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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阐证：理论生成、实践路向与体系建构
许耀桐，法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摘 要
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下一项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唯有立于唯物史观的高度，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接受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唯物史观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旗定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把现代化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开创性地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新概念，赋予现代化以新内涵、新思想，与唯物史观各范畴相互交叠、高度契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面的深化和拓展。立足于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宏大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举旗定向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中国人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唯心史观把人的思想动机和主观愿望当作社会、国家发展的根源与决定力量，认为帝王将相、英雄天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和动力，人民群众不过是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按照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在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想摆脱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和达官贵人身上。显然，如果不摒弃和铲除唯心主义历史观，就不可能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找到出路。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真正探索，始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思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途命运和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案。 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的唯物史观最为重要，构成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1月）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把唯物史观概括为两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李大钊阐述道：“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之变动。李大钊阐述道：“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是\[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李大钊的这些阐述源自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革命的发生，指出旧的社会形态必然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极为重视生产力的作用，推崇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为了说明生产力的重要性，他举了日本的例子：通过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变革，“采用了西洋的物质文明,产业上起了革命——如今还正在革命中——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日本由此实现了现代化和西方化。 李大钊认为，中国也要坚决地走上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但是他不主张学习西方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方式，而要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他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1921年3月）中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人，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李大钊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业，即资本主义实业和社会主义实业，他所讲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亦即社会主义的工业，从本质上说，它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现代化。 继李大钊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也悉心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1922年4月）中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学说虽然没有专书，但是他所著的《经济学批评》（今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哲学之贫困》（今译《哲学的贫困》）三本书里都曾说明过这个道理。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梳理出两条要旨：其一，“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其二，“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起命来”。 正是基于生产力问题的客观重要性，陈独秀提出致力于中国生产力发达的根本措施：“(1)发展生产事业……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还要“发达的农业”；“(2)发展交通事业”；“(3)发达科学”；“(4)发达生产技术”。其中，陈独秀尤其看重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因素，这样的认识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论断。在怎样使中国生产力发展和实现现代化问题上，陈独秀遵循唯物史观学说得出了三个“教训”（实为三个“结论”）：“（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对于第三个结论，陈独秀特别指出，这是“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问题，而这首先需要改造经济制度，为此就需要进行政治革命，才能为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卓越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12月至1921年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猛看猛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恩著作的重要章节，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他自认为是“极端的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1921年10月回国后，蔡和森致力于唯物史观的宣传普及，他在出版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8月）中详尽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根据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阐述“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二是生殖……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规定所限制”，强调了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蔡和森提出：“中国地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业，必不难在短期间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在此，他用“新兴的工业国”概念，表达了现代化中国的意涵。 由于蔡和森认识到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需要“政治修明”，所以他坚决主张走俄国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列出这样的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他说：“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这说明蔡和森非常清醒和明确：中国共产党只有夺取政权、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接受后，就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打开了全新的视域。诚如毛泽东所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从此学会并掌握了这一锐利的武器。虽然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著述里，还没有出现“现代化”的概念，但他们自觉地接受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使用了“振兴实业”“发达农业”“发达科学技术”“新兴工业国”等一系列词汇，充分地表达了现代化的理念。同时，他们认识到在中国要救亡图存、迈入先进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首先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这充分表明，在党的创建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就以唯物史观为观察和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举旗定向，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驱者、探路人。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与唯物史观范畴的交叠契合
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后，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使用 “现代化”的概念，并明确表达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此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会上也指出，中国“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周恩来首次把现代化确定为先进的工业国以及农业、手工业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把现代化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制定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1953—1957）中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牢基础。同时，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里明确地使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即工业现代化，并强调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1954年6月，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在当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随后，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阐述道：“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国防四个建设领域的现代化，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原本含义。
1957年，毛泽东以新的思维、新的视野，进一步审思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两次谈到，中国要建设的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前后三次关于现代化的提法，都集中突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在毛泽东的这个“四个现代化”提法中，原来“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虽然不见了，但并不是消失、不存在了，而是将其并入工业现代化之中。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周恩来也把它改为更加确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到此，“四个现代化”就被确定地表述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毛泽东、周恩来为新中国开创性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战略。 需要注意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中，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共识，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现代化。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周恩来在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作了深刻分析后也指出，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其中“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所以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实现其他三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唯有在科学技术方面加快前进的步伐才能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否则将永远落后。因此，只有抓住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关键，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周恩来如此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深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精髓要义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会带来技术上的重大发明和应用，都会对物质技术基础产生深刻的革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物质技术基础（简称物质基础），指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它是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也是构成一定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构成了物质基础中的重要部分，特别是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所蕴含的科学技术，如蒸汽化技术、电气化技术，直接标示出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的程度。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整个“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规划了用35年时间“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15年，在1980年以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20年，到二十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对于这个战略，毛泽东后来又估计规划的时间可能还不够，也许要用上50年或100年。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作出的深入探索。毛泽东、周恩来阐述的“四个现代化”内涵，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紧密契合。唯物史观领域中的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它体现在因生产分工产生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和所有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力是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毛泽东、周恩来将中国要进行的现代化首先定位于“四个现代化”，是因为“四个现代化”涉及社会生产的各行各业，满足了人们对不可或缺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日子。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四个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时期里，邓小平赋予现代化以新的、丰富的内涵。他认为，虽然我们“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但是以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主要是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层面的现代化。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停留在“四个现代化”范围内，而要扩展到更多的方面、涵盖更多的领域。邓小平认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不能单打一”。一方面，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四个现代化”之外，还要包括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等。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搞经济体制改革。他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还指出，应该破除原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为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建立有利的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政治现代化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他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推进政治现代化建设，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关于法制现代化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实现“法律化”。他特别指出，不能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就是“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就跟着改变。邓小平要求：“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还指出，如果没有法制现代化，就“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 关于教育现代化问题，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还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基于对现代化作出的新阐释，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983年6月，他再次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地说，就是到20世纪末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邓小平说：“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明确提出到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以上邓小平所论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内涵看，它与“四个现代化”仅仅归属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范畴相比，一方面坚定地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另一方面又着眼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扩展了现代化的内涵容量。邓小平提出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属于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范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和法制现代化，这属于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领域，强调了国家上层建筑自身现代化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现代化的强大反作用。此外，邓小平提出的教育现代化，这属于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马克思指出，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主要指思想文化，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等，它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由此可知，邓小平阐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涵盖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范畴，与唯物史观的各范畴相互交叠、高度契合。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到十七大先后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作出相应具体的表述，逐步形成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提法。富强，指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物质财富；民主，指政治制度、政治生活民主化；文明、和谐，指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等。显而易见，这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凝练表达，同样与唯物史观的各范畴密切关联、丝丝入扣。
依循唯物史观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唯物史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面深化和拓展的探索，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完成了宏大的、相对独立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 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哪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里提及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新提法，相对于原来的“四个现代化”简称为“四化”，它亦被称作“新四化”。“新四化”的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四化”的内涵仍属于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范畴，并不是完全取代原来的“四化”，例如它还保留了“农业现代化”，同时中国也还要继续国防现代化，因而它只是对“四化”的内涵作出部分的变动调整。但是，这样的变动调整具有重大意义，它在总体上对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跃迁到更先进的水平和更发达的阶段。 一年后的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随后，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这个总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出发，第一次把治国理政与现代化紧密联系，并上升到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论断。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国家的机构、制度、体制、机制形成有机的整体；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为人民、为社会依法依规办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深入上层建筑的各个系统和领域。概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凸显了国家上层建筑自身现代化的在场性与有为性。 紧接着在2013年12月，习近平又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把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于人的问题，确立了以人民为本位、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现代化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生产力三要素中，人作为劳动者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再优越的劳动对象也需要人来操作、调控和护养。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既是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和动力，又是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与目的。现代化的本质处处离不开人的价值，唯物史观要求树立以“人民至上”、人民是国家和社会主人的理念，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与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取向。 “新四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这三组核心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作出的重大发展和提升，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认识。这三组核心概念的确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深刻和透彻，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出了巨大的丰富和发展。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探索现代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下，从中国国情出发，秉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系统全面的阐述。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传承和创新。虽然在概念的提法上，二者只是一字之减、一字之差，但它们绝不是相似，更不是雷同，而是后者对前者作出新的重大发展。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五大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定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需要。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规划了到21世纪中叶为期30年的发展，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一是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既充分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战略定力，又充分展示了稳中求进、持续推进的战略韧性。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归纳了“八个基本”：一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二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三是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是基本建成六大强国，即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五是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六是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七是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八是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同时，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和实质性的进展。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远期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要继续努力、拼搏奋斗，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原则”：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四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五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略布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是指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内涵所作的论述，在每一个要点、每一个方面上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范畴，都深刻反映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以及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反过来适应并推动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及互动关系。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从起步探索到不断深化，从逐渐生成到成熟完善，建构了宏大、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如表1（作者自制）所示。
中国共产党生成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进程，清晰地展示了依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路径。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长期的探索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按照生产力、物质基础与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思想观念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唯物史观学说，首先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出发，继之深入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再上升至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精神文化领域，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
〔责任编辑：李 欣 苏媚媚〕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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