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谈 李永刚 | 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模式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76所研究型大学的QCA检验与比较

收稿日期：2022-04-24

修回日期：2022-05-17

终审日期：2022-05-17

录用日期：2022-05-20

网络首发：2022-05-26

  《重庆高教研究》投稿及审稿要求

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写道：“声誉一旦形成就是高等院校独一无二的最大资源，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和提高它的声誉问题。”实际上，不论是何种类型、层次的大学，声誉都是大学办学关心的核心问题。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声誉不仅反映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直接影响它的国际认可度和排名位次。国际声誉高的大学，不仅会有更高的国际排名，还能吸纳更多的国内外资源，促进自身更快发展。这对于我国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此，近年来大学国际声誉的提升问题越来越受到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管理层的重视，不少高校出台专门的国际声誉发展战略，组建国际声誉提升机构，召开大学国际化和国际声誉提升研讨会。例如，清华大学启动“全球传播能力提升计划”，推动各单位设立宣传和海外宣传专人专岗，全面加强全球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清华国际声誉；浙江大学加快国际化、开放式办学进程，注重汇聚国际资源和社会力量来构建国际化学校生态系统，强化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新媒体品牌传播等，进一步提升浙江大学品牌形象与国内国际声誉。不过上述提升大学国际声誉的种种举措目前仍停留在经验探索层面，在学界并没有引发足够的关注，这也导致关于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机制和方式并没有相应的学理研究做支撑。故此本文试图构建大学国际声誉提升的理论模型，以32所中国研究型大学和44所国外研究型大学为例，明确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而为我国高水平大学国际声誉的提升提供相应的参考。

一、大学国际声誉的概念与理论框架

所谓声誉（reputation）是指对一个人的行为、特征等进行的总体评价或认识。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声誉一直是影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重要维度，然而正是由于声誉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关于声誉的学理研究一直付之阙如，特别是关于组织的声誉研究更是缺乏。直到20世纪80年代，组织意义上的声誉首先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末，企业声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定义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开始向包括大学在内的其他组织声誉研究扩散。高等教育领域中，许多大学声誉的定义和研究也是借鉴于此。因此参照企业声誉的研究成果，结合大学的特性，对大学国际声誉进行概念界定不失为一种稳妥的路径。

关于企业声誉的定义，虽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角度，但是综合来看，所有的定义基本围绕“利益相关者”、“感知”、“认知”或“评价”展开。例如，丰布伦（Fombrun）认为公司声誉具有相对稳定性，是利益相关者根据公司过去的行为并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特定事项并针对未来行动的一种总体感知；迪普豪斯（Deephouse）将企业声誉定义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其影响力、声望和知名度的评价；马洪（Mahon）认为声誉有正负两种状态，是外部组织根据公司的行为进行的评价。其中丰布伦特别强调，企业声誉是具有比较性的，可以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比较。总的来说，企业声誉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总体感知和评价，包括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同时具有比较性。

由于企业声誉的研究相对成熟，国内外学者大体沿用了企业声誉或组织声誉的概念，将大学声誉定义成外显的指标，是大学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形成的社会认知。比如王连森、陈国军将大学声誉定义为大学精神、大学行为、办学条件、社会贡献等大学身份识别要素在社会人群心目中产生的认知结果和情感反应；段婕认为高等学校声誉是高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给社会各界留下的综合印象，是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学生及家长、兄弟院校、学术界、政府、新闻界等公众在社会交往中自然形成的知名度与美誉度；闫凤娇认为大学声誉是一种外在的信号，大众能够通过这一信号对大学办学质量进行评价；芬奇（Finch）认为声誉与普遍的好感度有关，大学声誉反应的就是大学的公众好感度；昔兰（Cyrenne）和格兰特（Grant）认为大学声誉反映了公众对大学的适当功能和使命的普遍期望。

江育恒在定义大学社会声誉时，认为大学社会声誉是大学声誉的延伸，同理，大学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实质上都是大学声誉概念的具体延伸。借鉴企业声誉和大学声誉的概念界定，本文将大学国内声誉定义为：大学在国内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对大学总体质量的集体感知；将大学国际声誉定义为：大学在国际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对大学总体质量的集体感知。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共同强调的核心是大学的美誉度。但是，国内声誉侧重于关注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评价，学生、家长和媒体等对大学的看法能够对其国内声誉产生很大影响，而国际声誉更多是在世界性高等教育排行榜的基础上形成，社会公众对大学国际声誉的话语权较小，国际学者、跨国企业和国际评价机构对大学的看法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国际声誉相较于国内声誉更加强调大学声誉的范围和广度。因此，大学国际声誉是在国内声誉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国内声誉的发展也会受到国际声誉的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大学国际声誉：第一，大学国际声誉是国际利益相关者的集体感知。第二，感知结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第三，大学国际声誉具有比较性。第四，大学国际声誉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国内声誉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学国际声誉可以从两个方面观测，一方面是大学的知名度，能够从量的层面反映大学国际声誉的传播力；另一方面是大学的美誉度，能够从质的层面反映大学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

（二）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理论框架

缪荣认为，企业声誉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它是一个社会认知不断累积的过程。同样，大学国际声誉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学领域，关于大学国际声誉的论述大多散见于大学声誉研究中，并未形成成熟且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相比之下，在经济学领域，声誉管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模型层出不穷，例如1990年，丰布伦和珊莉（Shanley）提出了F-S声誉形成模型；1997年，戴维斯（Davies）提出了D声誉形成模型；2003年，马洪和瓦蒂克（Wartick）形成了M-W声誉动态管理模型；2005年弗尔曼（Foreman）和阿根蒂（Argenti）提出了F-A声誉形成模型。此外还包括缪荣、茅宁提出的基于企业公民行为的声誉管理模型，以及格雷（Gray）和巴莫尔（Balmer）的G-B声誉与形象管理模型。其中，马洪和瓦蒂克的声誉动态管理模型一方面考虑到了声誉的动态形成过程，一方面还将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纳入其中。这一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是当前企业声誉管理领域中较为成熟和经典的理论模型。

马洪和瓦蒂克从两个维度来研究声誉，一方面声誉能够帮助组织提高竞争地位；另一方面声誉也是组织的资产。在声誉的形成方面，他们认为声誉源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围绕问题进行的互动。见图1。

图1 企业声誉的形成

声誉基于历史行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定情况下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的记忆或感知。初始企业竞争声誉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创造或者影响了企业的新兴声誉，企业形成的声誉会使其在观点市场以及商品和服务市场拥有竞争性优势。互动包括实质性行动和象征性行动，实质性行动是对核心实践进行重大改变的行动，更加注重行动造成的本质性改变；象征性行动则是通过视觉行动来影响社会对公司的看法，更加注重行动的意义性。马洪和瓦蒂克的独创性在于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交互作用会通过何种方式对企业声誉产生影响，而这一点正是前人研究所忽视的。

大学与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在声誉形成和提升上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二者都是在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逐步形成新的组织声誉。大学的声誉包括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两部分，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在形成模式上有明显的差别：第一，两者的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内声誉是大学在与国内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政府、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国内评价机构、国内各类媒体，甚至是学生及家长，而国际声誉则是在与国际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形成，比如国外高校、跨国企业、国外评价机构和国际媒体；第二，在采取的行动方式上存在不同，大学一般采取国内新闻、活动宣传和国内高影响力学术活动等方式来提升国内声誉，采取国际媒体宣传和进行高水平国际学术研究等方式来提升国际声誉；第三，在行动重点上，二者也存在区别，国内声誉提升重点在于基于自身愿景进行合理的定位和优势的彰显，而国际声誉提升则是利用国际交互网络来塑造自己的引领作用。因此，以国内声誉、国际声誉形成模式的区别为依据，本文结合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学术性、教育性和国际性等特征，在马洪和瓦蒂克企业声誉管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形成了大学国际声誉形成模型，见图2。

图2 大学国际声誉形成模型

大学初始国际声誉是随着时间和事件变化的，大学与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采取实质性和象征性的行动，影响或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声誉。产生的国际声誉又能够使大学在学术和服务市场以及声誉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进一步，本文将实质性行动分为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直接行动直接作用于声誉，会对国际声誉产生明显的影响，是一所大学的客观实力维度；间接行动并不直接作用于国际声誉，而是通过成果产生的影响力对国际声誉产生影响，是一所大学的社会构建维度。考虑到我国大学的国际声誉现状，本文在划分利益相关者时从中国大学国际互动的对象出发，包括国外高校、国际企业、评价机构和国际媒体四个部分。学术和服务市场包括科研、人才和公共服务等竞争性产品，声誉市场包括师生、同行、媒体和雇主等声誉主体。

根据大学国际声誉形成图，本文构建了大学形成国际声誉的行动路径图，见图3。其中，直接行动包含了学术、人才和企业三个层面。在学术层面，我国大学直接与国际企业、国外高校和研究所等合作，科研人员间产生互动，产出高质量成果，借助国际企业、高校和研究所的影响力提升自身国际声誉；在人才层面，我国大学进行人才交流和引进，培养高质量留学生，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企业层面，大学积极主动与国际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提升雇主声誉。间接行动包含了高影响国际成就、标志性国际成就两个方面。在高影响国际成就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能够通过产出高影响国际成就提高社会认可度，从而构建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国际声誉；在标志性国际成就方面，我国高校能够通过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等途径加速传播国际声誉。象征性行动中包括国际形象传播、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活动宣传三个方面。其中，大学国际形象包括历史、校训等，这些方面对于大学国际声誉形成具有价值引导作用，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活动宣传则影响我国大学通过新闻传播手段在国际上获得的知名度高低。

图3 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行动路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下文简称QCA），QCA方法在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应用较为广泛，该方法力求整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长处，聚焦于解决组织研究中的“组态”问题。所谓“组态”是一组具有协同性质的原因变量，用以映射观察到的结果或感兴趣的结果。在组态视角下，组织的多样性由一群相互关联的结构和实践的集群所表征，因而不能以孤立分析部件的方式理解组织。拉金（Ragin）完善了QCA 的方法，将模糊集合引入定性比较分析中，并使其变得易于操作。目前QCA 主要有三种类型：清晰集QCA（csQCA）、多值集QCA（mvQCA）和模糊集QCA（fsQCA）。三种类型的具体步骤基本一致，主要包括：选取案例并确定变量—进行编码—将编码表导入QCA软件—必要性检验—构建真值表—进行一致性和覆盖性检测。

由于本文变量中存在定性变量，并且模糊集在校准过程中的标准设定上会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因此本文参考江育恒、赵文华的做法，采用csQCA的方法，对变量以原始变量的平均数为分界点进行“0”和“1”的二分赋值。

本文以fsQCA（3.0版）为研究工具，并完成运算过程。

（二）案例选择与变量赋值

QCA的研究方法要求合适的样本数量为10~60个。由于拉金认为过多的条件数量很容易导致组态个数超过观察案例个数，从而出现案例的“有限多样性”问题，因此小样本规模（10~40个案例）的研究应将模型限制在7个前因条件之内。

样本选取及处理。以我国第一、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为基础，同时综合了2022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22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软科202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大排名前500名中出现了两次及以上的中国学校数据，选取32所大学为中国样本，样本量符合小样本规模研究的要求。为了能够进一步对比国内外大学，本文以2022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前500的学校数据为基础，通过系统抽样的方式，以10个学校为间隔，从第一所学校开始抽样，抽取了50所学校，剔除其中6所中国大学，选取44所国外大学为国外样本。

结果变量。鉴于大学国际声誉的研究并不丰富，并且没有直接代表大学国际声誉的相关指标，本研究参考目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选择使用其中的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指标及这两部分在总成绩中的占比对结果进行设定，认定“大学国际声誉=学术声誉×80%+雇主声誉×20%”。

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学术声誉指标的数据是通过收集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超过130000位专家对全世界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意见而形成的；雇主声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对雇主调查后的近75000份回复。为了增加样本的规模和稳定性，QS综合了过去5年的回复，5年内多次受访的对象的意见将会更换为最新的回答。这两项排名指标是通过收集社会意见和看法形成的，因此与客观的条件变量间并不存在交叉关系。在大学国际声誉好坏的认定上，32所中国高校大部分都处在QS排名前500的位次中，国外大学的抽样总体也选择在了QS排名前500，因此本研究认定QS国际声誉排名500中的前50%作为国际声誉较好的标准。

条件变量。结合研究框架和国际声誉形成模式，选择每项行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行动作为变量并进行赋值。在象征性行动层面，本文选择“历史”作为国际形象传播的代表，“宣传量”作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国际活动传播的代表；直接行动中，本文选择“国际合作论文”作为学术层面的代表，选择“国际学生占比”作为人才层面的代表；间接行动中，本文选择“web of science发文数”和“高被引论文”作为高影响国际成就的代表，选择“校友获奖”作为标志性国际成就的代表。最终选择的变量数为7个，符合QCA的使用条件。具体的变量赋值见表1，未标注时间的均为2021年最新数据。

表1 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设定

三、研究发现

（一）必要条件检验

研究者根据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能够判断国际声誉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学术界使用一致性（consistency）衡量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必要程度，必要条件的判断标准是一致性是否大于0.9。当某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达到0.9，就可以近似认为这个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覆盖率（coverage）反映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覆盖率越大，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大。下表2列出了必要性检验的结果。

表2 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验

中国32所大学样本的结果显示，“高被引论文较多”这个变量的一致性达到了1，超过了0.9的阈限值，完全符合必要条件的标准；“国际合作论文较多”和“web of science发文数较多”这两个变量也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接近0.9的标准。其次“高被引论文”这一变量在拥有高解释力的同时，覆盖率也达到了0.818182，这说明该变量能够对案例中的81.8%的案例进行解释；除此以外，“国际合作论文较多”这一变量也有较高的覆盖率，能够对72.7%的案例进行解释。

国外44所大学样本的结果显示，表现最突出的因素为 “Web of science发文数较多”和“国际合作论文较多”，一致性均为0.736842，但均未超过0.9的阈值。

为了确保以上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在变量标度时采用不同的临界值（crossover）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将完全属于和完全不属于编码的临界值从10%变更为5% 。基于此，本文对结果变量的赋值进行了修改，通过适当提高“国际声誉较好”的标准来检验结果是否可信。将在QS排名500名中的前45%的案例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最终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检验结果与此前结果相比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除了中国大学“高被引论文较多”这一变量为必要条件外，其余条件仍未超过0.9的阈值。因此可以认为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表3 必要条件的稳健性检验

（二）条件组合分析

条件组合分析是QCA检测的核心，当单个条件变量不能满足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标准时，可以探究不同条件组态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先用软件构建真值表。由于在对44所国外大学进行条件组合分析时，出现了多组质蕴含项，而质蕴含项的消除需要研究者凭借经验判断每一选择的重要性。因此，为了避免结果的主观性对结论的影响，本研究仅对44所国外大学数据进行必要性检验，国内外对比主要依据必要性检验结果。

本文选择标准分析得到了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构型方案，包括三种类型的解：简约解、中间解和复杂解。复杂解（complex）基于原始数据，不经过任何反事实分析，通常包含更多组态和前因条件。简约解（parsimonious）经过了简单和困难反事实分析，组态和条件数量最少。中间解（intermediate）只考虑了简单的反事实分析，纳入符合理论方向预期和经验证据的逻辑余项。合理有据、复杂度适中的中间解通常是QCA研究中汇报和诠释的首选。因此，在条件组合分析时，本研究选取中间解作为结果进行分析，得到3种条件组合。总体覆盖度为1，说明这3种结果覆盖了所有案例。本文参照拉金和费斯（Fiss）提出的 QCA 结果呈现方式，研究结果绘制如表4所示。

表4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注：本文使用“●”表示原因条件出现，使用“×”表示原因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原因条件对于结果特征无关紧要。在软件 fsQCA的输出结果中，原始覆盖度表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唯一覆盖度表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同时其他条件组合不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结果变量取值为1

对这三种模式的解释如下（“*”表示“和”）：

1.多因素组合型：历史较长*宣传量较大*国际学生较多*高被引论文较多*Web of science发文数较多*国际合作论文较多。从条件组合的解释力来看，这种模式的解释力度最强。其原始覆盖度为0.444444，表明该因果模式能够解释约44%案例。符合此模式的案例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该组合反映的是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声誉形成中会受到历史这一客观因素的影响，但同时兼顾了多方面的因素：有较高的宣传量、较多的国际学生、较多的高被引论文、较多的web of science发文数和较多的国际合作论文。在这种模式中校友获奖对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影响并不大。

2.国际化主导型：历史较长*国际学生较多*高被引论文较多*国际合作论文较多。其原始覆盖度为0.222222，表明该因果模式能够解释约22%案例。符合此模式的案例有：上海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这种模式表示高校拥有悠久历史的同时，吸引国际学生，提升自身学术水平并且积极进行国际合作能够形成良好的国际声誉。

3.学术成果主导型：历史较长*高被引论文较多*Web of science发文数较多。其原始覆盖度为0.111111，表明该因果模式能够解释约11%案例。符合此模式的案例是武汉大学。这种模式表示历史悠久，并且在自身学术方面表现良好也能够赢得较好的国际声誉。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处理方式同样是适当提高拥有较好国际声誉的标准：将国际声誉排名前500中的前45%的案例赋值为1。通过软件分析得到了3种模式，解的一致性变为0.875，新的模式与先前结果产生的模式相同，并未产生实质性变化，因此认为此结果具有稳健性。

基于上述组合分析，本研究针对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还有以下发现：

1.学术成果和历史积淀是根本。从长远而言，大学国际声誉的形成，最终还是要依靠其学术实力和历史传统。其中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为质量和数量两方面。中国大学必要性检验和条件组合结果显示：在质量方面，“高被引论文较多”这一变量的一致性为1，条件组合分析时也显示出了重要性，这说明科研成果的质量对我国高校国际声誉的影响力巨大；在数量方面，“web of science发文数较多”这一变量的一致性达到了0.888889，对国际声誉的提升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历史悠久对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的影响力很强，不仅所有模式都出现了这个变量，国外大学的必要性检验中，也显示出“历史较长”这一变量较为突出的影响。因此，一流大学的良好声誉是一个长时间积淀的过程。对比国内外大学的变量赋值和必要性检验结果，本研究发现，在平均建校历史、校友获奖、国际学生占比这三个方面，国内外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一流大学国际声誉的提升，虽然无法克服建校历史较短的天然缺陷，但在学术实力提升和形象塑造上应该取长补短，不仅要保持对学术成果方面的重视，还要“补短板”，提高校园国际化程度、培养高精尖人才。

2.国际科研合作发挥独特作用。在大学国际声誉视角下，国际合作论文是除了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以外，对中国大学国际声誉形成影响最为突出的因素，在一致性检验中结果超过了0.8。国外大学的必要性检验显示，“国际合作论文较多”的一致性为0.736842，相较于国外大学，国际论文合作在我国大学声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在众多大学国际声誉提升影响因素中，国际论文合作如此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通过国际合作可以提升大学整体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国际声誉形成模型，国际论文合作行动能够在与利益相关者互动过程中，提升科研合作者所在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高水平大学学者通过科研合作所构建的国际学术人脉网络，往往会将世界主要大学声誉排名中的评价者包含其中，二者的高度重合提升了国际科研合作在大学国际声誉提升中的重要价值。对国内高校国际声誉排名与Incites数据库中2016—2020年国内高校国际论文合作机构数量和国际论文合作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国际声誉排名与国际合作机构数量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703，与国际论文合作量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741，显著性概率值均为P=0.000<0.01，表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国内高校国际声誉排名越靠前，其国际合作机构数越多，国际合作论文量越大，见表5。必要性检验和相关性分析均证明，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这一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越频繁，合作的国际机构数量越多，合作产出的论文数量越多，越能够获得良好的国际声誉。比如国际合作机构数量排名前三的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在2016—2020年分别与5023所、4972所和4673所机构进行了国际论文合作并被web of science收录；合作论文发表量前三的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与国际机构合作的论文量分别为25615份、24977份和24110份；结果变量也显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些学校都获得了较好的国际声誉。积极参与国际论文合作不仅能够与国外高水平机构合作产出高质量论文成果，在合作过程中也能与国际学者联系，提高大学的国际知名度。

表5 相关性分析结果

3.国际宣传作用有限但国内外差异明显。这一结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两方面：一方面表明策略性的形象打造、声誉宣传等象征性行动方式在大学国际声誉提升中作用有限，大学国际声誉宣传功能的发挥要建立在学术实力和国际化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我国大学目前国际传播能力普遍较弱，以Google宣传量为例，清华大学作为样本中宣传量最高的大学，其宣传量总数仅为麻省理工大学的14.9%。《2019中国大学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同样也显示：内地高校网络传播能力排名第一的清华大学，其传播力总指数仅为哈佛大学的16.9%。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鉴马洪和瓦蒂克的企业声誉管理模型，根据大学国际声誉特点，构建了大学国际声誉形成模型。研究结合清晰集定性比较方法，同时加入了国内外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的形成模式，探究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组合对大学国际声誉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呈现出历史、宣传量、国际学生占比、校友获奖、Web of science发文数、高被引论文、国际合作论文等条件的不同组合，有助于我们发现变量与结果间的机制，为深入研究大学国际声誉形成的模式提供了方向。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的形成模式主要有三种，包括多因素组合型（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国际化主导型（以校园国际化和国际合作为主）、学术成果主导型（以提升本校学术水平为主），其中提升国际声誉最有效的模式是多因素组合型模式。此外，通过必要条件检验和条件组合分析，还有以下发现：第一，学术研究对大学国际声誉的影响是最显著的，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较多是我国大学国际声誉提升的必要条件；第二，国际科研合作在我国大学国际声誉提升过程中能够起到独特作用；第三，历史悠久对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提升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第四，除语言差异以及地理位置等客观原因，从大学国际声誉形成模式的角度看，历史较短、缺少突出学术成果和顶尖学术人才、国际宣传能力薄弱等问题是造成国内外大学国际声誉差距的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笔者认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应从以下四各方面发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的国际声誉。

第一，要重视学术成果产出的质量。学术成果是国际声誉提升的决定性因素，从必要条件检验中发现，高被引论文相较于web of science发文数对国际声誉的提升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高校应该制定更为完善的激励机制，改变学术成果以数量为标准的状况，逐步改进学术评价体制，改善学术生态环境，逐渐形成以学术卓越而非数量取胜为标准的学术质量文化。

第二，要提升对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视程度。国际合作论文的产出是直接提升国际声誉的途径，在国际学术合作中，与国外高校以及高水平学者进行研究探讨，能够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在国际合作论文方面，我国研究型高校应该提高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合作比例，同时提高国际合作论文水平，扩大国际论文合作的地理范围，与国外机构建立良好的学术联系。

第三，我国大学相较于国外大学发展历史短，因此要更加重视自身文化塑造。高校要注重特色建设，创建国际特色校园文化，开设国际特色课程，创办海内外孔子学院，以独特的大众形象弥补历史沉淀不足的问题，从而提升自身的国际声誉。

第四，在国际传播方面，要将国际传播提升至战略高度，针对国别进行特色传播。高水平的国际传播工作，有助于构筑大学卓越的国际声誉。高校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学科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范式，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国际传播工作者，另一方面要关注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精准传播，以提升自身国际知名度。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研究的结果仅显示了我国历史较长的研究型大学国际声誉的形成模式，对于历史较短的高校如何形成良好的国际声誉缺少一定的指导意义，关注我国历史较短的高校是后续需要继续研究的方向。其次，由于质蕴含项过多，没有对国内外高校国际声誉形成模式进行对比，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继续关注国内外模式的对比。最后，QCA的方法也并不完美。比如，可能导致变量信息丢失或者产生矛盾组态；无法较好地处理时间序列数据或纵贯数据；QCA的赋值通常是用校准将连续变量转化为二分或定类变量，这种做法依然包含着主观或武断的因素，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改进。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1

文章运用新近发展的QCA方法研究中国高校的国际声誉形成，视角新颖、方法得当，是一篇较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有如下几点建议：

1.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发生了重大改变，淡化一流大学。文章目前的研究对象还停留在第一轮32个，是否需要与时俱进？

2.理论基础方面，将MW的企业声誉理论引入高等教育并进行改编，但存在的困惑就是，MW的理论并没有特别限定于国际声誉，而文章直接就跳入国际声誉。那国内声誉怎么办？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又什么区别和联系？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的生成机制是否一致？这些问题似乎是在逻辑上无法回避的。

3.最后，文章题名为形成路径，但是从研究设计来看，虽然采用了16—20年的数据，不过似乎并不能解决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在根据现状进行分类。因为5年的数据去研究国际声誉的形成，个人难以令人信服。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同行评审意见2

研究选题很有意义，尤其是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的大背景下。文章运用csQCA的方法进行系统比较，形成多因素组合型、国际化主导型和学术成果主导型三种模式很有创新性。研究设计非常严谨。建议修改后刊发。修改方向建议加入对其他国家的国际声誉形成的比较，看中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为中国大学融入国际提供参考，也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考。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尊敬的审稿专家和编辑：

您好！十分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

针对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回应内容和修正工作如下：

对意见1的回应和修改

1.本文的数据搜集和撰写工作主要是在第二轮双一流评估结果公布之前，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了第一轮双一流评选中的高校，样本的选择也确定为了第一轮评估中的A类一流学校。针对专家说的是否需要与时俱进，淡化一流大学的问题，我们对样本的选取进行了重新的考虑，综合了第一二轮双一流评估结果以及在2022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22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22年U.S.News世界大学排名和软科202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大排名中前500出现过两次及以上国内大学数据，最后发现这32所中国学校的样本仍然具有研究意义。因此，我们对样本的选取部分进行了重新修改，样本选取的修改已经在论文第二部分第（二）节的“样本选取及处理”部分体现。

2.针对专家所说的M-W的理论是否能够直接引入国际声誉中，我们认为大学的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差异。首先，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国内声誉更加关注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国内评价机构、国内各类媒体和学生、家长及政府的评价，而国际声誉则更加关注国际媒体、国际高校和企业以及国际评价机构的评价；其次，在行动类型上看，提升国内声誉更加倾向于选择国内新闻、活动宣传和国内高影响力学术活动等方式来提升国内声誉，而提升国际声誉则更多选择选择国际新闻、活动宣传和进行高水平国际学术研究等方式；最后，从行动重点上，国内声誉提升重点在于基于自己愿景进行合理的定位和优势的彰显，而国际声誉提升则是利用国际交互网络来塑造自己的引领作用。虽然M-W并不仅仅针对国际声誉，但是因为声誉包括国际声誉和国内声誉，这一模型应该同时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声誉，因此，我们在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形成差异的基础上，在对M-W模型进行改编时着重考虑到了国际声誉的特点，构建了国际声誉的形成模型。这一部分的修改体现在第一部分第（二）节中。

针对国内国际声誉的不同，在概念界定方面，我们认为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有区别也有联系。总的来说，大学的国际声誉是在国内声誉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样国内声誉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受到国际声誉的影响。这一部分的修改体现在第一部分第（一）节中。 

3.只采用2016—2020年数据是由于受到结果变量的QS排行榜中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数据的限制，因为QS的声誉指标是根据五年的问卷调查进行评分然后计算出来的，2022年的QS榜单是在2021年6月发布的，其数据的时间限度应该为2016—2020年，因此选择了这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对于五年数据无法研究长时间形成过程这一问题，考虑到五年的数据确实无法探究形成过程，因此，我们对题目进行了修订，将题目中的“路径研究”修改为“模式和影响因素研究”

对意见2的回复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缺少与国外高校的横向对比。因此，在吸取专家意见后，在文章中增加了国内外高校的对比。具体研究方法如下：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选择了QS排名前500的50所大学，剔除国内6所高校，以44所国外高校为参照。由于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时出现了过多的质蕴含项，其解决方式是需要主观判定每一项的重要性，但是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对论文结论的影响，针对44所国外大学的数据，仅做必要性检验处理。在国内外对比时，主要参考国内外大学数据的必要性检验结果。国外数据的赋值和分析部分的修改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二）节、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基于此，也对论文的副标题进行了修改，改为了“基于76所研究型大学的QCA检验与比较”。

对编辑意见的回复

论文修改之处已用红色标出；另外，已经按照首页下载的word版投稿格式和贵刊最近刊发的论文对论文整体的格式进行了修改，如仍有不足之处，请您批评指正。

以上是我们对文章做出的主要修改，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和问候，如您还有其他问题，可进一步交流。

第二轮审稿意见

1.摘要需要再扩充一下，突出核心观点和创新之处。

2.语言表述也需要再次梳理，确保规范、专业，简洁扼要。请逐字逐句认真审读三遍以上，包括标点符号。 

3.格式需要再次确认，请严格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通修格式，确保参考文献格式规范，并逐一重新核对一遍。 

4.尽快修回后终审。

尊敬的审稿专家：

您好！感谢您对本文提出的建议，以下是对修改稿的说明：

1. 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将摘要扩充至350字，重点突出了研究发现和中外对比的部分。

2. 已经对论文进行了认真审读，修改了部分句子和标点符号，以确保规范和简洁扼要。

3. 已按照刊出论文再次通修格式，参考文献格式也进行了逐一修改。

4. 增添了基金项目。

如有其他问题，也请您批评指正！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