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志辉 | 百年中国农村教育的背后，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历史与未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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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中国农村教育的背后，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邬志辉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就、挑战与走向》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邬志辉教授

一百年前，国家正在遭受苦难，人民正在失去尊严，迷茫中的中国正在寻找出路。面对国家衰败落后、人民贫穷愚昧之窘况，许多仁人志士开始寻找“救中国”的道路。正是这样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发现“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这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教育思想奠定了重要的事实基础。1949年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依据，国家确立了“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的教育方针，大力发展初等教育、广泛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教育，全国各地按照“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积极兴办农村公立小学、民办小学以及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发起扫盲运动。

中国农村教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创新发展，中国农村教育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成就。

国家高度重视农村扫盲教育、普及小学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到2019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4.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9.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 10.8 年。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层次和入职门槛逐步提高，教师在职学习、脱产进修、远程教育、自学考试、攻读教育硕士等学历提升渠道日益多元，教师学历水平显著提高。（见表１）

过去，人们形容农村学校是“破房子、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现在，即使在最贫困的村庄，最漂亮的建筑大多是学校。农村学校不仅教室宽敞明亮、冬暖夏凉，而且往往美术教室、音乐教室、电脑教室、图书室等一应俱全，甚至有些地方还实现了“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全覆盖，教室里也拥有了投影仪、电子白板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在穷国办大教育背景下，我国农村教育一度不得不坚持“两条腿走路”“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方针，随着国力的日益强大，“人民教育政府办”成为主渠道。从教育经费投入看， 1978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94.23 亿、全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为 76.23 亿，到2019年分别增加到 50178.12 亿和 34648.57 亿，分别增长了 532.51 倍和 454.53 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由 1978年的 2.1% 增加至 2012 年的 4.28%，此后一直保持着4%以上的投入水平。

不仅如此，国家连续发力，面向贫困、留守、随迁等弱势学生群体出台系列保障性政策，诸如西部开发助学工程、“两免一补”政策、涉农职业教育助学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两为主”政策、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杂费制度等，弱势群体受惠面不断扩大，受教育权益不断得到保障。

总体上看，我国农村教育呈现出四大走向：一是在教育政策上从“扫盲普小”转向“普中小幼”的农村全民教育转变；二是在城乡教育关系上从“非均衡发展”转向“一体化发展”的城乡融合教育转变；三是在教育管理体制上从“人民办”转向“政府办”的政府主体责任转变；四是在农村教育结构上从“单一”转向“多元”的服务乡村振兴转变。

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而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依然面临“内忧”和“外患”两大挑战。

从“内忧”来看，我国农村教育助力教育扶贫能力依然偏弱，乡村振兴存在教育短板。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乡村教育的鼎力支持，然而现实中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明显脱节，教育扶贫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农村教育发展难以更好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乡村教育经费相对短缺，办学条件相对落后，教师队伍稳定性不强和质量不高，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发展需要不匹配。同时，乡村文化基础还较为贫弱，农村学校课程与乡土社会脱节。在城镇化大背景下，部分地区对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存在认识误区。一是认为城镇化就是“消灭农村学校”。在实践中将农村学校当成城市学校的“低配”翻版，认为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城市学校看齐，农村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城市中心”取向。使用相同的教材、开设相同的课程、采取相同的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照搬城市教育，乡村文化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城市文化在强势占领乡村社区。二是认为农村教育目标只为升学服务，忽视社会生活能力培养，扎根乡土教育意识淡漠，为农服务的自觉意识不强。许多农村学校课程开发、组织、实施等过程缺乏乡土文化底蕴，与乡土社会脱节，严重背离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导致现在的乡村儿童对家乡不熟悉、不热爱、不认同，但又难以融入城市，很难被城市了解、认同、接纳，从而成为无根的一代和精神漂泊的一代，成为“浮萍人”。

从“外患”来看，随着义务教育城镇化持续推进，农村教育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2001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较大规模布局调整，我国义务教育城镇化率不断上升。义务教育城镇化水平反映的是学龄人口向城镇地区聚集、学校空间布局调整和学校功能样态转换的状况。目前，有近八成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城镇学校就读，而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加。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使得农村教育发展面临变动性，催生了“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大班额学校”三类学校，以及“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两类群体。我们不禁思考，农村教育未来会消失吗？义务教育城镇化会有尽头吗？在农村学龄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该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教育资源？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此类问题困扰着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能出路

经过百年历史变迁，中国农村教育已是旧貌换新颜，然而与百年前相同的是，农村教育的未来出路在哪里依然是一个问题。伴随“后撤点并校”时代的来临、教育城镇化的推进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农村教育“问题型”特征凸显。农村教育是要发展还是消亡？是“离农”还是“为农”，农村教育发展的路向何为？农村教育该由谁来办、谁来管？“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活力该如何激发？这些复杂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该如何解决？当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大厦又该如何重建？这些都是国家关心、农民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农村教育的未来命运：发展还是消失？

中国还要不要农村教育？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农村教育？这是一个事关农村教育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仅需要农村教育，而且需要高质量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抓住“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重大历史机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探索中国农村教育优质发展的新路径。农村教育要实现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一方面要在战略层次上坚持城乡一体化思维，正确处理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关系，实现互利共生；另一方面在实践层次上要创新农村不同形态学校的发展模式，配齐配强农村教师，关爱农村学生成长；重点办好“两类学校”，消除城镇大班大校；提升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共担农村弱势群体教育责任；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农村教育改革发展，以提升教育质量为核心，开展乡村教育现代化实验。

虽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学校总量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这决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的消失。这不只是因为西方早发国家在城市化高度发展之后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去工业必须集聚在城市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的可能，而且新的生态化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以及现代的农村社区服务业的崛起，也会导致人口向农村重新聚集。中国是人口大国，大都市化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田园风格的小城镇生活也是中国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粮食是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命脉，即使我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科技化、机械化和现代化，从而导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但也需要通过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来保持一定的人口，不管我们把这些人口称作城市人口还是城镇人口，从空间上看，这些人口很多仍要分布在现在的农村大地上，有人口就需要相应的教育，即使这些教育将来可能被称作城镇教育，但它的基础仍然是今天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不能全部搬进县城。发展今天的农村教育，就是发展明天的农村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把今天的农村教育办好，让广大农民满意，以实现社会正义。

二、农村教育的方向定位：“离农”还是“务农”？

农村教育的目的方向定位问题，即培养普通公民还是新型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教育应是“离农”的教育，即以城市为中心，培养离开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强调农村教育为城市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村教育应是“务农”的教育，即以农村为中心，培养能留守农村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为全国人民提供粮肉鱼蛋奶的人，强调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离农”还是“务农”价值选择之争根源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在城乡二元封闭时代，“升学”几乎是农村家庭子女合法走向城市的唯一渠道，农村教育肩负着“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使命，然而当时就读大学的机会非常有限，对于无法升学的农家子弟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务农，因此“为务农服务”是当时农村教育的正确选择。然而，当社会结构由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时，由于人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因此农村教育仅仅定位于“为务农服务”就不合时宜了，而是应该定位于“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服务”。农村教育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农村的自然、社会、产业和文化等特色资源优势，改革与完善学校课程设计和内容安排，探索出符合农村社区和儿童特点的现代化教育模式，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新人。将来，“务农”并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种职业选择，关键是务农要有利可图，可以让务农者过上体面而优雅的生活。我们相信，务农也是一个专业化的职业，将来对“务农”职业的争夺也会激烈起来，也许需要持有“绿色资格证书”才可入职。

三、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谁来办”与“谁来管”？

农村教育应该由“谁来办、谁来管”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村教育管理体制问题。随着乡村学校大量撤并、农村学校管理层级逐渐上移、政府管理学校责任不断加强，一方面政府对农村学校的掌控能力和乡村学校的公立化、标准化程度持续提升，但另一方面乡村民众参与学校治理的热情也有所下降，农民、学校、社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重构的挑战。现在，学校从乡村社区中抽离出来，农民从参与学校治理的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乡镇从学校管理中抽离出来，纳入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中，乡村学校失去了传统的“乡村组织”特性，远离了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远离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共享，乡村教育治理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农民同学校和政府的关系已由过去的共建共治转变成了单向的要求政府管理的关系，这显然对发展具有乡村特色的现代农村教育是非常不利的，当前迫切需要以新的形式实现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的回归。

农村教育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目前还处于一种“未显化”的“空洞”状态。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发展，不断加大教育投入，调布局、建教室、配设备、补教师……农村学校的硬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村教育质量并未随之显著提高。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只是新建多少教室、新配多少设备、新招多少教师，而是如何确立农村教育自信，探索低成本、可复制、有特色、高成效、可持续、生态化的农村教育道路，让农村学生有实实在在的学习获得感、幸福感和力量感，让农村学生甚至农村人的思想和行为发生积极的改变。最好的学习是在最熟悉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中完成的，因为“地方”承载了本地生态环境、社区、农耕、人文、历史等多重意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真实世界的教育资源，每一个地方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为可持续导向的教学提供了最佳的情景和内容。一方水土的人文与生态构成了人的身份认同基础，因此教育要以一方水土为依托，人要与一方水土的生灵进行对话。

我们主张，通过重建农村学校与当地社区、环境这一大生态系统的关系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农村教育要尊重农村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原有认知基础，将教育与生活、地方、生态联系起来，将“地方”或“环境”概念贯穿于各种课程语境，鼓励主动式学习、参与式学习，倡导生态关怀和社区改造。农村教师要融入农村社区，虚心学习本地知识，与当地人一道为培养青少年可持续生活能力而努力。农村教育要紧扣时代脉搏、扎根乡土社会，把握振兴机遇，开展生命教育、重拾生活教育、探索生态教育，促进农村教育形成天地人和谐、教学做合一、家校社共育的大教育观念和大教育格局，重新焕发农村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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