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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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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刘勇，章钊铭

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的显著成效、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观察家的视角

何旗

探索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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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传承机制

韩强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和时代薪传

李思学

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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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逻辑意蕴、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

方盛举，马元喜

治理机制创新：县域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

杨华

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政府治理创新策略

陈放

政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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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新飞跃

李辉

跨区域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及其作用机制——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观察

陈亮

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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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两制”：城乡社会背景下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吕德文

民众问责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机理与类型——基于H 村的调查

李华胤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

徐明强

乡村治理质量提升与村民幸福感的关联效应——基于村庄调查的经验证据

詹国辉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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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意涵与提升路径

张明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及支撑体系研究

吴增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而提出的伟大理念，是其初心使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彰显。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赓续了中华文明的大同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情怀，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作为负责任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责任，努力为人类发展谋未来。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抗疫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担当，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了新贡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更多国家的政党积极担负这一时代使命与时代责任。

作者：刘勇(1974—)，男，博士，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章钊铭(1995—)，男，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时代中国治理腐败的显著成效、制度优势与世界意义——基于海外观察家的视角

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传承机制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集中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何以能够跨越百年时空、历久弥新、不断发扬光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建党精神传承的良好机制，这一机制集中体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了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政治品格；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形成了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价值遵循；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锻造了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坚强意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凝聚起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强大力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构建了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思想灵魂；伟大的民族品格塑造了建党精神百年传承的文化根脉。这些宝贵经验，从精神层面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时代之问，对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向成功也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韩强(1965—)，男，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和时代薪传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历史价值上讲，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实践的精神武器；从时代价值上讲，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指南，是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动力，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因此，必须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坚定理想信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践行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磨砺顽强意志，进行伟大斗争；要忠诚于党，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

作者：李思学(1984—)，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逻辑意蕴、价值维度与实践向度

摘要：当前我国边疆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边疆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发展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认同问题、安全问题等压力而产生的诸多治理赤字，使边疆难以实现与内地同频同步发展。基于边疆特殊性及其社会特点，助推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加强党建引领、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等条件的构筑。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独特的结构与过程特征，需要坚持科学、民主与法治的价值目标，作出“外向型”“区域型”“发展型”的价值选择。在实践中，边疆治理需要在制度层面实现由“人格化”转向“法治化”，在结构层面由“一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参与”，在方式层面由“文书”转向“信息”等向度的革新，进而推进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使之契合科学化、协同化与法治化的要求。

作者：方盛举(1969—)，男，博士，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元喜(1990—)，男，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治理机制创新：县域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

摘要：在县域治理领域，鉴于治理体制已臻于完善和稳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命题实质上是如何实现县域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有效衔接的问题，也就是要推动体制资源与治理事务、制度供给、群众需求的精准匹配。由于统一、分割、稳定、资源有限的体制与多样化、整体性、变动不居、需求激增的基层社会有内在张力，而治理机制创新则可以弥缝该张力，使二者更好实现对接。县域治理的机制创新将体制优势要素融入治理机制之中，充分整合和合理配置体制既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政策等资源，通过创新资源结合的方式实现治理机制与治理事务的有效对接，推动体制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县域治理要有机制创新的空间，同时也要防止治理机制的过度体制化。

作者：杨华(1981—)，男，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政府治理创新策略

摘要：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从国际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加大了全球的金融安全风险。从国内来看，金融安全面临的系统性风险、高杠杆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和外部风险不容忽视。在此背景下，我国金融安全呈现出新问题与新特点，对政府加强金融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为此，在统筹“两个大局”中需要深刻认识政府保障金融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价值选择，尽快实现政府在金融安全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政策和治理方式等的创新，以健全完善金融安全政府治理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作者：陈放(1988—)，男，博士，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研究人员。

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新飞跃

摘要：从党建引领的村民自治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是中国乡村治理范式的一次新飞跃。党委统领乡村善治的本质是以治理结构重塑实现治理价值回归；核心特征是以党委统领为主线，以多元治理结构为特征，以有效治理为目标。超越乡村治理内卷化困境、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是迈向党委统领乡村善治的必要性逻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村级组织换届“一肩挑”改革、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治理的尝试为迈向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党委统领的乡村善治，需要继续强化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统领权力，着力提升党组织和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加快营造多元包容与合意共生的治理空间。

作者：李辉(1978—)，女，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跨区域治理中的毗邻党建及其作用机制——基于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观察

摘要：近年来，在中国长三角地区的一些毗邻区域，通过党建引领跨区域治理实践探索出了毗邻党建这一新型的党建模式。目前，关于毗邻党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介绍和描述毗邻党建的背景、做法和价值方面，缺少对毗邻党建全面、准确的学理界定。毗邻党建的产生和发展与跨区域治理密切相关，它具有破解跨区域治理困境的作用。然而，从学理意义上探讨毗邻党建及其在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尚未开展，亟待学术界予以回应和探讨。通过对近几年来长三角地区毗邻党建实践的综合分析发现，跨区域治理中毗邻党建的作用机制涉及议题聚焦与拓展机制、小组机制、双委员机制、联合党支部机制、项目合作机制、文化交流机制等六个方面。

作者：陈亮(1983—)，男，博士，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家两制”：城乡社会背景下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摘要：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品质有了更高要求。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有更高要求，也对生活方式有了更高品质的要求。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了“一家两制”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家庭内不仅存在两套制度化了的生活方式，而且以代际差异的方式显现出来。具体而言，农民家庭的父代和子代在活动方式、时间利用和行为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一差异不仅存在功能互补，而且是代际融合的基础，农民家庭因此实现了复杂再生产。在面对生活方式危机过程中，“一家两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国家的生活治理应避免破坏“一家两制”，防止人为加重生活方式危机。

作者：吕德文(1981—)，男，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民众问责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机理与类型——基于H村的调查

摘要：民众问责是政府有效回应群众诉求的外部驱动力。H村在推进“一家亲”APP改革中，建立“互助问答”平台，既为群众有序表达诉求提供了载体，也使群众可以随时追踪干部的回应行为，赋予了群众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有力凭借和主体能力，这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问责的热情和意愿。在线询问、实时评价、线上公共舆论等多种问责形式与村庄场域内衍生出的线下公共舆论问责、道德问责、选票问责等构成民众问责合力，以较强的问责压力驱动干部的有效回应。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民众参与的问责式回应模式。有效的民众问责受到问责主体性和能力性两个因素的影响，民众问责的主体性越高、能力性越强，民众问责的有效性就越高，形成的问责压力就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四种不同但彼此可以动态转换的民众问责式回应模式，并在实践中呈现出两种基本类型，即预见性民众问责下的主动型问责式回应和实践性民众问责下的被动型问责式回应。基于民众参与问责的回应机制为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回应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借鉴。

作者：李华胤(1987—)，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讲师。

基层政府治理中的“结对制”：个体化联结与情感化互动

摘要：如何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联结机制，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干部和群众结对为基础的“结对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理念传统和制度渊源。具体到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过程，可以把“结对制”大致划分为三类，即以联系群众为导向的“结对制”、以扶危济困为导向的“结对制”和以社会稳定为导向的“结对制”。相对于更具现代化特征的技术路径，“结对制”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体化和情感化特征，基层政府能够依托“结对制”和群众建立个体化联结和情感化互动。对基层政府而言，“结对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不仅在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且当治理任务的情感属性突出、精细化要求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时，基层政府更有必要采用“结对制”。

作者：徐明强(1989—)，男，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乡村治理质量提升与村民幸福感的关联效应——基于村庄调查的经验证据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在地化实践集中凸显乡村治理有效的命题，而乡村振兴的本质目标在于提升村民个体幸福感。通过构建乡村治理质量的指标体系，借助于苏、浙、赣等省份的多个村庄调查数据，进而测度出乡村治理质量得分，同时进一步构建乡村治理质量对村民幸福感影响效应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与个体特征要素相比，乡村治理质量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乡村治理质量内嵌的四维结构要素对村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乡村经济关系、乡村环境条件、乡村社会保障、乡村社会网络、村民信任感以及基层民主均对村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而乡村价值规范、乡村社会参与对村民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抑制影响。为此，有序提升乡村治理质量的关键在于构建多维路径，以期能够全面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进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作者：詹国辉(1989—)，男，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理论意涵与提升路径

摘要：社会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必由之路。推动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达到新高度，在实践指向上涵涉拓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新境界、推动国民素质达到新高度、赋能人民美好新生活、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根基等鲜明主题。新时代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因此，在提升路径上必须以学习践行科学理论为首要任务，强化思想引领；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补足“精神之钙”；以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点，丰富文明实践载体；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动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作者：张明海(1976—)，男，博士，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及支撑体系研究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成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提升践行实效的重要着力点。它以清单的方式列举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不能触碰的范围和领域，凸现出鲜明的底线性、简明性和逆向思维等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负面清单制度在价值取向与调控目标上的一致性、作用功能上的互补性，奠定了二者结合的学理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负面清单制度离不开有效的支撑，以法制

体系、政策体系和道德体系为主体，建构起一个三者共同作用、有机统一的完整系统。

作者：吴增礼(1978—)，男，博士，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往期回顾

目录和摘要|《探索》2021年第4期

目录和摘要|《探索》2021年第3期

目录 |《探索》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