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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峰丨“赛博朋克”的脑机接口,离人类还有多远?丨技术与文明

肖峰 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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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朋克”的脑机接口,离人类还有多远?

肖峰丨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原标题为《脑机接口与身体革命》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正在向我们走来。它是提供人脑和计算机之间直接连接的技术系统,通过使用这种技术,人类可以用思维来直接控制计算机或外部设备。它可以帮助残疾人和神经性疾病患者恢复正常的行动或感知功能;借助它还可由治疗身体疾患进一步发展为增强自己的身体。这一新技术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对于人的身体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就是其中之一。脑机接口所带来的身体革命主要体现为:使心物交互的方式多元化、对身体平等的追求和实现、对身体增强开辟了新的途径和方式。与此同时,脑机接口所带来的身体革命也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身体哲学新问题。


心物交互的多元化

脑机接口研究的先驱伍尔帕(Jonathan R. Wolpaw)将脑机接口界定为“一种将大脑活动产生的脑电信号转化为控制信号,并利用这些信号对外部输出设备进行控制的新型人机交互技术”。这里的“人机交互”说到底就是“心物交互”,即人的内部心灵世界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彼此通达、交相作用甚至相互转化,这里的相互转化就是所谓的“精神变物质”与“物质变精神”的过程。


身体的重要特征甚至本质,就是它拥有心灵,可作为身心统一体而存在,其与心灵具有天然的联系;同时,身体也可以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如身体(的特定部分)可以“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世界。身体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它可以充当心物交互的桥梁或中介:一方面它可以将心灵的意图传递到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则可以将外部世界的信息传递到心灵世界。

在使用“身体”这一概念时,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身体就是上面所说的“身心统一体”,它是包括脑和心在内的整个生理组织和心理系统,这也是身体现象学所持的观点。狭义的身体是“脑-身”关系中的身体,仅指脑或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人的生理构成,亦即躯干和四肢(包括感官)。当我们将身体视为心物交互的中介时,指的主要是狭义的身体。本文探讨脑机接口与身体革命中的身体,指的也是狭义的身体。


心物交互是人的基本活动,以身体为媒介的心物交互实际上就是以身体为手段来传递心与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其通常的方式如“身体力行”(物质性的身体在心灵的调动下与外部世界进行直接的相互作用,从而将心灵的意图传递到对象之上,在物质对象中留下心灵的印迹)、“亲身体验”(亲眼观察、亲耳聆听、亲口品尝,使物质性的对象被表征为心灵中的信息状态)等。


在脑机接口出现以前,身体是心物交互的唯一通道,人只有通过身体来接触世界——包括感知对象(感物)和改变对象(造物)。此时,承载心灵活动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其正常的神经肌肉和荷尔蒙输出,不断与外界和身体进行交互”。脑机接口出现后,心物交互增加了新的通道,脑机接口成为“不依赖大脑正常的周围神经和肌肉输出路径的通信和控制通道”。此时,“脑机接口测量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并把它转换成人工输出。这种输出可以替代、恢复、增强、补充或改善正常中枢神经系统的输出,从根本上不同于来自脊髓运动神经元的正常中枢神经系统的输出。因此,BCI改变了中枢神经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脑机接口开辟了作为主体的人接触世界的新方式,心物通达可以采用身体以外的另一种方式来实现,从而使心物沟通走向多元化。在这种新的方式中,即使身体处于“不动”的状态下,仅凭大脑中的“想”也能做事,也能行动,这就是所谓的“以想行事”(doing things with thoughts):“仅通过大脑活动就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即行动可以是脱离身体的,所以它被称为“一种可以与机器或设备进行无身体沟通的技术”。有学者对此评价道:“BCI介导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的非具身化性质。人们可以在不动的情况下影响世界,这是人类与世界之间无与伦比的互动形式。”这种互动形式也使得心对物的远程操控成为可能,如脑控机器人或无人机等。这种互动方式也可视为王阳明“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及“知行合一”的技术化实现。


脑机接口丰富了心物交互的方式,使得身体可以在人的行动或感知中撤离或不在场,其意义主要在于当身心之间的协调和交互出了问题从而身体的功能受限时,或当身体在充当某些行动的手段并具有脆弱性易受伤害时,就可以由脑机接口来行使替代功能。脑机接口介导的心物交互中,身体以退隐的方式使我们重新获得审视身体功能的机遇:在身体的多重功能或多重含义中,狭义的作为媒介的身体具有技术上的可取代性;这种可取代性也表明了身体和脑机接口在作为心灵的传媒手段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亦即它们作为主体接触世界的中介上的相通性。于是身体的本质在脑机接口上得到了部分映现,身体的神秘性被脑机接口在一定程度上“祛魅”。当身体现象学日趋占据阐释身体相关理论的统治地位时,借助脑机接口可以使身体的“科学评价”重获一席之地(当然也不能过度科学化)。此外,这一替代还使我们看到,就其自然属性来说,身体既是人类具有心物交互能力的依据,也是限制人类心物交互能力的障碍;脑机接口对身体的替代是对身体有限性的超越,因此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革命。


治疗:对“身体平等”的追求

身体革命可以有多重目标,追求身体平等可以说是身体革命的基本目标,正如社会领域中的革命往往也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为基本目标。梅洛-庞蒂曾指出:“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作为接触世界之媒介的身体,其差异也会造成人们“拥有世界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达到一定程度就表现为身体的不平等现象。


人的身体,作为生命的生物学载体,具有极大的脆弱性,无论是受伤还是疾病,都可能造成身体功能的损害,其中一类损害就是身心交互能力的丧失:脑中所进行的心智活动,如人的意图、目的等,不能传递给周围神经系统调动起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形成合目的的肢体动作,从而成为残障人士,包括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即通常所说的渐冻症)、脑卒中、脑瘫或脊髓损伤、高位截瘫患者等,他们被统称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LIS)患者。


残障人士是身体功能不完整的人,他们与身体状况正常的人之间具有身体功能的不平等,简称“身体不平等”。身体不平等在这里不是指人和人之间一般的身体差异或量上的差别(如体力的强弱差别),而是功能上质的不同,如残障人士在某种身体功能上的完全丧失或接近丧失。残障人士的身体虽然丧失了功能,但他们的思维正常,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他们基本完整的思想被困在几乎或完全瘫痪的身体里。”由于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他们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交流或感知。只有完整的身体才有完整的人生体验。残障人士虽然身体在场,但他们的身体不能充当行动主体甚至认识主体,这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身体就与正常人之间形成“身体鸿沟”,这就是被伤病所强加的身体不平等。


身体不平等往往会扩散到身体之外,使得身体不平等成为其他许多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如它可以直接决定感知、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不平等。像在感知和认知方面,身体残疾者的心灵通过身体受到自然的滋养就不及正常人,其信息来源的丰富性、全面性也不如正常人;在行动方面,当涉及需要有肢体的动作时,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哪怕简单的心愿都不能实现。而身体如果出了这类问题,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也可能出问题,即不健全的身体可能会造成对人生和未来的悲观心态。除此以外,即使从原则上获得了社会赋予的平等权利(如选举权),也会因为身体的不平等而无法保证和实现,由此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如参加不了投票,从而在政治上有可能不平等),使得“那些无法进行交流互动的人有被他人不给予人格的危险”。虽然可以通过“照顾”来缓解甚至消除种种社会性的不平等,但其效果也极为有限。因身体原因造成的残疾人与正常人之间没有同等的权利或机会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他们面临大量的因身体失能所导致的就业和其他社会参与的缺失。所以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健康(被定义为典型的或正常功能的物种)对于实现机会均等是必要的(虽然并不足够)。身体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克服这种身体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残障人士的最大愿望就是摆脱残疾,成为感知、交流和行动功能正常的人。所以解决身体不平等就是从生物学根基上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当脑机接口用于克服这种因伤病导致的身体不平等时,就具有了身体革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的意义。


目前,脑机接口被开发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治疗闭锁综合征。它通过重建或修复大脑与义肢(或其他人工设备)之间的信息通道,达到“意念控物”的效果,使得残障人士可以重拾行动能力,回归正常生活。从基本的工作原理看,当前的脑机接口在脑和设备之间建立直接的“通信”后,人脑中的动作意图可以被脑机接口读取(即“读心”)并转化为控制设备(如假肢、轮椅和机器人等)进行相关动作的指令,从而完成人所想要完成的物理运动,也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大脑信号来控制了假肢或其他外部装置,此即“BCI代替肌肉产生了动作”。或者说,脑机接口技术为使用者提供了通信和控制的能力,由它替代了神经肌肉的功能,这就可以使因为神经受损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动作能力的患者全部或部分地恢复进行相关动作的能力,也就是使行动能力丧失者回归正常(尽管是初步的回归)。所以脑机接口始于治疗,在这个意义上,它也被归类为一种“康复技术”:修复人失去的行动功能。这样的脑机接口也称为“基于运动想象的脑机接口”,它将脑中的动作意图解码后再编码为控制外周设备(如机器手)的运动指令,从而实现人脑的意图。其他还有针对表达功能丧失者的“基于发音想象的脑机接口”,它可以使那些想说但又说不出来的语音被人工发音装置表达出来,或通过控制光标的脑机接口将脑中所要表达的单词或句子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由此恢复交流的功能。对于部分感知功能丧失者,则通过诸如人工耳蜗、视网膜植入物等来形成人工感知,恢复相关的感知功能。此外,还有基于脑机接口技术派生出来的深度刺激(DBS,又称神经调节技术)作为修复大脑功能的治疗方法,可用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癫痫以及多动症、自闭症、强迫症、抑郁症,亦可用于缓解焦虑、恐惧等,甚至也包括老年失能者。基于治疗的脑机接口旨在使不完全的身体功能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医治与补救,使相应的功能得以重建,使低于正常标准的身体功能恢复到正常标准。


脑机接口在治疗中所具有的身体革命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改变不平等”,这是身体领域中进行的通过技术手段来争取平等的一种“革命”,唐布里尼(Guglielmo Tamburrini)将其称为对人的尊严的维护:“通过学习如何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受闭锁综合征影响的人们可以获得一些通用的行动能力。事实上,脑机接口驱动的设备目前包括机器人操纵器、虚拟电脑键盘、机器人轮椅、互联网冲浪系统、照片浏览、虚拟绘图和绘画系统。因此,通过恢复普遍的行动能力, BCI技术的功能替代有助于通过代理(agency)作为中介的方式来保护人的尊严。”更广义地说,通过脑机接口解决身体不平等的问题,对于人的价值得以维护具有特殊的意义。


通过脑机接口的治疗,一些残障人士在恢复部分身体功能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身体体验,甚至形成了新的身体意识。他们中有的人能以一种新的方式了解自己的身体,将替代自己身体功能的脑机接口设备视为自己的“代理”或“化身”,有的还从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更好的身体感觉,由此改变了自我形象,改变了对自己身体的看法。这种新体验也是人作为一种身体性存在所呈现出来的由新技术开发的异质性,是在人与物的特殊交互中所建构出来的关于身体的身份认同,这无疑为身体哲学的研究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脑机接口用于残障人士行动和感知能力的恢复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有:2011年4月12日,当时58岁的瘫痪女子凯茜·哈钦森利用意念驱动一只连接到电脑的机械臂抓起一瓶咖啡送到自己面前,然后通过吸管喝到了咖啡,她为此而感到兴奋。2012年5月19日,在巴西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一位下身瘫痪的截肢球迷凭借由尼克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团队开发的脑机接口和机械外骨骼开出了赛事的第一球。2017年2月,斯坦福大学的脑机接口研究团队成功让三名受试瘫痪者通过简单的想象精准地控制电脑屏幕的光标,由此成功地在电脑屏幕上输入他们想说的话,其中一名患者1分钟平均可输入39个字母。一周后,Facebook也宣布了自己的脑机接口计划:通过使用非侵入性可穿戴设备让人通过默想自己说的话来打字,用它可以实时进行问答对话。鉴此可以乐观地估计,“在不久的将来,BCI系统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疾病的治疗技术”,其前景无量。对此有人展望到:不久的将来,四肢瘫痪患者在植入了更先进的脑机接口后,“绕过”了脊髓损伤,并在受伤点以下完全恢复了所有肢体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功能;这种理想化的脑机接口的所有机械和电气组件都嵌入在人的身体内,因此外界观察者完全看不见它。而在更高的技术水平阶段,当脑机接口可以使一切残疾都得到辅助时,因残疾而导致的身体不平等现象随之被消灭,这无疑是更高水平的身体平等:一种实质上而非被“照顾”的身体平等。此时,人人拥有健全而功能完整的身体,在身体功能完全的意义上生活的人也更趋向于乐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人类由此走向新的身体文明时代。




增强:超越身体的有限性

身体增强无疑是身体革命的更高追求目标,这也如同人类进行体育运动和竞赛的目标是奥林匹克格言所表达的“更快、更高、更强”一样。脑机接口起于对身体的治疗,但不会止于治疗,它不可避免会延展到身体的增强。


其实,脑机接口用于治疗的同时就可能包含增强,因为脑机接口本身的功能常常是综合性的,它在提供一种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新的输出方式时,对原有的输出所起到的是“替代、恢复、增强、补充或改善的作用”。也就是说,脑机接口不仅有替代和恢复性的治疗作用,还常常同时有补充和改善性的增强作用。比如它目前主要用于脑损伤和脊髓损伤的康复,但也可用于对特定感知、认知和行为功能的增强。当脑机接口所联结的外部设备本身就强于人的肢体或感官时,就起到了通过设备而增强的效果。像借助脑机接口联结的移动设备(如轮椅)来替代行走时,如果其移动速度比步行更快,就在治疗丧失移动能力的同时也增强了这种能力。所以在斯特因勒特等人看来,“BCI似乎已成为一种突破性的神经技术,可以恢复和增强人们的行动和交流能力”。不仅如此,还有专为增强研发的脑机接口技术,形成了与治疗分离的增强。此时,脑机接口开辟了为健康的人施行增强术的可能。这种意义上的增强,是对并无残疾的正常人的进一步改善,使其身体状况及相关功能(如认知能力)超过正常人的水平,其目的在于克服人的身体所具有的自然限制。这也是一种当不存在需要治疗的病症时仍然进行的“人体改造”。“这种故意的改变,其目的不是为了使残疾人或患病者变得正常、健康,而是使其不仅正常,而且超出正常。”


通过技术增强成为超人是一些科幻小说的情节,科学研究也不乏通过脑机接口对超常能力的追求。这方面的初步进展有:用于优化常规神经肌肉任务性能的脑机接口,用其来提高人的行动能力,拓展和丰富人的生活体验。还有的脑机接口被设计在体育运动中加以应用,如通过BCI对脑部刺激来提高运动员的包括如运动知觉水平和运动协调能力在内的运动机能,也可用于改善运动员临近比赛面临高压时的紧张心理,增强他们求胜的欲望,以及在竞赛中尽可能减少失误。目前,脑机接口用于增强的更多领域是对学习中注意力的提高,如通过佩戴特殊的头环来获得对脑电的监测,使被监测者一旦注意力分散就给予显示或提醒,以此用于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还有的借助脑机接口施加适当的脑刺激来提升人的记忆、学习能力以及视觉听觉能力。脑机接口还可以用来减少人的认知负荷,提高人对外来信息的反应速度,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从而在快速判断和正确决策方面形成认知增强。所以在赫拉利看来,包括脑机接口在内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共同引发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


脑机接口目前直接用于身体增强的效果还非常有限,但从间接增强的意义上则表现突出,亦即表现为脑机接口创造了一种超越身体有限性的新形式。因为借助脑机接口控制的对象通常不是人的身体,而是身体的代理——体外的设备系统,它使这个系统在某些方面(如抗击摔打避免受伤等)具有强于身体的功能,从而实现对身体的间接增强。或者说因为脑机接口而间接造就了一个更强大的身体(或身体的化身),所以用它可以完成自然身体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脑机接口用于身体增强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方式是添加身体的组件。当身体不够用时,脑机接口联结的设备可以充当“额外的身体”。这种方式的身体增强起意于我们对自己的自然身体“不够用”时的感受,如有时候我们做事会“手忙脚乱”,觉得“人手不够”,尤其是两只手不敷使用,此时就迫切希望增加人手,甚至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才能“得心应手”。在《假如我拥有第三只手会怎么样》一文中,作者设想了安装上受脑机接口控制的第三只手之后可能出现的情形。这一设想基于脑机接口系统中目前可以操控虚拟的第三只手臂的可行性,即用户可以在虚拟空间创建出第三只手来帮助自己做事。在这一虚拟的实验中,第三只手被安置在两只手的中间,就像从胸口长出来一样。这种安置也是试图避免它与左臂或右臂的视觉联系,从而使用户相信它是一只独立的手臂,而不是现有手臂的复制品或延伸,由此使用户感到对其具有独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该实验对脑机接口范式下的用户想象使用第三只手的能力进行了脑电图研究,发现由第三只手臂引发的大脑活动不仅与感觉运动区域有关,而且在额叶和顶叶区域也可以看到运动想象的信号。这些发现表明人类具有外推肢体来执行动作的能力。这种由脑机接口支配的虚拟的第三只手的实验在目前主要是考察它所引起的认知负荷的改变。而解决了认知负荷问题,将来无疑可以通过增加身体的额外部分来实现基于脑机接口的身体增强。



脑机接口用于身体增强的另一种方式是身体延展,也就是将由脑机接口控制的体外设备视为人的身体的延展,从而使脑机接口的控制所能达到的器具都被纳入扩展后的身体之中,由此一来,得到延展的身体就具有了被器具所增强的功能。如脑控无人机系统中,无人机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延展的身体,其具有的功能就相当于身体的增强功能。通过脑机接口实现的身体延展,其实是将技术囊括于人的身体之中,从而使得到技术性延展的身体成为新的身体,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犹如延展认知是人的认知的一部分,延展心灵是人的心灵的一部分),人的身体能力由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自然身体的有限性得到新的超越。


一定意义上,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延展史,麦克卢汉指出:“在过去数千年的机械技术时代,人类实现了身体在空间的延伸;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时代,人类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扩展。”脑机接口无疑将人的延展方式和水平带入一个新的境地。


在脑机接口作为身体延展的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在使用非具身的器具作为身体的延展手段时增加其具身感,令使用者感到延展的部分犹如自己的身体,使人机交互成为一种具身交互,“这种具身交互在降低任务工作量的同时,还可以增加用户对系统的接受度”。将身体的延展部分整合到身体的知觉中,这是作为技术和工具主体的人所具有的特殊的身体能力。梅洛-庞蒂认为,人们使用(甚至是原始的)工具和设备时,就已经将其整合到他们的身体体验中,并改变了他们构建“他们的世界”的方式。盲人将手杖整合为身体的一部分,熟练的司机将汽车整合为身体的一部分,这些都表明了身体的技术延展部分可以成为具身的体验对象,正因为如此,基于脑机接口的假肢作为人体的延展使人产生具身感已成为普遍现象,由此表明“人体似乎具有一个内部的先天性模型,可以在模拟整个生物体的范围内整合人工肢体”。这也为通过身体的延展来增强身体的有效性和有机性提供了根据。


脑机接口用于身体增强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脑机融合而实现的人机融合,形成新的被技术内在增强的身体,一种具有脑机智能(cyborg intelligence)的新身体。在这种身体中,人的优势和计算机的优势可以结合起来,可以去完成单凭人或单凭机器无法完成的任务。


其实,当脑机接口接入人的身体时,就已经组成了一个人机协同的系统,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身体延展系统。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将从外在的接入推进到内在的植入。在未来,不仅是采集脑信号的电极探针向体内植入,还可能是整个脑机接口系统植入体内,也就是技术系统所具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人工智能)向体内的植入,标志着超强的人工脑并入人脑之中,信息技术手段与生物脑形成内在的联结,生物脑和计算脑结合在一起,形成AI与大脑的融合,此时的脑成为脑机融合的“新脑”(“赛博脑”),智能则成为基于赛博脑的脑机智能,或基于“联结脑”的“联结智能”,身体则成为人机融合的新身体。


这种脑机间的内部融合具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如生物芯片就可以使其与人脑组织形成更为自然和融洽的结合。还有的科学家设想通过在芯片上培养神经细胞的方式来形成芯片和人脑的直接相联,芯片中携带的知识和算法被整合到人脑系统中,人脑的知识量、记忆力、计算推理能力等得到扩展和增强。人工智能专家明斯基(Marvin Minsky)就曾设想将微电脑嵌入人脑后,人思考问题的速度可以比现在快100万倍。此时人的身体就走向新形态:一种被技术深度改变而非先前仅仅是外在增强的改变,这样的身体或人集自然禀赋和技术优势于一身;人工智能的最新能力也可纳入人的身体之中,从此不再担忧人工智能会胜过人。


这种人机融合式的身体增强不仅具有身体革命的意义,甚至还被提升到从“人类”到“后人类”的“类本质”的改变,这就是福山所预言的:“我们也许即将跨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在那未来中,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由此看来,当脑机接口真正融入人脑之后,人类通过技术生产的新进化将达到新的阶段,被增强的脑和身体将把我们带入人的新纪元,脑机接口所介导的身体革命的意义将扩展到新的空间。


当然,如果将增强和前面的治疗相比较,可以看到:修复残疾人的身体功能(残身的复能)从而追求身体平等的身体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身体正义的价值;而追求正常身体的增强(常身的超能)则具有风险性、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争夺有限资源上的排他性,有可能抑制对身体平等的追求,并带来新的身体不平等,形成“超人”对“常人”的优越感和统治力,从而走向新的“身体鸿沟”。所以通常情况下,是治疗优于增强。在技术不成熟和伦理共识未达成之前,某些基于脑机接口的身体增强还会受到严格限制。


从身体革命到身体观新探


脑机接口所蕴含的身体革命,还包含它所带来的身体观的更新,我们对身体的再认识或反思将重塑对身体的哲学理解,这种理解体现在一系列关于身体的追问之中。例如,面对脑机接口所带来的身体延展等,人只有一个还是可以有多个身体?


通常的理解,人只有一个身体,身体对于个体具有唯一性。但脑机接口对这一传统理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义肢、“第三只手”、脑机接口控制的外周设备作为身体的代理或化身等可否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仅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吗?从功能上说,身体充当心物交互的手段,行使内心通达于外物的中介功能,如果脑机接口所调控的技术装置可以充当这种手段、行使身体的功能,那么它们可以称为身体或身体系统吗?或者能否据此否定“身体的唯一性”、承认多个或多重身体的存在?


多身体的观点其实早在一些学者那里以不同的方式提及,如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两个身体”(“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唐·伊德(Don Ihde)的三个身体(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技术建构的身体即“技术身体”);如此等等。脑机接口所涉及的身体观,也存在“多身体”的称谓问题。笔者曾将基于脑机接口的实践活动称为“延展实践”,并将延展实践系统视为人的“延展身体”,进而认为延展身体就是人的“第二身体”,即“身体之外的身体”。甚至一些参与脑机接口用于恢复身体功能的残疾人也能从延展设备的使用中具身地“感觉我有一个以上的身体”。所以,多身体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践感受上都是有根据的。


这种包容脑机接口及其外周设备的身体观,也是将身体视为可变换的载体,从而从自然身体到人工身体,从肉身到硅身等都可纳入身体的范畴。人的自然身体既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可能,也限制了许多可能,如身体存活的限度使得人的寿命极为有限,而脑机接口在实现“读心”的基础上一旦将人的记忆和自我意识等“下载”到新的载体上,则可以在新的载体亦即新的身体上得以保留和长存,人则以另一种方式(如借助上面所说的“第二身体”)实现更为长久的生存。在这里,新的身体观与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老子曾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身体既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也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身体使人的实践成为可能,实践使身体成为主体,走向解放;但身体的有限性又限制了这种解放,所以真正的解放还需要心智摆脱身体的束缚,而脑机接口就提供了这种摆脱身体束缚的手段和可能。“在过去5亿多年的时间里,进化塑造了大脑,使大脑能够控制身体与物理环境进行交互。BCI现在已经为大脑不以身体为中介,直接对外部环境中的物体施加控制打开了一扇门”,开启了人类摆脱身体施加的束缚之新征程:“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借助BCI技术来增加身体和心理能力,突破由进化和自身基因带来的在身体和心理上的限制,这可能会成为常态。”也就是说,借助脑机接口来发动积极正向的身体革命,使我们拥有更合意的身体,为解决自古以来就有的“身体问题”提供了新路径。


囊括脑机接口的身体观也是人机融合的身体观:从身体缺陷的克服到身体失能的恢复,再到身体功能的增强,都是在不断接入和融合相关技术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过去的身体之外的要素成为现在的身体之内的要素,过去的非身体元素成为现在的身体元素。此外,人机融合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也是脑机接口的主题由治疗到增强的递进,在完全消除了残疾现象后,脑机接口将主要用于旨在人类新进化的增强之上。


新的身体观还体现为新的脑-身观,即脑和身体的关系观。当脑机接口可以替代身体实现心物交互时,借助人工感官形成人工感知,或借助假肢与外骨骼进行改变对象的行动时,人就可以借助技术来感受和体验外部世界,来与外界形成互动,即“大脑可以不再依靠身体来进行感知和动作”,狭义的身体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以超越的对象。一些接受脑机接口辅助行动的残疾人对这样的脑-身关系也有了类似的切身感受:“你比你活着的身体更重要”,“我的大脑是我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大脑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形象”。承着这样的体验去设想,当脑机接口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人甚至还会思考身体是否重要、是否可以被忽略等问题,以至于会感到身体成为脑的羁绊,从而萌生尼克莱利斯所说的“使人脑从身体中解放出来”的想法,由此“释放出由于生物学限制而目前无法实现的一系列发展” 。由于不再受限于身体的脑将是更强大的脑,借助脑机接口存在和行动的人还将是克服身体局限后的更强大主体,其中人脑成为人作为主体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唯一不可替代的核心,“身体即主体”此时就聚焦为“脑即主体”。 


脑机接口对脑-身关系的重构似乎也使神经科学中的“脑中心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或者说“人作为身心复合体的描述在脑机接口中聚焦于大脑的重要性,在神经科学中找到了共鸣”,以至于像韦达(Fernando Vidal)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正在转变为“大脑主体”,人也会在更深的层次上被理解为“大脑的资产”。而由技术系统支撑的脑,其潜能更有可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如果接入脑机接口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功能,这就是“钵中之脑+脑机接口+外周设备”所构成的一个具有完整的认知和行动功能的“类人”系统,也是一个无身体的“超人”系统。这样的系统如果成为可以替代人的普遍性存在,恐怕只能用“后身体时代”来加以描述。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没有身体和肉体的人,如何体验作为人的存在?消除了肉体上的生老病死的痛苦后,何以体验幸福?


当脑机接口用于对身体的增强和超越时,还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哲学争论,这也是身体哲学面对脑机接口带来的“身体革命”必须要应对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如:通过漫长自然进化而来的我们的自然身体,可以用技术手段去加以“改造”吗?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满足还是不满足?为什么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足?我们可以对人类的身体有新的期待和需求吗?基于这种新期待对身体加以改造的做法在道德上是被认可的吗?或者哪些身体改造是被允许的,哪些是不被允许的?当身外之物成为具身之物而对身体施加了辅助乃至增强后,是否会成为对身体的侵吞或新的异化?脑机接口凸显了脑的重要性后,身体真的不再重要了吗?一颗超强的人机融合的大脑与一个可有可无的身体结合而成的“后人类”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人文理念吗?“超越身体”的追求是否值得肯定?它与“尊重身体”(作为尊重自然的一部分)是什么关系?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必须尊重自然,尊重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的身体,任何对身体的“改造”都是对生命的神圣性的亵渎,此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另一种声音则认为:“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拥有的东西是如此神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神圣的标准,改变配置需要大量的理由吗?难道人性不是通过冥想等方式不断改变自己的努力吗?我们不是天生就对自己不满意吗? ”


可以说,没有对身体改造的追求,就没有在自然赋予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更加美好,但没有对身体改造的伦理制约,就可能使人类生命的安全性面临风险。如何在两者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将是脑机接口为我们带来身体革命时必须认真应对和谨慎处理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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