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卢烈红教授
惊闻著名语言学家，武汉大学卢烈红教授于2023年1月13日病逝，享年64岁。沉痛悼念卢烈红教授，卢烈红教授千古！
卢烈红教授于1959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梅县。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大学毕业后考取该校汉语史硕士生，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年考取在职博士生，师从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研习汉语语法史，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卢烈红教授先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卢烈红教授曾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武汉大学国学院、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兼职教授。
卢烈红教授在汉语语法史、训诂学方面具有极深造诣，产出了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如《〈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训诂与语法丛谈》《古汉语研究丛札》等。卢烈红教授主编了《古代汉语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作为副主编领导了《古代汉语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编制工作，并参编《辞源》（修订本）50余万字。
卢烈红教授千古！
以上信息参考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院官网
卢烈红教授于2021年6月当选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副会长。训诂学研究会公众号曾发布卢教授撰写的《自述》。本号引用以纪念卢教授。
余出生于黄梅戏发源地，家数世以教书为业。孩提时代，食不足，故长成后虽不多病，而实体弱，一文弱书生也。自小即喜读书，家中有藏书一柜，小学高年级即读现代长篇小说，初中则读四大古典名著，家父又时以古文相教。及高中，则并哲学、经济等理论书亦喜翻阅。高考填志愿时，第二志愿为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洵有以也。高中毕业回乡，先在生产队任记工员、出纳，算是“小队干部”，后到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共两年多。这期间，深深体会到农人之辛苦，而自己虽不知前途如何，但即使在生产队劳作的那段时间，仍喜读书。家中的藏书读完再读两遍、三遍，甚至将大姊六十年代初期的初中语文、物理课本拿来反复读。77年参加高考，得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本校汉语史硕士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3年考取在职博士生， 1998年获博士学位。本一介书生，“摄官承乏”，曾任中文系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汉语言文化系主任共计十四年，学术兼职方面曾任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长江学术》副主编。
主攻汉语语法史、训诂学，兼及方言，学术研究的重点有三：一、禅宗语录语法研究。唐宋禅宗语录口语化程度高，与敦煌变文、宋儒语录一样，是研究唐宋汉语不可多得的珍贵语料。本人对禅宗语录的词法和句法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专著《〈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利用从日本传回中国的珍本，对南宋初年编印的禅宗语录总集《古尊宿语要》的代词系统和助词系统进行了穷尽式研究，同时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溯源讨流，勾勒了汉语代词助词的历史发展轨迹。此书是国内禅宗语录语法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受到学术界重视。中华书局《书品》杂志发表书评，誉为“唐宋汉语研究的一部力作”，《古汉语研究》杂志2000年第1期发表北京大学宋绍年对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进行总结的论文，文中将此书列为“引人注目的专书语法研究的成果”。此书2000年被评为“湖北省第二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句法方面，本人选取禅宗语录中特色显著的句法现象分专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讨论的唐宋禅宗语录特色句法现象有：（1）“即不问”转移话题式复句；（2）“只如”类话题标记句；（3）“只这（个）是”类强调式判断句；（4）“在”字确认句；（5）“着”字祈使句；（6）“好”字祈使句；（7）“看”字祈使句。这些句法现象有些以前研究得不充分，有些以前很少有人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唐宋禅宗语录句法本身，而是拓展研究视野，致力于下面三个方面：（1）注重共时比较，将禅宗语录与同时期的世俗文献进行比较，挖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或彰显禅宗语录的特色，或证明禅宗语录某些句法表现的普遍意义；（2）上溯历史，探讨唐宋禅宗语录句法现象的历史来源，梳理其发展过程，解释形成动因和机制；（3）下探唐宋禅宗语录句法现象此后的发展走向，直至考察该句法现象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因此，本人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以唐宋禅宗语录为基点，贯穿古今，践行“普（普通话）、方（现代方言）、古（古汉语）”的大三角研究理念，对相关句式进行了完整的历史考察，建立了相关句式单个句式的完整发展史。
二、训诂学史研究和词义考辨。《〈孟子〉中的训诂》一文是较早具体研究典籍正文训诂之作，从训释内容、释义方法、所用术语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孟子》中的正文训诂。《训诂术语补正》一文一是新发掘出训诂术语“则”；二是纠正了学术界对“当为”“当作”这两个术语的片面认识，指出这两个术语除改正误字的主要用法外，还能用于说明通假、指明正俗。《〈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黄侃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刘博平对音义关系研究的贡献》，这些论文都是对语源学研究史的探讨。词义考辨论文总共有20余篇，这方面研究的特点是：（1）或挖掘出前人从未涉及的词语进行考察；（2）或对前人研究不全面、不系统、有疏漏错误的词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探究；（3）或对当前人们使用有错误的词语进行考辨。三、母语方言黄梅方言语法、词汇研究。语法研究方面，《湖北黄梅话的指示代词》一文指出，黄梅方言指示代词有别于普通话指示代词的二分格局，呈典型的三分局面；黄梅方言有六朝指示代词“阿堵”的存留，大量使用“堵”系指示代词，这是现代其它方言所罕见的。该文2004年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词汇研究方面，注重将黄梅方言与近代汉语文献比较互证，一方面，由近代汉语文献证黄梅方言，厘定这些口语词的词形，了解其使用历史；另一方面，由黄梅方言证近代汉语文献，准确判定近代汉语文献中所使用的这些词的词义，知道这些词是当时实际语言的反映。这种互证的成果，无论对方言词典还是通语词典的编撰，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卢烈红教授2016年论文《语体语法：从“在”字句的语体特征说开去》特纪念卢教授。
语体语法：从“在”字句的语体特征说开去
卢烈红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汉语历史上有一种以语气词“在”煞尾的句子。这种句子唐宋禅宗语录使用最多。从语体的角度观察，这种“在”字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有语体分布差异，主要用于谈话语体；二是它的语体特征古今发生了变化，古代它主要用于禅家、学者的专业性谈话，今天它主要用于方言区平民的日常口语。具有评论性是其主要用于谈话体的原因。
关键词：以语气词“在”煞尾的句子 语体特征 谈话体 语体变化 评论性
本文所说的“在”字句是指以语气词“在”煞尾的句子，这种“在”是表达肯定语气的。吕叔湘（1941）《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一文最早探讨了语气词“在”，认为“其所表语气大致与今语之呢字相当”，“以祛疑树信为用”。
这种“在”字句自唐代开始出现，唐宋时期多见，其用法大致可别为四种：
1.“在”用于肯定句，句子表示事象现时存在、依然存在。例如：
（1）沩山云：“若与摩，汝智眼犹浊在。未得法眼力人，何以知我浮沤中事？”（《祖堂集》卷十八第464页，仰山和尚）
（2）聚徒一千二千，说法如云如雨，讲得天华乱坠，只成个邪说，争竞是非，去佛法大远在。（《五灯会元》卷五第296页，清平令遵禅师）
（3）然亦不止就贫富上说，讲学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阔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第530页）
这3例，谓语中心分别是“浊”、“远”、“阔”，都是形容词，“在”字很明显是语气词。例（1）句中有“犹”，强调事象依然存在。
2.“在”用于肯定句，句子表示假设，表示事象将然，句中常有表示将来时间的词语，“在”前有时还有表将然的语气词“去”。例如：
（4）沩山云：“寂子此语，迷却天下人去在。”（《祖堂集》卷十八第458页，仰山和尚）
（5）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在。（《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五第287页，德山宣鉴禅师）
（6）已后为一株大树，覆荫天下人去在。（《五灯会元》卷第十一第642页，临济义玄禅师）
例（4）“寂子”指仰山和尚，仰山和尚名慧寂。例（4）、例（6）“在”前有“去”，例（5）、例（6）句中有表将来时间的“他时”“已后”。
3.“在”用于否定句，句子表示事象未然，否定词多为“未”，亦用“不”。例如：
（7）有恒沙无漏戒定慧门，都未涉一毫在。（《祖堂集》卷十四第373页，百丈和尚）
（8）师曰：“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五灯会元》卷第七第392页，玄沙师备禅师）
（9）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识得它源头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错了。（《朱子语类》卷第十六第337页）
例（7）“恒沙”即“恒河（在印度）之沙”，形容数量非常多。例（9）“捺”是“强压、抑制”的意思。
4.“在”用于问句，句子表示反诘或真性询问。例如：
（10）云：“心如工技儿，意如和技者，争解讲得经论在？”（《祖堂集》卷十四第360页，江西马祖）
（11）不见古人唤作食疮脓鬼、吃涕唾鬼、吃不净鬼，未唤作人在？（《古尊宿语要》第10页，鼓山和尚）
（12）澄一禅客逢见行婆，便问：“怎生是南泉犹少机关在？”（《五灯会元》卷第三第184页，浮盃和尚）
例（12）“南泉”指南泉普愿和尚，“机关”指机谋。例（10）、（11）表反诘，例（12）是真性询问。
从语体的角度观察，这种“在”字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有语体分布差异，主要用于谈话语体；二是它的语体特征古今发生了变化，古代它主要用于禅家、学者的专业性谈话，今天它主要用于方言区平民的日常口语。下面就这两点展开讨论。
关于语体的分类，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最粗略的有“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之二分；也有学者强调“对话语体”与“叙事语体”之别；张弓（1963）将语体先别为“口头语体”与“书面语体”两大类，再将书面语体区分为文艺语体、科学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袁晖、李熙宗（2005）将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文艺语体和综合语体，再进行下位分类。“在”字句古今都主要用于谈话语体。
自唐代以迄清代，“在”字句主要用于禅家、学者的专业性谈话，叙事性语体中很少见到。
唐宋时期，“在”字句主要见于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这两类都是“语录”，是典型的谈话体，前者是禅家师徒的现场对话，后者是儒家师生的现场学术互动。请看表1：
再看看唐宋叙事类语体中“在”字句使用情况：
对照表1和表2，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1.表2中9种文献有史籍、有小说、有说唱文学，其中《新唐书》、《旧五代史》、《太平广记》篇幅很大，《游仙窟》、《敦煌变文集》、《太平广记》、《三朝北盟会编（节选6种）》口语成分较多。而9种文献有6种“在”字句为0，这其中就有口语成分较多的《敦煌变文集》和《三朝北盟会编（节选6种）》，其它3种用例也很少，总体上跟表1相比悬殊很大，特别典型的是，《太平广记》500卷仅6例，而《朱子语类》前30卷就有34例。凡此均可证唐宋时期“在”字句主要用于谈话体。
2.表2中3种文献的9例“在”字句（《太平广记》有1例即《朝野佥载》中的那1例），实际上全部出现在对话中，并非叙事语言，也就是说，实际上，表2的9种文献叙事语言中无1例“在”字句，这更进一步证明唐宋时期“在”字句主要用于谈话体。
3.表1中《上蔡语录》的作者谢良佐是今河南上蔡人，表2中《游仙窟》的作者张文成是今河北深县人，还有，白居易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他的诗作中有10余例“在”字句，可见“在”字句不限于禅宗语录和朱熹《朱子语类》这些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北方作者也会用。由此可知，“在”字句在文献中分布的差异不是方言之别，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语体之异。
唐宋诗词中也有一些“在”字句用例，但总的说来，与表1中谈话体文献在使用频率方面相差甚远，“在”字句主要用于谈话体殆无疑义。
元明清“在”字句衰落，但三个朝代都还有一定数量的用例，并没有消亡。明清时期“在”字句仍主要用于谈话体。请看下面的表3与表4：
表3中共23部小说，1个剧本，小说都是白话小说，语料总规模不小，但仅见2例“在”字句，且这2例都是对话。
表4中，《传习录》是王阳明的哲学语录，多有讨论四书的内容，除收在卷中的书信外，卷上、卷下多为问答体。《读四书大全说》是王夫之读《四书大全》的学术笔记，虽不是明显的语录体，但与语录体相近。其一，《四书大全》收录各家之说，王夫之就“四书”的具体词句、具体观点对各家的解释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是有潜在对象的学术对话。其二，王夫之评议的主要对象是朱熹，这部书与《朱子语类》有相同的讨论对象，语言风格明显受《朱子语类》影响，承袭《朱子语类》遣词造句之迹显而易见，而《朱子语类》是典型的语录体。下面看看《传习录》和《读四书大全说》中的几例：
（13）曰：“……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传习录》上“陆澄录”，第21页）
（14）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传习录》下“黄省曾录”，第172页）
（15）集注云：“凡云‘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辞”，此语亦未圆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第219页）
（16）问者曰：“无事而思，则莫是妄想？”如此而问，卤莽杀人！夫唯忿与见得，则因事而有；疑之思问，且不因事而起。若视听容貌，则未尝有一刻离著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七，第463页）
对照表3、表4可知，在明清“在”字句总体衰落的大背景下，专业性谈话体中有相对多一些的“在”字句用例，其语体特征与唐宋一致。
进入现代，“在”字句的语体特征发生了变化，在通语书面文献中它已消亡，只见于方言，活跃于方言区百姓的口语中。
不过，较早时候，学术界认为“在”字句只在现代闽方言等少数方言中保留，可近二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方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现代方言中“在”字句有广泛的分布。
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西昌；湖北宜都、武汉、仙桃、襄阳、荆沙、荆门、长阳、随州；湖南的华容。
江淮官话：湖北英山、蕲春、麻城、孝感；安徽巢县、合肥、霍丘。
赣方言：江西丰城；湖北嘉鱼（簰洲）、蒲圻、通城、阳新、通山；安徽宿松；广西玉林。
湘方言：湖南辰溪、岳阳。
晋语：山西五寨、代县、石楼、偏关。
中原官话：陕西安康；河南固始、光山。
闽方言：福建闽南地区、漳州；海南乐东县黄流话。
下面举几个现代方言的例句：
湖北武汉话（汪国胜1999，西南官话）：
（17）车子停在门口在。
（18）爸爸在办公室等倒在。
（19）他坐倒在。
广西玉林话（梁忠东2009，粤方言）：
（20）佢吃饭在，冇要喊佢。
（21）我开住会在，你先去啰！
（22）老师企在讲台在。
总起来看，句末语气词“在”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颇广，主要分布区域是西南官话区和江淮官话区，中原官话区、晋语区以及闽、湘、赣、粤等方言区也都有一些方言点使用这个词。
虽然现代“在”字句已从古代的主要用于专业性谈话转为只用于方言区百姓的日常口语，但总的还是属于谈话体范围。
为什么古今“在”字句都主要用于谈话体呢？这跟语气词“在”的语法意义有关。
方梅《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一文认为，语体差异可以从功能类型角度去认识，“着眼于功能类型，叙事语篇与非叙事语篇的差异是基本的差异”，相对于叙事语篇，“对话语篇的时间连续性不强，动作主体特征也因谈话内容而异，现场性和评论性更为突出”。这就是说，对话语篇或曰谈话体有两个突出特征，即“现场性”和“评论性”。语气词“在”表达的是肯定语气，具有评论性，因此适合用于谈话语体。古今“在”字句主要用于谈话语体，原因就在这里。
语体语法是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它是修辞学和语法学的交叉学科，注重从语体的角度观察语法现象，认识语法规律，揭示语法事实的语体层次与语体成因。在这方面朱德熙、胡明扬、陶红印、张伯江、方梅、冯胜利有较大贡献。
从反面角度，语体语法学认为，语法研究离开了语体区分，所总结出的规律往往不准确，会有偏差。比如胡明扬（1993）就曾指出：很多语法学家认为形容词的主要功能是用作谓语，用作定语并不是形容词区别于其他词类的主要语法功能。实际上，就口语而言，形容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用作谓语，用作定语不是主要的功能；“但是书面语的情况就不同了”，“就书面语而言，形容词用作定语是一项主要语法功能，至少用作定语的机会比用作谓语的机会多”。在胡明扬看来，形容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谓语还是作主语，必须区分语体，不能一概而论。
从正面角度，语体语法学认为，“任何一种语体因素的介入都会带来语言特征的相应变化”（张伯江2007），“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陶红印1999），结合语体研究语法，可以发现重要的语法事实，总结出切合实际的语法规则，获得对语法事实的科学解释。比如，关于处置式“将”字句，以前研究现代汉语共时语法的学者几乎无例外地认为“把”字句应用范围广，频率高，“将”字句只用于书面语，而研究历史语法的学者都认为“将”字句早于“把”字句，但后来“把”字句取代了“将”字句。可是，陶红印（1999）的研究表明，仅说“将”字句只用于书面语是不够的，太笼统，因为同样是书面语，社论和菜谱“将”字句的使用差别是很大的：《人民日报》1997年的49篇社论，近十万字，“将”字句使用7次，“把”字句使用145次，二者比例为1:20；而206个菜谱，近五万字，“将”字句使用372次，“把”字句使用166次，二者比例超过为2：1。同为书面语，情况相反，这说明“将”字句和“把”字句的区别不是靠“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分能解释的，必须在书面语的范围之内寻找另外的解释。张伯江（2007）就这种区别根据沈家煊关于“把”字句主观性的研究，引入“主观语体”和“客观语体”这一语体分类角度，指出：现代汉语共时系统中，“把”字句的表达特征是主观表达，“将”字句的表达特征是客观表达，而社论属于典型的主观语体，菜谱是典型的说明性语体，属于客观语体范畴，因此，社论多用“把”字句，菜谱多用“将”字句。陶红印和张伯江的研究从语体角度出发，不仅揭示了人们以前认识有误的语法事实，而且对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全新解释。另外，他们的研究也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汉语中“把”字句并没有完全取代“将”字句，“将”字句在说明性语体中仍很活跃。总之，他们关于“将”字句和“把”字句的这一研究彰显了语体语法学的威力。
我们以上关于“在”字句的研究说明，在历史语法研究中，语体角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种角度的研究也是可行的。语体语法由于着眼于修辞学和语法学的交叉融合，给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能促进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能推动语法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原文发表于《长江学术》2016年第4期，推送时省略注释，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