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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新刊 | 王路:叶秀山的哲学追求

王路 读书杂志 2021-03-26



作者按:

“读叶秀山先生的文字,会觉得他是思想家;听他讲哲学,会觉得他是学者;和他聊天,会觉得他是一位智者。凭着这些经历,尚不能走进叶先生哲学思想的深处,但是相处久了,我总觉得,至少有一点我与他是相通的,这就是对哲学的追求。”——王路


叶秀山的哲学追求

文 | 王路

(《读书》2019年7期新刊 )



王齐寄来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重读叶先生的书,感触良多。


叶先生是我的前辈学者。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入哲学所,八十年代初去美国访学,两年后回来写了《前苏格拉底研究》,然后写了《思、史、诗》等著作,文章不断。八十年代末我每天在哲学所办公室里看书,常去他的那个写作间,与他聊得比较多。叶先生很健谈,诲人不倦,让我受益。那时他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在写作间看书,午饭自带,饭后午睡,下午去逛王府井购书买碟。这种情况延续到九十年代后期,直到哲学所将写作间收回。二○○二年我来清华大学以后,与叶先生交往就少了,只是出了书送一下,春节电话问候一下,聊几句。记得很久以前吴国盛就给他出过文集,好像有四五卷,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纯粹哲学系列丛书,叶先生写了总序,出了几本书,也转送来他的著作。如今获得遗著,叶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叶秀山先生


叶先生多才多艺:善书法,喜京剧,好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才多艺的学者,自然与众不同。一次他评价一位书画大师的字:小学大字课老师大概也是不能给画圈的。这话贬低至极,但是叶先生说得那样从容不迫,你只能信服。有一年哲学所评职称,美学室的韩玉涛申报研究员受到质疑:他的成果很少,只有一个关于书法的小册子。但是叶先生(还有王树人先生)却大力支持。叶先生谈论书法和中国文化,盛赞韩老师对书法的理解和造诣,结果还引来美学室一些人的不满。有一次叶先生说起美学,谈到他曾当面对一位美学名家说,你不要那样说美学,美学我也会搞,我也搞过。他的意思是说,美学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它没有什么科学性,与哲学不同。叶先生有一句话我记忆很深:哲学研究,总还是要搞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东西。叶先生曾经写过他出国前让余丽嫦带他去看金先生的故事,话里话外透着他对西方哲学的向往和对美学的不屑。他曾对我说过多次,你不要只学逻辑,还是要学习一下西方哲学。正是对西方哲学的热爱,使他一路走来,直到为我们留下这部遗著。


我在哲学所二十一年,最幸运的是能够认识众多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我去过金岳霖先生家,听过贺麟先生的课,但是,真正说到对哲学所学术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像叶先生这样的学者,受教于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得益于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们那里,我听到许多关于金、贺等老先生的故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金、贺老一辈学术传统的体现和延续,由他们的所言所行,我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以前身在哲学所,对这种传统比较麻木,来到清华大学以后,总听说要继承金岳霖传统,我才开始反思,这种传统是什么?十几年过去了,如今终于认识了什么是金岳霖传统,这其实就是一种学术传统,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感谢对这种传统的认识,今天我可以非常坦然地说,在对哲学的追求上,我与叶先生是相通的,但是在关于哲学的认识上,在哲学研究的方式上,我和叶先生还是有些差异的。


金岳霖先生与贺麟先生(图片来源:左图出自《金岳霖文集 第一卷》,右图为网络公开图片)


叶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上一辈,大都有一种家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文革”,这种理想和抱负虽然并未时时处处体现,但是渗透到骨子里,忘却也难。叶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显示出的巨大热情,在我看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金先生写过《论道》,那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贺先生论过中国哲学,最终还是明言“不能与黑格尔离婚”。叶先生则似乎是青出于蓝。很多年以前我读了叶先生一篇关于(好像是参观故宫)文物的文章,向他询问写作的意图。他说,作为中国人,总还是要做一些与中国思想文化相关的研究。所以,他从美学这样与经验相关的研究进入哲学,走进形而上学的殿堂;他不满足于西方哲学的文本,最终步入中国思想文化的世界。他的学术轨迹是不是呈现出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姑且不论,最终的结果却一定不是心血来潮。他自谦对中国哲学下的功夫很不够,也仍然要写“中国哲学”,要讲述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止于至善”的精神,要谈论中国哲学的“机遇”,要对中国哲学“寄希望”,并称它为“未来”。叶先生的高足黄裕生教授认为,哲学是科学,又不是科学。这种辩证的统一似乎可以对叶先生的研究工作做出解释:前一句对应于叶先生所提倡的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后一句大概可以涵盖叶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是在“哲学”前面加了“中国”二字,因而是一种加字哲学,与哲学不同,至少与形而上学不同。所以,我读叶先生的遗著会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失掉一次推进思想的机会,中国浅尝辄止的‘以物观物’,又回到‘以天观物’的传统上去”,我大致可以明白叶先生在说些什么,而读到“唯有‘理’‘上下古今’无往而不‘在’,无往而不‘通’。‘形而下’者‘变异’,‘形而上’者‘恒存’,‘放之四海皆准’”,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理解叶先生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对于“哲学家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程颢)的‘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两句,的确是一种‘形而上’的‘趣味’”,我就只能赞叹:叶先生的才华和想象力,真的是让人望尘莫及。


与金、贺前辈相比,叶先生这一代人也有不同。经过“文革”十年,他们消耗了大好岁月。“文革”之后一度有一个口号: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个口号显示出一种紧迫感,暗含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熟悉这个口号,只不过今天淡漠了。如今年过花甲,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论文读不过来,转眼就是一年,大约也是有了一种紧迫的感觉。做研究,有没有紧迫感,大概还是不一样的。叶先生无论是研究和生活,都显得洒脱自如,其实节奏一直是紧张的:他那二十多部著作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即使主编西方哲学史多卷本,他也是自己撰写一卷(导论卷的上卷)。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阅读,他思考,他写作,他在写字台前度过自己的一生。


叶秀山:《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原载《读书》1992年第9期


叶先生妙笔生花。他写的“沈有鼎的大蒲扇”脍炙人口。但是他晚年的哲学写作中引号用得太多了,多少阻断了文采,有些像歌唱家说的失去了legato(连奏)。我曾对叶先生说过,大量使用引号让人读不懂。叶先生对我严肃地说:王路,我那是有专门含义的。我体会,引号的使用,体现出叶先生的思考。他的思考超出所用语词的日常用法和含义,而具有了专门的意义。有人说,叶先生这是自成一派。在我读过的哲学家著述中,的确未曾见到这样的文本。对于这样使用引号,我始终不能理解。这次阅读叶先生的遗作,面对引号,再次想起叶先生的话。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引号是语法符号,但是在叶先生这里,它们已经成为文字的一部分,因此要把它们看作是有含义的,是帮助表达思想的。看着层出不穷的引号,我隐约觉得,它们似乎在提示,那里包含着叶先生读书思考的感想和认识。我可以努力体会到叶先生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信马由缰。我好像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他的表达,那似乎不仅是思想的表达,而且是情感的表达,一种带有紧迫感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


我一直认为,研究不是写文章,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新东西。这就包括对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阅读。所以,说出新东西,说说容易,做到却难。我在哲学所时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康德二律(“头顶的星空”和“胸中的道德律”)的文章。他送我的时候说,他买了五十本杂志,要好好送一送人。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溢于言表。读书会有想法,感觉到有好的想法就想写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好的想法与新东西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叶先生对于这样的思考很有心得。他曾在讲座和文章中说过,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读得有了想法才能写。我和叶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有想法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好的,大概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如何能够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新的呢?这里其实涉及学术标准。不读文献,就不会知道别人说了些什么,因而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别人没有说过的,是不是新的。所以,“新”是一个标准,一个要求,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标准和要求,却又是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


康德诞辰250周年纪念邮票


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一定也有出新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们那一代人,即便是搞西方哲学,信奉的还是学贯中西,追求的是融会贯通。叶先生说的读书要读得有想法,似乎就有这样的信念追求。与《前苏格拉底研究》相比,可以明显感到遗著在文献使用方面的变化:在遗著中,叶先生更多的是阐述自己思考的成果。透过引号,我们可以体会到叶先生在努力实现融会贯通: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放在哲学史的背景下来理解,一个命题要联系某一种理论来理解,一个概念甚至也要结合某一种文化来理解。我钦佩叶先生的努力,但是总觉得这样的融会贯通少了些东西,比如欠缺一些深入细致的分析。冯友兰先生说,金先生的本领是将简单的东西说得复杂,而他的本领是将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借这个说法,我觉得叶先生的本领在二者之间。引号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像字面上表达得那样简单,但是究竟为什么不那样简单,它也只是提示而已。也就是说,引号尽管可以告诉我们它还表达了更多的思想,但是毕竟没有告诉我们它表达了什么思想;引号也许可以提示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但是,它终究没有提示我们如何去思考。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叶先生求全责备,而是告诫自己,与叶先生相比,我毕竟还是赶上了可以安心读书,可以按部就班从事学术研究的好时代。在学术研究上,我们只能并且也应该比叶先生做得更好,而不能像叶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拥学术而‘投入市场’”,“把哲学学术当作仕途的敲门砖”。


叶秀山先生临终前所写读书札记(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 “三联学术通讯” 2016年11月29日)


阅读叶先生的遗著,似乎又走进他的那个小写作间:社科院大楼九层中段尽头,靠北,阴面。一张写字台,卡片一摞摞,一张折叠床,书籍杂志铺天盖地。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在哲学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他说:“把时间留下来!”他感叹,他在哲学所的写作间没有了,“如果有,我还会回来!”这是他治学的肺腑之言,我认为也是他的呼唤。叶先生是学者,一个有使命感的学者。他提倡要好好读书,要搞“纯粹”的哲学,要做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研究;他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又觉得一定不能脱离中国的思想文化,而这才是未来的希望;他从古希腊哲学出发,将形而上学的视野扩展到整个西方哲学,最后又将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学贯中西的著作。


王齐说,《哲学的希望》这个书名颇费了一番心思,她希望它可以被看作出自叶先生之手。哲学是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规律,有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是学术,至少可以是学术的东西。哲学可以加字,从而也就可以超出学术的范围,成为文化的东西。“哲学的希望”,可以表示叶先生对纯粹哲学和具有科学性的哲学的认识和奉献,也可以体现叶先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热爱和追求。这个名字,恰到好处。


 (《哲学的希望》,叶秀山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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