跨界地区。
在具体引导方面，应结合跨市级行政单元的发展动力，协调差异化发展诉求，协同建立共同发展愿景，在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给予引导，创新体制机制，形成示范经验并扩大应用于整个都市圈(图15)。
5.完善、建立都市圈协同治理体制机制
福建省闽东北地区协同发展历史悠久、基础良好，福州都市圈位于闽东北地区核心圈层，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但同时也面临如何跨越现有行政区划的体制性障碍、如何解决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参与合作的激励机制、如何用好用足政策叠加优势等问题。福州都市圈发展规划从完善政府政务合作机制、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和建立利益增效机制三个维度，组织建立了体制机制一体化板块(表2)。
五
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培育型都市圈兼具阶段局限性与发展特殊性，以福州都市圈为代表的培育型都市圈，虽然中心城市尚处于聚集发展的阶段，但是也表现出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的动力与诉求。若能把握和利用新时代的发展契机，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引导培育型都市圈发展成熟，将为形成全国“19+2”城市群的格局、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本文提出三个阶段、三大板块、五个方面的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尚有两点有待深入探讨。一是应深入研究都市圈发展规划与五级三类空间规划的衔接机制，确保都市圈协同规划落地。二是本文更多从空间视角切入，尚需在空间属性较弱的方面增加政策引导，如文化共荣、扩大开放等，进而完善政策体系，为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重要支撑。
来源：2020年04期《规划师》杂志
新媒体编辑：刘晓莹
审读：刘芳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20年04期
《培育型都市圈发展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福州都市圈为例》
转载须知
请在后台回复“转载”二字查看转载要求，
如需开白名单进行转载请在后台留下公众号ID，
感谢您的支持！
往期精选
识别图中二维码进入微店购买《规划师》杂志
《规划师》杂志社
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月湾路1号南国弈园6楼
邮编：530029
邮箱：planner@21cn.net
网址：www.planners.com.cn
电话：0771-2438012
传真：0771-2436269
更
多
精
彩
请猛戳右边二维码
规划师杂志公众号ID
guihuashiza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