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月间武汉和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千万级别的检测，这两次检测的样本足够大，北京与武汉作为样本城市也具有代表性，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不高；第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不强；第三，“群体免疫”之路行不通。“群体免疫”方法在医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政治上也行不通；一旦出现症状，“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依然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措施。我们对无症状感染者不必过度恐慌，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稳步复工复产。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到目前已累计导致1100多万人确诊，50多万人死亡。不少国家在放松管控措施后遭遇疫情反弹，不得不再次封锁国内部分地区。面对不知何时才是尽头且反复无常的疫情，人类如何在增进对新冠病毒了解的基础上继续与之做长期的斗争？六七月间武汉和北京先后进行了两次千万级别的检测，其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或许对这个问题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2020年6月11日至7月2日，北京市对1005.9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阳性率为十万分之三点六七。7月2日北京全市检测56.6万人，仅一例阳性，阳性率十万分之零点一八。另外，6月11日0时至7月3日24时，北京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2例，无症状感染者29例。此前，从5月14日至6月1日，武汉市对9899828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没有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1174个密切接触者的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两次检测的样本足够大，北京与武汉作为样本城市也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这两个检测结果为基础，结合其他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不高，武汉才十万分之三。北京更低，约为三十万分之一。医学界曾经估计，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是确诊患者的5-10倍，这“意味着”武汉可能有25-50万的无症状感染者。武汉近千万人的检测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千万人检测结果也说明：无症状感染者少于确诊病例。第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不强。武汉300个无症状感染者病毒培养结果全部 为阴性，说明这些样本中的病毒含量极低，或者不存在具有致病性的“活病毒”。早先针对一些临床病例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电梯间、楼梯间、公共场所的扶手或者按键都可能成为传播途径，病毒在不同物品上可以存活若干个小时。武汉此次对300名无症状感染者使用过的牙刷、口杯、口罩、毛巾等个人用品采集擦拭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174个密切接触者也均为阴性，说明在这一个案中这些无症状感染者似乎没有传染性。可见病毒经过几代的演化后，传染性与毒性整体下降了，这符合病毒的一般特征。原先担心的“病毒毒性变强”并没有出现，至少不是普遍现象。北京6月这一波疫情也颇能说明问题。6月13日对新发地市场517件样本的核酸检测中45人咽拭子阳性，但这些人都没有症状。6月16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30例为轻中型，重型才1例。6月17日下午北京疫情发布会消息称，目前137例病例中普通型和轻型占95%。6月17日北京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均为轻型或普通型。6月30日，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乔树斌也表示，该院确诊的近180例患者中95%以上都是轻症或普通型患者，只有3位是重症患者。六月中旬一例北京男性确诊患者的经历值得一提。流行病调查表明，在他之前病毒先经过三个无症状感染者，他因为出现症状而被确诊，但临床症状不严重。这也说明“病毒毒性变强”并没有出现，更大的可能是：病毒传播到免疫力较低者时出现了一些临床症状。第三，“群体免疫”之路行不通。截至7月5日，武汉确诊患者与无症状感染者合计不到5.1万，占全市人口的0.5%以下。武汉已经阻断了新冠肺炎的传播，这与严格的封城特别是小区封控措施有关。但是， 1月23日封城后武汉居民依然可以在市区活动，对小区的封控则到2月14日才全部完成。这说明，一到一个半月时间病毒的市区传播并没有被隔断，病人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均可以自由就诊、活动。即便如此，武汉感染者也不到人口的1%，离“群体免疫”所需要的67%传染率相差甚远。湖北其他地区更不必说。另外，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所属的贝加莫省是疫情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截至6月10日，12万居民中3000人死亡，确诊病例占居民比例超过10%，体内产生新冠病毒抗体人数在居民中约占50%强，但依然没有达到67%的感染率。欧洲疫情防控措施最为宽松的国家瑞典，截至6月19日的确诊患者为56043人，死亡5053人。瑞典在6月初才放开核酸检测，因此，这里统计的是需要入院治疗的重症患者。轻症患者在家里休养治疗，加上无症状感染者，二者总数即使按照重症患者的10倍计算，瑞典全国的感染人群也才50万左右，再加上5万需要住院的重症患者，全国累计感染者仅占总人口的6%弱。这也佐证了一点：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感染，很难实现群体免疫。这些同样说明，“群体免疫”虽然在理论上可用于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达到了阻断疫情传播的人群比例，但通过人群感染的方式，实际上很难达到群体免疫所要求的百分比，而且，出现大量患者带来的政治压力，使得群体免疫政策在政治上不可行。瑞典的抗疫政策在其国内也有很大争议，大约一半的民众支持政府政策，但患者及其家属普遍认为政府的政策太过宽松，对居家患者的管控不严、核酸检测不普及等促进了疫情的扩散。第四，从7月4日零时起，北京市低风险地区人员出京不再要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表明，6月11日从新发地批发市场暴发的这一波疫情，在短短23天就得到了有效控制。这展示了中国所实行的“联防联控”综合措施的效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复活节后“重启经济”的美国，至少37个州确诊病例大幅度上升，近期达到每天5万人以上，许多州因而不得不转而强化防控措施，而一直反对戴口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于近日放软了态度，副总统、第一夫人等则早已经戴上了口罩。无症状感染者虽然在意大利贝加莫省十万级别的样本中达到了40%的比例，但这是特例，没有普遍意义，在武汉与北京千万级别的样本中，无症状感染者都低于万分之一，明显少于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不强，加上病毒毒性整体上弱化，故而即使被此类患者传染，也很少出现重症患者；“群体免疫”方法在医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政治上也行不通；一旦出现症状，“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依然是应对新冠疫情的有效措施，而中国的“联防联控”政策确实有效，其中有些措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特别是那些疫情依然严重的国家。基于大样本调查结果得出的上述结论表明，我们对无症状感染者不必过度恐慌，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稳步复工复产。（本文发表于《澎湃》2020年7月6日。作者曾任内科医生多年。）【Zhang Yuyan】Consequential aftersh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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