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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权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与自己身体、情感相关的选择，却要被国家决定。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实施期间，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群体可谓首当其冲，想要多生一个孩子，就面临罚款、辞退甚至“监禁”，若极其渴望拥有男孩，孩子的数量可能更多。

一面是“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一面是“只生一个好”的制度政策，女性被囚禁在这个困境里，进退两难。

当然，只生一个还是有好处的。孩子数量少，女性生育周期就会缩短，进而给自己的人生留出更多空间，用于受教育、工作、参与社会生活等。

但从身边的例子和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国家的生育制度始终是将女性看做“工具性”的，人口多、生育率高的时候，就要“急刹车”，让大家“少生、优生”；人口老龄化问题变得严重之后，又要求大家“多生”。但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中，“男孩偏好”的传统生育文化规范始终根深蒂固。

可以说，制度是一种正式的约束，相对的，文化则是非正式的规范。长久以来，制度和文化相互影响，有时重叠地发生作用，有时则在冲突中撕裂个体。那么，在生育制度和生育文化中，女性的处境又是如何？

可以说，制度和文化叠加，就决定了女性生存的外部环境的主要特点，那么，根据制度影响力的强弱和文化规范力的大小，可以将环境分为4类。

这种环境类型多出现在农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刚推出，制度限制了女性的生育数量，但农村的“男孩偏好”始终严重，在双重压力下，就出现了许多违反规定的行为。

比如说，第一胎生了女儿，对外宣称说女儿夭折了（实际上是送到别人家抚养），接着再生第二个。有的则是把年长的孩子留在家里，后生的孩子则藏到别人家，这些孩子可能在整个童年都见不到爸爸妈妈，即便之后被接回家，也不能叫父母“爸爸妈妈”，而是用“叔叔婶婶”之类的代替，以免事情败露。

▷ 我们学会了骗人

“我们这儿有邻居要二胎的，申请第一个孩子有残疾，交了个两三千块钱，买了个准生证，虽然第一胎的小孩不一定有残疾。”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城市也很常见，“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仅在农村存在，而是遍布整个中国社会的。在乡下，政府对“计划生育”的强硬主要体现在“流产、结扎、罚款”等，在城市，则可能是直接解雇，如此一来，工资没有了，单位的福利也没有了，白领蓝领们都会想方设法隐瞒，前些年，还出现了以“假离婚”为幌子生儿子的现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孩子”的地位过于重视，认为“有孩子（最好是儿子）”才是一个家庭稳固的基础，因此，哪怕要和制度对抗，也在所不惜。

 ▷ 孩子是幸福的保障

“我是想着再婚夫妻两个人在一起，首先要有个( 两人共同的)孩子，没孩子就没啥感情基础，这种感情不是多牢固的那种。我认识的朋友好多再婚家庭夫妻就因为孩子，两个人原来很好的感情，后来就不好了。”

“一个邻居，大的是个女孩，也19岁了，想要个小的，一怀，发现是个女孩，就把胎打掉了。第二次又怀孕，还是个女孩。没有办法，就生下来了，已有5、6岁了，男人天天一吵架就骂她，就( 骂)她不会生男孩，女的也是有口难言。”

这类环境以城市社区及“单位制”社区为代表，计划生育的制度影响力是极大的，单位通过行政干预、政策宣传、福利制度辅助、鼓励女性的职业卷入、树立先进典型等辅助性政策强化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

在这种宣传中，传统的生育文化规范被弱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已经成了人们心中坚信的信念，只要宣传强度足够大，口号就会成为唯一正确，“计划生育”反而能压倒“重男轻女”、“多子多福”成为一种新的生育文化规范。

▷ 领独生子女证，好处多

“当年搞团的工作，要年轻人积极向上，要响应计划生育，要为‘四化’做贡献啥的，我就带头领了独生子女证，把环上了，不要第二胎。”

“领独生子女证好处挺多的，住院所有的医药费都报销，多给补助，可以歇半年产假。单位一共300多职工，女同志有200多，全都领了独生子女证。大家对二胎都挺淡漠的，就是那些蒙古族的，跟我一样可以要二胎的，也都领证了。”

传统的“多生”、“生儿子”观念主要是扎根在农村，只要制度的力度稍微放松，传统的火焰就会熊熊燃烧。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空壳化”现象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生育制度也开始对农民的生育需求进行让步。

确实，对于农民来说，“孩子”不仅是家族的延续，更是自己的养老保障，20世纪末的大部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们只能依靠儿子养老，只生一个女儿，万一女儿远嫁，家中老人的晚年要让谁来负责呢？

▷ 其实没那么严

“根据村干部估算，村里80%的头胎生男孩家庭都没有生二胎，但是大多数头胎生女孩的家庭都生了二胎，有的家庭为了生男孩，还会生第三胎。”

“政策上说老大是男孩，就不让生老二，但我们这儿管得不严，家家都是交点钱，再生个孩子。”

应该说，现在的许多城市都属于这种类型，尤其是“二孩政策”之后。

从各种新闻上，我们都能了解到，尽管国家在向女性展现“关怀”，允许女性多生孩子，但响应的人却是寥寥。

“二孩政策”对农村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不管在什么政策下，他们大多数都在“超生”，城市工薪阶层曾经在响应“计划生育”上是很积极的，但如今，城市房价飙升、物价飞涨、教育竞争大，生孩子不一定能养得起。

人越来越往经济理性人的类型靠近，传统文化开始远离这一代年轻父母，或者说，哪怕他们心里还揣着“男孩比女孩好”的观念，也会向现实妥协。

值得庆幸的是，“养儿防老”的重要性在城市中渐渐下降，养老保障在完善，父母也越来越多地给孩子自由，让他们去发展自身，走得更远。

有个故事倒是很有趣。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候，单位里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计划生育部门”，专门管计生的，你要结婚了，就会给你做工作，整天问你生不生；怀孕了；等你生完第一胎，又整天盯着你有没有再怀孕，甚至还追到你家，让你上节育环，这才安心。

这回，“二孩政策”来了，计生部门摇身一变，成了“催生部门”，又开始新一轮的穷追猛打，还想要一个吗？什么时候要？以前给员工们发避孕套的福利也没有了。

而且，有孩子或准备生小孩的已婚夫妇是最受宠的，福利多，不用加班，结果，要留下来加班的，只剩下单身狗和不准备要孩子的女性。

那么，女性究竟是什么？是有自主生育权利的人，还是国家的生育工具？在计划生育下，多少人将欺骗作为日常生活方式，日日骗外人，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是计划生育标兵。

到了“二孩时代”，说不定也会有人顶不住压力，整天敷衍着说，要生了，准备要第二个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个人的选择成了需要对外公布、被人评头论足的事？什么时候，女性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生不生是我的事，不用与你商量。

参考资料：

[1]吴莹,卫小将,杨宜音,陈恩. 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J]. 社会学研究,2016.

[2]宗沪彬. 沉重的生育：超生女性的生育体验（1979-1999）[D].南京大学,2013.

[3]郑世艳. 农村妇女生育观变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9.

[4]陈俊杰,穆光宗. 农民的生育需求[J]. 中国社会科学,1996,(02):12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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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长问： 

生活中可以看到哪些“物化”女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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