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2-01-03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逐渐成为焦点。由于人口具有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动态规律，加之短期难以扭转的发展劣势，我国西部地区对于外部人才的吸引力长期欠缺，“尽力留人”成为西部人才战略的重要选项。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迎来人口流动潮，主要趋势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南部及沿海地区。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显示，2020年的人户分离人口相比于10年前增长88.52%，达4. 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人口流动持续活跃，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其中，流动人口增长69.73%，达3.76亿人。东部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占比73.54%，西部吸收流动人口1880万，仅占比15.06%，流动人口分布的区域失衡特征明显，西部仍是主要的流动人口输出地。2020年西部人口占到全国的27.12%，相较2010年上升0.22个百分点，西部多省份还出现一定的人口回流，但幅度还较小。而今，越来越多的西部青年在“去留”之间权衡，成为流动人口或迁户的情况愈加普遍。西部青年的“去留”是受地区特征影响的结果，与西部发展状况休戚相关。反之，吸引并留住青年也对西部的内生式发展颇具要义。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至2020年，既是西部人口相对规模的波动缓升期，也是西部高等教育的逐步振兴期。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以来，已经出台多项涉及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助力西部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开始走向全面振兴。面向人口流迁及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格局，通过振兴高等教育增强西部的人才培养力和向心力，满足西部发展的人才需求，应是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的首要体现。

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有助于留住青年？对个体去留决策有何影响？迈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人口流动更加活跃、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区域发展均衡化、高等教育普及化等的宏观形势交叠，为讨论西部高等教育影响青年去留的问题提供了时代契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青年“去留”实际上是一个迁出地视角下的人口流动行为，本文将仍基于经典的人口流动理论展开研究。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流向的基本趋势、引导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匹配关系等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传统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依然较强。

推拉理论是解释地区如何影响个体迁移的主流学说。最早由Bagne系统阐述，拉力是指迁入地利于个体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推力是迁出地的相关不利因素，人口流动行为受这两股力量决定。Lee进一步扩展推拉理论，引入中间因素和个人因素，并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都各自存在推力和拉力。姚先国等将迁出地的影响总结为“推挤”和“留恋”，“推挤”是迁出地对迁移者的负激励，“留恋”是个体对迁出地正激励因素的反应，这两类迁出地影响也属于推力与拉力。从人口分布格局来看，Roback的城市空间均衡理论认为，城市之间人口集聚的分布源于区域之间收入、生活成本和宜居性的差异，在自由流动的开放体系当中，个体会根据收入、宜居性以及生活成本来选择效用最大化的地区就业和居住。已有大量文献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分析影响人口流动的个人因素、地区因素及中间因素，研究脉络清晰系统。然而主流实证研究多偏重迁入地，对迁出地特征影响个体去留的探讨较少。

教育影响人口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领域，学者们通常将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但涉及高等教育的同类研究相对较少。Abel等发现人才集聚和高等教育机构集聚之间的空间耦合性较强，指出高校能为属地输送人才并创造就业岗位。王一凡等以中国“一流大学”为对象，发现毕业生流动的就学地粘滞性，认为高等教育是吸引和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刘晔等发现我国高校集聚格局可以决定高技能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夏怡然等分析跨世纪数据发现，城市大学在校生规模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规模具有显著正效应。上述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考察高等教育影响我国人口迁移及人力资本分布等的问题，已形成系列成果，但微观证据仍值得丰富。此外，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的研究视阈下，关于西部人才流失及其负面影响的探讨颇多，但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影响人口流动的研究较少，大多仅针对特定的少数人口群体展开，如科技人才、高校内部人才，可见本文具备进一步展开研究的空间及必要。

（二）机制分析

西部青年“去留”是在推力、拉力、个人因素和中间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追求个体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结果。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结合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1，认为高等教育是多数家庭子女的未来生命阶段，也能作为成年人的重要生命阶段。为考虑不同阶段的决策因子差异，将去留决策的节点按一般先后，分为“就学时”“就业时”和“后续迁移”。

基于经典人口流动理论的相关假设，本文尝试从“就学时”“就业时”“后续迁移”三类决策节点出发（见图1），分析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能否以及如何吸引青年“留下”。迁移行为是个体在复杂条件下差异化决策的结果，故决策节点的划分并不表达绝对的偏好差异。

1.就学选择：直接就学迁移与潜在就学机会

青年的就学迁移方式可分为“直接”和“非直接”。“直接”就学迁移是指个体由于被外地大学录取，伴随就学所发生的流动。受距离、乡愁、地方保护及倾斜性招生等的影响，在同等条件的情况下，西部学生可能更愿意在户籍地或其附近地区接受高等教育。但囿于西部多数地区缺少高等教育资源，大量西部人去到外地接受高等教育。从“直接”就学过程延伸，应考虑就学地对大学毕业生的粘滞效应，且求职者倾向于以自身生源地为界，二分备选的就业地域。因此，西部高等教育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可以吸纳更多的青年直接就学，从而较大概率地留住他们。

对于未上大学（含即将高考）的青年来说，为就学而迁移的方式是“非直接”的。他们可能受高等教育资源吸引，产生去相应地区生活的愿望，即受“潜在就学机会”吸引，其效应源主要来自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具备利于非正式学习、继续教育、读研深造、在职教育等的丰富教育资源，以及可能更大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总之，西部青年可能出于“直接”或者“潜在”接受教育的需求，迁移时重点考虑地区的高等教育特征。另外，受我国高校招生长期的本地招生倾向，以及持续实施的倾斜性招生计划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西部高等教育对就学节点上青年的吸引力将得到强化。

2.就业选择：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

首先，高等教育为属地直接提供或创造就业。在校内体现为提供教学、科研、行政和后勤等就业岗位，或是在校园及其周边小范围汇集工商业活动，从而附着一定数量劳动力。在校外多体现为高校通过产教协同、校企联合等外部活动派生出就业机会。

其次，青年就业选择由地区就业条件决定。高等教育通过影响与就业条件相关的地区经济因素间接产生留人效应：第一，发育“大学经济”，拉动投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促进当地创收与就业；第二，为本地输送高技能人才，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为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互补性就业机会，推动分工就业，提供更具多样性的就业机会；第三，是知识溢出效应。高校的知识溢出和知识传播可以促进个体劳动素质及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第四，为人们提供就近学习的机会，如研究生深造、职业培训、成人继续教育等，有力迎合人力资本再投资的需求，契合长期的就业成长性需要。

3.后续选择：考虑家庭及子女与考虑宜居性

完成就学及就业之后，个体仍有较大可能考虑“去留”，但会将“家庭”作为主要的迁移决策单元，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更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此时，个体会将影响家庭及子女未来生活质量或生涯发展的地区因素作为重要的去留决策考虑，例如子女受教育机会。

从子女未来的教育机会来看，西部高等教育逐步振兴的同时，我国高校招生仍保持本地化倾向，且西部持续享受倾斜性招生计划，西部生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断扩大，因此不少西部青年，可能愿意为此留下或甚至回流。随着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进程深入，此类青年的居留意愿将更加稳固。

从家庭未来的生活质量来看，发展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地区的宜居性。宜居性是人们后续定居的主要考量。其一，高等教育蕴含较强的社会人文价值，通过高素质人才输出、教育流动、文化溢出等方式，对社会和谐、卫生文明和教育生态等产生积极影响。其二，高校通过各种活动释放正外部性，潜移默化影响宜居城市的建设，比如公益服务活动、开放校园设施、公开学术活动、影响城市治理者的理念及行动等等。

（三）研究假设

综上，处于“就学时”“就业时”或“后续迁移”不同决策节点上的西部青年，将受到地区高等教育的不同机制影响，进而决定自身“去留”。即使机制不同，高等教育也主要作为迁出地的正向因素存在，据此提出假说：

H1：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提高青年“留下”的概率；

从就学选择及就业选择来看，高等教育多通过与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产生留人效应。从后续迁移来看，立业成家之后的青年可能较多考虑家庭及子女的因素。故提出下列假说：

H2：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青年去留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H3：西部高等教育对非未婚（较多子女及家庭考虑）青年的留人效应显著；

此外，受教育水平作为与地区高等教育、迁移能力等联系紧密的个体特征，会对留人效应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对于高等教育的价值认知通常更为直接深刻，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继续学习的动机往往更强，还可能更加关注地区内部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子女的教育机会与成长环境。其次，从教育投资回报来看，高学历者的收入预期一般较高，从质量和种类上进行职业匹配的难度较大。若西部地区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高学历青年便会被迫“外流”。为此，再提出以下假说：

H4：西部高等教育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将产生更强的留人效应；

H5：西部高等教育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发挥留人效应以产业结构适配为前提。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个体成为流动人口与否，是在各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属于二值选择问题。西部青年这一“去留”行为既受个体特征影响，也受地区特征影响，故建立二元Probit模型如下：

其中，stay_i表示户籍位于西部某市青年“去留”的二元变量。若个体i当前常住地与户籍地所在市相同，则stay_i等于1，若不同则是流动人口，stay_i等于0；Pr(stay_i = 1)为西部青年i选择“留”在户籍市的概率；Uni_i表示个体i户籍地所在市的高等教育特征；X为控制变量集，包括城市宏观特征和个体微观特征；ε为随机项，所有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

（二）变量处理、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18-35岁这一惯常的青年定义，将“西部青年”定义为户籍位于西部且18-35岁的群体。微观数据取自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按户口信息及年龄筛选后，成功匹配至西部84个地级市及1个直辖市，数据取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应对逆向影响和效应时滞，将地区变量一期滞后，即选用2014年数据。

核心自变量为“高等教育”，参考文献的一般做法，以高等教育规模代理，采用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衡量。个体特征方面，控制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户口、性别、婚配等。其中，受教育水平采用虚拟变量形式。宏观特征变量参考主流文献，且根据减轻多重共线性与混淆变量干扰的原则，控制人口规模、科教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重、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PM2.5浓度、基础教育师生比和省会。VIF检验发现，除人口规模（VIF值=5.86）、人均GDP（VIF值=5.03）和固定资产投资（VIF值=7.14）外，其余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5（所有变量小于10），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问题。为减轻极端值和量纲影响，对部分宏观变量对数化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定义的因变量为“是否留在西部户籍地所在市”，若户籍位于西部的青年，常住地与户籍地所在市一致为1，不一致则为0。样本中未纳入迁户离开西部的青年，存在特定的样本选择。“因变量=0”表征的“去”，特指成为流动人口，据此能有效分析“户留”却“人去”这一范畴的去留问题。谨慎起见，本文仍采取一定措施应对样本选择问题。其一，根据问卷中“一年前常住地”及“五年前常住地”的信息识别出曾经常住过西部但当前户籍不在西部的样本，他们大概率有过“从西向外”的迁户行为，故将其补入“去”的样本组。其二，为避免处理引发新的选择性偏误，根据“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是否满两年”（离开户籍地满两年，说明极可能是短期常住过西部的流动人口），剔除户籍位于非西部但可能曾经短期常住过西部的流动人口。处理后，最终筛得587个符合“去”条件的补纳样本6。

为刻画西部青年去留的群像特征，按“户籍地在西部但常住地不在西部”“户籍地在西部某市但常住地在西部另一市”“户籍地与常住地在西部同一市”与“补纳样本”四组信息划分样本类型，对微观个体特征变量进行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微观个体特征变量的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显示，“迁户离开西部”组样本量占总体的0.51%，占“去”样本组的3.44%，其样本份额极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可能较微弱。从受教育水平看，“迁户离开西部”组中大专及其以上的样本占比为四组中最大，小学及以下的样本占比为四组中最小，而“留”样本组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为四组中最低。从户口类型看，“迁户离开西部”组和“去其他西部市常住”组的城镇人口比重较高，分别为49.4%和53.4%，“留”样本组的城镇人口比重最低。

总之，从西部迁户至非西部的青年呈现出较强的选择性，故对应样本组的样本量占比极小，平均家庭规模较大，受教育水平较高，且以城镇人口居多。而选择“留”在西部户籍市的青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大部分人的流动意愿较低或是流动能力较弱，故“留”样本组呈现出样本量占比极大，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农村人口居多的特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3给出的是西部高等教育影响青年去留的基本回归结果。列(1)为核心自变量单独回归的结果，列(2)、列(3)为逐步引入地区宏观特征和个体微观特征的结果，列(4)汇报列(3)所估系数对应的平均边际效应。

表3  基础回归结果

列(4)中地区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第一，繁荣西部地区的科教事业可以显著提高青年留下的概率。科教事业重视度与基础教育质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第二，地区经济因素是决定西部青年去留的要因，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人口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和失业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人均GDP为正但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在1%水平上正显著；第三，pm2.5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表明环境质量等地区宜居性特征也是显著影响青年去留的因素；第四，省会在1%水平上正显著，这一观测结果不仅符合常识，也从侧面体现出西部中心城市作为西部人口主要迁移去向的现实。

（二）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开展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首先，缓解样本选择问题。“去”样本中不含迁户至非西部的样本，特此纳入前文补选的样本，经样本清洗后，成功入样277个，列(2)显示结论稳健，但得出的平均边际效应略有降低，表明遗漏“去”样本会造成一定的高估。其次，控制样本范围。无工作者的去留容易受到就学、随迁等外部因素影响，可能具有被动性。有工作者基本已具备自主决定去留的条件，主动迁移能力更强。故从原样本中剔除无工作者。列(3)的重现结果仍稳健，这也显示出区分就业节点的做法具有合理性。最后，多次改变核心自变量衡量方式。借鉴已有做法，先后采用高等学校数量和人均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置换原自变量。为减轻单一指标的局限，还采用主成分法生成的综合评价变量作为核心自变量，二级指标包括：高等学校数量、高等学校教师数、高校学校在校生数、是否有“211高校”。数次改变自变量测度的再回归结果，均与基本回归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

（三）异质性检验

1.不同的去留决策类型

基于研究假设，根据样本“是否接受本专科教育的适龄”和“是否未婚”的标准区分不同的去留决策类型，分别分组回归。若是接受本专科教育的适龄，则为“多就学考虑”；若否，则为“多就业考虑”。若未婚，则为“多个人考虑”；若非未婚则为“多子女及家庭考虑”，对应后续迁移的节点。此外，还采取交互项模型，分析“户口类型”与“受教育水平”两类个体特征不同时，青年去留对高等教育的敏感度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对不同去留决策类型的异质性检验

表5中，各列高等教育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表明H1在个体决策类型不同的条件下仍然成立。其中，农村户口样本留下的概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一方面，在户籍地城市成为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是农村人口的主要迁移形式之一，另一方面，较之城市人口来说，农村人口的迁移意愿及能力整体较低，故西部农村青年在本研究意义上“留”的概率较大。农村户口与高等教育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负，表明西部高等教育对农村青年的吸引力极为有限，户籍市的高等教育扩展还可能构成他们“去”的原因，这与已有文献基于西部省级数据得出的实证结论相类似。

列(1)和列(2)显示，西部高等教育对就学和就业两类决策偏向青年“留”的概率均具有显著正效应，对就业偏向的效应略强。列(2)可有效剔除就学流动及迁户的影响，其结果仍与基础回归一致，H1再度呈现稳健。列(4)中，个体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正且系数明显大于列(3)，说明多子女及家庭考虑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为高等教育而“留”的更强偏好，H3和H4基本得验。

2.地区产业结构与个体技能水平

受制于劳动力的区域供求平衡规律，若某一细分产业领域，本地劳动力的供给总量超出需求总量，部分劳动力可能就此外流，上述导致西部青年“留户于此”却“兴业在外”的结构性因素亟需关注。为考察在地区产业结构与个体技能水平改变的条件下，西部高等教育对青年去留的异质性影响，将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均值（0.36）作为划分标准，把样本分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和“第三产业占比较低”两组，且同时按是否“大专及以上学历”将样本分为“高技能”和“中低技能”两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对地区产业结构与个体技能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对“中低技能”青年来说，无论西部户籍市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或较低，高等教育均能产生显著的留人效应，但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地区的效应更强。对“高技能”青年来说，西部高等教育对其“留下”的正效应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地区显著，在占比较低地区却不显著，表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技能”青年产生留人效应以地区产业结构的同步调整升级为前提，H5得验。对不同产业结构状态的西部地区来说，高等教育均可以对青年“留下”产生正效应，H1仍成立，但在不同个体技能水平的群体之间存在效应差异。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西部地区可能由于对“高技能”就业的适配性以及对“中低技能”就业的包容性都更强，因而高等教育留人效应的发挥较为理想，至此H2得验。

3.进一步讨论：“名校”留人效应

“名校”作为异质性的教育信号，可以为地区提供更强的信号价值。为讨论西部“名校”对青年去留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211高校数”变量。西部“211高校”集中布局于省会，所以根据“有无名校”分组回归得出的“名校”留人效应是“名校”与省会的效应叠加。因此，为寻求稳健性对照并丰富实证结论，依据“是否省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名校”留人效应检验

列(2)引入名校变量后，高等教育的估计系数有所减小，同时“211高校数”高度显著，说明在西部高等教育影响青年去留中存在显著的“名校”效应。列(3)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正，表明有名校时，高等教育的平均边际效应由0.0069升至0.0142，列(4)和列(5)显示，分组回归与交互项模型的结论一致，“名校”效应稳健。列(4)的系数大大高于列(5)，从侧面反映出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度集聚于省会的特点，因此西部省会高等教育才得以对西部青年产生显著强于非省会地区的留人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    论

本文以迁出地（西部户籍地所在市）为主视角，采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匹配西部84个地级市及1个直辖市的数据，基于经典人口流动理论和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对青年“去留”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显著提高青年“留下”的概率。经改变样本范围、改变核心变量衡量方式等多种检验后，基准结论稳健。分析不同决策类型样本的异质性发现，高等教育对就学和就业两种决策偏向样本的“留效”均显著，对就业偏向组的效应略强；受教育水平、户口类型和婚配等个体特征不同时，青年去留对高等教育的敏感度不同，高等教育对成过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西部青年“留效”尤其强。分组回归还发现，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留人效应更强，但对“高技能”青年成功发挥“留效”，须以地区产业结构适配为前提。此外，在西部高等教育影响青年去留中存在显著的“名校”效应与省会效应，“名校”与省会具有更强的人才向心力。

（二） 讨    论

青年人才是地区发展内生力的重要源泉。通过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充分发挥西部高等教育对于人才培养、人才续留及人才集聚的价值，带动整个西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长效解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为此，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支持，展开以下讨论。

1.全面振兴西部高等教育，依托高等教育“兴教”聚人

蓄积青年人力资本是西部发展动力持续的有力保障。证据显示，不仅个体去留决策以高等教育为重要考量，地区高等教育也对人才集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说明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是可以助力西部吸引人、留住人、集聚人的一项美业。在西部高等教育逐步振兴的态势之下，应同步发挥高等教育的聚人价值，助力打造西部人才集聚“生态圈”。其一，西部地区的发展格局及其人才战略，应与高等教育振兴步调对接，将留住高校毕业生作为重要的人才战略选项，充分利用高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及振兴前景优势，围绕高等教育资源培育吸引青年人才“扎根”的热点。其二，西部高等教育的引才工作应优先发掘重点城市软环境和硬条件的相对优势，依托特色专业集群与区域战略平台，打造人才吸引力热点。其三，振兴“领跑”的西部高校应保持优势自信，单刀直入，参与人才“争夺”，为西部亟需的创新人才、拔尖人才等提供市场竞争力强的待遇条件。总之，以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带动解决西部地区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需“借外输之力，聚人才之实”，积极从高等教育方面寻找长效解决西部人才外流难题的突破口，最终全方位提振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生力。

2.优化西部高校定位布局，产业协同共进“兴业”留人

西部地区不依托产业及其功能，仅靠高等教育培养人和吸引人，容易陷入“供求错配”等内生于经济劣势的人才流失困境当中。因此，西部地区及其高校需发掘比较优势，注重产业发展与高校“产教学研”的规划结合，增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融合度。为进一步留住青年，亟需创设“西部事业”，这样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才能同步释放“留人之力”，坚实本土人才根基。西部高校在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应助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贴合地区需求优化自身定位布局，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及学科结构。从留人角度来说，应优先支持产业自生能力较强的西部地区，通过引流名校资源、承接异地办学、鼓励民办高校等方式，加大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力度；与地区社会经济深度融合的类型高校或专业，应优先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注重办学结构调整的灵活性与及时性，通过坚持特色发展、优势发展和协同发展，尽早突破内生力瓶颈，构建起内生循环发展的良性机制，再对其他西部高等院校产生模范效应；可以考虑以产业发展与学科建设结合的名目，增列专项转移支付，相应地，西部高等教育亟需特色化评价及引导，应将“产教协同”“助产能力”等指标加快纳入西部区域整体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西部高校建设水平的评估体系当中。

3.加强西部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和“集聚极”打造

西部高等教育对青年去留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名校”效应与省会效应。因此，加强西部高等教育“集聚极”的建设，应是“尽力留人”的优选方案。其一，应发挥“双一流”建设的信号价值，将西部“双一流”的具体学科建设与区域集聚发展的需求对接，以此提升重点区域的青年人才吸引力。其二，应加大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在省会或集聚中心区域的布局力度，适当支持省域内部高等教育发展力量向上述地区进一步集中，强力打造高校集群的战略支点甚至战略连片，实现“以极带点”。其三，为服务西部高等教育集聚发展，应加强区域协作和统筹规划，破除阻碍高等教育集聚发展的行政壁垒，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探索从省域到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转变，实现区域联盟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国家财政的统筹与平衡功能，强力支撑其他西部“各点”高等教育机构的高质量建设，即打造集聚极的同时，保证非集聚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坚韧。

六、研究局限与展望

囿于资料、技术、能力和精力等的不足，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局限。首先，对“去留”的划分，根据的是“常住地与户籍地所在市是否一致”这一标准，并不完全对应“去留”，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主要是未考虑迁户而“去”的样本。从内生性来源的影响来看，相反方向偏误将部分抵消。若抵消后仍产生低估，则为保守估计，通常不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故识别风险主要源于高估的可能，文中补纳部分“迁户”样本再回归，确实发现一定的高估情况，但影响有限，结果仍稳健。除补纳样本外，还采取改变样本范围和区分决策类型等的方式展开稳健性讨论，但仍不完备。涉及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有必要结合更为科学全面的数据，设定更为准确直接的变量，挖掘数据与问题之间可靠的因果关系，明确特定人口的流动趋势及动因等，为制定长效激活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能的人才战略提供证据支撑。

其次，存在一定的时效性问题，研究数据取自2015年，距今已有较长时间。但七普数据显示，我国西部人口流迁的基本趋势持续且继续强化，故本文结论仍能为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未来需要利用更及时的数据，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及适应性。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1

文章以高等教育振兴何以留人立论，选取西部城市数据为样本展开分析，提出了三个较为合理的假说，并进行了回归分析和异质验证，论证较为合理充分，所得结论中和启示中“优化西部高等教育定位布局，深度适应地区产业结构功能的发展动态“等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理性思考。是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

审稿结论：可刊用。

同行评议意见2

文章讨论了西部城市能否留住人才的问题，采用了个体围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新意，但文章在变量选取和结果分析上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文章存在严重缺陷，不建议采用。具体理由如下：

1.文章的样本选择为18-35岁群体，但选择的理由是“根据需要”，不明白是根据何种需要。

2.文章的被解释变量是户籍地，但未说明是否原始户籍，以及考虑户口迁移的可能。一般读大学都会迁户口，此为常态，由此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十分严重。

3.核心解释变量是“高等教育”，从概念上非常模糊，是数量还是质量还是发展水平？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又为何作为基准？表2中的其他变量为何不能？

4.“根据尽量减轻混淆因素干扰和避免共线的原则”来筛选控制变量，那为何没有VIF等检验措施？

5.采用probit模型，但是对probit模型的结果分析全部错误。与连续变量不同，二分变量的回归结果需要转换为odds ratio才能够进行解读，这是基本的计量经济学常识。

6.从行文结构上，前面提出的三个假设，后文没有很好地呼应，是一个逻辑缺陷。

7.最后，文章采用2015年数据，而此间我国已经经历西部政策的几度轮回，文章对此没有交代，也没有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讨论和结论的可靠性存疑。

审稿结论：不建议采用。

编辑意见：请根据外审意见深度修改完善，或作出针对性回应，返回再审。注意修改之处标红，或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

作者修回说明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对同行评议意见2的回应

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修正工作和回应内容如下：

回应1：首先，年轻人群体是本文锁定的研究对象，标题已明示。18-35岁是“年轻人”的惯常定义，在学术研究及统计调查中广泛使用。之所以选择“年轻人”群体，还因为该群体对于西部城市发展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从迁移能力和活跃度上看，年龄过小的样本往往跟随家庭迁移，不具有自主迁移能力，而年龄过大的样本职业发展和生活趋于稳定，发生自主流动的概率较低。18岁-35岁范围的年轻人作为成年人具有自主迁移的决策能力，同时处于个人发展的黄金期，具有充分的流动潜力。最后，从教育影响来看，18岁-35岁是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的适龄阶段，容易被样本调查时点（或调查时点较近时期的）城市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所直接或间接影响。

回应2：由于抽样调查问卷中并未包含原始户籍的数据，因而采用调查时点的户籍地，这样确实没有考虑到户口迁移的可能，我们也在最后一段的“研究局限”处进行了提示说明。但是根据对这一内生性来源的辨析，我们认为该问题不一定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严重影响。分析如下：

若本文的研究假设西部城市的高等教育发展将提高其“留人”概率成立，那么因就学而发生迁户，则流向主要是从高等教育较差的地区至较好的地区，具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①原西部户籍地迁移至其他西部城市（样本不变）

②原西部户籍地迁移至东部城市（未被识别为西部年轻人，样本减少）

③原东部户籍地迁移至西部城市（被识别为西部年轻人，样本增加）

首先，在情况①下的户口迁移会增多迁入地的户籍人口，并提高“留下”的户籍地人口比例，但却减少了迁出地“留下”的西部户籍人口。从代数角度来看，迁出地“留人概率”的变动幅度将高于迁入地“留人概率”，因此情况①会导致低估高等教育的影响系数。其次，在情况②下的户口迁移会导致迁出地的样本减少，因而造成迁出地的“留人概率”虚高，从而会低估高等教育的影响系数。最后，在情况③下的户口迁移会导致迁入地“留下”的样本增多，提高迁入地“留人概率”，从而会高估高等教育的影响系数。综合来看，三种情况叠加后产生总效应的符号方向不易判断。在理想情况之下，情况①②与情况③的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得到与不存在户口迁移状况下十分接近的估计系数。

情况①（负）+情况②（负）+情况③（正）=总偏误（正负相消）

对本研究来说，如果内生性导致最终系数的低估，则关于研究问题将得出一个相对“保守”的实证结论，并不会对相应的政策含义产生根本性的扭转。但可能由于高估问题使得结论及政策含义的精准性和合理性欠佳，因而最大的内生性风险来自于“高估”。对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影响系数的可能高估是最需回应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对于可能导致系数高估的情况③来说，一方面我国区域之间户籍迁移的方向主要是由西向东（西部人口外流的趋势仍然明显），由东向西的样本较少（这也符合七普数据呈现的最新趋势），因而情况③的迁移行为对系数高估的贡献可能有限，另一方面这类由于“就业”而进行的由东向西的户籍迁移也从侧面反映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吸引中东部地区年轻人过来“留下”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外，还值得补充说明的是，2015年小普查的数据调查了样本“一年前”或“五年前”的常住地信息。借助这一变量信息，我们将“一年前”或“五年前”常住地位于西部城市且户籍地位于“非西部城市”的样本找到，这群人可能是由西部迁移户籍至东部的群体，部分符合情况①②，从筛选结果来看，这一部分样本占“户籍地在西部的人群”的比重不大。这既符合我国人口流动长期以来的现实趋势，也能帮助我们相信情况③的影响微弱。

为具体考察因读大学而进行的户口迁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程度，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异质性检验”的第一节进一步限定年龄，以尽量呈现就学年轻人群体对结论的影响，于表3中的列1和列2同时汇报出了考虑和未考虑该部分样本的结果，结论稳健。

回应3：在文中进行了相应调整并说明如下：

由于“高等教育”内涵丰富，不仅借鉴主流的经验性操作，采用规模维度衡量作为基准结果，还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不同的测度方式，其中包括构建综合评价高等教育发展的变量，结论稳健。

回应4：文中修改表述并补充汇报VIF检验结果。

回应5：文中汇报的估计结果已是平均边际效应，并在表格下方进行了直接注释，而非对原系数的直接解读。

回应6：对于三个假设，均已设计实证操作加以呼应，分别是：H1对应基准回归，H2对应进一步讨论（名校效应），H3对应异质性检验（不同产业结构及不同技能水平），并在实证结论阐释中体现。

回应7：数据的时效性确是固有缺陷，此间我国西部政策的正如专家所言“几度轮回”，但基于2015年小普查的良好数据所得结论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其一，从引言到文末，本文均结合最新的七普背景和西部人口流迁现状展开，分析假设的适应性。其二，从趋势上看2015至少到七普的2020年，西部人口流迁的总体趋势并未发生扭转，部分人口学特征的强化趋势，均高度契合本文的理论预期，如流动人口比重持续扩大达3.76亿，东部仍是主要的人口迁移去向地，吸收跨省流动人口9181万。其三，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去留”是个体效用函数在迁移行为上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人们“综合”且“平均”意义上的效用函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论文选题具有较高价值，分析方法科学，结论和建议合理，修改建议：

1.同一主题的文献综述不够，建议补充完善；

2.由于文中所指出的局限，本文对于“去留”的划分仅依据“常住地与户籍地是否一致”这一标准，导致通过迁户实现的人口没有计入“去”的范畴，存在样本的特定范畴，甚至会缺失对高层次人才通过迁户流出西部的部分群体的分析，从而对变量间关系的探讨带来较大影响。建议将对此的检验结果呈现文中，或者对文章标题进行修改，使题目中的表述更符合样本范围实际。

同行评审意见4

1. 该文以高等教育规模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尤其是采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作为衡量指标，是否合理？对于普通人来讲，是否留在一个城市，如若考虑到高等教育因素，更关注的应该是该地高校数量，尤其是名牌大学数量吧？单纯采用在校生人数来衡量该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似乎不够科学。昆明的高校在校生人数远超北京，但不能因此说昆明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比北京好啊

2. 该文中的研究对象，其居住地分别为我国85个西部地级市。既然居住地均为西部地区，也就是他们均“留”在了西部，那么“去”的问题似乎没有研究到。要研究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如何影响年轻人“去”，是否应对户籍地为西部地区，但居住地为非西部地区的那部分年轻人进行研究。

3. 该研究以“是否留在西部户籍城市”为因变量，但衡量指标为“常住地与户籍地是否一致”，是否科学？如常住地与户籍地并不一致，但均为西部地区呢？是否应考虑这样的情况。

4. 定量研究仅仅能够得出西部城市的高等教育是否会对年轻人的“去留”问题有影响，但究竟如何影响，建议结合定性研究做进一步的分析。

5.主模型有问题，控制变量涉及到宏观层次的变量，及个体微观层次的变量，直接用回归模型是不行的，结论不可靠。应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审稿结论：退稿。

编辑意见：论文经过修改，仍存在不少问题。鉴于选题的意义，请针对外审意见再修改完善，返回再审。珍惜机会。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针对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修正工作和回应内容如下：

对同行评议意见3的回应

回应1：已相应补充完善文献综述部分。具体处理是二分内容，其一，“高等教育影响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以精简后的原综述内容为主体；其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研究，是充分采纳专家关于“增加同一主题文献”的建议后扩充的内容，主话题包括西部高等教育扩展影响人口流动（李军等,2017）、西部高等教育受内外部人才流失的限制（王嘉毅,2006;蔡群青等,2021）等，从中可发现对西部人才流失及其负面影响的探讨较丰富，但是反向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影响人才流动的相对较少，此外，相关研究多偏重讨论特定类型的少数人口（杨雪怡,2010;蔡群青,2021），将西部高等教育振兴嵌入整个人口流迁格局及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的研究不多。所以基于目前的综述，可以较为直接地引出本研究的边际意义。

回应2：专家提到，迁户人口未计入“去”的范畴，存在样本的特定范畴，甚至缺失对高层次人才通过迁户流出西部的部分分析，从而对变量间关系的探讨带来较大影响。为此，本文首先通过根据数据问卷中“一年前常住地”及“五年前常住地”的信息识别出曾在西部城市常住的非西部户籍样本，这类样本大概率有过“从西向外”的迁户行为，故相应补纳进“去”的样本组。同时，为避免处理引发新的选择偏误，进一步根据“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是否满两年”，剔除可能从东部户籍地来到西部的流动人口（离开中东部户籍地时间超过两年，说明极可能是户籍在中东部，而短期常住过西部的流动人口）。最终筛选获得符合补纳条件的587个“去”的西部年轻人。

通过对587个补纳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发现，正如专家所虑，此类群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城市人口占比更大，较大可能是“迁户流出西部的高层次人才”。但也正囿于迁户的难度（尤其是从西部向中东部，通常意义上即是从欠发达地区至发达地区，他们往往面临除距离、文化、经济实力和乡土观念等的传统迁移困难外，还面临落户歧视等户籍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所以此类样本具有极强的选择性，其样本量所占份额极小，仅占总样本量的0.51%，占“去”样本组的3.44%。此处还存在一种典型担忧，即补纳部分并不完全，但是基于“年轻人”处于18-35岁的特定范围以及样本中成为“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5年前常住地是否位于西部”的筛取结果已经包含大部分通过迁户行为而“去”的西部年轻人。

综上，后续我们在充分采纳专家提出的“对此的检验结果呈现文中，使题目表述更符合样本范围实际”的建议基础之上，对内容进行如下处理：

1. 扩充对被解释变量的说明。基本回归中“去留”的定义是成为流动人口与否。流动人口通常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西部年轻人是否成为流动人口也明确指向某一重要意义上的“去留”问题。因此基于基准的样本范围，可以有效分析西部年轻人为何“留户于此”却“兴业在外”、西部城市为何只能够留住西部年轻人的“户”却留不住“人”等的重要问题。我国的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福利政策与户籍高度挂钩，所以相比于“迁户而去”，以“留户而去”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能够反映并触及到某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西部城市“留人”问题，比如年轻人“为何想留不能留”。另外，较多的“留户而去”可视作“迁户而去”的一种过渡状态，从中探讨高等教育的影响，理论上也属“去留”的范畴。从西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来看，“留户而去”相比“迁户而去”，可能对西部内生力损害更大，对发展的宏观负面影响更强更深。

2. 针对样本的不同“去留”类型补充分组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地，按“户籍地在西部但常住地在非西部”“户籍地在西部某城市但常住地在西部另一城市”“户籍地与常住地在西部同一城市”与“迁户离开西部（补纳）”四类，刻画不同样本组的群像特征。囿于现实数据的固有缺陷，难以进行完美的实证检验工作，但是我们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把握估计风险的来源，据此推测出违背模型假设对结果造成的具体影响，并在文末部分提及。与此同时，我们将相关的样本组别信息呈现文中，明确不同“去留”类型的含义及样本范畴，避免关于本文的样本选取及实证结论产生歧义。

3. 补纳“去”的西部年轻人样本，增设一列稳健性检验。经过样本清洗后，成功补纳“去”样本277个。补纳后的再回归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影响西部年轻人留在户籍地城市概率的显著性水平及平均边际效应略有所降低，表明“去”样本的遗漏将带来一定的高估，但是影响较为有限，实证结论仍然可靠。相应地，本文最后的“研究局限”章节增加汇报相关结果的内容，并修缮部分表述。

对同行评议意见4的回应

回应1：从数据上来看，受规模效益的客观规律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高校规模也较大，故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代表性较好。该做法也非独创，不少研究高等教育与人口流动相关的实证论文均有类似做法（童玉芬等,2018），或是将高等教育规模作为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邬大光等,2021）。针对举例，我们特地查验相关数据，发现类似于“昆明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超北京，但不比北京高等教育更发达”的反例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从省份层面考察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发展水平还能看到，两者一致性更强，尤其西部省份。

正是因为存在专家所指出的问题，为顾及高等教育发展的丰富内涵，原文展开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其中多次改变核心自变量的衡量方式，均借鉴已有实证研究的变量处理方式（赵锋等,2019；吕拉昌等,2018）。选取高等学校数量、人均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变量分别置换原自变量后，实证结论仍然稳健。

回应2：专家提醒“去”的问题没有研究，理由是研究对象的居住地均为西部地区，因此建议应对户籍地为西部，但居住地为非西部的那部分年轻人展开研究。实际上，本文采用的正是这一思路，不过略有不同。定义的“去”特指户籍地在西部某城市，而常住地不在该西部城市，其常住地包含“西部其他城市”与“非西部城市”两类。

基于“迁出地”的理论视角，研究西部城市高等教育的留人效应，是本文一以贯之的基本思路。若单独把常住地在非西部城市的那部分“去”的年轻人作为研究对象，将进一步产生严重的样本选择偏误，违背二元Probit模型的基本假设。当然，也可以考虑采用多元Probit模型、条件Probit等其他的估计策略，但是诸如此类更为复杂精细的模型却需要引入更为严格的假设。其次，实际过程中的人口迁移行为受到与潜在迁入地、实际迁入地、迁出地等高度相关的宏观变量影响，加之我们无法在回归时将迁移场域二分为西部与非西部来考察，因此，没有可行的技术手段及主流理论支持我们将足以代表整个西部的宏观高等教育因素抽象出来，从而估计其效应，换言之，一旦将“去留”的Y设置为西部和非西部的二分，那么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对应的高等教育变量X。

于是，本文最后采用目前对“去留”的定义方式，这一方面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另一方面该定义并不与题目的内涵相冲突，且高度契合“迁出地”的研究视角。另外，结合到专家的相关建议，特地在“研究设计”章节增设分组描述性统计，从而更为细致多样地呈现“去”那部分西部年轻人的群像特征，这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开放性思考的空间。

回应3：专家的第3条建议指出，针对“去留”设计出“常住地与户籍地是否一致”这一衡量指标的科学性问题。其一，该设定已有主流文献提供参考（李明等,2021）。其二，从理论上看，这样的人户分离要么是“人户全离”的一种过渡状态，要么是“扎不住根”的漂离状态，都无疑不是“留”且实质上已是“去”。他们作为常住人口本要贡献的消费、劳动、创造力、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等等重要的价值，均与西部户籍城市关系极弱。可见，按本文的定义方式，关注和考察所谓“去”的西部年轻人不仅具有合理性，也更具实践意义。

专家2的第2、3条建议都是围绕因变量的系列重要问题。专家提醒应注意“常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但为西部”的情况，为此，相应将该部分群体纳入考虑并呈现。更全面具体的说明，详见前一条说明及针对“外审专家1第2点建议”的回应。

回应4：专家指出，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如何影响年轻人“去留”，需结合定性研究分析。本文的机制分析主要基于已有理论及证据提出，详见“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章节，后续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等实证部分均为机制分析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诚然，定量研究进行机制分析的穿透力不足，但限于篇幅，将这一不足留予未来，以待定性研究完善。

回应5：专家根据变量既涉及宏观又涉及微观，认为需采用HLM模型。一般而言，多层次线性模型是可以打开高层次固定效应“黑箱”的利器。但是从估计方法的本质来看，其实并不一定比所谓“一般”模型更为“可靠”。梳理主流文献还发现，在控制微观个体特征的情况下，考察城市宏观特征影响人口流动的同类型实证研究仍广泛直接地采用“一般”模型（王春超等,2021;魏东霞等,2021;夏怡然等,2015）。综上，足见HLM模型并不一定是必要的，本文采用“一般”模型的做法具有合理性，不会导致实证结论“不可靠”。

论文选题较好，在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高质量发展等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论文存在以下较为明显的不足：

1. 以“高等教育振兴何以留人—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影响年轻人“去留”的实证分析”为题是否恰当。一方面，“何以留人”强调的是内在机理分析，但文中对内在机理的分析并不是绝对的重点。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振兴何以留人”作为主标题并未明确指出西部，且和副标题的存在较多重复。再一方面，年轻人过于偏向于口语化，是否合适？用“青年”来指代如何？建议：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何以“留人”？—西部城市影响青年“去留”的实证分析？

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部分，关于机制分析的并不充分，或并不成体系，希望将就学、就业选择和后续迁移汇总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分析框架。另外，研究假设在此放置过于突兀，考虑是否将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进行合并。

3. （1）在个体层面上，受教育年限和迁移能力相关，希望作者披露类似此类重要变量的信息，最起码首次要出现。

（2）在异质性检验部分，作者划分了多就学考虑、多就业考虑，但在未婚和非未婚的群体差异上并未按照图1中的阶段来作界定，是否能够将其进行对应？

（3）省会城市和名校的留人效应是否有所重复？西部多数211高校都在省会城市？如果是，是否有必要将二者单独进行估计？或者将二者进行合并，目前将省会和非省会放在表5过于突兀。

（4）表6结果中，作者应添加户籍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均值的信息（0.36），方便对照。

（5）表6，文中阐述“对多数欠发达的西部城市来说，产业结构重心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通常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自然动态（内含不少的结构性扭曲），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更不一定适配，故高等教育从中发挥留人效应的机制也受之制约。”这个从何而来？

（6）表6，“若第三产业占比提升“过快”，但又因为一定的产业结构错配及其效率问题，无法充分创造就业机会，部分劳动力（尤其高技能）就只好被迫外流。”文中第三产业占比较高、高技能群体的估计中，高等教育系数并不显著，且为正值，如何得到“被迫外流”的结论？

（7）关于表6的解释希望作者再考虑。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第三产业发展是可以吸纳大量就业的，特别是中低技能群体，在可以解释第三产业占比高城市中低技能群体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对高技能群体而言，其迁移能力更强，这种作用可能就不再明显。但对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城市而言，为何高技能群体的系数显著为正？是否和高低技能的划分有关？即以高中为界限的划分是否合适？通常是大专及以上可被归为高技能群体，即知识劳动力。

4.个人文字表达费解。例如摘要中“城市产业结构、个体技能水平也对上述效应形成重要制约。”此类表达“重要制约”并不明确，甚至存在误解。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

针对审稿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宝贵建议，修正工作和回应内容如下。

对同行评议意见5的回应 

回应1：为解决专家指出的标题问题，将标题改命为：

“振兴”何以“留人”——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影响青年“去留”的实证分析

用意在于：1.采纳专家“避免主副标题语义重复过多”的建议，主标题采用短句设问留白，次标题则是解释并介绍，“振兴”对应西部高等教育，“留人”对应留住青年；2.采纳专家“用青年指代年轻人”的建议，全文表述相应修改；3.采纳专家关于“充分化、完整化文章内在机理分析”的建议，故题目保留“何以”。

回应2：采纳专家“合并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与“将就学、就业选择和后续迁移汇总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分析框架”的建议，将本文第二章设计为“文献回顾、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其中以第二小节“机制分析”为重点，尝试从“就学时”“就业时”“后续迁移”三类决策节点出发，系统分析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发展能否以及如何吸引青年“留下”。具体而言，“就学选择”主要是直接就学迁移与潜在就业机会吸引两种机制；“就业选择”主要包括直接影响就业及间接利于就业两种机制；“后续选择”主要包括影响子女未来教育机会、家庭未来生活质量等机制。

回应3：1.针对第(1)处专家提到应在文中汇报个体层面的重要信息，在文中表3基准回归结果中补充汇报了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规模、婚配、户口类型和性别等个体特征的估计结果。

2.针对第(2)处异质性检验部分，采纳专家有关建议，将非未婚解释为多后续家庭及子女考虑，未婚则为多个体考虑，从而与机制中“后续选择”对应。

3.针对第(3)处省会和名校的留人效应，采纳专家有关建议，剔除表5中省会及非省会的分组回归结果，将其合并至表7，相应调整相关表述。

4.针对第(4)处意见，采纳专家意见，在表6相应的文中添加户籍城市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均值的信息（0.36），以方便阅读对照。

5.第(5)至(7)处意见均涉及表6的内容，一并解释如下。

在第(7)处意见专家指出，表6结论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冲突，即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的城市，对高技能青年留人效应系数反而显著正，并指出这一矛盾结果可能是高技能青年划分的方式所导致。为此，我们采纳审稿人建议，按照学历是否为“大专及以上”重新将西部青年划分为“高技能”青年和“中低技能”青年进行回归分析。新结果显示，对于“中低技能”青年而言，无论其西部户籍城市第三产业占比较高或较低，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均能对“中低技能”青年产生留人效应，说明高等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就业和促进分工的效应为“中低技能”青年提供留在本地发展的机会，促进其在本地就业，并且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发展的留人效应更大（0.0285），有更强的吸纳“中低技能”青年就业的空间。对于“高技能”青年而言，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在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产生了显著的留人效应，而在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地区却不显著，这意味着西部城市高等教育发展对“高技能”青年的留人效应的发挥需要与产业结构适配，才能有效提高“高技能”青年本地就业的机会。

第(5)和(6)处意见，针对表6正文中的表述问题，我们已根据新的实证结果将不恰当和缺乏依据的表述予以更正。

回应4：专家提到文中存在文字表达费解的问题，并举例摘要中“城市产业结构、个体技能水平也对上述效应形成重要制约”，“重要制约”的含义并不明确容易产生误解。我们认同这一表述不够清晰，并结合更新后的实证结果在摘要部分将其更正，明确产业结构的影响情况，同时也在结论对应段落进行更正。此外，我们进一步对通篇其他的“费解”表述也进行了调整，在此不一一列示。

另，特此再次致谢，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建设性的修改建议！

同行评议5二审意见

已按照意见作修改，建议刊用。

感谢审稿专家本轮提出的重要问题！

本次修改充分采纳专家“从头至尾，对城市高等教育这一表述再推敲”的建议。

其一，标题中去掉“城市”二字，全文其余的表述也相应置换；

其二，将“城市”的相关表述较多改换为“地区”，较少改换为“地市”；

其三，相应修缮全文相关的其他部分，同时精炼全文文字。

经会审，论文尚需做如下修改完善：

1. 对引言部分的内容进行精简，不加标题名，不作为独立的一个部分，后面的标题依次进行调整。

2. 第二部分将三个内容放在一起不妥。文献部分“综”少“述”多，请予以加强，建议独立为一个部分；将后面两个内容合并为“研究假设”单列出来，因为“机制分析”的内容只是假设的基础，不宜与研究假设并列。

3. 定量研究在明确指出研究局限时，往往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请在最后一部分增加相关内容。

4. 对摘要部分和关键词进行优化。摘要中如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类表达非论文的核心内容，不必列入，关键词一定要有辨识度。

5. 对全文文字表达进行梳理、优化，如在摘要中的“‘坐落’名校”就让读者不明所以，表达错误。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表达，如“荟聚青年”“彰显出”等，请务必下功夫逐一斟酌，务求通畅准确精炼。 

请用修订模式认真修改完善，或做出针对性回应，返回再审。

感谢编辑部老师们提出的修改意见！

1. 针对第一条建议，将“引言”部分修改为“问题提出”，并精简内容；

2. 已采纳第二条建议，将原部分一份为二；

3. 已采纳第三条建议，于文末补充研究展望相关内容；

4. 已采纳第四条建议，将摘要中的“稳健性检验”内容剔除并相应优化摘要其他内容，也已另选更具辨识度的关键词；

5. 已对全文文字表述予以修缮，更正建议中指出的所有不当表达。

再次感谢评审专家和编辑老师们给予本文的宝贵意见、耐心指教及修改机会。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