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世界迎来了海德格尔所言的图像时代，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被彻底视觉化。短视频的勃兴构筑了当代社会独特的视觉景观，在视觉技术发展和受众审美范式转向的助推下激发受众的视觉快感，使其沉溺于快适的短视频视觉消费狂欢之中，将受众与真实的世界相剥离。不可否认的是，在受众追随短视频浅层的感官欲望满足和伪造的大众趣味转向之时，潜在于其视觉消费行为中的理智退位、视看越位和审美错位的伦理风险也值得我们审视和反思。
【关键词】短视频；视觉伦理；视觉消费；视看行为
毋庸置疑，短视频已成为当前视觉文化时代的重要产物和标志。短视频以其短小精炼、互动性强、内容多样等特点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通过高效传递的图像信息和丰富的图像资源刺激着受众的视觉感官，满足其不断攀升的感官需求。然而，个体在对短视频进行视觉消费的过程中，逐渐沉溺于浅层的感官体验和接踵而至的视觉刺激，进入一种自由漂浮的幻象陷阱和虚拟景观之中，从而弱化了个体的思考能力，在美善失调下的审美风向中迷失自我，不断越位窥探他者空间。不同于以往基于短视频本体探讨其隐私泄露、版权侵犯、虚假影像等传播伦理研究，本文从个体对短视频视觉消费的角度出发，探讨个体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潜在的伦理风险，对短视频中个体的视看行为本身进行伦理审视和反思。一、表层呈现：短视频景观的视觉表征
当代社会印证了法国思想家德波（Guy〓Debord）描述的景观社会：视觉传播和视觉统治无处不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呈现为无穷积累的景观，视觉以其优先性和至上性部分取代触觉感官的功能成为大众认知世界的主要经验。 在视觉文化日益占据主流的当代，带有鲜明视觉符号特征的短视频为个体构筑了一场由图像和影像主导的视觉景观，给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感官体验。表层性、交互性和虚拟性成为短视频景观的三大视觉表征。表层性。传播技术的变迁改变了个体感知世界和处理信息的方式，从文字时代到图像时代，个体逐渐由理性主动的思考转向感性被动的接收模式。在短视频构造的绚丽多彩的视觉景观之中，个体潜在的视觉体验欲望和审美需求被激发出来，通过不断滑动短视频上下切换机制追求更多更新奇的、与需求一致的快感资源。在吸引受众注意力的动因下，深刻性和辩证性在短视频的视觉表征中被弱化，被放大的则是趋于表层的、直接的视觉快感和审美体验。短视频景观表层的审美化将外在客观世界转变为一个“体验的世界”，这种体验活动满足的是与个体形式感一致的、要求一个更美的现实的本原需求， 并非更深层次地调动各种感官把握感知对象的理解活动。交互性。相较于消费文字、图片和电视等媒介内容的独立性，短视频呈现信息的交互性尤为突出。在各类媒介和信息传播方式之中，短视频的景观构筑如同一个圆形舞台，创作者通过视觉符号、视觉文本呈现以及画面节奏的把控调动着观赏者的视觉感官；个体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也能通过评论、点赞、弹幕以及转发等自主行为探索多样化的交互形式，从而打破戏剧表演存在的“第四堵墙” ，架构起创作者和观赏者的交流渠道，突破二者之间的距离界限。虚拟性。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和接收的时空限制。如同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所描述的那样：媒介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可以穿越墙壁，在广袤的时空内穿梭，人们亲临现场去感受事件和他人活动的重要性不复存在，有形的物质空间也已不再束缚信息的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作为当下个体观看世界的重要媒介，具有本雅明所称的“中介的非中介性” ，即通过媒介自身的隐退，使媒介承载的内容得以呈现。短视频作为数字媒介的这种“中介的非中介性”打破了一切物质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与距离，使其沉溺于某种程度上真实的拟态环境之中。在短视频构筑的视觉景观中，受众既可以穿越历史的长河回溯古老的过去，也可以跨越时光的流逝一览科技的未来，短视频依托的视觉技术使人们可以利用穿越时空的遮蔽性而凝视世界。二、本质揭示：短视频景观下个体视觉消费行为的运作逻辑
正如消费理论家韦里斯（Susan〓Willis）所言：“在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并不需要涉及经济上的交换。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来消费。”当代社会的视觉消费是以注意力为核心的体验型经济 ，短视频的视觉消费基底是以强化内容的视觉效应、激发受众快感为生产运作逻辑，通过“消费偶像”效应打造全社会的时尚风潮，构建大众的审美旨趣，以此为个体的视觉消费提供视觉符号商品。（一）强化视觉效应，激发潜在快感
现代社会生产机制由“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的生产逻辑所主导：在短视频的视觉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中，以图像和影像为基础的表现形式越发普遍。短视频通过表情、符号、手势等视觉元素强化视觉效应，并辅以充满节奏的动感音乐刺激受众的感官体验，迎合了当下大众对视觉体验的欲望和情感宣泄的需求。除此之外，短视频通过构筑虚拟且片面的理想化场景，使观看此场景的受众将其与自身的现实生活作对比，对自身现实生活产生不满和失落，出现“相对剥夺感” 的主观情绪，进而在短视频营造的乌托邦式的生活中寻求精神慰藉，满足因自身生活条件的不足而带来的落差感。比如，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乡村博主所呈现的田园安逸生活，不仅成为当下大众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压力过大的情绪宣泄渠道，还满足了受众感知外在世界的视觉需求和体验理想化生活的情感渴望。（二）展演后台生活，满足窥视欲望
美国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以“前台”和“后台”的表述来比喻人们日常生活的呈现。戈夫曼认为生活中的每个人总是在特定的场景中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角色呈现：“前台”即观众注视下的角色表演，“后台”即为表演者放松和休息的场所 。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个体的“后台”生活搬到了前置场景之中，前后台的界限逐渐模糊。短视频中所呈现的视觉场景之所以对受众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其原因一是在于受众对这些视觉人物潜在的窥私欲，渴望了解和窥探公众形象的各种信息；二是通过观看这些公众形象所呈现的生活场景，受众能够在心理上达到部分的情感认同。一言以蔽之，受众在短视频视觉消费过程中，个体的心理需求和欲望满足是促使受众不断观看短视频视觉场景的重要驱动力。（三）打造时尚风潮，共筑审美旨趣
时尚作为一种现代消费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时尚的符号总是与某种形式和趣味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审美旨趣是被特定的人群或体制所制造出来的。一方面，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经常性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和公众面前的视觉人物被称为“消费偶像” ，他们通过公开展现自身私下的消费风格和生活方式，激发公众追求隐含在图像背后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意愿。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短视频景观所构筑的视觉形象中，无论是从流量小生到体育名人，还是从网红博主到草根达人，这些视觉人物通过视频拍摄或图像展现的形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公众可观可感的样板，强制性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推销给公众，逐渐渗透进公众的消费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中。明星拍摄的生活类短视频就是很好的例证。明星在短视频中所使用的特定物品经过其形象化的展示，便自动和明星本人的视觉形象产生关联，进而衍生出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公众忽视了自身与明星的阶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潜意识地将此种观念或生活方式当作自身的追求，通过追逐和模仿来填补自身内心的空虚和欲望。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注入短视频视觉生产的过程中，依托“消费偶像”的社会影响力，打造传播全社会的时尚风潮，构筑大众普遍化的审美旨趣。在短视频景观生产和消费活动中，创作者通过传递某种符号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和区分性，驱使公众接纳这种意识形态，公众进而通过模仿和创作同样的视频内容或转发视频来完成确定自我身份的实践。三、价值隐忧：短视频景观下个体视觉消费行为的伦理审视
在消费意识的规约下，短视频的视觉生产内容不断挑战和僭越社会既定的伦理范式和道德约束，给个体视看行为中的理智退位、视看越位以及审美错位的伦理风险提供了演化发展的可能。（一）景观的奴隶：快欲牵制下的理智退位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人的视觉经验往往不会导致欲望的放纵，反而能使灵魂在对对象的距离性沉思中得到净化，从而把人从对对象的占有或依附状态引向纯理智的静观和德行的实践。 但是在媒介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短视频虚拟的景观呈现和异域的感官体验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视觉感知路数，其内容生产机制“将崇高的思想诉求降格为肉身操演，以便最大程度刺激受众感官，使其沉溺于形色各异、与意识形态无涉的戏仿与恶搞之中，由此形成这个时代最为流行的文化症候” 。在个体对短视频进行视觉消费的行为过程中，个体依附的是欲望驱动机制，而非崇高的思想诉求。在不断切换的上下滑动机制和“抖音五分钟，人间一小时”的时间流逝中，个体被世俗的快乐和欲望牵制，而非被理性和智慧所引导。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理解，快乐和情感都是实存的力量，靠着这种实存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完满和幸福。 就快乐本身而言，不同的伦理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功利主义学者认为，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就是幸福，幸福与感性欲望的满足可以相提并论。但英国著名哲学家密尔从质的本身来评估快乐，更加倾向于对快乐质的层面的追求。从密尔对快乐定义的理解来看，观看短视频的行为本身给予个体的是低级快乐、是满足的快乐，因而并不能称为道德的行为。具体来说，亚里士多德从存在的性质上来区分两种快乐：一种是大众称赞的欲望满足的过程式快乐，另一种则是追求美好的成全式快乐。前者是对身体性欲望满足过程的感觉，后者则是追求美好或做美德行为的快乐。 由此看来，观看短视频的活动自然隶属于前者，是一种过程式的快乐，这种过程式快乐处于运动状态，只有在不断切换上下滑动机制、以更多更新奇的刺激性内容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才能获得一点快乐。置身于这样一种过程式快乐之中，个体无时无刻不在接收短视频娱乐化、碎片化且极具冲击力的视听内容，无法保持对特定事件的逻辑性和辩证性的批判思考，而是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感官消费。长远来看，如若长期沉溺于短视频构筑的景观环境之中，个体可能会趋于米尔斯所言的“快乐的机器人”，即非常渴望和快乐地顺从于由欲望牵制的奴隶状态。 按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来看，理性处于主导位置，控制着人的思想意识。灵魂三部分对应着三种德性（也就是人的行为需要服从的三个原则）：理性需要智慧，激情需要勇敢，而欲望需要节制。从最高意义上讲，可以说节制与智慧是统一的。 同样，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一个人回避肉体的快乐，并以避开肉体的快乐为快乐，这就是节制，而沉湎享乐的人就是放纵” ，节制是对感性快乐的规避，是实践的美德。因而，从德性伦理的角度出发，个体基于短视频的视觉消费行为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节制，对感官欲望的满足和追求快乐的本能等感性行为进行理性控制，适度地享受短视频带来的快乐，并学会独立思考，才是个体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可行路径。（二）视线的边界：全景敞视下的视看越位
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眼睛如太阳一般帮助我们看清事物，辨明真理。” 视觉感官历来在个体感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视觉能力作为个体嵌入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桥梁，个体的视看行为也受限于不同时代下特定社会伦理观念和价值观的规训和约束。例如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出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体现了中国儒家伦理规范和传统礼教中对个体视看行为的规约，说明个体视看行为的向度并不能取决于自身的欲望，而是受到礼教的约束。此外，除了“非礼勿视”的伦理训诫外，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对于与视看行为相关联的民众服装穿着做出了规范。如《大戴礼·劝学》中的“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这里的“饰”指的就是个人的服饰容貌需得体规范，以此体现对他人的尊重。由此观之，个体的服饰不仅作为外在形象的表征，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同样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然而，进入现代社会，视觉化和可视化逐渐变为社会生产的主导范式，视觉文化和视觉观念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文化主因。传播技术和视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个体视看的范围和边界，网络的匿名性和公开性也逐渐消弭了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现代视觉景观对个人私域的侵入和个体隐私主动暴露融入公共领域的趋势越发显著。具体来说，一方面，视觉传播技术的进步延伸了个体的视看目光，透过由媒介无处不在布控的“摄像头”打量周围的世界，个体隐私在数字技术的监视下几乎无处遁形。例如，一些短视频创作者利用受众的猎奇心理，通过上街随访、偷拍等方式侵入他人私域，且未经当事人同意发布到视频平台上，以此作为卖点吸引受众关注。另一方面，网络的公开性和去抑制性也给个体的自我表露提供了契机。短视频平台上创作者将后台的私人空间展演到前台，主动曝光的个人隐私自然成为窥视者原始的偷窥样本。由此，当下视觉生产和消费机制的演变使个体置身于全景敞视（Panopticism） 的环境之中，每个人既是被窥视者也是窥视者，二者在视线流动中实现彼此的连接，完成自我的身份确认和需求满足。在这样的视觉生产和消费机制下，传统的视觉伦理规范和视觉禁忌被不断挑战和僭越，个体的视觉表征由道德主流认可的视看行为转向道德边缘的窥视行为。由此，在外界极具冲击和诱惑的视觉刺激和潜在窥视意识的怂恿下，个体不断试探传统视觉伦理规范的边界，在网络空间日益消解的隐私底线中释放潜在的本能欲望。（三）美丑的辨识：美善失调下的审美错位
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Столович）认为，伦理与审美是彼此适应的，即善适应美，恶适应丑。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诸子百家也不乏对美善关系的定义和理解。“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此外，荀子提出“美善相乐”的著名命题，也将审美和伦理统一了起来。由此观之，以“美”为价值取向的审美观和以“善”为价值取向的伦理观是融为一体的，审美与伦理的关系也就转化为了美与善的统一。感知是个体探索外在世界形成主观认知的功能，个体在现实实践进行审美活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道德感知和伦理感知。个体的审美旨趣受不同时代伦理道德观念的规训，而视觉形象的审美偏好也影响着个体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短视频构筑的视觉景观也无不塑造着观者的审美观念和伦理感知。诚然，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和视觉生产技术的进步，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的界限日趋消解，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生产运作的主导范式。但值得思考的是，当审美活动日益扩张而变得无处不在时，以往“居庙堂之高”的审美活动所独具的崇高和神秘的特质被消解，转而趋向流水线视觉生产机制下的标准和统一的程式化审美。在“审美泛化” （aestheticization）的视觉景观下，个体的感知活动可能会出现对周遭事物的熟视无睹，在短视频同质化的视觉内容呈现中导致审美感知的麻痹和冷漠。再者，如前所述，个体审美活动同样伴随着道德感知和伦理感知活动，在短视频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依托视觉文本传达的内容无不渗透着创作者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观念。当迎合资本偏好和观者感官欲望的内容被不断生产出来后，短视频景观的视觉生产出现“以丑为美”“以恶为美”的审美偏向，而传统崇尚“美善相乐”“尽善尽美”的审美伦理观念不断遭到冲击和僭越，原有的美善统一的关系被解构，个体的视觉消费行为进而伴随着审美错位的伦理风险，在美善失调的视觉景观中弱化自身的审美感知和判断能力。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Mirzoeff）曾言：“现代生活就发生在荧屏上……图像绝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正是日常生活本身。” 视觉技术的发展和视觉化的审美转向使得日常生活趋于图像化和景观化，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视觉生产机制更是为个体构筑了虚拟且理想化的仿真世界。在短视频景观下个体的视觉消费过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个体的视看行为潜在着僭越传统伦理规范的风险，同时理性看待其成因与发展逻辑，解读并反思其带来的影响。
（刘海明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晓琴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硕士生）
※原文详见新闻爱好者杂志2022年第7期或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如转载、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新闻爱好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