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性别制度之由来与特点

本文作者李小江教授

日本的性别制度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其节点和要点主要体现在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与“家”的内在关系。即使在社会生活中，日本女性也不只是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s）定义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她们在民生领域始终发挥潜在的主导作用，引领日本文化走向至今不衰。性别制度像一面直观的民族镜像，将日本在制度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欣喜、迷茫、矛盾和痛苦，以及脱胎自立后的自负、抗拒和企图超越的僭越心态曝露无余。考察日本性别制度的起源、演变以及它在顺应时势变迁中的转向，可见日本社会生存结构的地缘特征和日本女性走向现代性的特殊路径。

性别制度;家制度;文化基质;性别研究;现代转向

日本的性别制度具有鲜明的日本特征，从古至今，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中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恪守本土文化根性，在我行我素的轨道上自成体系；其节点和要点，主要体现在女性的生存状态及其与“家”的内在关系。

从今回溯，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M”型的运行轨迹，两个高峰中夹着一个低谷。这个低谷看似低位平缓，仿佛一条坚韧而漫长的民生走廊，以女性为主，孕育和发展了本土原生文化。两个高峰即两种强势的外来文明——华夏大陆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对日本文明的创立和重建起了决定性作用；唯独对其性别制度，其影响是间接的和表象性的。“特立独行”的性别制度像一面直观的民族镜像，将日本的制度文明建设在受孕过程中的欣喜、迷茫、矛盾和痛苦，以及脱胎自立后的自负、抗拒、决绝和企图超越的僭越心态曝露无余。

本文作者著《日本结》

一、日本“家制度”的起源

日本的制度文明建设在奈良时代初见雏形，神赋皇权，以“律令”(而非战争)的方式确立“天子/天皇”身份。天皇立国，国事分家，“国/家”由此而生。早年日本，“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家“姓”由天皇封赐，是贵族阶层的专属特权。皇家贵族自称“公家”，与之伴生“武家”，有关等级制度，无关两性关系。平安末期皇权衰落，由新开发的土地领主牵头，以村落为基础组成武装自治的农民团体，在镰仓时代逐渐壮大成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组织：它集农业生产与军事为一体，协作共生，与婚姻不直接关联，是贵族阶层在等级制基础上建成的自立、自足、自卫的地方集团——“家制度”由此发源。幕府时代，家制度逐渐完善，在各藩延伸，大名被称为“大家”，以大名家臣名义延续下来的武士之家被称为“小家”。家长是“家”的代表，长子继承，这与其他文明无大差别——其重要差别不在它的父权性质，只在承袭权力的变通手段和超越血缘的家人关系。

网野善彦著《日本社会的历史》

日本的家，曾经是一个个以“家业”为核心凝聚在一起相互依存的家人集团，亲疏远近与血缘无绝对的天然关联，只与家名和家业传承相关。家首先是“家名”的承载物，随着家族事业发展和人口增加，逐渐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家的成员不仅是夫妇结合的结果，也不完全以血缘或出生序列决定其在家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很难用“直系家庭”或“核心家庭”概念追索日本的家族历史，也很难在家的谱系中看到完整的“家庭树”（family tree）。无关家业或被迫离家的血亲子孙，如秋风落叶般无处寻踪。表面看，日本的家同样重视子嗣绵续传宗接代，但此“宗”非彼宗，那里没有创建功业光宗耀祖的义务；相反，看守祖业不变、不衰、不亡才是第一要事。守成为上，因此，凝结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品性，传承至今。

日本的家制度最早在武士家庭里确立，在幕府时代扩展到整个社会。武家政权建立后，为避免断嗣以确保家名的延续，“家督制”应需而生，为超越性别和血缘关系的“姊家督”、招婿制和养子制度提供了合法基础：“女子可同男子一样继承领地成为家人。无子时可使养子继承领地；父死后，母可代父行使亲权……妻妾即使离婚，只要不犯重罪，其夫不得收回其领地。”养子制度起于早年贵族世家，武家尤甚。公家和武家都要承袭家名、家禄和家产，血亲本身涉及身份等级和俸禄待遇，贵族和武士也曾格外看重血嗣。江户农人和町人事业发展起来，有业者有家，在“家督制”的基础上立业成家者众；与此同时，武家日渐贫困，子嗣短缺，后续乏人。为了守住家业，没有亲生子女或没有男孩的家庭不得不收养子以续家名。德川时代，从武士阶层开始，养子见多，血缘关系退让于认养关系，为“家”的全面社会化铺平了道路。随着家督制和养子制度立规成型，日本之“家”特立独行，“不完全是血缘集团，而是包括养子以及徒弟在内的协作组织”，有两个重要特点：

李卓著《“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

其一，（拟）长子继承制，“姊家督”和入赘女婿同样享有长子权力，竭力杜绝因分家而导致家产分割——这意味着，一对夫妇名下需要男孩却不宜多生，溺杀孩子也包括儿子，重男轻女的意识因此大打折扣。

其二，（拟）血缘关系，养子与亲子平等待遇，以避免因无亲生子嗣造成家业旁落——这意味着，性别的社会属性不是绝对的，次子和三子归属无定，人生命运往往不及一般女子，更完全有异于长女。

明治之前的日本乡村，作为宅基地登记人的“家”曾经是人口众多的“家/户”，兼有执掌世间的生产、生活乃至前生来世的精神活动等多种功能，是“家人”的生存共同体，也是村落中具有正式成员资格的主体和基本单位。家长是“家”的全权主管，担负着领主对各家土地课税和征役的义务，在村落中受到“一户”的待遇并享有相应的权利。村落因此不仅是家和家人长久落脚安身的地方，也是地域性社会集团“家—同族”的生成基础。幕府时期，“武士之家”向村落“家/户”延伸和转化，奠定了日本社会“集团主义”的根基——由此，“家”不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专有特权，而是全社会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地，如中根千枝概括：家是“生活共同体，在经营农业的场合是一个经营体，是由构成‘家’的家庭成员（多数场合由一个家长的家属成员组成，也可以包含家属以外的人）组成的、明确的社会集团单位”。家族成员之间常常结成婚姻关系，与“乡党”抱团，在一定的地域范围里结成更大的社会集团。这种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家—同族”，由乡土向藩土再向国土全面伸展，家与“家族”乃至“国族”的同质性浑然天成。明治初期，天皇从幕后走向前台，将“家文化”纳入皇权主导下的“国家”，在军国主义的旗帜下全面强化了“家”的父权性质。天皇主事的帝国被称作“家国”，日式经营企业被称为“家型企业”。二战中，日本社会在“一亿总动员”名下将“家国一体”推向极端。战败后，迫于美国占领军的压力，日本新政权1946年出台新政宪法，“家国”碎裂成为无数个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今天日本，表面看，社会细胞也是现代的核心家庭而不再是传统的家人集团；内里看，传统的家制度并没有消失，它在现代形式中变形或变相，化解成为无所不在的文化因子，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从家庭到企业到整个国家。

中根千枝著《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

二、日本文化的女性基质

6世纪到7世纪，奈良皇室全面效仿大陆汉唐文明立国建制，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列岛依旧盛行血缘认同的母系权制，没有接受在华夏大地已臻成熟的（父权）性别制度。日本国的建立，是在神的光环下以（女）天皇的名义在和平氛围中通过“立宪”实现的。奈良时代九代天皇中有五代是女皇。外来文明的父权性质与本土母系社会制度脱节，是日本文明根基里的“二重权制”在性别制度中的体现。近世以前，日本女性与“家”的关系非常微妙，虽然受缚于父家长制，却也受惠于姊家督制和家内的性别分工。在家人的互助关系中，女性有不少自在的生存空间；尤其在性关系上，越是无身份地位的，越是相对自由些。

菊地仁美著《江户时代的婚姻习俗》

日本父权家庭初见于战国时期藩主和武士之家，后在德川幕府数百年的锁国中成型完善。表面看是男性主政，长子当家，妻从夫姓，女人也是“第二性别”；究其内里看历史沿革，不尽然。日本文明生成的非自律性造成二重权制，在外来的“制度文明”与本土的“民族根性”之间留出了相当大的民生走廊——这个隐而不见的走廊由女性主导，在别具风格的历史传承中自在自为，有三个特点不同一般。

特点一：“母系制”的制度性遗产

在日本，最高神祇天照大神是女性，最早的执政者是女天皇（卑弥呼）。奈良时代，母系制从婚姻习俗延伸到国家体制，男方入赘女家，“因而很多天皇是出生在外祖父家，在外祖父家长大成人”。依照旧制，皇家的母亲地位至关重要，非皇室出生的孩子即使是长子，不可继承皇位。“天皇和贵族生了儿女，照例是由母亲起名字，没有由父亲起名字的”。盛行于大和时代的访妻婚延续到平安时代，流行1   000余年：女性是婚姻主体，儿女跟随母亲，“儒家女训中的一些妇道伦理并不适应当时日本的社会”。奈良的朝廷采取彻底的文书主义，国家官员必须学习和使用汉字，后宫的女性官员也不例外。8世纪，统管后宫的女性官员拥有政治发言权，后宫的宦官由女性自己掌管，官位在三位以上的女性可以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家政机关。民间社会的女性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各地市场交易中有不少女商人。女性不必承担公共课役，她们主导养蚕、纺织等生产活动，也在米、钱和酒的金融活动中很活跃。12世纪到13世纪(平安后期到镰仓初期)，名主和武士阶层的妇女可以自有领地，有相当的经济独立性。武家政权建立后，在强化亲权的同时也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女子可同男子一样继承领地成为家人。无子时可使养子继承领地；父死后，母可代父行使亲权；妻妾即使离婚，只要不犯重罪，其夫不得收回其领地。”战国时代，武家女子可以和男子一样接受军事训练，亦可继承地头职位。直到幕府初期，上层社会的女性在“家”内外亦有不少权利，家内有“姊家督”，可直接继续家业；家外可参与村社管理，甚至可作御家人或地头。

阿尔伯特·克雷格著《哈佛日本文明简史》

以母系为特征的“家/公家”，是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的产物；父家长主导的“家制度”之生成，与战国时代逐渐成熟的武士制度密切关联。一个“平安”，一个“战国”，昭显出性别制度由母系向父系/父权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战乱频仍。早年日本是双系制，女子也能继承财产，亲属称谓中没有“外”字。平安时代流行的是新郎去新娘家的“招婿婚”。镰仓/室町时代征战四起，武士当道，时兴“嫁娶新娘”，为德川时代建立长子单独继承家业的“家督制”提供了稳定的婚姻基础。如此变迁，与其说是海外父权制的影响，不如说是自我应变的结果。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男尊女卑——但是，在日本，女卑，却不贱，母系社会的影子倒映在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家制度中：姊督制、招婿制与养子制度并存，“使私生子合法化的法律和习惯，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宽”。乡村社会普通农家，女人一样下田劳作，没有严格的性别分工。家的内部，数十口甚至百口家人，都以主妇为中心，掌管盛饭的勺子成为“主妇权”的象征。主妇权是家长权的延伸，婆媳之间“交饭勺”时很多地方要举行仪式。江户时代町人家庭中，女子可以继承家业……日本女性所享有的权利，明显高于同时期欧洲妇女的权利，给葡萄牙人弗洛伊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女子能饮酒，男子擅长做饭；不分贵贱，赤脚走路，妻子在前，丈夫在后；夫妻各有自己的财产，常有妻子“休夫”；女儿可以不和父母打招呼随意去自己喜欢的地方，甚至在外留宿。最让他诧异的是：“日本女性根本不重视处女的纯洁”，堕胎极为普遍，通过扭腹或用药，有人一生堕胎20次；僧侣也不例外，“尼姑庵几乎成了卖淫妇的花柳街”。与中国人重男轻女的观念不同，日本人厌弃男婴，历史上民间盛行杀弃男婴的风俗，反倒是内外兼修的女儿家更受人欢迎，“欲女多者，俗妻妾多之故也”。如中根千枝所言：“确实是母系制的女性，比父系制的女性要优越，明显处于比较高的位置。”母系制解体后，女性的影响力散见在日常生活各个角落，如精灵般，潜隐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在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别开生面。

中根千枝著《未开的脸与文明的脸》

特点二：大和文化的“女性”胎记

日本女性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不同凡响，她们是本土文字（假名）的创造者，也是日本文学的奠基人。史学家井上清对日本女性的历史有专攻，他说：平安宫廷里，“男子的思想和感情都受汉字束缚，只有被轻视的妇女却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她们用日本文字自由发抒思想和感情”。这种“自由发抒”的艺术感觉从未泯灭，深刻地影响和引导着日本人的艺术活动和审美意识。

日本的性别分工最早不在社会上，是在神话传说和信仰理念中。日本的神祇“通常性别被严格规定，相传有男神、女神、夫妻神等。其中女神的传说流传最广，因放大了其山岳的生产功能，被人们看作为大地母神”。神道的最高神即天皇的始祖是天照大神，女性神身。奈良时代佛教进入日本，有不少尼姑接受了正式的授戒。平安时代宫廷女官均能书写，假名的创造出自女性绝非偶然，它是母系的制度性遗产在主流文化中留下的永恒胎记。平安时代，《源氏物语》开记史文学之先，“原来故事小说，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枕草子》开笔记文学之先，“不管是什么古怪的事情，讨厌的事情，只要想到的就写，便这样写下来了”。这两部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均出自女性笔下，将微观、精致、细腻、即时和写实的女性视角糅入日本文化主流血脉，生机勃勃地流淌至今。写实与记史同步，真实与隐私同在，为现代日本文学中特有的“私小说”烙上了鲜明的女性的印记。

魏大海著《私小说：20世纪日本文学的一个“神话”》

镰仓时代以后，宫廷社会瓦解，后宫的下级女官和歌姬走出宫廷自谋生路，组成被称为“游女”的职能民集团，多半以都城为中心驾船活动。13世纪以后，女性职能民遍布各种艺术门类。15世纪编撰的《七十一番职人歌合》记录了当时的142种职业，其中僧人身份的人有36种，工商民、艺能民中有34种是女性。江户中期以后，市民家的女儿都学弹三味线（日本弦子），也学识字计算，有教养的女子学成后可以到富豪和武士家去当女侍。“如果不会写字、弹琴和弹三味线，首先就会找不到事。”自平安朝以来，“日本的高贵女性，必能撰文。”普通人家的女性，几乎都在自家谋生的行业中辛苦劳作而不是被供养。相比男性，女性的社会价值是隐形的和多元化的，其生育功能并没有被特别强调。儒学的治家理论和伦理观念在日本缺乏生长的土壤，始终未被重视。人们在意的不是“女性”而是“性”本身的价值；不仅在家内，更在家庭之外，“女性/性”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好色文化”中独领风骚。

特点三：“女/性”文化的两极走向

“女/性”被冠以“媚态”，在“粹”的名义下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有两个历史基因：一是母系制的遗产，二是父家长制的健全——它们分别从“母系/父权”两个方向上锻造性别制度，模糊了性行为的道德归属，为“性”创造了难得的自由空间。家督制确立后，长子单独继承家业，次子“备胎”，三子以下就是累赘，杀弃男婴的事自然而然。“武士的次子、三子有当入赘女婿的，更多时候靠父母和长兄抚养，一般没有能力结婚。”研究者提示：最好还是把举行不了‘结婚’这种仪式和性生活区分开来，在江户时代，结婚和性生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相同的。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揭示了“性”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的特殊属性：在家督制和身份等级的制约下，性与家、与婚姻是可以分离的，特别是男子，不论是武士、商人还是手艺人，在当时不结婚是很平常的事。缺少婚姻登记手续即法律上不被承认的“事实婚”在民间广泛存在，被称作“内缘”。

兒玉幸多著《近世农民生活史》

家督制完善以后，婚姻和性禁忌也是一种等级标记，成为少数上层人士的特权，在乡村社会则被用作自我约束的内部规矩。村里有“青年团”和“少女团”，无论男女，“如想要与领主不同的村子的人结婚，必须同时向对方的领主和村长提交申请”。江户时代，幕府1655年制定的《江户市中定书》和1742年制定的《公事方御定书》规定，私通是死罪；丈夫当场捉奸杀人，无罪……严苛的婚姻秩序让人避犹不及，反倒给婚外性行为让出了合理的选择空间：“当时不结婚而能满足其性生活的渠道有妓院、暗娼、妾侍，等等，有很多。”“参觐交代”制度健全以后，诸侯的妻子被强制要求住在幕府做人质，半生守寡，性需求因此不只是未婚的或巡游在外的男子的需要，也包括常年守家如同守活寡的上层女性和无力进入合法婚姻的女子，性服务业应运而生。德川时代妓女业最盛，“茶馆里泡茶的、澡堂里洗头发的和旅馆里开饭的女人，都是公认或半公认的娼妓。在全国各地，驿站港口、佛寺神社的周围和其他人们集合的地方，以及每个诸侯居住的城市中都有大群的公私娼妓”。

在日本，性文化的滥觞与严苛的家督制有直接关系。民间社会里，顺从人欲与人性，“性”从家的约束中抽身而出，与父权伦理道德拉开了距离，更贴近了它的本性，由此生成了两个极致性的发展走向：商业的和艺术的——于普罗大众而言，性的需求出自本能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性成为一种享乐方式而不是男人的专属领地；同时，生儿育女也不是女人生存的唯一价值，“间苗”名下的堕胎和杀婴时有发生。严格的等级分割，也将“女/性”的价值分解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家内，它可以承载爱和温情，与所有家人分享；市场上，它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在交易中实现。在艺术和精神活动领域，女性和性都可以升华为“道”，将町人文化与贵族品味结合在一起，艺伎由此而生：“她们既是城市娱乐的中心，也是日本社会传统的特殊产物，”正好迎合了日本人“好色”的审美趣味。德川时代，藤本箕山(1627—1704)将“好色”提升为“色道”，多卷本《色道大镜》堂皇面世，模拟佛教《法华经》，将“色道”的修炼分出廿八个品级逐一教说。色道，本质上是对“性欲生活的美化”，如阿部次郎所概括：“它是彻头彻尾的感觉性的东西，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不堕入兽性；它调动一切官能来追求感觉的享乐，但又赋予了人间的温情和品格……这种对于性欲本身的直接的美化，在世界文化现象中也是独特的。”这种现象在日本见怪不怪，传承有序。古代祭神仪式上，人们抬着神的性器官象征物游行，俗称“神乐”；后来演变成为宫廷或神社祭神的一种舞乐，与民间的“好色”趣味相互呼应。中国学者叶渭渠多年专研日本文化，悉心厘清历史脉络，他说：“色”在奈良时代有两种意思，一为色彩，二为表情；好色有选择女性对象的意思，“好色家”多是和歌的名手。他将“好色”看作日本文化的一个基本品质：“总括来说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性与爱，超越历史和时代，不仅影响后世对爱与性的伦理观，而且影响着普遍的审美价值取向。”

藤本箕山、九鬼周造、阿部次郎著《日本意气》

三、性别制度的现代转向

在日本，现代性别制度的建立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

明治时代到1945年终战，父家长制以立法形式日臻健全，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在“户籍法”的名义下成为在册国民。此时的立法，男女貌似“同样”待遇，不一样即不平等的内情藏身在更新了样式的家制度中，借用现代法律，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父权制基础。1871年4月即废藩置县实行前三个月，政府发布的户籍法规定：根据一君万民、四民平等原则的住居地编成主义，不论居民身份如何，除皇室外，一律是天皇下的臣民，必须编入户籍中。户籍法的推行，赐父姓于万千小家庭，父家长的权威地位受到法律保护，而全民法定的“父家长”就是天皇。1873年，户籍法与征兵和税收法并施，将“家”作为征兵征税的基础单位并防止流民发生，更新的父家长制“成为国家掌握人民的统一的集权化的最初政策”。日本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步骤，就是改造传统的家制度，以立法形式强化父权以服务于“家国一体”；将万千小家直接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为兵员税源平添系数。大家长天皇带领日本洗心革面力图“脱亚入欧”，一时国力看涨——但是，从欧亚两面镜像看，所谓现代日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像是一个异类了。日本之异，根源就在特立独行的家制度中。一般说来，父权家庭的终极使命，是在父姓名下以嫡子血亲为根脉传宗接代；日本的家，使命不同：家业重过家人，家名高于姓氏，其使命只在家业续存，守护“家名”之下所有家人的生存底线。今天，在全球范围看，父权家庭要么解体要么根基动摇，各国趋同；不同的是日本的性别制度：在根基上顽固地守护着本土文化传统，依旧以两性分工为社会分工的基础，在性别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石井进、 笠松宏至、 佐藤進一、百瀬今朝雄著《中世政治社会思想》

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起于1980年代，是西方新女权运动的一个学术成果。它将女性主义带上一个开阔的文化高地，为女性自我言说提供了一整套新的话语工具。这套日臻成熟的话语体系里有一套公认的价值判断，诸如：“父系社会”是排斥女性的、“父权制”是压迫女性的制度、“父家长”掌门的家庭中女人不得自由、父权性质的社会让女人整体性地变成“第二性”(the second sex)……因此，消灭父权制是女性主义既定的政治目标——日本会是一个例外吗？

日本的确有些例外的地方。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第二性》

首先是女性的社会化，先声夺人，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是在父家长制的整体制约中实现的。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教育，二是职业。就教育层面看，早在江户时代，“寺子屋”盛行。它以平民为主体，从各行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学习生活和生产技能，如识字，算数，记账等；“女寺子”伴生而出。明治时期国家立法《学制》（1872）规定：男女共学，幼童不分男女皆须入小学。1907年全国实施六年义务免费教育，这对日后的女性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1920年日本职业女性人数168  000人，占女性总人数的32.2%。1946年日本小学女教员151  079人，比例为49.9%，几乎与男教员持平。1947年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女子入学率一直在99%以上，不仅为195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日后“主妇阶层”的另类崛起提供了一个很高的素质平台。就职业层面看，历史上日本妇女的从业水平一直偏高。农村妇女做农活天经地义，插秧的妇女自比“虾子”，“山家妇女，和丈夫一起干种种山里的活。身穿齐腰的短布衣，草鞋绑腿，很有精神，腰插斧头柴刀镰刀，拖着背得很重的牛马，自己头上也顶着，或者背上背着，干活不比男人差”。江户时期市民阶层发达，幕府颁布“安庆告谕”规定：“男耕女织，兼做夜工，夫妇均须劳作。”近世以来不少女人外出工作谋生，武士的没落对士族家里的女性影响最大，“士族女子做私活作娼妓者多”。1872年，群马县富冈设立制丝工厂，招收女工中主要为士族女子。日本的资本主义最早在纺织业中站稳了脚跟，到了“20世纪初，超过半数的工业劳动力是妇女。从小学毕业到出嫁前，她们在工厂工作”。井上清就断言：“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完全是靠妇女发展起来的。”

周萍萍著《日本女性教育家与女子学校（1868—1945）》

其二是女性的政治化。近代日本女性受教育及女性的职业化，并非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是在现代家国重建和战时动员的大气候中“顺势”完成的。在日本，女性的政治化也不由女权主义主导，很大程度上与“总体战”有关。女性国民意识的普遍提高，不在摆脱父权压制后的妇女解放，相反，它是“父皇天下”一个意外的收获：“妇女走出家庭、参与战时体制的行动使日本妇女产生从未有过的男女平等的错觉，就连那些在日本社会底层深受歧视的妓女、舞女，在走上街头为士兵服务时，都瞬间感觉到自己成了国家的公民，对自己价值的实现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以协助战争为名“参与社会”的女性，不但获得了社会认可的实质性业绩，自身也有了明确的国民意识，精神世界大为改观：“女性走入家庭外的空间，自信满满。”二战结束之前，就男女平等而言，日本女性依旧是滞后的和从属性的，在父家长制的荫蔽下被男人（姓氏）所遮蔽，没有参政权，也没有独立的家长权。但就社会活动而言，女人不逊男人，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团体，在文学和教育领域发出了女性的强音。战争期间，各类妇女组织一时（1942）全部归属于“大日本妇人会”，“作为顺应国策的国民运动妇人部队，以全日本大同、团结为目标”，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最积极、最庞大和最可靠的后援力量。二战结束后，女性在“第一时间”获得现代平等权利。1946年4月日本女性首次行使参政权，39名女性当选议员，“这是一次颇具戏剧性的女性参政，其记录在战后60年内都没有被打破”。确如《青鞜》的命运，近代日本的女权运动是短命的，或终结于激进的性别路线，或终止于全民战时动员，或消解在工业化进程中……不由分说，总在紧要关口一致“转向”全民一体化的“家国”建设。

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日本女性的“转向”意味深长。

竹内好著《近代的超克》

明治时代，女人的变化与“家”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在“男女同样”（注意：不是“男女平等”）的方向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和男子一样全员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二）和男性一样变成天皇的臣民，国民身份获得认可——就是在这个表面“同样”实际“不平等”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坦然进入日本，在知识女性中获得共鸣。20世纪初叶，女权运动一时勃兴高涨；但它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出太远，丝毫没能动摇父权主导的性别制度；战争期间，反倒是整体性地被传统的父家长制全面利用了。战前战时，在“家国一体”的旗帜下，女权主义者和女性团体“同样”支持军国主义战争，无一例外地以自我消解的方式投入了“一亿总动员”乃至“总玉碎”。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强行推行现代新法，国将不国，日本女性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妇女解放。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五大指令”，强制要求日本政府做出改革，第一条就是赋予女性参政权，在立法中实现男女平等。戏剧般的一幕，啼笑皆非，如池田大作所说：“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常常被称为‘别人赐给的民主主义’，我想这种说法也同样可以用于妇女解放问题。”

二战结束后日本有两个主要任务：政体改革和战后重建。因此，社会上有两个重要变化：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战败初期，男性短缺，生计艰难，女性无不投身于战后重建，求职谋生以贴补家用。此时女性的社会化程度和高就业率，多半是无奈的和虚拟的。195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是以妇女重新退回家庭为前提并为特征的。可以说，战后日本的经济腾飞，是在强化两性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奇迹，传统性别制度在现代形制中浴火重生。在西方新女权运动极力颠覆“性别刻板模式”、力图模糊“性别角色界限”的时候，现代日本社会中却生出了一个新的“主妇阶层”——这是近代以来日本女性的第二次“转向”。

胡澎著《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

第一次发生在1930年代，女权主义者从“性别战线”全面撤退，由“女性”转向“国民”进而全力支持战争。第二次发生在1960年代，已婚妇女撤出职场退居家庭，“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器和调节剂。表面看，社会已然又是男性一统天下，女性退回到夫姓执导的父权制家庭，妇女解放的整体水平普遍下降；实则，这是一个假象。内里考察不难发现，日本女性两次“转向”，都是由外源性的“现代”倒向根底里的“传统”；所谓女性意识，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最终归同于根深蒂固的“家/国”意识。核心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迎合了高速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日本社会结构性的“二重权制”正相吻合——由此，日本女性跟紧了日本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在看似男性主导的大格局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充分利用“现代”之好，以退为进，不仅适时改善了自身的生存品质，也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生活质量。

井上清著《日本女性史》

今天的日本女性，个个有文化，人人懂礼数，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也有独立自主的愿望，却长久受制于男性主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在职场上伸展困难。日本社会在20多年的“停滞”中徘徊，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不由人不想到队伍庞大且太过闲适的主妇阶层。安倍晋三首相上台不久就推出了“女性经济学”，声称要挖掘女性劳动力潜能、帮助女性突破“玻璃天花板”、提高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30%，现在是12%）、以减免企业税收的形式鼓励已婚妇女重返职场、增加海外劳工家政看护的比例以减轻主妇负担、提高全职女性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再次召唤女人全面进入职场，以缓解日本社会日渐突出的生存困境。几年过去，功效甚微。究起根源，症结在传统的性别制度不在女性本身。日本女人退避家庭，不是“男尊女卑”的观念所致，而是“二重权制”——这种规避矛盾、缓解冲突的权宜之举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结构性组织——在性别关系中的体现。“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曾经极大地缓解了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社会压力，而今正承受着新的压力带来的新的考验。没有人能预料它的结果，能够期待的是：日本女性在民生领域中低调而乖巧的生存智慧，继续在自救互助的过程中顺便创造出来的文化奇迹。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作者：李小江，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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