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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百年诞辰 | 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柏杨？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04-13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
今天是柏杨先生百年诞辰。
柏杨，原名郭定生，祖籍河南辉县，其创作大体有小说、杂文、历史三大类。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至2008年4月29日逝世，柏杨先生笔耕半个世纪，为读者留下了作品计百余部，成就卓著。《柏杨版资治通鉴》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书，《丑陋的中国人》则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极为广泛。
柏杨先生与夫人张香华女士
在先生百年诞辰的日子，我们整理了先生的一些视频资料，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也专门录制了一段小视频，讲述柏杨先生的小故事：在柏杨先生的书房上，写了一个号码297，那是他在牢中的编号，他把写作当成是一种苦修。今天分享给大家。
柏杨先生在书房用了自己在狱中的编号。张香华女士供图
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柏杨？因为先生写作的价值与意义。为此，我们也整理了冯骥才、钱理群、陈忠实、白岩松等名家对柏杨先生的解读，也一并分享。
谨此纪念柏杨先生百年诞辰。
柏杨先生珍贵影像资料
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讲述柏杨

冯骥才话柏杨：再说“丑陋”的话题

人与人确实会擦肩而过，比如我和柏杨先生。
一九八四年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对我发出邀请，据说将与我一同赴美的是诗人徐迟。同时还从台湾邀请了柏杨先生。但我突然出了点意外，没有去成，因之与这二位作家失之交臂，并从此再没见过。人生常常是一次错过便永远错过。
转年聂华苓再发来邀请。令我惊讶的是，在我周游美国到各大学演讲之时，所碰到华人几乎言必称柏杨。其缘故是头一年他在爱荷华大学演讲的题目非常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一个演讲惹起的波澜居然过了一年也未消去，而且有褒有贬，激烈犹新，可以想见柏杨先生发表这个演讲时，是怎样的振聋发聩，一石撩起千层浪！其实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我找来柏杨先生的讲稿一看，更为头一年的擦肩而过遗憾不已。其缘故，乃是当时我正在写《神鞭》和《三寸金莲》，思考的也是国民性问题。
《丑陋的中国人》
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国民性所指是国民共有的文化心理。一种文化在人们共同的心理中站住脚，就变得牢固且顽固了。心理往往是不自觉的，所以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于作家来说，则是一种集体性格。由于作家的天性是批判的，这里所说的国民性自然是国民性的负面，即劣根性。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应该说，他们的方式皆非学者的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剖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中的痼疾。鲁迅与柏杨不同的是，鲁迅用这种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塑造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阿Q，遂使这一人物具有深刻又独特的认识价值。当然，鲁迅先生也把这种国民性批判写在他许多杂文中。柏杨则认为杂文更可以像“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这也是他当年由小说创作转入杂文写作的缘故。故而柏杨没有将国民性写入小说，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单刀直入地一样样直了了地摆在世人面前。他在写这些文字时，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把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哪儿脏哪儿丑，想想该怎么办。
被人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使我想起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廿世纪初西方人的“传教士文学”——也就是那时到中国传教来的西方的教士所写的种种见闻与札记。传教士出于对异文化的好奇，热衷于对中国文化形态进行描述。在这之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探索则是其中的热点。被传教士指出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善意的批评，有文化误解，也有轻蔑和贬损；特别是后者，往往与西方殖民者傲慢的心态切切相关。由于人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段被屈辱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很少有人直面这些出自西方人笔下的批评。这种传教士文学倒是对西方人自己影响得太深太长，而且一成不变甚至成见地保持在他们的东方观中。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思辨的话题。
然而我们对自我的批评为什么也不能接收呢？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待之。是他们所言荒谬，还是揭疤揭得太狠？不狠不痛，焉能触动。其实任何国家和地域的集体性格中都有劣根。指出劣根，并不等于否定优根，否定一个民族。应该说，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我们对国民的劣根性的反省始自五四以来。一方面由于国门打开，中西接触，两种文化不同，便有了比较。比较是方方面面的，自然包括着深层的国民的集体性格。另一方面，由于在中西的碰撞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势。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软弱与无奈，苦苦寻求解脱，一定会反观自己，追究自己之所以不强的深在于自身的缘故。这便从社会观察到文化观察，从体制与观念到国民性，然而从文化视角观察与解析国民性需要非凡的眼光，用批评精神将国民性格的痼疾揭示出来需要勇气。所以我一直钦佩柏杨先生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尤其是这个充满自责和自警的题目——丑陋的中国人——多容易被误解呀！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些激烈的自责中能够体会一位作家对民族的爱意，其所言之“丑陋”便会开始悄悄地转化。
如今，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繁荣。繁荣带来的自信使我们难免内心膨胀。似乎我们不再需要自省什么“丑陋不丑陋”了。然而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民族，总要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不管是穷是富。贫富不是文明的标准。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前检点自己，宽容和直面一切批评，并从中清醒地建立起真正而坚实的自信来。

钱理群：读柏杨著作常常让我想到鲁迅

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像，我很感动。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 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的“中国人史”。在书中，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
当然，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启蒙主义是有所反省的，主要是过分夸大了启蒙的作用，以为只要人的思想变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九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一再让我们感到启蒙的无力，制度的改造、变革与建设的重要与迫切。这样的觉悟本来是意味着我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件好事。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背后就有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于是，就有人着意将思想启蒙和制度变革与建设对立起来，宣扬“制度万能”，这其实与“启蒙万能”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分别抓住了中国的两个要害， 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是可以而且应该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思想启蒙与制度变革、建设，都各有其价值，又各有其局限，甚至存在着某种陷阱，无限夸大自己的价值， 没有“边界意识”，就有可能走向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缺乏制度变革、建设支撑的思想启蒙的无力，反过来，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革也是无用的，因为制度是要靠人去建设与施行的， 就如鲁迅所说，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心不变，习性不变， 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而且在具体实践中做怎样的选择，是做思想启蒙工作，还是制度变革、建设工作，也要取决于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的大学教师，或者柏杨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概只能做思想启蒙工作，即使思想上更重视制度建设，我们也只能鼓吹，而鼓吹其实也只是启蒙。
当然，在做启蒙工作时，应该有一个自我警戒，就是要看到自己的局限，由此形成一个立场：“既坚持启蒙，又质疑启蒙。” 有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对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这样的着重启蒙的著作，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它是有价值的，是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建设、中国人心的改造与建设的，同时又是有限的。
但我担心，这样的有限的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大陆，也是很难发挥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天的中国，已非八十年代的中国了。特别是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充斥着一种否定，甚至诋毁启蒙主义的思潮。有的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极端：把启蒙主义与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鲁迅这样的既坚持启蒙主义，又质疑启蒙主义的思想家更是被判决为专制主义的同谋，以至罪魁祸首。
值得注意的是，对启蒙主义的讨伐，除了有着前述“制度万能”的理念外，还有两个旗号，一是“宽容”，一是“建设”。本来， 就其原意而言，“宽容”与“建设”是两个很好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所必须的；但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在某些人的阐释里， 这样的“宽容”与“建设”是与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立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像鲁迅与柏杨先生那样坚持两个批判：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你就是不宽容，缺乏建设精神，就应该对你不宽容。而且还有一个可怕的罪名在等着你：你是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坦白地说，我一边读柏杨先生的这部《中国人史纲》，一边为他捏一把汗，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重点批判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帝王所代表的专制主义，一个是某些儒生所代表的专制体制的奴才与帮闲、帮凶。其实这也是鲁迅批判的重点。而如今无论在电视，还是出版物里，这些帝王、儒生都成了“香饽饽”， 成了被追逐的“明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弄不好，柏杨先生也会被某些人视为“破坏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大概因为自己早就是不合时宜的人，因此读《中国人史纲》却能引起很多的共鸣。特别是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它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很流行一句话：以史为鉴。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歌颂”我们的胜利，“控诉” 侵略者的罪恶成了主旋律。侵略者的罪行当然不能忘记，否则就会造成另一种遮蔽；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 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有的知识分子比民众还要狂，欢得厉害，根本忘记了引导民族反省的职责。记得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说校庆应该是学校自我反省的日子，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在全民庆祝胜利的时候，重提民族自省，大概就更不合时宜了。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民族情绪的问题。鲁迅在五卅运动中就讨论过所谓“民气”。他说，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 “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忽然想到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 其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知识分子应体现并努力促进民族的成熟，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八年抗战，我们是“完全胜利”了。据说这是“用血肉之躯”换来的胜利，胜得相当悲壮，所以曾有过“惨胜”之说。因此在欢庆胜利以后，还得想一想，这不得不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不能老是以血肉之躯来取得胜利？说句不吉利的扫兴的话，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恐怕有一天我们还得用血肉之躯来抵御侵略， 那就太可怕了。
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了科举制度， 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做学理的研究，对其做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还有变相的科举制度，在我看来， 我们一些地方的评职称、评什么什么点，就是科举制度“请君入瓮” 那一套，这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
今天早上我读到胡风先生的一段话，讲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潮，胡风做了这样的概括：“只准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许对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像鲁迅一样跳出来要讲启蒙主义，要反省我们自己，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胡风因此设想了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他会怎么样？
“鲁迅活在现在他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在鲁迅逝世以后，一直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会不断地提出，在1948 年、1957 年都提出过，前两年又引起热烈讨论。而1941 年胡风的回答却是相当严峻：“如果真的他还活着，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果现在他活着》）。坦白地说， 我读了胡风的这篇文章，是非常震撼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些文化思潮为什么还和六十四年前的抗战时期的1941 年似曾相识，连用词都差不多， 还是只准歌颂，只准说敌人坏话，不能反省自己？而且还真有人把鲁迅“当作汉奸看待”，前不久我就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义正词严的讨伐“汉奸鲁迅”的文章，我特别感到痛心的是，据说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在引导着我们的年轻一代，这将导致什么后果呢？我由此想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 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会不会也被某些人，包括某些年轻人， 当作汉奸看待呢？想到这里，我真有些不寒而栗。

陈忠实：柏杨，叩问灵魂的风骨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柏杨的小说大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随意想像为猎奇而编织的传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从生活到艺术的甚为完美的创造。这些故事与社会传奇性质的故事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娱乐，而柏杨着意在对人的灵魂的叩问，对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揭示，既是曲折抓人的情节，更是令人意料不及备感震撼的人生悲剧。这些故事首先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抓住我，甚至常常让我猜想到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件，柏杨把它创造为更富社会意义的小说。
《柏杨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柏杨的创造理想和艺术追求，也是柏杨独有的艺术功底。尽管作家们关于小说要不要故事情节各执一端，还有主张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小说，都是不同作家对于小说写作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无可厚非。柏杨显然是注重情节和故事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在我的阅读兴趣里，偏好情节曲折故事扣人的小说，阅读柏杨小说就充满快意。柏杨十分讲究小说结构。往往先以悬念横在读者眼前，诱发读者继续阅读的好奇和兴趣，然后逐步一扇一扇打开所写人物生活历程中愈陷愈深的灾难之门。几经转折，就把人物心灵世界的各个侧面和社会背景里的险恶都展示出来了，活生生的各个生活位置上的人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柏杨短篇小说结构呈现着灵活多样千姿百态的技巧和灵性。尽管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阅读兴头的故事，尽管屡设悬念，然而却几乎不见一篇是从头到尾循序铺展娓娓道来的故事，多是依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境遇，恰到好处地解构着人物心灵中的情感波动和转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柏杨回到西安，走后我才知道，陕西作家协会搞联络接待的同事说，无法与我联系上。我那时住在西安城东郊一个偏僻村庄，不通电话，我便错失了拜见柏杨先生的机会，甚以为憾。许多年后，我系统阅读柏杨的小说，这种积久的遗憾得到很大的补偿，不敢说全面，我已经在精神内质和心理气脉上，得知到了柏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的体验，想要了解和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因种种因由隐蔽某些观点，甚至坚不吐口；而在稿纸上，作家总是煞费苦心倾其所有能耐，把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理解和体验展示出来，那一行行文字中就呈现着作家的思想和人格。我阅读柏杨的作品，也在阅读柏杨；我被一篇篇小说的多是悲剧人生的人物感动着震撼着，也被关注着,并把社会生活的不公和人性里的恶展示出来的柏杨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震撼着感动着，一个令人敬重也钦佩的柏杨的风骨铸入我心里。

白岩松：柏杨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2005年7月9号，我们驱车赶往台湾郊外一处幽静的住所，去探望已经85岁高龄的柏杨先生。非常凑巧的是，我们问路的对象竟然是柏杨先生家的家政服务员和小孙女Sky。其实，我们和柏杨先生早已经相识。那是7年前，我们谈话的地点在北京。 (1998年 北京)
白岩松：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您也就是年龄在向八十靠近。一个年龄向八十靠近的人，想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柏杨：思乡之情没有什么具体的，而且思乡之情也不会使自己整天都陷到这个低潮里面。但是偶尔就会，就会在脑子里萌芽。
白岩松：我们七年前的时候见过。不要，不站起来。当时我在北京采访您，七年前，您当时是回河南老家。
柏杨：当时头发还是黑的，现在已经白了。
白岩松：没有，一样年轻啊！一样年轻！
白岩松：您最后一次回大陆是1998年，一下子又7年的时间没回去，有没有打算再回去一趟？
柏杨：人是月是故乡明。还是看一看，也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看。我85岁了，如果阎王爷要问我“你能想活多少岁？”我就是没有脸应对。我说我要活到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个话确实。但是我盼望就是这样。
白岩松：是不是年岁越大，大陆这两个字就越重，想家的感觉会更强？
柏杨：我们谈不到衣锦还乡，我们只谈到说是平安还乡，回到家子孙看看，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还要什么？
柏杨：我们爱这个地方，我们才有，才感觉到沉痛。不爱这个地方，它不是我的国家，我管你呢。我觉得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责备人家，可以包容。对自己的过失，对自己的缺点，真是不应该包容。
白岩松：1984年的时候您在爱荷华大学当时演讲《丑陋的中国人》，然后很快书也出了，在大陆，在台湾，都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反响。一转眼二十一年过去了，您现在怎么回头看当初的那些文字，当初的那些分析和评论。
柏杨：我可不是避责任，我每一个字我都负责任。我在台湾，有人就讲，你为什么不在在台湾讲？台湾不能讲，你知道，不能讲。所以都是有些问题问得奇怪，你为什么不拿屁股吃饭？有些人问得。后来我也很原谅这句话，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困难，
那个时候我刚从牢房里出来，我根本大学门也进不了，我就是进了大学门的话，一进了大学门那紧张了，那警卫，教官，紧张了。
白岩松：好多大陆您的读者，还特别关心您现在正在着手写的东西是什么？
柏杨：病了好几年了，就是一直醒不来，所以你看我的床都是这样叠着的。
白岩松：您自己最想写的是什么
柏杨：我还想继续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写那些杂文实在是没有意义。
白岩松：怎么会呢？
柏杨：假定有意义的话，意义也比较小。有时候写杂文的时候，比较会讲极端的话，杂文的破坏性太厉害了，而建设性比较少，我现在虽然是写杂文形式，我想我尽量就是能把普通散文变成一个杂文。
白岩松：您看您的这篇文章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您这篇文章你其实要表达给读者的，看到它的是要告诉他们什么？
柏杨：你要想活得有尊严，你必须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内心地，真实地。
2018年4月份，柏杨《中国人史纲》（青少年版）出版时，白岩松先生特意录制视频讲述自己与柏杨先生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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