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封城快一月，我最看重的“物资”要断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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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下午，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我家所在的居委会干部的电话，通知我尽快回家。我住的大楼里出现了一例密接，整幢楼所有居民都需要立刻进入“2+12”的封控期。

我的本能反应是马上跑到书柜前，花了不少时间挑出十几本书，把一个大环保袋塞得满满的。我现在在出版社工作，可谓近水楼台。作为一个一事无成的读书人，我意外地提前实现了“书籍自由”。

顺便告诉大家那天我挑了些什么书，其中大部分与宋朝的历史和文化有关。今年春节前，我在“冰川思享号”公众号上连续发表了几篇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研究王安石变法的长文。（王安石变法，为何避免不了失败命运、一群不世出的大人物，竟然把改革搞砸了、中国古代制度改革之门，早在900多年前就关闭了）有不少朋友读到后，鼓励我把这些文章里所表达的主旨思想拓展成一本书的体量，我自己也很乐意挑战一下自己，所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细化内容，并补充大量材料。

然而我还是相当失算，即便那天下午坐地铁回家，两条胳膊都快拎断了。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对未来也很少抱有多少乐观期待。实际上，在此更早几天，我自己还曾对几个朋友忧心忡忡地预言，上海这一波的疫情看来将难以控制得住。但后来的事情实在是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想必也超出了所有上海人的经验世界。

我那天的书还是带得太不够了！

本周我在写一篇讨论宋代城市与商业的文章时，很需要解释一下唐宋变革之际“坊市制度”的重大变迁，想到以前读过的一本书里有关于它的详尽论述，可惜那本书我忘了带回家。这种失落，就跟一个家庭主妇在封城前囤了两大冰箱食品，但封城后却突然发现少了一瓶酱油时的情绪差不多。

最近两天在网上看到各地人民都在张皇失措地囤积食物，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这方面的经验之谈。确实，眼下全国人民中或许没有谁比我们上海人更有资格充当荒野生存指导教练了。多听听我们的血泪诉说，会少吃很多亏。

不过，在那么多囤货指南中，我没有看到有一篇建议囤上几本书的。精神食粮在疫情和抗疫过程中之受如此冷落真令人沮丧！甚至连过往的流调都显示，书店是新冠病毒最不爱光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弥补上这个缺失，这样一份生存指南才算完整。

对封城禁足中的人们而言，没有什么比书更重要的“物资”了。

我知道会有人立刻出来杠：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谈读书，这不是矫情吗？

我的回答是的：如果我们注定要因封城而饿死，那么囤菜的意义不过是晚死几天而已；但如果我们侥幸能够从封城中幸存下来，那么这期间吃得好点差点与读没读过几本书，对我们未来人生的意义可是天壤之别。

封城和禁足，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许多重大的人生问题，这是平时忙碌时无暇顾及的。这些问题答案，只能到书本里去寻找。

一旦禁足在家，你会立刻发现，你什么都缺，甚至连胃口都会明显减小。这时候，你富余的惟有时间。

在突然多出来的这些时间里，你会主动或被动接收大量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流量骤然飙升的原因。

通常，这些信息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也就是官方很不喜欢的所谓“负能量”。无休无止地沉浸在“负能量”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你一定是紧张的、焦虑的、暴躁的，甚至崩溃的。纵然每天准时收看央视新闻联播都无济于事。

雪上加霜的是，封城还把你抛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人是高度的社会动物，当一条封锁线将你与他人同社会隔绝开来，你是无助的、抓狂的、绝望的……

离群索居的人们，负面信息“围城”中的人们，双重精神困境中的人们，一定会遭受沉重的心理创伤，落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

这种时候，读书是抚慰你的情绪，帮助你恢复心灵平静的最好的“莲花清瘟”。

过去一个月来，每当接触到或听说了什么令人难过或愤慨的事情之后，我都会强迫自己坐到书桌前读一会儿书。我算是一个自我情绪调控能力不错的人，我时常向年轻朋友吹嘘“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确实，只要回到书里，几分钟前还焦躁不安的我就会静如处子，又怡然自得起来。

读书，其实就是在与书本后面的那个人谈心。当你被与社会隔绝后，通过读书，你至少还能与历史上的或远在异国他乡的人们交流。还因为这些人中有很多是你无比崇敬的伟人先贤，他们的德性和智慧不但能让你心灵安宁而充实，更让你精神振奋而向上。

一个月来，我每天最快乐的就是倚在床上睡前阅读的那段时间。当纷扰一天的“正能量”和“负能量”们暂告停顿、万籁归于俱寂之时，我的灵魂仿佛飞跃到了一千年以前，袒露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和司马光……面前。

以至于我经常完全忘记了时间和睡意，一读就读到凌晨两三点钟，直到妻子一觉醒来大声呵斥，才结束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

读书有不同的境界，是因为有不同的目的。对于那些正常日子里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机会读书“充电”的人们来说，封城令让你禁足在家，也给了你大块和整块的时间，让你学习和提升自己。放下手机，拿起书本，可能会对你的未来有莫大好处，特别是那些有志向和抱负的年轻人。

我高中时代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父亲生前曾是中国卫星通讯领域的权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80年代时，这个同学的家境在我们所有同学中鹤立鸡群。当许多人家还在为买一台凭票供应的彩电和安装一门家庭电话而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我这个同学家里各种我们从来没见识过的家用电器已经应有尽有，我少年时代的古典音乐和摇滚乐启蒙，就是从他家那台先锋音响开始的……这些都是他父亲去国外考察和开会时带回来的。

同学的父亲曾告诉我，在整个70年代，他工作的研究所里天天搞运动，虽说他的出身和政治成分不算特别差，还不至于受到特别大的迫害和冲击，但专业岗位上显然是什么也干不了。

他不甘心于那样的困境，花了十年时间心无旁骛地潜心钻研他当时所能得到的所有通讯技术方面的专业书籍资料。所幸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核武器、人造卫星之类与“美苏帝国主义”展开白热化竞争的“尖端”国防科技还是相对宽松的，他甚至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这方面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当然，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当时学习来的知识还有没有机会派上用处。

正是由于没有荒废这艰难困苦的十年，改革开放后，他一下子成为了自己这个专业里全国数一数二的专家和领军人物。随着科学技术再次吃香，国门重新打开，已过半百之年的他也随之绽放人生第二春。

你可以把我同学父亲的经历理解为古人所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虽然这是一个身不由己和前途未卜的故事。

从小里说，在什么事也做不了的严酷时刻，读书改变了他个人后来的命运。往大里说，他无法改变时代大势，但他没有放弃提升自己的努力，那怕只要有一点点缝隙。一旦机遇重新展现在他面前，他才得以用自己十年的默默积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科技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缺少了一批像他这样有准备的人，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后来那样的成就。

无论我们读再多书，思考得再多再广再深，也成不了范仲淹和王安石，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让自己距离张文宏和钟南山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