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 | “尽书生报国之志” ——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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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书生报国之志”

——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

沈洁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学术，与民族、国家存亡息息相关。自晚清屡遭外来势力侵袭，中国学人就在不停思考以学术回应时代的问题。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这是同光一系士人在中国卷入世界体系、面对变局时所激发的学术意志。进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转型伴生的古今中西之争演变为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时代命题，此后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学人感于世变而调整人生抉择。

年轻的史学家张荫麟说，抗战时期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那样的危急之际，生死考验激发了学人的坚韧，也催生了更深邃的洞察，为中国文化寻找生机，使其在绝望处焕发新的生命，不仅是书斋功夫，更是存亡续绝。战火纷飞，弦歌未断。抗战年代面世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朱光潜的《诗论》、金岳霖的《逻辑》、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都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仍在重印、不断被重读的名作。

艾思奇著《大众哲学》

追寻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作品，其大体脉络已然清楚，当前更需要讨论的是战争年代的学术责任。那一代学人究竟在回应哪些具体的时代命题，这些经典的产生过程、依托因素是怎样的，其组织与动员的力量源自何处，这些学术经典勾勒出一个怎样的传统中国及未来中国，存在何种现实意义，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从学术史角度看，许多转变也已经逸出了单纯的学术范围，折射出新的意识与政治路径。

“尽书生报国之志”

“救亡”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学人身临此境，遭遇的困境多种多样，对时代及处境的回应，也呈现出复杂的格局。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与“救亡”相关的学术责任具体落在哪些方面，学人们怎样对“救亡时代”进行学术应答。

（一）战时艰困环境与学人心态

张荫麟在1940年指出：“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敌机轰炸、居无定所、薪水不足、图书资料缺失，构成了抗战时期的学人日常。

昆明的“跑警报”日常已为后人熟知。迁到大后方的高校，是日军袭击的重要目标，经常出现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据当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云南全省遭空袭共508次。截至1939年4月，各地92所专科以上学校死伤108人，财产损失达法币65367409元。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突袭昆明，金岳霖当时正在埋头工作，“就在那地方落了九个炸弹”，几乎丧生。陈岱孙记录了这一险境：“当敌机临空时，有两位同学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先生从思考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他木然不知所措。”陈岱孙在昆明先后有三处住所，两处皆毁于轰炸。

另一方面是经济困难。其时，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物价飞涨。昆明物价上涨严重，1943年，“较战前几过二百倍”，1944年每百元法币购买力只相当于1937年6月的0.17元。南迁学人多数都处在经济紧张中。郑天挺在日记中多处记载同事出售藏画、皮袍，皆系用度匮乏之故。即使工资很高的陈寅恪同样感叹：“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940年年底，梁思成随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内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梁家在李庄的六年，“已弄得吃尽当光”。在西南联大教授英文的佩恩（Robert Payne）描述他所见证的中国学者生活：“他们忍饥挨饿，营养不良，通货膨胀，贫困，敌机轰炸，住房拥挤，老鼠成堆，疾病流行，药物奇缺，书籍和杂志不足等等……昆明美丽的风光与我的朋友们的贫困生活十分不协调。”费孝通的传记作者写道：“他们不仅过着缺衣少食、没有住处的难民生活，而且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使日子越过越穷。在三十年代，教授的薪金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四十年代，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结果产生财富的再分配，费孝通比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穷。”战时条件非常困难，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团队没有资金从事大规模的研究计划，没钱雇助理和秘书，甚至买不起照相机和胶卷等简单器材，出版物大部分是油印的，费孝通花了很多时间刻蜡版和印刷。有关生活与研究艰困状况的描述，不胜枚举。

对学人来讲，研究资料的匮乏也是一个严重问题。范文澜在延安写书时条件很差，不仅买不到必要的参考书，外借也很困难。吴泽回忆：“战乱期间，转辗平、津、京、沪、武汉、成、渝诸地，奔波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渝寓处，就两次被日机炸毁，烧成瓦砾，资料文稿，也几次损毁！……颠沛流离，不能安居，何暇写著！尤其是资料的搜集感到万分的困难。”更糟糕的是手稿丢失，积累的成果化为乌有，陈寅恪1938年4月由港赴滇途中行李被盗，携带的重要书籍包括多年研究著述成果丢失。陈岱孙也在战火中损失了早年搜集的学术资料及《比较预算制度》手稿。

然而，即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学人们仍能保持积极心态。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汪曾祺讲那时候的师生“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何善周回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情景：“当时大家作科学研究的兴头极高，每夜都到十二点过后才睡觉；而闻先生睡的更晚，有时我睡醒一觉了，看见正楼的窗户上还有亮光”，闻先生“天天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向不中途休息，向无倦容”。闻一多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等传世名篇。费孝通回忆：“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费孝通认为，这是种“一往情深”，对事业的抱负，已不再是书斋的、个人的，而系于对国家的信心。

（二）抗战救亡与学术责任

清儒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学之成就，视乎其时。”抗战年间，“帝国主义侵华史”“国耻史”的编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至40年代，国内共出版日本侵略中国史专著13部，国耻史5部，日本历史著译数部，有关论文不计其数。学人心志，不脱“救亡”一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柳诒徵在天津《大公报》撰《罪言》一文，激愤于事变，大力倡导抗日，又印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正气堂集》《郑开阳杂著》《任环山海漫谈》《三朝辽事实录》《经略复国要编》《武经七书》等，激扬中国历史上的武功。他创办《国风》杂志，“本史迹以导政术”；在《国史要义·史统篇》中说：“史之所重在持正义”，应秉持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挽救民气与国威，抵抗侵略。哲学家贺麟则在事变后写下《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介绍歌德、黑格尔和费希特三人的爱国事迹。其师吴宓加写按语：“此次日本攻占吉辽，节节进逼。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我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各憬然知所以自处。”

童书业后来总结：“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辱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研究方向。”“救亡”语境下的学术研究，充分展演了“人与国同休戚”的古训。1938年9月18日吴玉章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一文：“我们大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有深刻地研究我们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我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胜利”。朱光潜抗战时期转向中国传统美学，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对文化沦亡的担忧：“近代灭人国者，常竭力摧残其固有文化……国家危亡之机，失教远甚于失政。”面对抗战时局，学人纷纷以学术实践加入救亡洪流。

（三）“民族精神”与本位学术体系的构建

学界讨论危局与救亡，命意即在展衍“民族精神”。此一时代的史家与史学就是典型。钱穆提出，文化演进之使命若中辍，“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他将历史与民族感情联系起来，“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1938年4月，钱穆来到昆明，“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国史大纲》，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学生、同为史学大家的严耕望评价《国史大纲》：“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黉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书生报国”正是抗战学术的要义，是学人在兵杫流离、戎马仓皇之际，护持、赓续文化命脉的行动力。

在沦陷区北平的陈垣则连续发表《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通鉴胡注表微》等，是为“陈垣抗战史学系列”。这些论著以宗教、遗民为题材，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以其1938—1940年撰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为例：“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1943年陈垣在一封致友人书信中讲述心迹变化：“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此“意义”，便是沦亡情境中关于“民族精神”的大力书写。

陈寅恪主攻隋唐史，表面上离抗战现实较远，但他往往在序跋等文中直抒胸臆。如他1940年为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二陈分处北平、云南，各自守望，这既是学林佳话，也是战争年代民族精神的坚毅体现。

吕思勉讲明末诸遗老，“所以百折不回，事虽不成，然仍深藏着一个革命的种子于民间，至近代革命时犹收其效力”，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吕著中国通史》便是吕思勉在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所写，编写此书的明确目标，就是总结历史经验，用来指导今后的行动。他借宋朝遗民诗人、画家郑所南（思肖）的事迹表达沦胥之感，讲述郑“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这与陈垣“抗战史学”称颂遗民坚贞为同调。

与“民族精神”相关，中国现代学术的核心命题便是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在哲学领域，冯友兰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贞元六书”，构筑新理学体系；贺麟写了《知行合一新论》《文化的体与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论文，完成《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两本论文集和专著《当代中国哲学》，初步构建了新心学体系；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新唯识论》《读经示要》等构筑新唯识论体系；还有金岳霖的《论道》及其新道论体系。历史学领域，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等。政治学领域，有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论著，均完成于抗战时期，体现了“中国本位”及“体系构建”的双重立意。这是经历了晚清西学东渐至“五四”激进反传统之后，历史开出的另一条脉络。晚清以降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思考最终汇流。新儒学与新国学体系，从本位论到方法论，将东方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考证与义理串接，构筑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宏大学术体系。

贺麟在1941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是抗战学术的核心命题，如何将“中国”视为叙述主体，如何以“中国”为出发点，从中产生具备历史独特性的提问方式，进而构筑由中国语境生发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这是学人在时代语境下所身临和直面的问题。他们坚持扎根于民族本位，将西学挑战融入本国学术传统脉络之中，既不偏执拒斥，也不为外来文化所消融。这样的学术实践，既是对时代的勇猛回应，也具备了恒久流传的价值。

（四）“经世”与“民生”

抗战促发了中国学术的民族本位化，也推动学术走向实践之途。

首当其冲的是经济学家。陈岱孙说：“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强图存的探索激情，富国、强兵、救国思想空前活跃，政界及学术界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经济学是抗战时期兴盛的学术领域，当时在重庆的知名经济学家有重庆大学的马寅初、丁洪范、朱祖晦、朱国璋、张圣奘等，复旦大学的潘序伦、卫挺生、李炳焕、樊弘、吴其祥、张光禹、李蕃等，他们编写了一批高质量的经济学教科书，如张光禹的《经济学原论》，叶元龙、夏炎德的《经济学原理》等，具有广泛影响。

在文史学界，最直接的回应就是边疆问题成为学术热点：“说起来是‘九一八’后，大家都注意边疆问题了！”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1934年发起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强邻肆虐，侵略不已，同人谋以沿革地理之研究，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裨尽书生报国之志。”顾颉刚回忆自己走上边疆史地研究的道路“乃是受着时代使命的压迫而不得不然”，因为“中国地方广大，边疆因亦辽阔，界线越长，问题越多，我们要挽回国权，洗刷国耻……就该得尽些鼓吹的责任，去唤醒国人”。此外，金毓黻出版《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卞宗孟出版《东北史研究》，邵循正整理西域史料，开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先后出现了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社会调查学会、东方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等较有影响的边疆研究组织，还出版了众多刊物。边疆史地尤其是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重要的学术园地。

社会学研究亦然。费孝通回忆：“学一门学科总得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费孝通当年在云南做田野调查，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学术研究，靠的就是对“民生”问题的关切。抗战后期，面对故国山河破碎、农村日渐凋敝和社会危机，费孝通感到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发展并传播能重建乡村、重建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后来写《乡土中国》也是在着力探讨作为基层的乡土社会，讨论土地与农民的关系、乡土社会的本质、礼治结构之下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秩序等，所有问题都是围绕同西方社会作比较，探索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之处在哪里、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中国社会在外力冲击下，从一个自足的有机体演变为处于一个文化、经济与社会均脱节的状态，怎么有效解决这个脱节，使中国走向现代，是当时的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费孝通抗战年间有关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后来直接成为“苏南模式”小城镇发展的理论依据，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史上构成浓墨重彩的一笔。

《费孝通作品精选》（12卷）

战时学术佳作何以层出不穷

回溯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文史学界，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的学术，总体是在回应“救亡”和“国族”问题，所以，学科虽林林总总，时代主题却非常集中，这有助于群体及体系的形成。再则，战争在破坏与损毁的同时，也催生和激发了许多别样空间。自晚清逶迤而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因山河破碎促发了“万众一心”，外来学说与本国传统由众声喧哗走向融汇统一。

（一）学术机构与学人群体的集中

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有利条件，很重要的一点是学术机构和学人群体的空前集中。这里举以费孝通为核心的魁阁研究团队为例。“魁阁时代”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上一个高峰，群星璀璨。以吴文藻、费孝通为首组成的这个学术共同体，不仅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人才体系，创作了一大批经典学术名著，也为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国际化奠定了关键基础。

吴文藻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在燕大任教，他把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倡导“社区研究”，“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魁阁研究室便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展开调查和研究的。吴文藻1938年到云南大学任教，力邀其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派往欧美留学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到云南大学工作，汇聚了一批优秀学者。费孝通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自英国留学回国后不久，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孝通的传记作者评价：“四十年代，他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学者集团。”谢泳把魁阁研究团队称为“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魁阁时代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这三本书后来以《云南三村》为题结集出版，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根据他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的讲稿改写而成，亦可算作“魁阁时代”的产物。费孝通个人成果也十分丰富，8年间共出版中文著作2部、中文译著2部、英文著作2部、学术论文34篇和难以精确统计数量的大量学术杂文。另外，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的基础上整理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汇集成《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1948年出版，迄今仍是经典名著。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将吴文藻、费孝通的研究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可见其世界性影响。

1945年费正清访问费孝通和他的魁阁研究团队发现：“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60年后，人类学家王铭铭重访魁阁，回溯和整理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这一灿烂篇章，他认为，围绕“魁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个局部曾形成一个接近“磁场”的学术小群体，师生之间充分实现“传、帮、带”，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营造了自由而又紧密的学术氛围。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学术研究的意义及协作的工作方法均被充分激发。这种学术交流与学术脉络的连贯一气，正是天地玄黄中学术坚守的本义所在。

（二）汇通中西的努力

“五四”一代的学人已为学术上的中西之争殚精竭虑并且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到抗战年代，融化新知而又不忘本民族历史传统的努力真正在学术实践中展开。1933年，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撰写审查报告书时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汇通中西，正是此一时代学术高度的养成因素，也构成其基本状貌。

从帝制崩塌到共和建立，从辛亥到五四，政治上“再造共和”，文化上“再造文明”。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构筑一个“再造统一”的趋势，也就意味着寻找一种新秩序。所以，“再造”成为重要的关键词，逐步形成一种时代特征，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自北洋时代始，文化上开始走向融汇，出现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时代。不同的人群众声喧哗，表达截然相反的政治理想，也可以在同一个言论场中竞逐，为后来中国现代学术走向集大成提供了前情与准备。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学术，已经在一个很高的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化。1943年至1944年，费孝通访问美国期间，把他和张之毅的调查研究成果《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翻译成英文著作Earthbound China，1945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收入英国Kegan Paul书局的国际社会学丛书。他还将史国衡根据1940年在昆明的企业调查写成的《昆厂劳工》编译成英文著作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194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成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窗口。其他魁阁成员著作译成英文海外出版的还有多部。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著名汉学人类学家费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不断对学生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及魁阁时期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者的作品，是研习汉学人类学的基本读物。

这些纯粹从中国经验诞生而最终获得世界范围认可的经典作品能够出现，还要归功于这一代学人“中国化”的自觉。吴文藻很早就开始提倡社会学的中国化，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宗旨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而实现这一目的，途径就是走社会学中国化之路，即社会学必须从中国本土中生长出来。而那些“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这并非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在1947年一篇总结魁阁研究团队工作的文章中说：“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胪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我也许未免过于自信地说，中国社会学经过8年的战争时期，已有了重要的迈进，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和实际化的路上的迈进。”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充分结合、融汇，将中国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适讨论度的、范式层面的“问题”，由此形成的学术成果才可平等地加入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这种国际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而不是以中国研究为西洋理论范式提供注脚。

新儒学是社会学之外另一个当时学术中西融贯的典型例证。以贺麟为例，20世纪40年代，贺麟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重镇。他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将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传统的陆王心学融合起来，构建起一套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贺麟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两个新说法，反对被动的“西化”，而主张主动的“化西”。他认为：“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新的中国哲学”，必须很忠实地把握西洋文化，但又不是纯粹抄袭，而是加以融会发挥，“中国古典哲学的发挥和西洋古典哲学的融化，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三）作为“传薪者”的出版界

学人在完成知识生产之后，其成果的传播、流布还需要载体，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出版机构。事实上，出版业不仅负责印刷与发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学术创作。许多大出版家本身就是优秀学人或与学界有良好关系，众多经典作品是在出版人的敦促或扶持下诞生的。战时的中国出版业虽因侵略遭受重创，但出版界、出版人多以孤军守残垒的精神在坚守。如果说学人为“造薪者”，出版界则是“传薪者”。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部地区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陆续内迁至重庆。战时重庆出版业最为鼎盛的时期是1942至1944年间，这一时期出版社、书店的总数在150至180家之间，印刷厂、店一般在150家左右，最多时达250多家。1938—1945年在重庆的各出版社、书局共出版社会科学类著作668种（部）。较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青年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均落户重庆，“先后内迁和新建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的图书均占全国的1/3左右”。

这些出版机构中论重要性首推商务印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炸毁位于上海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及其印刷厂，并纵火烧毁东方图书馆，商务遭受重创。而7月14日，商务印书馆便在上海各大报刊刊登复业启示：“敝馆既感国人策励之诚，又觉自身负责之重，爰于创巨痛深之下，决定于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复上海发行所之业务，一面在上海筹设小规模之制版印刷工厂，借以继续其三十六年来贡献我国文化教育之使命。”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和租界内新设工厂同时复业，“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标语悬挂在河南路发行所外墙上，“同人与顾客见者无不动容”。1933年4月至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复兴教科书》，编印了《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续编》《四部丛刊三编》《丛书集成》《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各国经济史丛书》第2辑，《万有文库》《幼童文库》《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1938年4月15日的《致股东书》中，商务强调“于万分困难中继续出版，发展营业，裨仍得为教育与文化服务”。以《中国文化史丛书》为例，这套丛书的出版始于1936年，至1939年前后四年共出41种51册，涵盖绘画史、建筑史、婚姻史、盐政史、田赋史、交通史等，“分之为各科之专史，合之则为文化之全史”，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之集大成者，许多专史都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商务印书馆在重庆也出版了诸多学术要著，如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萧一山的《清代学者著述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冯友兰的《新原人》《中国哲学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马寅初的《经济学概论》、金岳霖的《逻辑》等。这些著作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精品名篇。

另一著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也起到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华书局共出版图书631种。其中较重要的学术经典有陆世鸿的《老子现代语解》，王光汉的《思想方法论》，孟汉著、李安宅译的《知识社会学》，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等。中华书局也在抢救性地搜购流散到街头地摊和旧书铺中的古籍、图书，两三年中购得图书30000余册，1937年和1939年两次组织人力装箱分藏各处。1939年及1940年，经人介绍，陆续购进古籍约30000册；1941年又购进吴兴藏书家蒋孟蘋所藏古籍54366册；1945年从郑振铎处购进藏书5500册，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古籍。

贵阳的文通书局也值得一提。文通书局初设于1909年，是贵州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民营资本企业。1941年，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部）成立，马宗荣、谢六逸任正副所长。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的成立，直接得益于大夏大学、浙江大学迁来贵州及黔籍学者、专家、教授的努力。书局聘请了一大批编审委员，委员会成员达112人，其中很多是当时国内各领域的一流大师。文通书局起先只印刷如“黔南丛书”之类的地方文献。抗战时期，“越来越多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由沿海、沿江迁入西南，于是文通书局由单一的印刷业务转向出版业的多方面发展”。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文通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200种左右，包括大学丛书、中小学教科书、贵州本土书籍、教育书籍以及学术和艺术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不少畅销一时并在后世依然有影响的人文学术作品，如马宗荣的《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国古代教育史》，卢冀野的《黔游心影》，张世禄的《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萧一山主编的《经世社丛书》，白寿彝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

彼时学人著书立说，往往抱持强烈的民族主义，战时的出版人同样如此。1932年商务蒙难，已经退休的张元济第一时间赶回，主持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在回复胡适慰问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连续数日全天在馆中服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出版本是启蒙与生意的合流，而在抗战时，此二端外还多了一层民族主义的责任。逆境催生出存亡续绝的使命感与急迫感，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抗战时期的学术发展是在怎样多重的推力中汇聚而成的。

“组织”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与“学术中国化”运动

政学关系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在近代中国，政治对学术有着紧密的引导、制约作用，两者形成千丝万缕的关联。发生在文化与学术领域的博弈和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的走向。

（一）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以“文化救亡”为主，如果按“文化界”与“知识界”区分，其工作重点主要还是围绕“文化界”，通过报刊舆论，组织文艺团体、剧社，进行文艺宣传，将更多的知识分子纳入爱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

就“知识界”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主要由南方局展开。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具体负责，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各项工作。周恩来经常出席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组织的读书会并参与探讨学术问题，通过各种措施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

1943年冬，华岗被南方局派往云南开展统战工作，他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华岗通过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辛志超、闻家驷、潘大逵、冯素陶、李文宜等诸多学人。这个研究会后来发展为昆明学术文化界的统战核心，在思想上、政治上发挥了很多作用，为民主同盟在云南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者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研究会每周开会一次，华岗曾单独拜访闻一多、吴晗、张奚若、费孝通等党外民主人士，广泛讨论问题，“把各种学术思想观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华岗、楚图南等人影响下，吴晗、闻一多的教学思想逐渐发生转变。吴晗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中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著作。

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联大的工作，以引导联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为主，也包括一些外围组织工作，对联大教授进行动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闻一多。据楚图南回忆，华岗带来周恩来的信，表示：“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刘浩回忆：“我和闻先生很亲切地畅谈了大约两个小时，向他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我党的主张，同时讲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对日妥协、准备反共等情况。”闻一多曾用功读过《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等书，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闻一多还曾说，他在黑暗中探索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一多在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书斋走向演说的战场。

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也在这个群体中受到感染。1944年7月，在闻一多、吴晗出面组织，费孝通、张奚若、楚图南、闻家驷、尚钺、向达、张之毅、吴富恒、胡庆钧等教授以及王康、王志诚等青年教师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决定办一个周刊，取名《时代评论》，一致推选费孝通任主编。《时代评论》是一个宣传民主的政治性很强的周刊，与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报》一样，在知识界有相当影响。闻一多对费孝通说：“明哲可以保身，却放纵反动派把国家弄成现在这样腐败、落后、反动，所以我们不能不管了，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派为所欲为了。”在闻一多等人感召下，费孝通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云南省支部委员。党组织对他很重视，派人到他身边工作，加强联系，费孝通成为当时云南民主运动重要的参与者。费孝通后来回忆1949年前后的抉择：“那时候我并不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我们对共产党人有积极的印象，因为他们爱国又能吃苦……无疑我们逐渐地把他们看做振兴中国的力量，虽然我们对共产主义是什么，实际上并没有清楚的概念。我们只了解马克思主义是那时候流行的许多社会思想学派的一种。”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组织、动员，加上国民党政治腐败，加速了知识界的“左转”过程。

（二）“学术中国化”运动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学术中国化”运动相当重要，这场运动实则是国共两党关于学术话语权的博弈。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1938年10月与1941年5月，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两个重要讲话，强调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性。为了响应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1939年4月1日，由艾寒松和史枚编辑、生活书店发行的《读书月报》在重庆创刊后不久，即在第3期开辟“学术中国化问题”专栏。4月15日，由沈志远主编、生活书店发行的《理论与现实》季刊在重庆创刊，创刊词中直接宣告两大办刊原则——“理论现实化和学术中国化”，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潘梓年的《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侯外庐的《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两篇重要文章。这样，以两大期刊为主要阵地，以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以相关理论文章为标志，“学术中国化”运动正式开始。

“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界的回响，主要宗旨就是希望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亦即“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口号一经提出，便引发了不同门类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中国具体问题，并提出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口号；科（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上在抗战建国上的各种问题。”

中共理论家对此做了系统的理论建设工作，比较重要的一脉便是新哲学大众化运动，艾思奇、李达、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绳、冯定等人，创作了一批影响深远的论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辩证法学说概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民族解放与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沈志远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李平心的《社会哲学概论》等。这些论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实现“在地化”，如1937年5月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张闻天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提出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随后他又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现实化，必须将其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二是以通俗的语言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扩展其大众影响。这方面的代表是艾思奇和胡绳。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题名便开宗明义，当时就有其“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胡绳则自陈写作目的在于“对于青年读者们的生活实践有相当的作用，帮助他们更结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通俗化运动极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影响，连蒋介石都感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以上两个层面的贡献，使得辩证法、唯物论广泛而迅速地在思想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学术脉络中，理论的具体化与在地化，给打着国粹主义旗号的复古运动者以严厉打击，在世界的通性中确立中国之特性。

李达与《社会学大纲》

“学术中国化”运动还包含另一个有效展开的层面，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据侯外庐说：“抗战时期，一些革命的史学家们来到大西南，他们以国民政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作为合法的活动阵地，并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史家队伍。”这些史家，包括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杜国庠、华岗、胡绳、吴泽、嵇文甫、赵纪彬、陈家康等。1942年他们还组织了“新史学会”，广泛团结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此外，像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都汇聚到这面“新史学”的旗帜之下。这一时期，产生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戴逸谈到年轻时第一次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当时也看过一些历史书。但这部历史书与众不同，与以前看的都不一样，观点新颖，气势磅礴，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江山，评论千古，给人一种发聩振聋，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极大的震动。”刘大年也说：“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拿我自己说，1942年我第一次读到《中国通史简编》，那时在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上。”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迅速扩大，许多持其他立场的学者也开始接触或信奉历史唯物论，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便认为唯物史观“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中国共产党与“学术中国化”运动，是学统与治统相辅相成的理想状态。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型、政治转折在许多方面印证了学术与政治的这种相互关系。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精神旨归、养成机制，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包括论题选择、研究方法、社会关怀、政治指向等。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学术与政治之间复杂的形塑与反形塑，可以在学术脉络的隐微变化中，看到社会经济的流动与政治的大体走向。另外，艰困催生了许多不朽，但也造成非常多的遗憾。东方图书馆成为灰烬；因时局、营业困难而放弃的《四部丛刊》四编；赵家璧没能完成的《新文学大系》续编；陈寅恪遗失逆旅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更多因战乱导致的死亡、贫病、时不待我，受制于时势而无法实现的宏愿……都成为从可见时空中消失的“中华文明”。可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下，意志对抗了强力，个人突破了时空限制，去探索能够更恒久流转于人世的文明和意义。如冯友兰所讲：“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我写作，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化，倒是给我许多启示和激发。”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是后人对这一时代学人与学术的基本概括。时空交汇，彼时正好到了一个中西新旧可能融汇的节点；而大时代又赋予时代的亲历者、历史的观察者更深刻的洞察力。艰难时世在这里不单单是作为背景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底色，它构成了穿透迷蒙的“启示和激发”。这个时代沉淀下来的知识、思想、心志和文辞，至今仍为我们所诵读。书写者将身心性命化入时代，并因之使其作品超越了时代。

新刊速递丨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丨探索与争鸣·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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