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升远：帝国宣传的莫比乌斯环

文 | 王升远

（《读书》2023年10期新刊）

一九四八年春日的一天，曾因战争文学而暴得大名的火野苇平收到了一通来自总理大臣的挂号公文。公文判定， “根据昭和二十二年敕令第一号 ”（即 “ポツダム宣言の受諾に伴い發する命令に関する件に基く公職に関する就職禁止退職等に関する勅令 ”），认定火野 “符合该令第四条的备忘录 ”规定之条件，并认为其作品 “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肯定了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致力于高扬战意，其影响既广且大。基于以上原因，不得不认定该人是迎合军国主义，并协助了其宣传者 ”（火野葦平運営委員会編：《火野葦平展》，北九州教育委員会一九九四年版）。结果是，火野被暂定为因战争责任问题而将被开除公职的作家之一。

火野苇平（1907-1960）

作为对此严峻事态之应对，就像其他所有涉事者一样，这位芥川奖得主也开始为脱罪而积极奔走、运动。在一九四八年四月致内阁总理大臣芦田均的 “异议申述书 ”中，他以近万字的长文力陈其无罪立场，并向 “中央公职适否审查委员会 ”寄呈了包括被审查方揪住的《向战友倾诉》《广东进军抄》和《陆军》在内的、一九三一年以降个人著书三十册备考，声称 “自日华事变前至今，我作为作家的品格 ”皆历然其间。在这份围绕个人著述展开的自辩中，三本问题作自不待言，曾合计出版三百余万部、让其在战时名利双收的 “士兵三部曲 ”自然也是绕不过去的。

火野苇平力陈自己无罪立场的“异议申述书”（1948年4月）

加藤勘十（1892-1978）

待罪上陈自然旨在喊屈鸣冤，但心中块垒总也要寻处浇灭。身为作家，如此难得的素材岂能错失，于是便有了述说革职前后人事际遇以及个人复杂心境的中篇小说《被革职者》（《追放者》）。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火野的革职处分甫一解除，《改造》同年十二月号旋即刊出了该作，翌年一月创元社又跟进出版了同题小说集。作者骨鲠在喉的倾诉欲以及战后文学市场对这位话题作家之期许都足见一斑。在这部以实名躬身入局的作品之后记中，火野苇平有一段颇显纠结的表述：“我确信自己知道了一些之前不知之事，也管窥到了些黑幕中的东西。……便毫不隐瞒地写出了《被革职者》。……关于这部作品，讨论原型问题这类话题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因为我所写的并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小说。”（火野葦平：“後書 ”，《追放者》，創元社一九五一年版）既已 “毫不隐瞒 ”，又何必自称 “小说 ”而非 “报告文学 ”，忸怩之外颇有些言不由衷。而欲揭黑幕，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具体的人事关系，为此火野也颇费了一番心机。作品中，与火野相善的人物皆以实名登场，而以化名入戏者则被塑造为两种丑角类型 —他们或是在革职运动前后不断调整个人言论立场以迎合战后“民主主义 ”的“变色龙 ”，或是在火野落难时落井下石或袖手旁观者 —并以 “人性 ”之名对其做出了文学报复。当然，作品也并未回避战时战后毁誉参半的 “士兵三部曲 ”，两位英译者也分别以路易斯 ·布什之实名和 “滨崎たか子女士 ”之化名被作者带着鲜明的 “敌友观念 ”进行了褒贬。而由前述自辩不难推知，滨崎即是现实中 “现劳动大臣夫人、议员加藤静枝 ”。 

左图为1950年初刊于《改造》十二月号的《被革职者》，右图为创元社于1951年1月出版的同题小说集

加藤静枝（1897-2001）及其翻译的英文版《麦与士兵》

火野苇平“特免申请”材料中出现的布什证言（1949年）

由前文广告中所谓的 “英语报国 ”不难看出，研究社推出的英译本实乃贯彻了战时日本鲜明的文化外宣意图。事实上，火野战争文学之外译并非是译入国需求导向的文学事件，自始至终都是日本军方强力指导和推动的结果。五味智英系统地考察了清水盛明领导下的陆军情报部（兼任内阁情报部）之外宣战略及其与火野战争文学外译工作的接点。文章指出，早在一九三八年，有着新式宣传思想的清水便已在演讲中强调：“对英国和美国，政治上的宣传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采取对他们而言容易接受的方法也很必要，越是战时就越须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采取柔和的方法。对于这种文化宣传方式，他们便会不加批判地吸纳并立即向我们靠拢。”基于这一认知，在日本国内创下了一百二十万册销售纪录的《麦与士兵》自然是绝佳的外宣素材。原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长秋山邦雄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提供的证言中称：“火野在士兵和一般国民中收获了超常的人气，这让我们想到以后可以利用他为军方的宣传报道做些有用的事。”（山岸郁子：《火野葦平の公職追放仮指定に対する “異議申立書 ”と“証言 ”》）于是，清水领导下的情报、宣传部门不仅在内宣层面推动了火野战记的单行本出版及电影化、戏剧化、广播化、舞蹈化等全方位改编，要求相关方面夹带时局宣传内容；还与火野本人直接探讨了《麦与士兵》的海外译介事宜，而作者在致妻子的信中表示 “我非常高兴，军方也非常高兴 ”（五味智英：《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清水盛明のプロパガンダ戦略と火野葦平》，《文学研究論集》第五十二号，二〇二〇年）。

表面上看，《麦与士兵》英译本在美国似乎同样取得了满堂彩。静枝的友人威廉 ·亨利 ·钱伯伦在为《麦与士兵》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盛赞该作堪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相提并论， “书中完全没有任何宣传战争的成分 ”。而更让日本读者兴奋的恐怕还要数一九三八年新科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的正面评论，她认为 “该小说没有任何宣传色彩 ”（《東京朝日新聞》一九三九年六月三日。而赛珍珠在文中对日军在华非人性暴行的批评都被日本报纸删除了，见 Pearl S. Buck, A Soldier of Japen , The New Republic, 1939）。有了文坛重镇的加持，日本国内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该作（实为《土与士兵》的全译与《麦与士兵》的压缩译本）在彼邦读书界引起的巨大反响。以 “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我的美国朋友们研究兴趣的感念 ”“主动尝试了这项工作 ”的译者石本静枝，兴奋地概括了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称：“事变以来不太报道日本事务的美国媒体纷纷报道说，此书以其全文贯流其中、不容侵犯的人道主义精神向讲求人道主义的美国人倾诉，这将极大地消除美国人对日本之误解。”同时，她又以身在美国的海外视角观察到： “让人高兴的是，这的确命中了舆论国家美国的舆论鹄的。”（石本静枝：《アメリカの〈麦と兵隊〉》，《改造》一九三九年八月号）

然而，静枝面向国内媒体的报道实则是对美国舆论有选择性的呈现。“与静枝和钱伯伦的预测相反，一般的美国人和批评家只把该作理解为军国主义的 ‘自我宣传 ’。大部分批评家无视了钱伯伦的序文，开始去非难男爵夫人。在一九三九年的时间节点上， ……美国人的反日情感已普遍、迅速高涨，对被蹂躏的中国人之同情以超过反日情感的速度增长了起来。”（ヘレン ·Ｍ·ホッパー著、加藤タキ訳：《加藤シヅエ百年を生きる》，ネスコ ·文藝春秋一九九七年版）有批评家针对英译者前言和钱伯伦关于该作 “非宣传性 ”的论调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士兵的信条是以为天皇战死为荣，对于任何熟知这一点的人来说，日本政府没有阻止这部小说的发行，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在小说一个很短的段落中，火野表达了他对所有战争的愤慨。但他正在从事的这场战争，原因为何？他又何以身在中国？对此，火野下士从未质疑过。……”（《麦与士兵》）“纯粹是一本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战争宣传品，且深谙宣传之道！”（Philip J. Jaffe“Asia: Words and Soldiers.”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15.4 [1939]: 640）回首往事，加藤静枝也坦陈：“从美国读者那里，完全看不到对这部士兵物语的宽容。……我的翻译遭遇了 ‘不买运动 ’，书也卖得不好。”（《加藤シヅエ百年を生きる》）因此，火野在《被革职者》中表示 “听说英译本在美国卖了二三十万本 ”，复又在自辩中宣称， “我的作品若有军国主义色彩，是不可能见容于民主主义国家的 ”，这恐怕也只是因媒体鼓噪而形成的个人幻觉与误判。

《麦与士兵》的外译是战时日本外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部所代表的军国主义政治权力与作者、译者乃至海外文化市场的一场合谋，服务于日本帝国的宣传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GHQ认定火野苇平 “迎合军国主义，并协助了宣传 ”之判断可谓公允。作为一颗内宣、外宣系统中的螺丝钉，强调自家性格、文学追求自然无可厚非，但在非常年代的极端语境下，甘为军国主义的工作积极提供 “接口 ”，并乐于在其系统中发挥影响则另当别论。面向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外宣工作又在剔除了批判文字之后，通过媒体的书评译介和鼓噪转为积极的内宣物料，英文译者的知友们因私谊而撰的宣传文字被译介回日本国内时被包装为海外读书界的普遍积极反馈。于是，帝国宣传系统由内宣、外宣以及 “外宣转内宣 ”所营构起的、内外交互的莫比乌斯环（类比永无止境的循环）便成型了，日本国民就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循环结构中对内盲目乐观、对外群情激愤，在一片虚假繁荣中感动了自己、冲击了世界。在日本的火热和在西方的遇冷，不变的是《麦与士兵》，不同的是迥异的政治语境与精神状态下的读者。当然，对于这种不以对象国实际文化需求为指向的、夹带帝国意图的外译工作，异域读者未必买账，试图以此缓解英美对日情感与政治选择的文化努力也终以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