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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到己酉年也完成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的建构。

淳熙四年以来，朱熹在不断修改《四书集注》中，感到他的四书学体系有一个内在弱点： 有“大学”而无“小学”。

没有“小学”，他的四书学体系同他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思想学问大旨相抵触。因为他的敬知双修、诚明两进，是以敬的涵养为主（主敬），但是《大学》中的次序却是由格物致知而进于正心诚意，是先致知进学再用敬涵养。

这就必须用“小学”来弥补他四书学中的这一漏洞。在他看来，童蒙的洒扫应对进退等小学工夫，就是从敬的涵养入手；到成人后入大学，便又从穷理致知入手。

朱熹，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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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淳熙十四年，他完成序定了《小学》一书，标志着小学也被他纳入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中。

小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自养得他心”。这样他把小学与大学统一起来，从而也就把用敬与致知统一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从淳熙十年开始撰写《小学》。经过多次修改，到淳熙十四年，他完成序定了《小学》一书，标志着小学也被他纳入了《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中。

《小学》是要为士子提供一条由小学进登大学的“圣学”阶梯，也就是为失却了道德灵魂而只具有记诵章句躯壳的封建小学教育提供一部新的教科书。

朱熹在《小学题词》中宣布，小学教育就是要实现人向善性的复归，因为人本来性无不善，只是因“物欲交蔽”、“利欲纷拿”，使善性遭到了蒙蔽戕害，小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从童蒙时代就引导返回到性善的本初上去，即使不能完全实现达到，也要为这种人性的复初打下基础，因此他说：“小学之方，洒扫应对。入孝出弟，动罔或悖。行有余力，诵诗读书。咏歌舞蹈，思罔或逾。穷理修身，斯学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业广，乃复其初。”

在这种小学教育中，朱熹贯彻了他的主敬存养的理学教育思想，他在给黄的信中点明他的这一小学教育的根本思想说：“主敬方是小学存养之事，未可便谓笃行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耳。”

又在给吕祖俭信中强调小学与大学的关系说：“正容谨节之功……此本是小学之事，然前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补填，终成欠阙，终成大学之病也。……大抵此学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本，而讲于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要切之务。”

小学的主敬存养归到底也就是一个尊德性收放心的问题，为进一步的大学教育打下思想基础，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得到了贯通。

3

《小学》的完成，又成了朱熹进一步构建四书学体系的新起点。

从丁酉年序定《四书集注》以来，他没有停止过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的修改。到淳熙八年从南康军任归后，他有一次大的全面修订，淳熙九年他在浙东提举任上便首次刊刻了《四书集注》。

这个在婺州的刻本（宝婺本），是朱熹第一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标志着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中四书学在经学文化史上的出现与确立。淳熙十一年由广东帅潘畤和广西帅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就是用的宝婺本。

4

朱熹很快又否定了宝婺本，在淳熙十二年与十三年，他对《四书集注》又作了两次更大的修订。

在淳熙十三年由詹仪之印刻于广西静江，由赵汝愚印刻于四川成都。淳熙十三年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大学》与《中庸》上，他在给詹仪之的信中有具体的叙述：

 《中庸》、《大学》旧本（按：指德清本）已领。二书所改尤多，幸于未刻，不敢复以新本拜呈……《中庸序》中推本尧舜传授来历，添入一段甚详。《大学·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序甚明，删去冗说极多，旧本真是见得未真。

朱熹完全按照自己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学问大旨修订《四书集注》，他把理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理一分殊”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大学》在他认为是学问的大纲，他补写的《格物章》又是纲中之纲，在这一章中，他强调“即物而穷理”，反对离物去“穷理”。

因为讲“穷理”不讲“格物”，有“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的危险，而流于老佛空道空理。故他反复强调《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

他的即物穷理，也就是要就“分殊”以求“理一”，不仅同即心悟理的陆氏心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离物求理的老佛玄论划清了界限，成为程朱理学的方法论根本原则。与此相对应的对《中庸章句序》的修改，是加入了一段“十六字心传”的经典解释，高度概括了他的通过主敬守心达到存公理灭私欲以复归善性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

如果说《格物章》的修订贯穿了“进学则在致知”思想，是对“分殊”的突出强调；那么《中庸章句序》的修订便贯穿了“涵养须用敬”思想，是对“理一”的突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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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十五年，他对《四书集注》又作了一次决定性的大修订。

然而静江本与成都本在他的《四书集注》的思想体系的演进中又还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本子，他的不断自我否定的反思很快又超越了它们。淳熙十五年，他对《四书集注》又作了一次决定性的大修订，蔡元定、黄榦、程端蒙、滕璘兄弟、董铢等都是他的重要助修者。这次他同师友弟子呕心沥血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可以从他给程端蒙的信中窥见一斑：

《孟子》中间又改一过……如来喻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觉太繁，注中著不得许多言语。今可更约其辞，为下数语来，若发脱得意思分明，又当改却此说，乃佳也。致知说及他数处近改者，德粹（滕璘）写得。今有所改《或问》一二条，亦写寄之，可就取看。日新一条，似比旧有功也。发见之说，已具叔重（董铢）书中……《大学或问》所引孟子，正是传授血脉，与授引牵合者不同。……

6

淳熙十六年的序定才正式标志着他的《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的正式诞生。

如果考虑到《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本是他在淳熙四年写的，那么他把二序加以修改署名淳熙十六年作，就充分表明他是有意把淳熙十六年序定本作为《四书集注》的正式定本的。因此可以说，淳熙十六年的序定才正式标志着他的《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的正式诞生。

他从淳熙十三年以来的生平第二次学问著述的总结，也就以淳熙十六年的序定《四书集注》作为完成的标志了。虽然朱熹没有能够在当年印刻序定本《四书集注》，直到从漳州任归来后，他才将序定本《四书集注》又稍加修改，在绍熙三年（1192年）由曾集印刻于南康，但这个南康本基本上同于淳熙十六年的序定本，它成了朱熹弟子传习的最主要的本子。

他一再向弟子自诩《四书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如秤上秤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就是针对在淳熙十六年序定而在绍熙三年刊印的南康本而言。

朱熹前后花了四十余年时间，苦心构建了一个以《四书集注》为灵魂，以《小学》《四书或问》《中庸辑略》《语孟精义》《四书集解》为层层拱卫的四书学体系。

这个四书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他有自己的独特规定：

一是以小学作为四书学的逻辑起点，由小学进到大学直至整个四书学，他在《大学章句序》中特别强调这点说：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而此篇（《大学》），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

以小学为起点，也就是以主敬的内心道德涵养为起点，“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悫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这就把他敬知双修的修养与认识统一的理学教育贯穿在了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以实现由持敬养心到致知格物直至存理灭欲节情的人性复归。

二是确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四书学体系逻辑顺序，《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中庸》求精微，构成了他的以复性为根本旨归的理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不能移易颠倒。在他看来，《大学》专讲“德”，《论语》专讲“仁”，《孟子》专讲“心”，《中庸》专讲“理”，归到底都是讲一个复归天理的善性，他的四书学不过是一个复归性善本初的心性思想体系。

● 《大学章句》劈头注一句“以复其初也”，对他的整个四书学体系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大学》是入“德”之门，三纲八目就是复归人性本初的宏纲大目，一本《大学》从总体上概括了这种复性的思想及其方法论，所以他称为“间架”、“大坯模”、“大地盘”。把《大学》放在四书之首，就是要人对他的理学思想从总体的把握入手。

● 《论语》与《孟子》，一个讲复礼归仁，一个讲尽心知性，是对《大学》中这种复性思想的具体展开，朱熹认为“《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无非体验扩充之端”，故次之以《论语》《孟子》。

● 而《中庸》通篇讲了一个“理一分殊”，朱熹认为“《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中庸》始合为一理，末复合为一理。”

 “中庸”之道指示人们通过十六字孔门心法以道心克人心，达到天理善心的复归，故殿之以《中庸》。显然，他的《四书集注》的四书学体系虽然包含了“万理归于一理”的理本论，天理人欲对立的性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仁政爱民的政治论，“学以明伦”的教育论，但它的核心却是一个复归人性的“理一分殊”体系。

为了借助于儒家留下的零星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这种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他一方面极大地突出了《大学》在经学中作为“纲”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进一步确立了《孟子》作为“经”的特殊地位。宋代自四书学兴起以来，就存在着主《论语》还是主《大学》、尊孟还是贬孟的对立斗争。

《论语》在东汉列入“七经”，唐时列入“十二经”，早具有“经”的神圣地位。而《大学》到韩愈、李翱才突出地加以提倡，所以朱熹把《大学》置于《论语》之上，连他的弟子杨方都表示反对。

《孟子》入宋后列入“十三经”，这种超子入经遭到了经学保守派的纷纷攻难，李觏作《常语》，郑厚叔作《艺圃折中》，司马光作《疑孟》，冯休作《删孟子》，晁说之作《诋孟》，形成一股贬孟思潮。相比之下，从王安石、二程到余允文的推尊孟子倒代表了当时经学领域中的一种脱旧进取倾向。

《孟子》成为朱熹构建四书学的心性论思想的最好经典文本。所以他在序定《四书集注》以后，又专门作了《读余隐之尊孟辨》，对宋以来的尊孟贬孟经学斗争作了历史总结。这部著作，实际也是对他的《四书集注》的四书学思想体系的一个补充。

淳熙十六年《四书集注》的序定，成为朱熹淳熙十三年以来生平第二次学问著述总结完成的标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探索时期结束了。也恰好在他的四书学体系完成之际，朝中相党纷争发生剧变，他再一次被请出山，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跧伏武夷山中讲学著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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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 | 关春巧

本期编辑 | 陈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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