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线报道 | “90后”摄影记者张武军：我可以去武汉！

比起对疫情的恐惧，我更恐惧的是怕自己拍不好照片，完不成领导交给我的采访重任。我们每天的拍摄和采访任务并不固定，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找选题，但也会结合重要的给定事件进行固定选题的报道。我的报道思路是：紧扣舆情热点，回应民众信息诉求。例如，我发现大部分媒体对武汉火神山医院的报道比较集中，但涉及第二家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进展的却不多。因此，当晚抵达武汉后，第二天下午，我就投入了雷神山医院的采访。此外，舆论围绕武汉红十字会的质疑和对武汉等地物资匮乏的讨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很多谣言。1月31日，我前往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之一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拍摄了一组题为《各界援助武汉物资有序发放》的照片。

我也很关注抗击疫情中的暖心人物与故事。2月5日，我采访了12名汶川农民自发捐赠100吨蔬菜给武汉市各大医院的新闻。12名从距武汉1300多公里的四川汶川县龙竹村来的村民，自驾卡车，把新鲜的蔬菜捐赠给了抗击疫情一线的白衣天使们。淳朴的农民们说这叫“报恩”。在运送到最后一家医院——武钢二医院的时候，由于天色较晚，视线不好，一辆卡车在卸货时不小心撞到旁边的树枝，许多白菜从车上摔到了地上。村支书赵勇看着这些被摔在地上的白菜非常心疼，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们都是辛辛苦苦从地里摘的最好的菜，为了这次来武汉，前前后后忙了好几天才收完菜……”看着眼前这个40多岁的硬汉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样子，这种真挚的情感是任何语言和文字无法表达的。

来到武汉，我每天都在思考，怎样更好地完成拍摄和采访任务，拍出高质量的照片。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最难的一次报道任务——难就难在一切都不可控。以往参与的报道，事先都会有很多时间准备工作，而这一次，时间紧、任务重，全部靠自己去突破和努力。在媒介融合时代，要求摄影记者集图片、视频、文字报道于一身，每天要跑不同的地点，前期拍摄、后期修图、发稿，还要根据报社与当地建立的选题线索群确定第二天的采访拍摄重点，对个人而言工作量和工作强度确实很大。我会根据拍摄的主题去选择我的角度、景别，以及后期思路。例如，当拍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时，会刻意选择在同一机位，突显工程建设的进展对比；当拍摄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互动时，会尽可能地离他们更近，捕捉他们眼神的交流和稍纵即逝的生动表情。身穿紧绷的防护服，戴着勒紧耳朵的口罩和起雾严重的护目镜，对于摄影记者而言简直是“灾难”，我甚至很难透过护目镜，看清相机传感器里的图像。为了轻装上阵，一般的拍摄，我只带一个机身和镜头（中焦段），方便更灵活地游走在新闻现场，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体能消耗。我要求自己，最后出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必须经过在景别和构图上设计的，不能随便站在一个地方按两下快门完事。只有这样，我才真正积累采访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真实的、宝贵的新闻摄影经验。

采访同时，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在采访过程中，有很多采访对象要送给我口罩等防护用品，让我非常感动。陌生人的善举，让我在这座被疫情阴霾笼罩的城市中，始终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钟南山院士曾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武汉街头，虽然看不到太多市民的身影，但坚守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英雄。正是他们的存在，让爱的暖流从未间断地在这个城市里涌动。

2月2日，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2月2日，中建三局雷神山医院项目板房施工班组工人许昆锋正在加固隔离病房房顶。

2月2日，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医疗人员抵达武汉天河机场，随即赶往火神山医院。

题图照片：2月4日在火神山医院接收第一批病人的现场时的工作照（张武军供图）。

题图设计：陈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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